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MARA（譯者注：作者為女性）：女權主義是如何將男性塑造成反派的_風聞

我一直覺得極端女權主義者都是些焦慮的女性，她們對支配權的渴求超乎常人，就像那些企業 CEO，只不過她們拎着印着 “粉碎父權制” 的托特包，還會為誰該付晚餐賬單這種事陷入存在主義危機。她們宣稱自己在為平等而戰，可説話的語氣總像在給全人類寫威脅信，贖金內容含糊不清，但肯定包括抵制《指環王》—— 就因為片中明顯缺少女性獸人擔任領導職務。

並非我反對女權主義，恰恰相反。我 16 歲就讀西蒙娜・德・波伏娃，有人讓我 “像個淑女” 一樣併攏雙腿時，我會翻個白眼；開會時男人重複我説過的話，結果還被稱讚，彷彿我的話只有經過低沉嗓音的 “清洗” 才變得可信，這種事我至今都記在心裏。但有一點我可能會同時得罪兩邊：我不覺得男人是敵人。其實，我寫這篇文章時也想到了他們 —— 不是那些卡通反派，不是網絡噴子……而是真實的男人。那些努力嘗試、偶爾失敗、不斷調整、時常困惑、疲憊不堪卻依然好奇的男人。那些想要參與進來，卻不知該如何是好的男人。因為在我所信仰的女權主義裏，它從來不該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應該是“通風的”。一個能讓女性自由呼吸的空間，當然，也該是一個能讓男性不必屏住呼吸就能待下去的空間。可不知從何時起，一切都變了。空氣變得粘稠，規則變得詭異，對話不再像是對話，反倒成了指責。

但讓我逐漸動搖的，並非女權主義的理想，而是它的氛圍。不知從何時起，僅僅呼吸已經不夠了，我還得大喊大叫。不只是發聲，還要表現出恰當的憤怒—— 響亮、持續、一觸即發。沉默突然成了同謀，遲疑成了背叛，矛盾則成了 “穿着高跟鞋的叛徒”。曾經包容而充滿氧氣的女權主義，開始變得像一場試鏡。角色是 “最義憤填膺者”，台詞要爛熟於心，語氣要堅定不移。有些日子，我都分不清我們是在解放自己，還是在參加一場意識形態選秀 —— 比誰更易被冒犯，誰更能熟練使用時髦術語，誰對細微差別更缺乏寬容。憤怒成了主角，若你不每天 “餵養” 它，就會被貼上反派標籤。尤其是當一個男人努力想用不斷變化的語言説些正確的話時，或是當一個女人疑惑我們何時開始容不下質疑時，更是如此。

説來也怪，我喜歡男人。不是把他們當作概念、隱喻，甚至不是當作“教學案例”，而是當作真實的人。會犯錯、有缺點，偶爾很了不起，有時又很可笑。那些對感情手足無措、在最不該説錯話的時候説錯話、在你哭泣時會尷尬，卻仍想解決那些解決不了的問題以求安心的男人；那些在問你 “是不是生氣了” 之前會先屏住呼吸的男人，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情感敏鋭度去猜測；那些會給你發你早已知道的文章的男人，因為這是他們笨拙地表達 “我想和你產生聯結” 的方式；那些在人羣中輕觸你後背的男人，不是為了宣示佔有，而是為了確保你的安全。我愛過他們，和他們爭論過，和他們一起笑到肚子疼，和他們同牀共枕過。我害怕過一些人，原諒過另一些人。我確實讓他們幫我開罐子，但也讓他們在我崩潰時傾聽，在我想推開他們時留下，在事情很難辦時接那通該死的電話。

