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頌原：致公黨的早期道路回探 見證華僑與祖國休慼與共_風聞

陳頌原**（致公黨中央黨史黨務委委員）**       

今年是中國致公黨成立一百週年。回想致公黨的成長曆程，探尋致公黨先輩的足跡，是能見證近代中華民族的苦難與輝煌，見證海外僑胞飽受壓榨和揚眉吐氣，見證華僑與祖國血脈相連、休慼與共。一百個春秋太短，一萬名致公人的精神可貴，我們致公人會更珍惜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的來之不易，更理解和平、進步中國的意義。

 一、海外洪門與華僑政黨

（一）愛國的華工、華僑羣眾基礎       

洪門出現於我國明末清初，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天地會民間秘密組織。18世紀起，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後，清政府加大對洪門組織的鎮壓。這一時期伴隨禁海,我國經濟凋敝，漁民、農民、小手工業者大量流亡，為了謀生，或被誘騙、強迫背井離鄉而遠走國外。由於福建、廣東等省的勞苦大眾中有很多是洪門天地會成員，使得洪門隨着移民流傳到海外，也尋得了生存和發展空間。華工在美國、加拿大及美洲其他國家主要從事開金礦、修鐵路等體力活，下南洋的華人和華工主要從事農業、漁業、貿易和採礦行業，他們不僅受種族歧視，還有很多是受奴隸般的殘酷壓迫剝削。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不能保護海外僑胞的利益，而華工作為勞工階層，在海外寄生，只能靠開展自救，互助共濟，反抗壓迫和欺凌，抗衡外部勢力。他們需要團結才能生存，需要保護，需要維護自身權力，於是華工、華僑尋求到洪門組織，按照國內洪門形式組織起來，逐漸形成了團結互助的組織——海外洪門。       

“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親不親，故鄉人”，“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對家的戀，對宗親的義，對家鄉的念，支撐着遠行的遊子，落葉歸根是中華民族傳統思想，這是深根於中華民族靈魂之精神。對於華工、華僑來説，體現在愛家、愛鄉、愛國。在泰國出生的致公黨中央原副主席王宋大和在馬來亞出生的致公黨北京市委原主委鄭正仁都是出生在海外，很小的時候就被父母送回國；司徒美堂回國住了幾年，娶妻生子，把自己的兒子司徒柱留在國內。老華僑中有不少還保留把嫡長子送回國的習俗，把根留在國內，也就義無反顧了。對家和鄉的眷戀支撐着華僑在國外的一切。在國外生活的在好，也是漂泊在外，也如同生活在他人家中，遠不及生活在國內自己家來的安心，他們是從內心深處關注自己家國的這片故土，這就是海外遊子的愛國情。二十年前，我因私去新西蘭，在奧克蘭機場入關被檢查行李時，突然聽到面前黑膚色的工作人員用中標準的普通話對我説：“你好”，這聲“你好”頓時讓我的心振動了，這是與國內聽到的“你好”完全不同的感覺，這讓我感到做中國人的自豪與被尊重。期間我去一個堂弟家做客，他説：“到了國外，才感覺到愛國”，以前也聽過這種話，但這時，我是完全體會到了他發自內心的情感。       

也正是這份愛國情，當年的海外洪門要秉承洪門的志願，始終沒有忘其“反清復明”的政治宗旨，也正因流落到國外，加之華僑其特殊的愛國心，很自然承載了愛國的民族魂，通過孫中山革命宣傳，更激發了愛國情懷，也更意識到：中國不強大，華僑沒地位。這一情懷洪門傳承了，可以説：洪門致公堂到致公黨，一直就沒有斷過。       

海外洪門在維護海外僑胞利益的同時，團結了廣大受苦、受壓迫的華工、華僑，自身也得到了快速發展，迅速擴大了羣眾基礎，逐步成為了一個愛國的大羣體，也是中國近代支持國內民族復興、解放和建設的一股強大的力量。

