丹佛大學教授趙穗生CCG演講：中美關係為何並非“新冷戰”，而是一場“長危機”？_風聞

2025年7月18日，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係學院終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到訪全球化智庫（CCG）發表演講，並與CCG創始人、外交學院特聘教授、國務院原參事王輝耀博士聚焦特朗普首任至第二總統任期期間中美關係的變化及未來走向進行深入交流。

以下為開場及演講部分全文：

**CCG聯合創始人兼秘書長苗綠：**尊敬的各位來賓，趙教授，CCG的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歡迎來到CCG。我是CCG的秘書長，非常高興歡迎大家參加本次“CCG全球名家對話”活動。

“CCG全球名家對話”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國際交流平台，我們曾與多位知名嘉賓進行深入對話，包括帕斯卡爾·拉米、約瑟夫·奈、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眾多國際知名學者與政界人士。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係學院終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教授。他將圍繞“從特朗普1.0到2.0：中美關係的轉變與分析”這一主題展開演講。我相信這一議題受到眾多關注，因為中美關係是當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雙邊關係，對全球戰略、安全和經濟格局具有深遠影響。稍後，趙教授將發表主旨演講，並與CCG創始人王輝耀博士展開對話。正如我剛才所説，“CCG全球名家對話”系列活動旨在邀請全球頂尖學者、政策制定者和思想領袖與王輝耀博士進行深度交流。往期精彩內容可在YouTube及各大國內平台觀看，歡迎大家訂閲關注。

我非常榮幸地介紹趙穗生教授。除丹佛大學的職務外，趙教授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成員，並擔任國際權威期刊《當代中國》（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主編。該期刊是英文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研究刊物之一。我也曾有幸在該期刊發表過文章，這本刊物在塑造全球對中國的認知方面具有重要影響。

趙教授學術經歷卓越，曾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坎貝爾國家研究員、華盛頓學院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副教授、科爾比學院政府與東亞政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並曾擔任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理事會成員。

趙教授擁有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與碩士學位，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社會學碩士學位，以及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與碩士學位。

除了創辦《當代中國》外，趙教授還出版了十餘部英文專著，包括：《作為建構的民族國家：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動力》《東亞的權力競爭：從傳統中華秩序到冷戰後地區多極格局》，以及他最新的作品《巨龍再起：轉型型領導人與中國外交政策動力》，該書被《外交事務》雜誌評為2024年度最佳圖書之一。

他還在《華盛頓季刊》《威爾遜季刊》《政治學季刊》《中國季刊》及《當代中國》等頂級期刊上發表了100餘篇英文學術與政策論文。

今天，趙教授將圍繞“從特朗普1.0到2.0：中美關係的轉變與分析”發表演講。演講結束後，CCG創始人兼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著名學者王輝耀博士將與趙教授進行深入對話。

下面，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趙穗生教授登台！

美國丹佛大學教授趙穗生**：**謝謝苗博士的熱情介紹，也感謝輝耀再次邀請我來到CCG。兩年前，我曾在這裏就中美關係發表過演講，而這兩年來，中美關係經歷了重大變化。自特朗普進入第二任期後，外界對中美關係做出了種種預測。今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兩位著名學者之間的一場賭約引發了廣泛關注。

這場賭約中的第一位是格雷厄姆·艾利森——輝耀的老朋友。他認為，到明年這個時候，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接近一週年時，中美關係會出現“令人吃驚的改善”。他的理由很簡單：特朗普尊重中國領導人，二人都具備強人特質，因此在談判中更容易達成一致。因此，他預測中美關係將會改善。

然而，在同一場討論中，歐亞集團創始人伊恩·布雷默則堅決持不同意見。他認為，到明年這個時候，中美關係不但不會改善，反而將“明顯惡化”。布雷默的觀點是，中美之間的對抗關係很難改變，並強調中國不會接受特朗普或其政策，因此，關係改善的可能性非常低。