顯然，這最後一點—— 求助、需要男人、信任男人 —— 如今成了對女權主義原則的背叛，一樁隱秘的醜聞。承認在糟糕的一天裏，我喜歡男人手臂環在我後背帶來的踏實感；承認我欣賞有些男人在危機中挺身而出卻不小題大做的樣子，這些如今都被視作軟弱、倒退、有問題。讓男人幫拎行李箱或送自己回家，不再只是一個舉動，而成了一個政治難題。被陽剛之氣吸引？那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想要被保護？那是內化的父權制規訓。天啊，要是我説我喜歡有些男人身上的味道……那種皮革、白蘭地和雪松香的獨特混合，帶着一絲深夜城市的氣息，還有五年前聖誕節收到的香水味，雖然老舊卻依然好聞。那不是精心調製的香氛，而是生活留下的味道。像舊書頁和磨破的牛仔布那樣沉靜的自信。它不精緻，也不濃烈，卻很熟悉，就像一輛知道你去過哪裏的舊車座椅。那味道在説：“我犯過錯，但我會扛起重擔，毫無怨言。” 若假裝這不會打動我，或不該打動我，那算不上進步，更像是在假裝自己是另一個物種。在某些女權主義圈子裏，脆弱被當作背叛，相互依賴被當作壓迫，彷彿我們的目標是變得刀槍不入，而非保有人性。

但有一點我得在 Substack（譯者注：本文章發佈的平台）上“小聲” 説 —— 因為不想在這裏被羣起而攻之—— 我理解事情為何會變成這樣。當你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他人的財產、笑柄，而後又被禮貌地無視，那麼走向另一個極端也情有可原。問題是，當你基於過度矯正來構建意識形態時，最終得到的不會是正義，而是喬裝打扮的教條。

女權主義，究其本質，之所以“激進”，只因為它堅持女性也是人。僅此而已！不是女神，不是永恆的受害者，不是復仇女神，不是品牌在婦女歷史月用來刷存在感的袖珍政治宣言。只是……人。能在一個週二之內，既才華橫溢又心胸狹隘，既温柔體貼又冷酷無情，既脆弱敏感又工於心計，既勇猛無畏又枯燥乏味。它關乎平等的權利、平等的自主權、在塑造我們生活、身體和自由的決策中擁有平等的話語權。但當女權主義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純潔狂熱，將不同意見視為背叛，將細微差別當作懦弱，將複雜性斥為內化的厭女症時，我們就已偏離了解放的軌道，踏入了一個更脆弱的領域。一種原教旨主義。

而極端主義，即便踩着細高跟鞋，也依然是極端主義。我們常犯的錯誤是，認為只有仇恨的思想走向極端才會危險。但即便是好的思想—— 正義、平等、尊嚴 —— 若被強行納入狂熱的僵化框架，也會腐朽。因為極端主義總是需要簡化。它滋生於一個扁平的世界，在那裏，背景無關緊要，動機總是可疑，任何偏離正統的行為都會招致社會性驅逐。我見過這樣的事……聰明、深思熟慮的女性，因害怕而不敢承認自己仍渴望被男人愛；不敢承認自己不想衝鋒陷陣，自己很累，今天沒有力氣憤怒。我見過有女權思想的男人，在對話中如履薄冰，像排雷的人質談判專家，生怕一句措辭不當就被當作別有用心的證據。

極端主義建不起運動，只能築起高牆。在“保護女性” 的名義下，一些更激進的女權主義思潮反而開始孤立我們 —— 與男性隔絕，與彼此隔絕，與那些讓我們之所以為人的混亂隔絕。它不再關乎擴大自由，而是關乎看守自由；不再關乎信任，而是關乎意識形態監視。諷刺的是，這漸漸變得像女權主義原本要瓦解的權力結構。當我們用順從換取好奇時，得到的不是進步，而是表演。而表演，每個女人都知道，有多累。

必須説清楚：我理解有些女性為何會走到那一步。我感受過那種熾熱的憤怒。當一個男人第四次打斷你的話，當有人説你“太情緒化”，卻把另一個人的發脾氣稱作“果斷的領導力” 時，你的血液會瞬間沸騰。我知道坐在一個自以為在施恩、向你解釋你本行的男人的對面是什麼感覺。我知道為了安全而收斂自己是什麼感覺。但我也知道：憤怒是工具，不是歸宿。你不能在情感的堡壘裏構建未來。