甘蔗園裏的華工，翻拍於江門華僑博物館   

（二）海外洪門支持辛亥革命       

美洲洪門致公堂是規模較大、力量雄厚的海外洪門組織,當年“旅美華人十有八九是洪門”，其號召力很強大，這引起孫中山的關注。洪門是華僑的組織，是讓華僑參加革命的大門。為了得到海外洪門的支持，1904年1月11日，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門國安會館，任職洪棍，並幫助改組致公堂。同年5 月，孫中山受致公堂的委託，起草《重訂致公堂新章要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致公堂的宗旨。由此可見，“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前加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説明海外華工首要的是愛國、愛中華的眾意，為此而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改造後的洪門組織，思想政治覺悟得到提高，逐步從秘密結社的反清復明的堂口，轉變為帶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會黨組織。1905年，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聯合組織中國同盟會成立，為進一步把致公堂改造成為革命組織，孫中山於 1911 年在舊金山建議同盟會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也要求各地洪門組織與同盟會聯合，匡扶革命事業。雙方還於5月發出《同盟會致公堂之聯合》佈告，並6月18日在報紙上刊登，宣佈美洲各埠所屬同盟會和致公堂聯合。這一舉措不但擴大了致公堂的社會基礎，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致公堂成員的結構，提升了戰鬥力，同時也更擴大了社會影響。       

為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鬥爭，致公堂成立“洪門籌餉局”，提供經濟支持，同時組織洪門人士直接參加革命。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都有洪門致公堂作出的巨大貢獻。美國、加拿大致公堂踴躍捐款，維多利亞致公堂將其堂所出售籌集款項全部支持了辛亥革命的武裝起義。孫中山曾贈言：“華僑乃革命之母”，充分肯定了華僑（海外洪門）的歷史貢獻。       這一時期洪門致公吸收了一些帶有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進步人士加入，一方面提升洪門人員素質，另一方面引入革命思想，喚醒了洪門參與國家政治的覺悟，成為孫中山發動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為改堂為黨奠定了組織基礎。

2011年9月，全加洪門達權總社贈送的，1911年2月當地致公堂將一堂所連地，向皮卑詩置業有限公司，揭押一萬二千元，作為黃花崗之役軍餉證明的照片。

1914年7月，孫中山在舊金山成立中華革命軍籌餉局時和海外人士合影。

（三）海外洪門組黨       海外洪門本身就是帶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組織，並且長期生活於海外,容易接受歐美的政黨政治制度思想，由堂而黨，參與國政，提升愛國之情懷。       

1923年10月10日,在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的《緣起》中寫道：“我洪門為復國、強國而起，為保國而存，為富強國而力圖進取。”辛亥革命後，致公黨的成立，是致公堂在愛國主義情懷中，完成其政治屬性的歷史轉變，取名致公黨，繼承了致公堂的“致公”，提升了組織結構，並把洪門致公的愛國主張落到實處，此時的“公”已成為致公黨建黨宗旨的始點。至此，洪門致公堂從秘密結社組織上升到舊民主主義政黨，改堂為黨，改善了組織結構和性質，完成了一次質的飛躍。

王起鵾和鄭婕妮都提供了此照片

1925年10月10日，由美洲舊金山致公總堂發起，在舊金山舉行的五洲洪門第四次懇親大會，發表告洪門全體書，宣佈成立中國致公黨。圖為中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合影       

