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唐曉陽：中國式發展的底層邏輯是“協同進化”，而非共識輸出_風聞

Club提要：北京對話特約專家、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唐曉陽今日在“洞察”講座系列主講“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科技、資本與政治價值”。

此前，美國媒體《現象世界》（Phonomenal World) 編輯Maria Sikorski專訪唐曉陽，發表了題為《共同特徵——關於中國和全球南方》的訪談全文。

唐曉陽指出，將中國發展路徑簡化為“北京共識”，無法反映其真正的動態實踐邏輯。相比“華盛頓共識”所強調的靜態因果鏈條，中國的發展經驗更契合“共同進化的實用主義”：政府、市場、制度和文化等多變量在長期互動中動態調整，實現階段性匹配與升級。

唐曉陽表示，這一實踐邏輯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對外發展合作——從非洲到拉美，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互動並非輸出單一模式，而是在多元發展訴求中尋求共贏的結構性協同。面對外界關於中國“再初級化”或“資源掠奪”的質疑，他強調，中國在非洲的投資更加註重產業鏈延伸和能力建設，在拉美則體現為產業對接與工業復興的結合。

面對動盪的全球治理格局和中美貿易博弈，中國選擇繼續深耕全球南方，因為後者展現出更具平等性與合作意願的夥伴特徵。唐曉陽指出：“中國不是在尋求全球南方的依附，而是在協同中共創未來。”

北京對話獲授權發佈中文版如下。

Club Briefing: Professor Tang Xiaoyang,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 Senior Fellow with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delivered a keynote lecture titled *“Moder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echnology, Capital, and Political Values”*as part of the Club’s “Insights” seminar series.

Earlier, Phenomenal World, a U.S.-based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ation, published a full-length interview between editor Maria Sikorski and Professor Tang, titled “Shared Characteristics — O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interview, Tang argued that reducing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to the so-called “Beijing Consensus” oversimplifies the country’s dynamic and adaptive approach to modernization. Unlike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hich emphasizes static cause-and-effect chains, China’s experience is better understood through what Tang terms**“coevolutionary pragmatism”**—a long-term process in which government,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co-adjust to achieve phase-specific alignment and upgrades.

Tang noted that this coevolutionary logic has also profoundly shaped Chin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the Global South. From Africa to Latin America, China does not export a single model; rather, it seeks structural synergiesamid diverse development demands. Responding to criticisms that China has fueled “re-primarization” or resource extrac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he emphasized that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focuses on extending industrial chains and building local capacity, while its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centers on industrial alignment and revitalization.

Amid global instability and escalating U.S.-China trade tensions, China is deepening its ties with the Global South, which Tang describes as more equal and willing partnersin building future cooperation. “China is not seeking dependency from the Global South,” he concluded, “but striving for a co-created future through coordination.”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is authorized to translate and publish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interview.

2021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唐曉陽著作《共同進化的實用主義》

Maria Sikorski：外界觀察者常將中國發展與"華盛頓共識"對照解讀。但在您的文章——包括2021年的著作——您通過"共同進化的實用主義"概念，挑戰了"北京共識"的單一説法。這一概念如何詮釋中國自身發展史，以及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路徑？

唐曉陽：華盛頓共識採用嚴格的因果機制邏輯，並試圖將其普適化。它規定靜態變量應產生特定結果，例如將自由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視為直接因果關係。

中國經驗表明，通過這種分析框架看待經濟發展過於簡單化。事實上，文化、現存經濟制度、歷史經濟制度、教育體系特點、政府形態等要素，都必須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共同發展。

我認為"共同進化實用主義"最能解釋這種多維互動關係。政府形態並非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是協同變量。經濟增長要求政府形態契合當前經濟條件，並隨經濟發展動態調整。在這種多維關係中，不存在一個固定模式能給政府或經濟結構帶來發展。相反，需要一種務實的視角，在一個更大的系統內不斷調整各種要素，以便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實現更高效的相互配合。與華盛頓共識的一套固定"配方"不同，這種變量組合的選擇過程在不同國家、不同時間都將是動態變化的。

這正是中國過去四五十年一直在做的事情。通過不斷試驗和漸進式改革，中國在每個歷史階段都能找到與自身相匹配的變量組合。

Maria Sikorski：中國歷史如何塑造其國際發展與金融合作路徑？是什麼指導着中國的海外基建項目，以及通過貿易和直接投資開展的經濟合作？

唐曉陽：國際發展、金融合作、基建建設、貿易投資歸根結底都是現代化命題。所有非西方國家過去和現在都被迫追隨西方路徑，因為西方的現代化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沒有哪個國家能拒絕。中國通過百年曆程領悟到這一點。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認識到要實現現代化，必須通過參與全球市場提升經濟生產力，並重新重視基建與技術。中國的貿易、投資和基建建設方式都服務於這一現代化進程——要通過世界市場提高生產力，就必須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支撐商品、勞動力和信息流動。勞動力、商品和信息的流動，使生產與經濟實現規模擴張，促進工業化，進而刺激市場擴大。這正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邏輯的核心。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圖源：新華社）