不知從何時起，“相信女性” 變成了 “只相信女性”，任何來自男性的批評，甚至來自和男性約會過的女性的批評，都變得可疑。無論措辭多麼温和、思考多麼深入、多麼基於生活經驗或關懷，只要不符合當前教條，往好裏説是同謀，往壞裏説就是暴力。我們創造的女權主義，對矛盾如此過敏，對背景如此懷疑，以至於它開始映照那些它聲稱要瓦解的體系：等級森嚴、懲罰性強、清教徒式。諷刺的是，憤怒的機器越響，真實的女性就越安靜地消失在它的噪音中 —— 那些猶豫的、懷疑的、説 “我不確定” 或 “或許我兩者都想要” 的女性。她們被口號淹沒，被表演蓋過。

約翰內斯・維米爾的《軍官與笑顏少女》（約 1657 年）—— 這幅畫描繪了劇院包廂裏的一位年輕女子與一名士兵，定格了兩人打情罵俏或談情説愛的瞬間。女子會心微笑，男子俯身向前，但畫面中誰在主導這段互動，始終曖昧不明。

我見過那些聰明、體貼、情商高的男人陷入沉默，並非因為他們脆弱，而是因為他們再也不知道什麼是安全的。他們不敢調情，怕一句讚美被曲解成脅迫；不敢開玩笑，哪怕只是笨拙的玩笑，因為在意識形態絕對主義面前，諷刺毫無保護可言；不敢説“我不同意”，因為分歧如今已被等同於傷害。我見過男人為自己尚未説出口的觀點道歉；見過他們不再觸碰任何人，哪怕是出於善意的親近，因為善意與不當行為之間的界線，先用粉筆劃出，又被鮮血重繪。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在工作中不再與人有眼神接觸；另一個説，他猶豫着不敢給女同事提反饋，生怕被説成 “男性説教”，儘管那分明是他的本職工作。這些人不是掠奪者，不是渴望權力的厭女者，而是正派的男人 —— 本該是女權主義者希望共處一室的人。可我們把那個空間變得如此緊張，佈滿了未説出口的期待和不斷變化的社交規則，連最優秀的他們都在默默後退。這又能怪誰呢？到了某個節點，沉默總會比參與更讓人安心。

説實話，我見過的最惡劣的厭女行為，有些正來自女性。不是評論區裏的噴子，而是身居高位的女性、一起吃早午餐的女性、在私密小團體和董事會里的女性。她們會笑着稱彼此為“蕩婦”“拼命三娘” 或 “糟糕的母親”，那笑容繃得太緊，彷彿能劃破皮膚。她們會對其他女性的温柔翻白眼 —— 説那 “太女性化”；對野心翻白眼 —— 説那 “太男性化”；對情商翻白眼 —— 説那 “太會算計”。我見過女性互相拆台，她們援引女權主義，卻並非因為女權主義，反倒像是在利用它。她們把女權主義當作掩護、盾牌、招牌。“女權主義者” 成了一種策略，其政治立場會在個人利益面前戛然而止。有人會糾正所有人的措辭，轉頭卻為了能多和掌權男性待五分鐘，把另一位女性推出去當替罪羊；有人會給你一句讚美，卻在你心裏留下淤青。

有一次，在一場座談會後的晚宴上，一位同事得意地宣稱，她“不相信那些對男人沒有一絲恨意的女人”。我記得自己點了頭，更多是出於習慣而非認同。我想説的、本該説的是：怨恨並非世界觀，那只是一道誤以為自己是哲學的傷口。可她已經端起酒杯，彷彿在進行聖餐儀式，堅信自己站在正義一邊。而我，早已厭倦了這種 “純潔遊戲”，便聽之任之。不是因為我沒底氣反駁，而是因為我早已如履薄冰。

把創傷與政治立場混為一談，或許有點可悲，卻也極度危險。沒錯，痛苦是真實的，你的經歷很重要，這個世界確實造成了傷害—— 結構性的、系統性的、私密的、無形的。但將過去融入世界觀，與把過去當作武器化的透鏡（用它來解讀、評判、譴責一切），是兩回事。把傷口當作指南針，當作唯一的指南針，意味着你會在本可存疑的地方不斷尋找敵人，在本是笨拙表達關懷的地方讀出暴力。這不會讓你變得勇敢，只會讓你變得脆弱。而脆弱並非力量，那只是一種更善辯的脆弱，躲在引文、腳註和研究生研討會背後，披着一套你能背誦卻再也跳脱不出的理論外衣。

