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網友關於日共在抗戰時的反面，能否定日本共產黨反對日本侵略的事實嗎？_風聞

有些網友關於日共在抗戰時的反面，能否定日本共產黨反對日本侵略的事實嗎？

昨天，我發在觀察者網風聞社區的《日本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反對日本侵略行為》後面，網友豎刃等身回覆説：“只談正面個例，不談反面個例，就是在耍流氓。”意思是我只談了日本共產黨反對日本侵略的正面。沒有談日本共產黨支持日本侵略的反面。那麼他這個反面的證據如何？他説，一些日本共產黨員被抓“在監獄裏，他們面對生命還是理想的選擇的時候大多數選擇了自己的小命，1933年在部分日共領導人帶領下公開發表‘轉向聲明’放棄共產主義信仰，轉而支持天皇制政權及其戰爭政策，部分人甚至通過參與侵華行動表示效忠。截至1935年短短兩年時間就有約2000名（一説約500人）日共通過公開‘轉向’獲得了減刑或者釋放”。但是他所講的這些，他沒有講來自哪一資料。即他所講沒有資料出處。而我轉發關於日本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反對日本侵略行為文章的資料出處，我是講清楚了的，並且都是來源於解放軍報、社會科學戰線等媒體。

豎刃等身講1933年部分日本共產黨人轉向支持侵略。我以“1933年日本共產黨部分人轉向支持侵略”，在百度網上搜索，沒有搜索出豎刃等身講的那些內容。只搜索出20250620搜狐網上，網友東南史官的《日本民眾“無辜”嗎？》講：“最荒唐的是，所謂的‘日本共產黨’這些自詡為左翼、進步的力量，也曾支持侵略。1933年，日共領導人佐野學和鍋山貞親聯合發佈聲明，號召大家“積極參與”對外戰爭，轉向擁護軍國主義。不到一個月，已有324名日共黨員支持‘轉向’，佔總數的74%。甚至有一些人加入了日軍，成為侵略的一部分。”這與網友平原公子講的差不多（20250802，觀察者網風聞社區平原公子的《日本有幾個人反對戰爭？》講：“最可笑的是當時所謂的‘日本共產黨’，號稱左翼進步的羣體，居然也支持侵略中國，1933年6月，日共最高領導人佐野學、鍋山貞親聯名昭告全國，宣佈‘轉向’，叫囂要‘積極參加’對外戰爭！僅僅1個月內，被判刑的393名日共黨員，立即有324人支持‘轉向’，佔總數的74%，在‘日共’轉向者中，絕大多數是付諸了實際行動，不但支持侵略，甚至還有一部分加入了日軍。”），但也如平原公子的那樣，沒有舉出資料出處。

民間有句做人要求的話叫：説話要有根據。即你説的話你要拿得出根據來。這句話延伸到打官司上，就要求：誰主張誰舉證。你舉不出證據，那麼你的主張就不成立，你説的就是打胡亂説。

另外，即使你講的部分日共黨員、部分日共領導人轉向是真的，那也不是日本共產黨的投降或轉向。不能以個別否定整體，猶如不能以某一兩根樹木來否定樹林一樣。

美國民主黨也有個別議員譴責以色列在加沙的殘酷侵略暴行，這能否定得了美國民主黨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對加沙巴勒斯坦民眾的侵略暴行嗎？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上也出現過向忠發、顧順章、張國燾等政治局委員級別的領導人投降國民黨的事，難道這些人的投降能説成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投降嗎？同樣，如果有個別日本共產黨員後來不反對日本的侵略戰爭，但是不能夠否定日本共產黨從其誕生到日本1945年投降，一直在反對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的事實。

再轉摘兩篇關於日本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從事反戰活動的文章。

20190711，文匯客户端名為 《日軍俘虜轉化成為我軍“反戰同盟”，在敵人槍口下寧死不屈》的文章講：“1940年3月，日本共產黨的創建者和領袖野坂參三來到延安。當年10月，野坂參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的學校以教育改造日軍戰俘。