Maria Sikorski：您的研究聚焦中國在非洲的事務。能否闡釋這種經濟發展觀如何影響中國在非洲的活動？中國在非洲的參與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促進了非洲的工業發展與結構轉型，而不僅僅是為了轉移國內過剩產能或獲取原材料？

唐曉陽：我對中非關係的研究始於實地經濟合作觀察。二十一世紀初，中非經濟合作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全球政策制定者、經濟參與者和研究者的關注，而我正是首批在該地區開展田野調研的學者之一。2007年我首次赴非，至今已深耕該領域近二十年。

非洲作為全球最欠發達的大陸，藴藏巨大潛力卻面臨多重挑戰。美蘇等殖民列強和昔日超級大國雖以不同模式開展對非雙邊合作，卻未能真正推動非洲發展。

中國現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印度位居第二。這本質上關乎南南合作，與新興全球經濟結構密切相關。進入21世紀，歐美等發達經濟體與非洲幾乎不存在共同利益，其互動僅限於提供援助以換取石油等自然資源。

湖南長沙的中非經貿合作促進創新示範園（圖源：新華社）

中國開啓對非合作時，自然資源雖是重要維度卻非唯一要素。例如中國在採礦業的鉅額投資，仍不足西方同類投資的一半。去殖民化時期形成的歷史外交紐帶深刻塑造了當前合作，而非洲初興的工業化進程也能助力中國經濟增長。西方政府加速對華貿易脱鈎疊加國內市場飽和，正迫使中國探尋新增量空間。非洲國家實現工業化後，將成為強有力的經濟夥伴。

中國通過投資基建、協助當地工廠建立農業與採掘業加工體系、開展能力建設與教育合作、分享自身發展經驗等方式深化協作。例如在贊比亞和馬拉維，中非棉業公司不僅種植棉花，更建立了紡織廠與油料萃取廠。

十年前，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已在贊比亞謙比希地區開發礦產加工園區，提升原銅出口附加值。

Maria Sikorski：非洲經驗與中國開展經濟外交活動的其他地區相比有何異同？以拉美為例，中國雖是重要貿易伙伴，但其經濟快速發展也導致當地經濟出現"再初級化"趨勢，轉向大豆、牛肉和礦產等初級產品供應。

唐曉陽：拉美與非洲截然不同。該地區工業化水平曾遠超中國，卻在過去幾十年經歷去工業化——這一進程甚至在中國崛起前就已開始。拉美的去工業化源於1980-9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策推行，各國當時放棄了傳統結構主義發展路徑。這與非洲國家差異顯著，後者多數從未建立過先進工業體系。社會政治結構、生產機械化程度及採礦農業等初級部門的勞動關係也大相徑庭。拉美面臨的是工業復興命題，而非像非洲一樣的從零開始的工業化——拉美國家多已具備現代經濟結構，如今正尋求通過政策調整重振工業。

唐曉陽在“2025金磚峯會展望：里約—北京對話會”上發言（圖源：北京對話）

過去十年中，中國與拉丁美洲的交往加速增長，因為中國的工業化已經達到了與拉丁美洲相匹配的水平，超過了該地區的某些領域，但在其他領域則沒有超過——例如，巴西的飛機制造業領先於中國。這種產業級差創造了雙方的新合作空間。以電動汽車為例，中國擁有強大產能，拉美坐擁廣闊市場。中國在當地建廠等投資將助力拉美工業復興。十年前這不可想象，因為當時中國汽車工業水平尚低。如今中國能投資比如建設連接巴西和秘魯的錢凱港等項目，幫助拉美擴大對亞洲出口，降低對巴拿馬運河和美國市場的依賴。我認為這正形成中拉合作新趨勢，當雙方工業水平趨近，反而能發現新的互補性機遇。

據統計，2024年巴西純電動汽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油電混合動力車銷量合計超過17萬輛，同比增長85%。這一增長趨勢也為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圖源：央視新聞）

Maria Sikorski：在討論中非和中拉關係時，您強調經濟合作是核心。中國的政府機構和企業如何協調或區分其對外交往方式？中國企業家和官員如何理解和解讀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角色？