我見過它以無數微妙的方式上演：有女人堅稱與男人發生的所有性行為本質上都是脅迫，説這話時卻隨口提起自己最近的 Tinder（譯者注：國外在線約會和定位交友平台）約會；有活動家宣稱浪漫愛情是父權制編造的神話，其目的是困住女性，而她們卻在“炮友” 玩消失時，在 Instagram 上發着傷感的語錄；有網紅稱母職是資本主義的陷阱，卻在一次次的品牌合作中把孩子當作道具。這並非全然的虛偽，而是更深層創傷的症狀—— 那傷口從未被消化，只是被理論化了。因為真正的療愈是麻煩的，它緩慢、謙卑，充滿矛盾。但理論，尤其是那些被挪用又脱離語境的理論，卻提供了一種誘人的 “潔淨感”。它讓你得以迴避作為人的那種原始而可怕的模糊性 —— 渴望、痛苦、把權力與親密混為一談，有時想説 “也許” 卻開口説 “好”。

當你的政治立場需要不斷尋找敵人才能維繫時，你就會開始監視世界，也監視自己，然後把這種自我監視稱作解放。你可以引用貝爾・胡克斯、奧德麗・洛德、朱迪思・巴特勒，在爭論前任時提一句福柯。可若每一個反對的聲音都成了威脅，每一次分歧都被診斷為厭女症，你就沒有逃離壓迫，只是內化了它的手段，再用更漂亮的字體重新包裝而已。

更糟的是，在我們追求賦予女性權力的過程中，有時反而把她們幼稚化了。我們不把她們當作在複雜世界中游走的、完整的道德主體，而當作父權制棋局中脆弱的棋子—— 永遠被操控，從未主動行動。彷彿她們沒有真正的選擇能力，只有在脅迫下的屈從。一旦涉及性、野心、權力或矛盾，她們的自主權就消失了。女人後悔一次性行為？是父權制 —— 她一定是被脅迫、被社會規訓，或是被心理操控了。女人喜歡在牀上被支配，或是承認粗暴的性行為讓自己興奮？還是父權制 —— 她被色情片洗腦了，更糟的是，她渴望着本該反抗的東西，這是對事業的背叛。女人與其他女人意見相左，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尤其是當對方資歷深厚時？顯然是內化了父權制。因為我們製造了一個概念陷阱：唯一被允許的答案，是符合敍事的答案。其他一切都是錯誤，甚至是背叛。

這是何等詭譎的反諷——當女性做出超乎預期的行為時，那些覺醒話語竟瞬間鏽蝕成剝奪自主的鐵器。

那個清醒選擇臣服姿態的女人呢？她的屈從非關壓迫，而是凝練着信任的交付、情慾的智慧，抑或美學的偏好。

那個因純粹愛意嫁給強權男性的女人呢？她的選擇既非財富地位的蠱惑，也非踩着高跟鞋重演戀父情結的心理摹本。

那個主動放棄工作去撫養孩子的女人呢？她是出於自身願望，而不是因為社會乘她在母嬰通道脆弱時，在她耳邊低語灌輸的。

在當前的劇本里，這些女人沒有容身之地，除非我們把她們改寫為悲劇人物—— 被騙、被愚弄、迷失在父權制宣傳的迷霧中。我們似乎無法接受女人既清醒又矛盾，既自覺又順從，既顛覆又傳統，非要為了意識形態的一致性而修改她們的形象。

而“父權制” 這個詞，曾經有着尖鋭而必要的鋒芒，如今卻因濫用而被拔去了爪牙。它成了一種模糊的指責，像背景輻射一樣解釋一切，最終卻等於什麼都沒解釋。父權制不是你糟糕的約會對象，不是對你擺架子的老闆，不是這周不想去做心理諮詢的男友。它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政治結構，歷經千年構建而成，值得精準的批判，而非輕率的援引。當一切都成了父權制，我們就失去了命名真實問題的能力。更糟的是，我們用宿命論取代了問責。若一切都是父權制，那就沒什麼能改變了 —— 我們只是註定重複劇本的角色。但這不是賦權，而是偽裝成清醒的意識形態精神控制。