從那場賭約至今已過去半年，特朗普第二任期也已持續約六個月。回顧當前形勢，大家認為這場賭約目前誰更有勝算呢？在我看來，這兩種預測目前都未實現。我們並未看到“令人吃驚的改善”，我也不認為未來六個月會出現；同時，我們也未見到“明顯惡化”，我也不認為在年內會發生。那麼，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的中美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我認為，中美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後的一種發展態勢。而這種發展態勢，我稱之為“長期危機”。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中美關係呈現出一種週期性波動的模式：出現危機，穩定危機，繼而改善，再度陷入危機，如此循環。這種週期性通常受到突發事件與美國國內政治週期的影響。然而，這種循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間被徹底打破。從那時起，中美關係經歷了一次“斷崖式下跌”。因此許多美國學者使用“新冷戰”一詞來描述特朗普1.0之後的中美關係，但我並不喜歡這個説法。因此，我提出了“長期危機”這一概念，用以描述這種並非由突發事件或政治週期驅動的、而是根源於中美之間長期結構性矛盾的持續性危機。

這一“長期危機”的最低點，實際上出現在特朗普2017年上任之後。2018年爆發的首輪貿易戰標誌着關係急轉直下，接下來的五年內，直到2023年，中美關係一直處於這場“長期危機”的最低點。**這個最低點最顯著的標誌是什麼？那就是中美之間所有的高層交流幾乎全面中斷。**在此之前，兩國在多個層級共設有上百項溝通機制。2017年，中國領導人訪問特朗普位於海湖莊園的住所時，曾嘗試恢復或建立四項對話機制。雖然這些機制名義上得以設立，但實際效果有限；與此同時，其他所有對話機制幾近全部中斷。

在這五年間，幾乎沒有任何美國內閣級官員訪問中國。儘管中國外交部長可以出席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但在整個期間，中國外長從未受邀訪問華盛頓。在此期間，兩國高層交往基本上退化為通過媒體渠道進行的“唇槍舌劍”。在高層交流中斷後，民間交流也大幅削減。

**作為一名個體和大學教授，從我的角度來看，特朗普上台後推行了兩項對教育領域造成深遠影響的重大政策。**第一項是完全取消“富布賴特項目”，該項目曾使許多中國學者有機會赴美進行研究，也促進了美國學者在中國的學術交流。第二項是取消“和平隊”在中國的運作，該項目曾為許多年輕美國人提供在中國偏遠地區教授英語、瞭解中國的機會，該項目也被徹底撤銷。

從2020年到2023年，赴華學習的美國學生人數急劇下降。在2008至2009年北京奧運會之後的高峯期，曾有多達1.5萬名美國學生在中國學習。到了2023年，這一數字降至最低點，僅為350人，去年才恢復至上千人。而且，這些學生幾乎都集中在兩所高校：清華大學的“蘇世民書院”和北京大學的“燕京學堂”。我在訪問中國其他高校時發現，雖然國際學生數量眾多，但美國學生卻寥寥無幾。

與此同時，前往美國的中國學生人數也大幅減少。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間，這一趨勢已初現端倪，並延續至拜登政府。在頂峯時期，赴美的中國留學生人數達到37萬人，而到2024年，這一數字已下降三分之一，約為25萬至26萬人。考慮到美國日益收緊的簽證政策以及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場，預計今年人數還將進一步下降。

**隨着官方和民間交流的持續萎縮，兩國媒體對對方的報道也呈現出極度污名化甚至妖魔化傾向。**我自1985年起在美國生活至今已有40年，在過去很少看到美國媒體對中國幾乎是一邊倒的負面報道。現在只要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PRC”，或電視上出現中國國旗，往往就伴隨着“技術竊取”“威脅就業”或“間諜活動”等敍述。此外，中國常被描繪為一個不安全的國家，美國青年、教師或學者在華被拘留甚至失蹤的報道屢見不鮮。

反過來，中國媒體對美國的描述同樣較為負面。我在回國訪問、例如最近在上海蔘加研討會期間，常被問及在美國是否處境艱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人對我説：“你應該趕緊回中國，美國還能待下去嗎？”我心想，我在美國生活了40年，過得還不錯。他們口中的美國充斥着槍擊事件、反亞裔情緒、騷亂和社會動盪。甚至有人問我：“你在那邊還能買到東西嗎？商店貨架都空了吧？”這令我十分震驚，因為我從未聽説過這樣的情況。