唐曉陽：中國的行為主體不能簡單劃分為公共和私營部門。即便在所謂的公共部門內部也存在激烈競爭——中石化和中石油相互競爭，各省份之間也在競爭。而所謂的私營部門也並不完全私有。以華為為例，這家民營企業因海外聲譽和法律問題甚至刻意與政府保持距離，但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仍將其關鍵技術視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決定了華為的全球運營方式。不僅是華為，阿里巴巴、騰訊、比亞迪等民營企業都是中國經濟體系的關鍵組成部分。因此當這些企業在海外投資時，自然代表着中國形象併為國家政策做出貢獻。

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這個戰略框架具有高度靈活性。當中國企業在巴西、哥倫比亞等地投資時，這些項目都可納入"一帶一路"範疇。這正是中國體系的複雜多元之處。但在外部觀察者眼中，中國行動被視為高度統一，因為所有行為體都秉持相似的發展觀。當政府推動國際合作時，會依託國有和民營企業實施項目，而這些企業的參與本身就構成了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是一個兼具複雜性和多元性的統一體，不能簡單以公私二分法劃分。

Maria Sikorski：中國如何在參與現有國際秩序的同時嘗試改革它？包括全球治理機構及其制度，以及貿易實踐和投資方面。

唐曉陽：中國廣泛參與各類國際機構，無論是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組成部分，還是旨在改革全球治理的組織。中國持續參與聯合國體系以強化多邊主義、和平與安全。儘管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偏袒華盛頓主導的立場不滿，中國仍是這些機構等主要股東。面臨貿易衝突和美國削弱WTO權威的行動，中國仍保持成員國身份。中國正探索與歐洲等國合作重建貿易秩序的可能性——但鑑於當前美國政府立場，對未來四年成果持悲觀態度。

中國的目標是使國際環境更有利於經濟發展，不僅幫助少數發達國家，而是惠及所有國家。秉持這種共同進化實用主義理念，中國通過加入金磚國家、創立亞投行和支持上合組織等方式拓展全球治理維度。要實現經濟發展目標，需要多種變量協同作用，因此中國沒有單一明確的計劃來維持或改革現有全球秩序，而是採取實用主義策略，在現有機構內運作的同時試驗新機制。這種實驗主義和漸進主義也指引着中國的全球治理路徑。

Maria Sikorski：在地緣政治和貿易衝突加劇背景下，如何描述中國對全球南方外交政策的演變？哪些轉折點或經驗教訓將影響中國下一階段對外交往？

唐曉陽：過去二十年中國高度重視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2024年中國對金磚+、非洲、東盟和中亞國家的出口佔比達34%，已超過對美歐日合計32%的佔比。很大程度上，“世界其他地區"市場培育的南南合作已能滿足中國主要利益訴求。

2025年4月，工作人員在吉爾吉斯斯坦賈拉拉巴德地區的中吉烏鐵路重點控制性工程開工現場作業（圖源：新華社）

全球南方國傢俱有共同願景、相似歷史背景和更平等友好的合作態度，中國發現與其合作更為順暢。南南關係也比南北關係更具潛力。當前美歐自身面臨經濟挑戰和政治不穩定。而全球南方雖存在高風險地區，但部分國家展現出穩定性，也願意通過吸引中國投資實現共同發展。鑑於此，中國外交政策將繼續深化與全球南方的合作，不僅限於經濟領域，還將加強互信培育和文化交流。

Maria Sikorski：結合中國發展戰略，您如何理解中國對美國貿易限制的應對？

唐曉陽：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內，中國應對美國新關税的重點是貿易伙伴多元化。但當前第二任期情況不同。特朗普不再單獨針對中國，或者説尚未把中國作為目標。他是對各類經濟夥伴發動全面關税戰，企圖通過製造混亂達成新的雙邊貿易協定。

特朗普的戰略假設是憑藉美國市場規模可以顛覆現有秩序，直接威脅單個國家接受新條款。而中國則試圖通過自身案例向世界表明不應屈服於特朗普的脅迫。中國不懼怕貿易戰，但也不會主動脱離美國。如果美國要對抗，中國將採取對等措施；若美方願意談判，中國也持開放態度——只要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

從歐洲到全球南方，中國想要向其他國家傳遞的信息是，我們大多數都受益於全球市場，並依賴其未來發展。現行國際貿易秩序是提升經濟生產力和福利的基礎，因此我們將始終堅持國際合作。我們認同全球秩序需要改革完善，但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而非採取居高臨下的單邊主義態度。中國正以實際行動向世界展示這一立場。 

（翻譯：盧家陽/核譯：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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