與此同時，那些所謂的“敵人”—— 男人們，正坐在一旁，困惑不已。不是因為他們太遲鈍而無法理解，而是因為規則像一場無人承認的遊戲正在不斷變化。有些人禮貌地點頭附和以避免衝突，怕説錯一個字就被截圖，然後被掛到網上；另一些則走向了反面 —— 那些 “紅丸米格道” 的、極度陽剛的、靠播客兜售觀點的人，他們未必出於信念，只是因為裝腔作勢比顯露困惑更容易。説實話，在一個提問被當作微冒犯、表達不確定被貼上脆弱標籤的文化裏，冷漠寡言似乎成了唯一的姿態。沉默、迴避、諷刺 —— 這些都是男人的退路，他們怕以錯誤的語氣來説“我不知道”。

然而，仍有一些人—— 那些我始終支持的人 —— 選擇留在這個空間裏。他們會犯錯，會插嘴，道歉要麼太多要麼太少；他們會問些笨拙的問題，有時會把自信當成傲慢，把關心當成居高臨下。但他們在努力，在傾聽，在學習。而我們卻讓這一切變得難如登天。我們營造出的社交氛圍裏滿是自相矛盾的要求，連我們自己都理不清頭緒。我們希望他們帶頭，卻只准他們帶着順從；希望他們堅強，卻不准他們發號施令；希望他們在牀上主動強勢，卻非要先三次口頭確認得到同意才行；希望他們付晚餐賬單，卻不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們付不起，而只能是因為他們 “尊重我們”；希望他們對我們充滿渴望，卻必須徹底擺脱 “男性凝視”—— 天知道這在週五晚上到底意味着什麼。

我們告訴他們：要脆弱，但別顯得依賴；要敞開心扉，但別在當下就表露真實的情緒波動；要信奉女權主義，但別把它掛在嘴邊作表演；要成為盟友，但得知道什麼時候該閉嘴，以及什麼時候不閉嘴才證明你真的在乎。有個男人告訴我，他曾在六次約會里都遲遲不敢吻對方，就因為不確定這會不會被當成施壓—— 而對方卻覺得他對自己沒興趣。另一個人説，他連讚美女性的裙子都感到緊張，哪怕只是出於純粹的友好，因為“我可不想因為一句裙襬的評價就驚動人事部”。我們把最基本的人際聯結變成了一片社交雷區，卻在男人犯錯時嗤之以鼻。

奧古斯特・雷諾阿的《包廂》（La Loge，1874 年）—— 畫中一名男子正注視着觀眾，而一位衣着時髦的女子則直接與觀者對視，既體現了凝視的意味，也展現了 “被注視” 與 “表演自我” 的社交儀式。

最糟糕的是，大多數男性並非拒絕參與，只是對這些條條框框感到疲憊。讓他們疲憊的不是女權主義本身，而是女權主義變成了必須提心吊膽地走在上面的鋼絲。我們告訴他們要“行動起來”，卻不肯寬容他們行動中的失誤。我們錯把戒備當成了愧疚，可有時那或許只是恐慌 —— 一種因在乎而渴望做好，卻不斷被告知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錯” 的恐慌。

某次約會，男士為我拉開餐廳門後竟侷促致歉。“但願沒有冒犯”，他囁嚅着，“只是…我實在無所適從了”。我笑了，不是笑他，而是笑這荒誕世相——可憐人那副模樣，彷彿温雅禮數竟成了戰犯罪行。我懂他並非作態，而是在迷宮中探尋，努力。這份嘗試曾彌足珍貴。而今，嘗試卻成了可疑之事，翻湧着別有用心、父權殘影、紳士精神的表演，更遑論那萬惡的善意性別歧視。當時真想握住他的手，温和而篤定地説：沒關係。我不渴求神蹟救贖者，只願遇見知曉門軸為何物的人。更慶幸有人不懼為世界搭手扶門。