這種相互污名化的現象，加之大多數外國駐京記者的離開，以及中國官媒在華盛頓的常駐記者數量驟減——如《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的駐美記者從數百人鋭減至寥寥數人——導致雙方媒體的報道幾乎呈一邊倒的負面傾向。

**這種負面敍述不僅加劇了兩國間的敵意，也引發了對彼此行為的非理性反應。**我記得在2023年，許多美國學者深感擔憂，認為這兩個大國已無法進行有效對話，正瀕臨戰爭邊緣。甚至有人指出，中美正在“夢遊般”地走向升級與對抗。

拜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後接任總統時，對可能發生的誤判升級深表擔憂。他提出要“負責任地管控競爭”，並建立“護欄”機制，其中最關鍵的一項措施便是恢復高層交流。然而，這一進程推進艱難。當時，拜登政府的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就建議與楊潔篪、王毅舉行會談，但這場會面既無法在華盛頓舉行，也不能安排在北京。最終選址於一個寒冷的中間地帶——阿拉斯加。

那是三月，阿拉斯加寒風凜冽，天色陰沉，而媒體評論稱，室內的氛圍比室外還要冷峻，雙方在言辭交鋒中劍拔弩張。然而，儘管局勢緊張，雙方領導人——尤其是拜登政府——仍希望推動溝通機制的恢復。

因此，在2022年中美元首巴厘島會晤上，雙方商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於次年一月底或二月初訪問北京。然而，就在出發前三天，“氣球事件”發生，訪問因此被推遲。所幸，王毅與沙利文之間已建立起穩定的溝通渠道，這使得雙方得以迅速重啓對話，並將訪問重新安排至六月份。

六月份，美國國務卿如期訪華，隨後三個月內又有四位美國內閣部長相繼訪華，包括商務部長、財政部長及氣候特使。緊接着，2023年11月舉行的舊金山峯會旨在“止跌回穩”中美關係。我認為，這一目標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但“回穩”的成效仍屬有限。換言之，自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被許多美國人稱作“新冷戰”的這場長期危機，既未終結，也未得到根本性逆轉。

**為何這場“長期危機”或所謂的“新冷戰”如此難以逆轉？**許多人，尤其是一些寄希望於對話的美國學者認為，中美之間之所以難以找到共同點，是因為彼此尚未充分理解對方的政策底線，導致誤解和誤判。我並不認同這種看法。去年，我曾撰寫一篇文章，題為《説歸説，做歸做》（Talk the Talk and Walk the Walk），其中提出一個觀點：雙方誰也不相信對方的承諾。為什麼？因為雙方很難建立互信。無論一方説什麼，另一方都不相信。而無法建立信任的根本原因在於：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中美關係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大國競爭。

尤其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其此前的政策重點在於反恐。然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後，“大國競爭”成為政策主軸。雖然這一點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正式寫入政策文件，但我認為其根源可追溯至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那場危機中，美國經濟遭遇重創，而中國經濟則表現強勁。2010年，中國甚至實現了兩位數的GDP增長。

因此，我認為當時中國國內——我並非以批評口吻説這番話——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過度自信。許多中國學者認為美國已經徹底衰敗，進入不可逆的下行階段，而中國則保持整體穩定與持續增長。正如我們剛才所討論的，“東昇西降”的論調似乎已開始出現。

過去，中國對美國仰視；而今，則是平視。甚至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已轉為俯視，認為美國在次貸危機期間對中國產生了依賴。很多中國學者認為，美國有求於中國，大於中國有求於美國。一位清華大學的學者更是聲稱，中國已全面超越美國，不僅僅是GDP，連科技層面也是如此，而美國已經“一蹶不振”。

在這一時期，中國對美政策態度發生了明顯轉變。過去，很多問題是可以通過相互妥協或談判來解決的；而如今，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必須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利益被視為不容談判、不可妥協。原本，“核心利益”的範圍非常有限；但現在，這一概念似乎擴展到了幾乎所有領域，統統被歸為不可觸碰的“底線”。這一變化，引發了許多美國人的警覺。

