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發展不出德先生和賽先生？_風聞

我看到很多人寫文章表示：華夏文明發展不出“德先生”和“賽先生”。但事實上，這是一個“偽命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如果是清末民國之人還可以“原諒”，但到了現今，幾乎都經受過包含了辯證維物主義思想原理的九年義務教育的人，還支持或堅持這種觀點，真是不可思議。

持這種觀點的人應該沒有認識到（或壓根不懂）歷史與文化動態演進性與實踐塑造力，他們總是用孤立的、斷裂和機械地看待歷史與文化的發展，再加上對中華文化那種“兼容並舉”和“與時俱進”的特質，缺乏認知、理解和信心，才會支持和包有這種錯誤的認知。

只要我們稍為想一想，從歷史脈絡、現實實踐與文化基因來看，這一判斷都難以成立。從歷史脈絡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中並非沒有民主與科學的萌芽與起點。儒家 “民為邦本” 思想（如《尚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墨家 “兼愛” 的平等理念，與現代民主的底層邏輯存在相通之處；《墨經》對力學、光學的系統記載（如 “力，形之所以奮也” 的力學定義，“景不徙，説在改為” 的光學原理），是中國古代科學理性思維的典範，展現了墨家學派在物理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和早期科學精神。這些思想雖未直接發展為現代形態，卻為後世接納民主與科學提供了文化接口。

從歷史實踐看，中國文化始終在兼容幷蓄中演進。佛教傳入後與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禪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均證明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適應性與革新能力。新文化運動雖高舉 “德先生”“賽先生” 旗幟，但其本質並非否定傳統文化，而是通過批判重構實現文化更新。這種更新能力，正是孕育現代文明要素的基礎。

從現實數據看，當代中國在民主與科學領域的實踐已取得顯著成就。2024年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總量達3.6萬億元人民幣，比“十三五”末（2020年）增長近50%（增量1.2萬億元），穩居全球第二位，佔全球研發經費總量的20.1%。研發投入強度（R&D經費與GDP之比）達到2.68%，比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這一比例超過歐盟國家平均水平（2.11%），接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2.73%），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2位。根據《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24》，中國創新能力綜合排名從2012年的第20位躍升至第10位，是十餘年來進步最快的國家，也是唯一進入全球前十的中等收入經濟體。

而在民主方面，全國人大代表中基層代表佔比連續多年超過 45%，全過程人民民主通過立法聽證、基層協商等機制，讓民眾參與權得到切實保障。這些實踐並非外在於中國文化，而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結合的產物 —— 如 “實事求是” 既源自《漢書》“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又被賦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內涵，成為科學精神的中國表達。

總而言之，中國文化從未是封閉僵化的體系，其 “窮則變，變則通”（《易經》） 的革新精神，使其能夠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吸收新元素、塑造新形態，並將各種有利於進步和發展的文化、與中國文化特質相結合、演變成為新時代的中國文化。正如論斷“不能用後三十年來否定前三十年”那樣，現代的中國文化不是否定前面的中國文化而“憑空出現”的，不能用現化來否定過程，而是在批判、繼承和融合的基礎上，產生新的文化。德先生與賽先生在中國的生長，雖有獨特路徑，卻無疑是中國文化自我更新的成果，而非外來的 “異體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