或許，我骨子裏是個 19 世紀的女人 —— 有點不合時宜，有點耽於浪漫，依然覺得優雅的姿態裏藏着詩意，得體的舉止中透着魅力。但這無關順從，也不是對男性權威的復古幻想。這關乎美好，關乎節奏，關乎理解：當求愛褪去恐懼與憤世嫉俗，依然可以是一件優雅的事。這裏面有種儀式感，不是因為我自己打不開門，而是因為我喜歡男人主動選擇為我開門的瞬間。他留意到我，向我伸出援手。這不是服侍，是體貼。沒錯，這無法消除性別不平等，無法為厭女症開脱，也不能幫我付房租。但它在説：我看見你了，我在關注你，我願意花一點時間，為這段互動增添一絲人情味，一點儀式感，讓平凡的日常變得不同。

在餐廳輕拉椅背非關彰顯掌控，而是低語一句：此刻你很重要。這非冰冷交易，而是温度傳遞。更提醒我們不僅是在撥菜單刷手機的食客。當他為我持衣侍穿時，我未覺權力消減，唯感存在被照見。我彷彿踏入雙人古舞的韻律——這舞蹈昭示着相依卻從未消解獨立，而誠摯儀軌，至今仍有千鈞之重。

我們變得對“象徵意義” 過於警惕，反倒忘了該如何理解語境。男人為你扶門，不是想恢復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別規範，他只是想建立聯結。至少他可能是這麼想的。而當每個善舉都被逼視苛察，赤誠之心終在放大鏡下剝蝕成燼。我不想活在這樣的世界裏：示好需要免責聲明，善意成了負擔，紳士風度被錯認成控制慾，親密被當作權力遊戲。説我老派也罷，我寧願有人扶我上出租車，也不想聽一套冷冰冰的關於“性別表演” 的理論論述。

女權主義不需要被“修正”，它需要從品牌包裝、憤怒美學、迴音室效應中解放出來 —— 那些迴音室只獎勵表演而非原則，把細微差別當作背叛來懲罰。女權主義需要更少的標籤與更多的真實思考；更少的經過精心濾鏡修飾的抗議自拍，更多的以“我很困惑” 或 “我可能錯了，但是……” 開頭的深夜長談。女權主義需要更多矛盾，更多玩笑，更多呼吸的空間。需要更多女性承認自己並非無所不知，不是每天醒來都充滿力量，有時會在辦公室衞生間裏哭泣，或是幻想辭掉一切，跑到葡萄牙開家書店。需要更多女性坦然承認：自己有時想被擁抱，有時又想被徹底冷落。渴望並非背叛，渴求温柔不代表放棄自主權，假裝自己毫無需求，也換不來“女權主義加分”。

女權主義也需要更多男性參與—— 不只是沉默地站在我們虛幻劇場的角落，而是真正在場，充滿好奇，不怕在公眾面前犯錯。男性不應因猜不透心思而受罰，不必把“敏感” 當作一種人設來表演，有權提出問題而不被指責為破壞運動。當 “劇本” 變得陌生時，他們不應轉身離開。我們説想要夥伴關係，卻給他們腳註而非地圖；我們説要 “留出空間”，有時卻只是想讓他們 “閉嘴”。若想讓男性與我們並肩同行，就不能總把他們視作隨時可能因一步踏錯而被封殺的人。他們中有些人正在努力，而努力本該依然有意義。

最重要的是，女權主義需要更多這樣的對話—— 不是以 “作為一個女人” 或 “作為一個盟友” 開頭，而是以更冒險的表達：“這是我的感受” 或 “這是我的想法”。因為在被貼上標籤之前，我們首先是人。人是矛盾的、未完成的、常常語無倫次的。但真正的改變 —— 那種能超越口號而存續的改變，始於我們從這種混亂中開口的時刻。不是照本宣科，不是算法生成，而是從人類那不確定、痛苦又令人抓狂的內心裏產生。