我在美國生活四十年，深切感受到美國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危機意識：它時刻擔心自己被超越，擔心自身生活方式遭到破壞，並不斷尋找替罪羊以動員國內資源。過去，日本曾扮演這一角色；如今，中國成為了這一角色最理想的替代者。因此，一個所謂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到來了——美國開始重新認識中國。而這一進程，其實早在特朗普第一次執政前就已開始，大約在奧巴馬第二任期期間。

在這一重新定位的過程中，美國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真正的競爭對手。因此，在特朗普發佈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反恐”被明顯降級，從戰略優先目標變為次要目標甚至不再被提及。而“戰略競爭”——尤其是“大國競爭”——成為主題。隨後的《國防戰略報告》更進一步，明確將中國與俄羅斯列為美國在大國競爭中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這一戰略重心的轉變在拜登政府時期也得到了延續。

去年我前往美國空軍學院授課時，深感其課程設置發生了極大變化。在場的四百名上校軍官，其學習重心已發生根本轉變。以往課程主要圍繞中東和伊斯蘭主義展開，而如今這些主題已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深入研究。僅中國部分就包括八個單元，每個單元五小時，內容涵蓋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及軍事事務。我為其中一個模塊講授了五個小時，對這些軍官如今對中國研究的認真態度印象深刻。

由此可見，“大國競爭”已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核心重點，並構成指導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理念。正因如此，美國國內圍繞中國的整體話語體系也發生了深刻變化。正如我剛才與輝耀所討論的，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一書中宣稱，中國擁有一項百年戰略，意圖取代並擊敗美國。

類似的著作也反映了這一轉變。過去的疑問是“誰會失去中國？”如今變成了“誰會輸給中國？”這種思維定式盛行：在我的任期內，絕不能讓中國超越美國。“大國競爭”已成為美國朝野兩黨幾乎一致的共識，一個新的“華盛頓共識”正在形成——即聚焦於對中國的競爭與遏制。

自這種“大國競爭”開始以來，意識形態被高度政治化、武器化。儘管中美之間始終存在意識形態差異，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雙方均有意淡化這一分歧，以尋求在戰略、地緣政治或經濟方面的共同利益。

然而，從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開始，意識形態被顯著政治化。時任副總統彭斯的首場有關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講通篇使用冷戰式語言，將中國界定為美國的意識形態對手。而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中心的講話更被廣泛視為一份“冷戰宣言”，赤裸裸地體現冷戰思維。

拜登政府延續了這一趨勢，將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定義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制度對抗。意識形態完全被武器化，諸多議題都被納入大國競爭的工具範疇。在我看來，這就是始於特朗普第一任期並延續至拜登時期的演變過程。

**我們的討論主題是“從特朗普1.0到2.0”。我認為“特朗普2.0”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艾利森如今之所以能保持樂觀分析，正是因為這些實質性變化。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美長期危機或大國競爭的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根本性態勢並未改變，變化的是競爭的主要焦點。

**在特朗普1.0時期，美國對外戰略的重點是地緣政治和“美國領導力”。**拜登延續了這一路徑，強調意識形態對抗，甚至拿台灣問題大做文章。**然而，特朗普2.0階段的競爭焦點是什麼？是經貿議題——最大限度地維護美國的貿易和經濟利益。**至於地緣政治、地緣戰略、意識形態，甚至台灣問題，他鮮少提及。如果回顧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後的所有公開講話，可以發現幾乎沒有提到南海或台灣問題。實際上，他幾乎完全迴避台灣問題；即便屬下偶有提及，他本人始終避而不談。至於意識形態，更是不在其關注之列——他根本不談。

不久前，我與一位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同事交流時，他提出了一個頗具啓發性的觀點。他指出，當今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這三個大國的領導人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出高度趨同。