作為辛亥革命的參與者陳炯明，他不是衝動的反封建鬥士，他是有思想的政治人物，辛亥革命後，他積極參與宣傳和推動新文化運動。在1919年12月1日為漳州出版發行的《閩星》半月刊撰寫的發刊詞中提到：“拿一個為全人類努力的心事，來做人生的使命，那麼，思想一變就全打破舊生活、舊組織，直向進化線上，一齊大努力，創造新生活、新組織，達到無國界、無種界、無我屆……的境地”。在文中，他還提出：“全人類的社會主義”才是“較善的主義”。“故此我們既然要為世界努力，便當先從改造中國做起，改造中國，又要先從思想界改造起”。12月4日—8日，陳炯明為《閩星》撰寫了《不為罪惡的奴隸》，闡述了社會主義見解。文中提到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的“罪惡”表現，提出“若要去解放惡制度，去打破惡習慣，去改造噁心理，單是靠少數覺悟的人也是不能行的。所謂革國家命容易，革社會命很難。但是人人能夠曉得社會里面所有惡制度，就是奴隸制度；所有惡習慣，就是奴隸習慣；所有噁心理，就是奴隸心理。能夠這樣猛醒，大家恥為奴隸，就要去推翻去創造，這是不怕不能革命的”。當時的漳州被俄共（布）遠東局東方部主任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把漳州描繪成中國革命者青年和中國社會主義者的聖地，並稱《閩星》半週刊和《閩星日刊》為共產主義刊物。不難看出，陳炯明所推動的漳州之治，有其進步作用，其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有一定交集，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些助推作用。雖然陳炯明在漳州的新政及《閩星》的社會主義宣傳，有一定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但總體上講他還是無政府主義的。但無論如何，陳炯明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其思想是與共產黨有交集，並對致公黨的早期理念及其發展有影響。       

1919年後陳炯明提出“三建主義”:（一）建國,主張復興中華民族,政治上建立"聯邦民主制"。（二）建亞，主張以建立大一統的亞洲聯邦政府。

（三）建世，主張：“人種平等”、“民族自決”、“社會共濟”、打破一切階級、國家的界限，以建立“萬國聯邦”。受之影響，1925年10月致公黨發表了《中國致公黨同人救國主張》（也是致公黨一屆黨綱），其中提出：“一進而求國際永久之和平，再進而求大同主義之實現”，也體現了致公黨的目標遠大，志向宏偉，言國政主張，謀探索世界大同。在1931年9月的《五洲致公團體各區代表聯合會議決組黨存堂公約》中有所體現，“着手完成中國統一獨立和平自由”，“發揚東方文化增進世界和平”，這與現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有點類似。1931年11月6日的致公黨“二大”的通告第一號，“確定中國社會主義為中國致公黨之主義 ”，這實質上是一種共費目的（是共同消費之意——不只是生產資料共同佔有，而且產品共同享用）的社會主義，與共產黨提倡的科學社會主義還是有一定差距的，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上看, 是有進步作用的。       

早些年的致公黨與致公堂存在黨堂不分，堂既是黨，黨既是堂的情況，但致公黨與致公堂是有區別，體現在致公黨是個政治組織，有政治綱領，致公黨的政治訴求也更高，更具體。致公黨早期是“黨領導堂”，致公黨是能夠影響洪門致公堂的。華工、華僑是洪門的羣眾基礎，也是致公黨的羣眾基礎，正如雷榮珂所言：“致公黨的華僑的階級構成是各種無產工人，各階層農民”。這可以説致公黨不是小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勞動羣眾為主的政治組織，這和以工人和農民為羣眾基礎的共產黨有着天然和本質的相似。致公黨"一大"政綱（《中國致公黨同人救國主張》）提出的“一進而求國際永久之和平，再進而求大同主義之實現”理念，與共產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也多少有些相似。

二、建黨早期，探索中國革命    

**（一） 城頭變幻大王旗，**見證中國議會制度和多黨政治的失敗              

辛亥革命後，中國曾一度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議會制和多黨制。到1913年年底政黨蜕變為止，號稱黨、團、會、社的新興團體共682個，其中基本具有政黨性質的團體就有312個。在此背景下，海外洪門組織謀求成立華僑政黨，維護海外僑胞的合法權益，並支持國內政治。1925年10月，《中國致公黨同人救國主張》指出，“政黨政治為行政代議制國家所不可免之事實”，“政黨之建立應以國家為前提、其建立應以政策主張為基礎，不當以人物勢利為結合之媒介”，“政黨應以正義為依據，不取利用與象機主義。是者雖弱必扶，非者雖強必伐”。       

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缺乏實行資產階級多黨制的經濟基礎、政治條件和文化基礎，機械地模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黨制都以失敗告終，變換之頻，世所罕見。這些政黨都成為軍人、官僚、政客爭權奪利的舞台，但從當時中國從清朝封閉體制剛走出來的社會角度看，大浪淘沙，探索新社會、新事物，這也是一種進步的節奏。