真正的女性主義者，豈在唇齒之間？她們不談主義，只踐平生：養育會哭的兒子和不輕易道歉的女兒；指導女性時，不會把這變成一場 TED 演講；針砭男女鬼話，亦不避諱自己的過錯。她們明白，解放不是營銷良機，而是一個過程—— 一團麻、曲折行、毫無魅力可言。女權主義是要反覆去做的事情，縱姿態狼狽，仍再三到場。

或許這篇文章也是如此……不完美，不完整，是一件仍在進行中的作品，不假裝自己在恰當的地方引用了所有正確的觀點。我拒絕以口號或簡潔的結論收尾，因為真實的生活不會被塞進適合發推文的結尾裏。我真正想要的—— 不只是作為一個作家，更是作為一個在理論、情感與現實的混沌中掙扎的女人 —— 是一種能讓我們重新做回人的女權主義。完完全全、不迎合、光彩照人地做人。這意味着有時會犯錯，意味着會回頭修正，會磕磕絆絆地對話，會在公共場合哭泣，會對着不該笑的東西發笑，會渴望那些與教條不符的事物。意味着能同時持有兩種甚至完全矛盾的想法，並在同一個空間裏與它們共處，直到它們從嘶吼變成低語，道出真相。意味着學會在不適中停留，而不是因此放逐他人。意味着成長 —— 不是為了掌聲而表演成長，不是為了歸屬感而標榜美德，而是真正地成長。緩慢、混亂，帶着迂迴與反覆，還有那些悄悄讓人難堪的瞬間：你發現去年嘲笑過的立場，如今竟以新的方式與你共鳴。

我沒有宣言。我不是來宣佈某種教義，或在意識形態的石板上刻下新的戒律。我所擁有的、不斷迴歸的，是一段記憶。是那個在女權主義圈子裏開始自我審查之前的我的微光。是那個還沒學會哪些措辭算“開明”、哪些會讓空氣瞬間凝固的我。我想念她。那時的她不擅語境切換，不踩修辭蛋殼，不必每言前置免責聲明。她只是説話—— 誠然審慎，卻無畏怯。她不追求刀槍不入，不將戒備錯當智慧，不信聲高者即勇者。她靜聆更久，發問更妙。有時她會在説話中途改變想法，還會大聲地讓這種改變發生。如今我想，或許那個不擅包裝政治以求安穩的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或許革命未必需要更高音量，它更需要停頓的留白，更深的吐納，更多未刪節的瞬間。不要琉璃正義，唯需葆有讓詫異生根的謙卑。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從這裏開始—— 不是下一句戰鬥口號，不是更犀利的標語或又一場不可能通過的純潔測試，而是一次窘靜的留白，漫長、笨拙、卻必要的留白。就像在舞台上忘了台詞，像一段本該流暢的對話突然陷入沉默。讓我們在這份沉默中停留，不把它當作失敗，而當作空間，一個用來摒棄“篤定即力量” 這種本能反應的空間，一個用來提出更好問題的空間：我們所建的何種偉力？所邀何人同築？不在理論中，而在晨昏紛雜處，玩笑褶皺間，隅角施援手時，推門摜門際。

或許力量不是我們贏得、奪取或繼承的東西。或許它是我們和那些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共同實踐的事？它比想象更靜默，散着雪松與干邑的氣息。它推門而入卻無須致意，自身亦未完工。

而我們亦是未竟之作……

身懷矛盾而生，攜好奇而往，無需宣言背書，在反抗中，在對話裏，永在行路中。靜聆愈久，詰問愈響，抱殘守缺亦赤誠。謹以灰度與未竟句中相遇。

弗拉・菲利波・利比的《窗邊的男女肖像》（約 1440 年）—— 這幅文藝復興早期罕見的雙人肖像畫中，女子立於室內，男子從窗外探身而入。他手持一枚紋章，她頭戴象徵 “忠誠” 的月桂花環，畫面通過性別化的姿態與凝視編排，展現了歷史上家庭禮儀與象徵權力的儀式感。

https://museguided.substack.com/p/how-feminism-made-men-the-villains?r=5khabu&utm_medium=ios&triedRedirect=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