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楊某某誣告案發酵，讓事情進入了新階段_風聞

文 |  天書  新華門的卡夫卡

武大楊某某誣告案隨着楊某某辯護律師相關NGO背景曝光，以及有75萬成員的“豆瓣生活組”等組織進入大眾視野，進一步引發公眾對極端性別對立羣體勢力在我國愈演愈烈的擔憂。

而學者沈逸在最新視頻節目中對武大誣告案及背後現象的闡述，被認為這個級別的學者這麼直接深入的參與這類話題，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多數網友認為沈逸教授的論述很精闢，但也有一些人認為沈逸把矛頭指向境外NGO，迴避了所謂的“拳塔一體”（當前一些人認為我國基於馬恩傳統，左翼政黨底色，或者是基於市場經濟和社會穩定之類，總之認為基於一些原因，天然存在着放任縱容“極端女拳”的土壤）

就像目前鍵政圈存在的不少或有邏輯或沒邏輯的暴論，多少都附帶着情緒價值取向那樣，這種“拳塔一體”的表述也充滿着特定的情緒價值。想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先梳理清楚當前這個版本的極端性別對立思潮的本質特性是什麼。

歐美性別主義浪潮在發展至如今全世界人所共知的極端激進形態後，**呈現出的一個根本趨勢就是“性別本質主義”。**在這種視角下，兩性的差異徹底被定義成一種由基因帶來的道德上的好壞與優劣，人類的歷史完全變成了一種壞基因壓迫好基因的歷史，戰爭，飢餓，剝削，不平等也完全變成了由雄性基因缺陷所推動的產物。與之相對的，遠古“母系社會”概念則被重新描繪成一種“睡大街也有人給蓋被子”的伊甸園神話。

基因決定論當然不是新東西，自近代科學興起，男女間的生理差異，性格差異，社會分工差異等就常常被從進化和基因，繁衍激素等方面進行解釋。但當時的基因決定論總體上跟今天這種善惡二元論的性別本質主義還有根本的區別。

在近代資本主義和工業化浪潮中，一方面是資本和社會大生產、商品經濟和文化消費體系需要更多勞動力、選票和消費者，一方面是左翼思想、工運浪潮、人道主義、平權思想等要求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實現每個人基本的權利保障，兩性地位的變化和其他鬥爭博弈一樣，最終都匯合指向瞭如何建立與現代工業社會配套的整體社會結構。

所以，基因決定論和反基因決定論的鬥爭不是為了給哪一方開除人籍，而是為了在這種新型社會結構中維護/爭奪自己的位置。

冷戰之後，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共運轉入低潮，內部普遍走上福利主義和調和主義，各階層依靠新殖民體系和全球分工框架共同對外榨取利益維持整體地位，實現內部調和的道路。

同時，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們或借二戰，或借冷戰，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生產力的跨越發展，而全球分工鏈條的出現又讓不直接從事工業生產而攫取工業利潤成為常態，這讓西方社會開始出現大量的脱產人口。也就是説，一二戰時期那種婦女憑藉勞動主體地位進行社會博弈的路徑效果被嚴重消解了。

而冷戰後的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和進步主義者們，多數人要麼放棄了通過革命達至全球公平正義的理想，要麼實質上默認了二戰後的整體國際秩序，這樣也就放棄了暴力和經濟鬥爭的思想道路。畢竟只在一國之內進行暴力和經濟鬥爭追求內部平等，對外卻維持自身的剝削者位置不變，那無非是另一種法西斯。

所以這些左翼知識分子轉而追求實現“內部進步”，通過非暴力和經濟鬥爭的方式實現多元平等。要通過非暴力和經濟鬥爭去實現性別和多元平等，性別的社會建構論就開始大行其道。

激進的建構論者否認男女在社會分工，性格氣質，審美取向等等的差異是由生理差異決定，而是認為主要由父權社會帶來的文化建構和社會規訓形成。打破這種規訓就需要社會景觀革命，日常生活革命，微觀權力革命……以語言學轉向，文化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性別操演等理論資源為基礎，就構築出了一套避開暴力和經濟鬥爭的性別主義理論。

在版本進入性別本質主義的今天，建構主義也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雖然一些名字仍然被拿出來當成神主牌頻繁使用（最典型的比如上野，或者這幾天吵起來的波伏娃，至於朱迪斯巴特勒這種性別操演理論的奠基者，反而因為名字太長書太難懂等原因很少被提起），但建構主義者跟今天的性別本質主義已經存在着從理論到目的上的嚴重衝突。

雖然在西方思想界進入冷戰轉向後，由於告別了革命，對暴力開始更多的進行一種唯心的庸俗化的解構。但整個社會的經濟，生產力，新一輪工業革命，仍處在高速增長中，暴力及構築與暴力之上的秩序，軍事和生產力仍是西方世界維護自身地位的基石。所以思想界對暴力進行解構和貶抑還沒到否定暴力本身的地步，而是希望通過平權和多元化讓暴力的構成和屬性發生改變。

所以性別建構理論本身是在説“無關性別，我也可以掌握暴力”。比如些年互聯網科普還不太發達時，頗為流行的“女性通過系統訓練的肌肉量可以不輸男性，過往女性的肌肉含量低是因為社會規訓”，就是建構理論的一種民粹化極端化體現。