對特朗普而言，他的意識形態敵人是誰？不是那些政治體制不同的國家，而是他所謂的“內部敵人”，包括非法移民、LGBTQ羣體，乃至整個民主黨——他將政治對手視為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面和敵人。這在美國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過去美國兩黨雖激烈競爭，但基本共識是：雙方都是愛國者，只是在實現愛國目標的路徑上存在分歧。而現在，特朗普將民主黨直接定義為意識形態敵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並不將中國視為敵人**，****無論在意識形態層面還是地緣政治層面。**有一個我十分喜歡的文章標題名為《特朗普是貿易鷹派，不是對華鷹派》。我後來嘗試驗證這一點，發現確實如此。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和加徵關税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面向所有國家的廣泛行動。而若將他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相對比，可見其原本的對華鷹派團隊幾乎無人重返核心崗位。蓬佩奧、博明均未被重新啓用，第一任期內那些著名的對華強硬派官員幾乎都被排除在外。

我與大衞·史迪威相識甚久，他曾是我鄰居，也曾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出身空軍准將。他原本篤信自己必將重返政壇。在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前，他對我説：“在第一任期，我為特朗普賣力工作，對中國的圍堵政策和戰略基本都出自我手。”他堅信特朗普復任後會重新啓用他。但最終他並未獲得任何職位，仍是一名空軍外事官員。

許多中國人熟悉餘茂春。當時他也信心滿滿，以為其上司蓬佩奧迴歸後，自己也將一同復職。但結果是毫無動靜，完全沒有機會。博明也在特朗普復出前積極撰文示好、表達效忠，但最終也未獲任用。

因此，我非常認同那篇文章的標題：特朗普是貿易鷹派，而不是對華鷹派。

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大國競爭”方面還有另一個重要變化：他開始認為，**即使大國間存在競爭，強人之間仍可共治世界。**大國可以聯手將世界變成各自的勢力範圍：美洲歸美國、歐亞歸俄羅斯、亞太歸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對美國霸權地位的一種重新思考與定義。過去，美國從未承認世界多極化的存在。然而，國務卿魯比奧一上任便公開表示，美國已進入一個多極化的世界。

我曾有過接觸的美國國防部政策事務副部長科爾比，是華盛頓“新孤立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儘管他在對華立場上較為強硬。他主張美國不應戰略過度擴張，也不應對歐洲國家提供支持。在亞太安全事務上，他強調美國盟友應為自身安全承擔主要責任。就在幾周前，他的一番言論引發廣泛關注：他對英國表示，“你們的航母為何在太平洋？那不是你們的事。歐洲局勢混亂，先管好你們自己。”這一立場與特朗普“強人共治”的理念高度契合。

在這一語境下，特朗普並非對華鷹派。事實上，他一直對中國領導人表示欣賞。若回顧他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所有言論，可以發現從未出現負面評論。他始終希望能與中方達成某種“大交易”或“交換式協議”。因此，儘管中美關税戰時期他一度徵收高達145%的關税，這實際上是一種漫天要價，坐地還錢，希望藉此促成一筆交易，但中方最終並未接受這一談判方式。

最終，特朗普改變了立場。在這一過程中，他非常渴望與中國領導人會面。他甚至會在深夜於自己創辦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發帖，因思慮與中國領導人達成交易而徹夜難眠。後來，他用全大寫字母寫道，中國領導人“很難達成交易”。但他同時也承認，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中國領導人在捍衞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他則捍衞美國的國家利益。歸根結底，這場競爭是關於國家利益的競爭。

這標誌着中美關係出現了新的發展態勢。那麼，在這種背景下，兩國關係的前景如何？是否有可能扭轉當前這場長期危機？在我看來，可能性依然不大，主要有四個原因。

**第一，當前的中美關係幾乎完全由個人意志所驅動，尤其是在美方。**特朗普的對外策略極具個人色彩，決策隨意，聚焦於短期關切，缺乏長期戰略規劃；而中國則是從穩定和戰略全局出發與美方打交道。這種認知與行為方式上的差異，使雙方難以達成共識。

**第二，就貿易與經濟問題而言，特朗普的要求依舊極為嚴苛。**儘管所謂“有選擇性的脱鈎”和其他經濟舉措的出發點是優先考慮經濟和貿易，但要與中國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仍然困難重重。