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學校具體工作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校址選在寶塔山下，與陝甘寧邊區政府和抗日軍政大學為鄰。野坂參三化名岡野進，中文名林哲，親自出任校長。經過半年多籌備，學校於1941年5月5日正式開學。

原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學校副校長趙安博後來回憶：“開學典禮上，朱德總司令、總政副主任傅鍾、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會長馮文彬等領導同志出席了日本工農學校的開學典禮並致了賀辭，勉勵學員們要努力學習，成為反對侵略戰爭的志士。”“學員人數變化不定，隨來隨學，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到抗戰勝利前夕，隨着敵軍工作的開展，日軍願意繳槍投降以致主動投誠的人數不斷增多，學員最多時有六七十人。日本工農學校成立3年多，來校學習過的日俘學員總計約有三四百人。”學校對學員入學，首先進行1個月的嚴格審查，瞭解學習意願，考察入學資格。審查合格者，即在預科學習兩個月，後轉入本科學習10個月。從1943年秋季起，根據學員年齡、閲歷、文化程度和政治水準的差異，將學員分編為A、B、C三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質量。針對學員們曾長期蒙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實際情況，開設了日本問題、時事問題、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聯共（布）黨史等課程，並定期舉辦討論會、讀書會，尤以“星期一討論會”規模最大，討論的問題也較為廣泛，涉及“日本軍隊的內幕”“八路軍和日本軍隊的比較”“日本法西斯給人民帶來些什麼”“日本軍部和財閥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對誰有利”等，此外還舉辦“二萬五千里長徵報告會”“日軍暴行座談會”等活動。

在生活上，學校也想方設法搞好優待保障：給學員津貼每月3元，相當於八路軍師級幹部的補貼標準。當時，毛澤東、朱德的補貼也只有5元。生活實行供給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麪粉15斤、豬肉3斤、蔬菜30斤等，在一般情況下，每天兩餐有大米、白麪，並想方設法弄些雞魚豬肉，有時還供給些水果、白糖。就餐儘量照顧日本人的習慣，一人一份。而當時八路軍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幹部戰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雜糧，有時沒有糧食只得靠野菜充飢。思想上改造，生活上關心，讓學員們脱胎換骨，得以新生。1941年冬，學員森建當選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參議員。隨後，小路靜男又當選為延安市參議會議員。秋山良照、茂田江純、津田秀、本橋中、古賀初美、坂谷義次郎、後藤勇等7人，也相繼當選為所在根據地參議會的參議員，參與了抗日民主政府的議政和管理。

曾在該校任教的梅田照文回憶：“在日本工農學校裏接受的一兩年教育，使學員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發生了根本變化。昨天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勇士兵’，一旦脱掉軍裝，就恢復了自己是日本勞動人民的本來面目，喚起階級意識，加入了‘反戰同盟’，進而又自願脱胎換骨成為‘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戰士。沒有任何人懷疑這條道路就是日本人民真正熱愛祖國，尋求日本人民的繁榮與幸福之路。”1944年7月1日，《紐約時報》曾發表評論指出：“這裏的日本戰俘並不是關在集中營裏，共產黨人使他們相信，幫助八路軍就是幫助日本從軍閥和戰爭的重擔下解脱。””

20170926，澎湃新聞發了其記者和實習生寫的《抗戰中，我方是如何用傳單向日本侵略者展開宣傳戰的》。該文章講：“除共產黨、國民黨方面，在華日本人、朝鮮人反戰組織亦參與了這場抗日宣傳戰。許金生表示，‘日本俘虜中有很大一批被送到延安的工農學校，日本共產黨給他們上課，培養階級覺悟。後來也會請這些日本俘虜來設計傳單，這使得抗日後期中國對日宣傳做得很好。因為以前我們都是從政治的角度講階級兄弟，但接受了那麼多年法西斯洗腦的日本軍隊根本聽不進去，這是無效宣傳。日本士兵被俘虜了之後，傳單主題變成了喚起日本士兵的思鄉情結，揭露日軍內部黑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