但是，在新自由主義開始讓西方病入膏肓，尤其在08年金融危機之後，暴力越來越成為讓西方恐懼甚至致命的東西。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去工業化造成了兩方面後果，一是不論你是男權社會還是女權社會，走上去工業化道路之後，整個社會的文明成果最終都會無法守住；二是去工業化之後，你再去在自己的社會中建構“性別只是一種境遇，我也可以掌握暴力”就失去作用了。一個社會整體都在喪失維繫生產力，維繫掌握暴力的能力，那你是男是女還有什麼本質區別呢？

社會思潮總是伴隨着社會現實而發生，並致力於中介，影響，改變社會現實本身的。不同階段的兩性理論，性別思潮背後都有不同的歷史進程。所以看下目前的歷史進程，性別本質主義因何種背景而產生也就一目瞭然了。

在資本主義先發地區已經喪失暴力優勢的情況下，從對暴力的貶抑走向徹底否定，用非暴力的方式摧毀暴力，以及構築其上的生產力和秩序，就成了一種狂熱幻想，性別本質主義就是這種非理性幻想的表徵。（至於我國為什麼性別本質主義也開始流行，只要不是性別本質主義入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基本的政治經濟學不難理解）

**這並非説之前的建構主義就已經退版本了。**比起建構理論的複雜知識體系和學術生產機制，性別本質主義呈現出簡單化，二元對立化，羣體極化等特徵，是屬於互聯網後現代土壤的新型民粹運動。一方面性別本質主義者仍要碎片式的借用建構主義中的理論話語和學術權威為自己背書，一方面對於那些不利於二元化和極化的東西，要麼無視要麼打倒。

篇幅有限，這裏只簡略從歷史唯物視角梳理西方冷戰之後的性別問題變化邏輯，不過以此脈絡對比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我國的性別問題變化，結合沈逸教授視頻節目中的闡釋，讀者們也能自行得出不少結論。

回到開頭的問題。在我國傳統文化也好，社會主義傳統也好，改開之後敍事也好，都沒有性別本質主義這種一神教二元對立思維的本土根源。至於建構主義，曾經比如我國當年的婦女能頂半邊天，也屬於一種沒搞複雜理論建構，但直接進行社會勞動實踐的建構主義。這種實踐不得不説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敗的。通過前面的梳理以及沈逸教授視頻中對勞動報酬問題的闡述也不難明白失敗的原因。

所以，對於一個仍在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的社會來説，各種亂象用“拳塔一體”來解釋，不僅缺乏深入的解釋力，反而還混淆了真正的內外問題。當前的很多亂象和不作為，其實更多是我國的行政發包制體系運行中的某個截面。對政府行為的研究，藉助於組織社會學方法，我們可以打開過往這類“理論黑箱”。

我們知道，從革命源起的“黨和國家”體制是一個高度績效化的評價體制。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績效指標體系是分不開的；而前三十年時期也並非沒有績效考核，只是績效體系的中心維度不是經濟指標罷了。在當下，我們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的中心，再度發生轉變，這是諸多矛盾上浮的誘因。以經濟指標為中心的考評，在行政發包制的作用下，大幅向各個層級、各個層面進行了權力讓渡，允許其根據自身需要和意圖進行剩餘分配。

舉個例子，許多單位的附設機構，比如某某大學校醫院，一直以來是用以解決家屬子女隨遷隨調、解決就業的，入職女性幹部職工往往是“誰的老婆，誰的女兒，誰的兒媳”。這樣的部門，遇到諸如“夜班，下鄉，出差”等情況，安排多是不公平的，因為對這類女職工的“關照”是將女性獲取特殊權益作為一種額外支付給其依附者的“福利”。當然，如今的依附關係，性別反轉的情況也是有的。

而從更一般的情況來説，某些掌握公權力的腐敗分子關照其特定關係人，某些私營部門掌權者通過其特定關係人控制企業，也逃不脱“依附性關係”—剩餘分配的兩個維度。這個截面結合社會發展不均衡，在過往造成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被或深或淺的通過運動治理或制度建設矯正，或者拖延不決。沒有更好的機制消除這種截面，那即使沒有性別問題亂象也會產生其他亂象。

當前中文鍵政圈中因為對外戰略，民族問題，性別問題等現狀，頗有一種把鍋都甩給左翼和共運，以及強行把中國的左翼道路和歐美的進步主義混為一談的風氣，喜歡批判左翼“保進步主義的守”。這幾天關於薩特與波伏娃的爭論就是一例。同時，與此相對，左翼理論，階級理論等等傳統思想資源的解釋力在性別，民族領域也出現一定程度的式微，與極端女拳進行魔法對轟的各種極端言論也在頻繁出現。

這裏不談左右立場，以今天互聯網圈政治光譜的混沌，用拉康愛好者們的説法，所謂左和右都已經變成了一種“隨意滑動的所指”。只是要強調下，還是要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角度看待這些問題。不堅持這二者的，標榜自己是什麼翼也難以避免走上衰敗的結局。

下一篇聊聊當下常見的“共情”話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