**第三，儘管目前特朗普能夠掌控局勢，但美國整體國內環境對華極為不利。**雖然特朗普沒有重新啓用第一任期的對華鷹派官員，但美國國會及整個政界的對華態度依舊充滿敵意。目前，特朗普憑藉其強人形象，仍能維繫對共和黨的控制，共和黨仍然控制住參眾兩院，但若其政策遇挫——例如，尚未完全顯現影響的關税戰若在六個月內開始對經濟造成衝擊，誘發經濟衰退，並導致中期選舉失利——那麼，那些對華鷹派和強硬派很可能迅速獲得對其施政的影響力。

**此外，特朗普所謂“大國共治”的設想——許多人將其追溯至18、19世紀的“歐洲協調”體系——在當今時代已發生根本變化。**當前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關係並非平衡，而是劇烈且不可預測地變動。特朗普曾認為可以與普京達成交易，但這已愈發困難，最終很可能落空，美俄關係也勢必會隨之發生變化。對中國，他同樣期望通過交易解決分歧——但我認為，這種“交易”可能也難以實現。在此情勢下，“共治”的構想難以落地。因此，我認為中美關係的“長期危機”或“新冷戰”，在短期內仍難有根本改變。

因此，對於艾利森的預測，我認為現在下定論還為時尚早。從當前中美關係的演變路徑來看，最關鍵的因素仍是領導人是否具備戰略遠見。然而，在我看來，特朗普並不具備這種遠見。相比之下，中國領導層受益於相對穩定的體制，我對此並不擔憂。我更擔心的，是美國在對華政策上作出非理性決策。

在特朗普執政之後，我觀察到美國國內存在兩種令我深感憂慮的非理性傾向。

**第一，是對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韌性的嚴重低估。**當前，美國有許多人堅信中國經濟已經見頂；特朗普本人也聲稱中國經濟正在崩潰，並認為他所施加的壓力實際上是在“幫助中國”。這種“中國瀕臨崩潰”的論調廣為流行，然而這一看法與現實嚴重不符。同樣地，中國政治體制的韌性也被普遍低估。

**第二，是對“中國威脅”的過度誇大。**前不久，我參加了在布朗大學舉辦的一場專門討論這一問題的會議——主題即為“中國威脅”的膨脹。在美國，對中國對美社會影響的高估尤其令人擔憂。

**這種一低估一高估的錯位認識，導致了一個共同的政策結果：對中國政策舉措的過度反應。**而這種過度反應在對華政策中屢見不鮮，後果可能極其嚴重。下面我簡要談幾點。

**首先，過度反應可能引發本可避免的衝突。**歷史上，美國因誇大對手威脅、低估其韌性而犯下多次錯誤決策。例如20世紀60年代，美國基於“多米諾骨牌”理論而深陷越南戰爭；又如伊拉克戰爭，美國再次高估了威脅程度。

**第二，這種過度反應嚴重阻礙了中美之間的學術交流。**目前，在美國學術界，中美之間的交流已幾乎停滯。例如，德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已通過立法，禁止公立大學教師參與與中國的學術交流。前不久我訪問佛羅里達，一位教授告訴我，他試圖加入一個由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組織、前往日本、韓國和中國的代表團時，所在大學明確警告他：若你前往中國，將被解僱。這對中美學術交流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第三，經濟層面的影響同樣嚴重——這是一個雙輸局面，雙方皆受損害。

第四，這種過度反應在中國引發了強烈的反美情緒，對美國極為不利。

以上這些後果正是我最為擔憂的。我説得比較多，最後請允許我作一個總結：我並不認為當前的局勢是“新冷戰”，而更傾向於將其視為一場“長期危機”。之所以不是冷戰，是因為中美尚未形成兩個截然對立的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集團。此外，雙方也都不可能徹底打敗對方。美國低估了中國的韌性，中國國內也有人低估了美國的韌性。雙方都無法擊敗對方，唯一可行的路徑是和平共處。

我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