（二）目睹****國民黨獨裁腐敗沒落，開啓助共之旅       

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學習蘇俄提出了“以黨治國”主張。然而，這一主張卻被蔣介石篡改成“一黨治國”，實行獨裁統治，繼而從“黨天下”轉向四大家族的“家天下”。國民黨倒行逆施，迫害愛國將領和民主人士，製造了1936年“七君子”事件，美洲致公總堂盟長任鋭勳與300餘位知名人士聯合發出《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明確指出沈鈞儒等七人愛國無罪。致公出於愛國公心，同情共產黨，發出反對和譴責國民黨的聲音，開啓致公支持中共新曆程。       

1938年，陳其尤因揭發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長子孔令侃倒賣軍火的罪行，而觸怒並獲罪於蔣介石，被國民黨軍統特務秘密逮捕，囚於貴州的息烽監獄。突如其來的遭遇，給心懷報國志的陳其尤打擊之餘，開始深刻反思，徹底看清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1941年1月6日，國民黨悍然發動“皖南事變”，海外僑胞也紛馳急電，反對“槍口對內”、“投降分裂”的可恥行為。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的行徑，讓致公黨人認識到國民黨的“黨天下”與致公黨的“公天下”是不同的理念。

陳其尤囚於貴州的息烽監獄住處的現照片

（三）1945年前後國共兩黨對時局不同的表現       

在抗戰勝利前夜，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大會的眼睛要想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無名小卒還沒有勝利，前面還有困難，必須謹慎謙虛，不要驕傲急躁，全黨要加強團結”。在4月23日中共“七大”開幕式上，毛澤東作《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深刻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認為：“中國在這一次有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可能性”，明確表達應對“大事變”的思想。“七大”認為：“經過長期戰爭的段落，中國人民已經大大提高了覺悟和團結的程度”。

大會還指出：“由於國民黨繼續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拒絕進行民主改革，由於它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時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去”。毛澤東還在提交七大的書面報告《論聯合政府》，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闡釋，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下各革命階級民主聯盟的國家，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大會還強調：“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脱離羣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最大利益，為廣大人民羣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為着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多數人民為基礎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合法地位”。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首次提出了“民主黨派”這一用詞，意在團結和聯合民主的“各黨各派”，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提升了統一戰線工作，從1935年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工作的轉變。       

經過抗戰的洗禮，共產黨也更成熟，“七大”的召開是共產黨人在抗戰勝利前夜面，對國內形勢的清醒總結，提出了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設想，這種高思想的站位，無疑容易被廣大有識之士所接受。反觀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被勝利衝昏頭腦，不顧人民羣眾從建家園、恢復生產、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大撈勝利之財，沉浸在喜悦中，整日吃喝玩樂、風花雪月，腐敗更進一步，並對民主黨派進行打壓，解散了民盟。國共兩黨在抗戰勝利後的表現，包括致公黨在內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不會不關注，不會不明瞭。三、抗日救亡，認同共產黨主張

（一）投身抗日愛國救亡鬥爭       

“九一八”事件後，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致公黨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鬥爭，並號召華僑積極參與，以盡職責。當時致公黨的實力不可小視，據陳其尤在《中國致公黨歷史及其現在使命》一文中敍述：“計由此至民國二十二年，除美洲原有機關外，已成立南洋羣島及國內各總支分部多起。爾時合計已登記之黨員，當有四十餘萬”，這完全是股不小的愛國力量。1931年致公黨“二大”期間，大會根據“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面臨着民族存亡的嚴重威脅，以及國內人民和廣大華僑日益增長的愛國情緒，提出並通過了以團結抗日、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為主要內容的政綱。10月10日作出反應，“通告各埠黨部，準備救國事宜”；11月6日，致公黨“二大”發出的通告第一號，還提出：“國難當前，責無旁貸，急起直追”；致公黨領導人陳炯明於10月10日和12月1日相繼發表《致蔡元培張繼書》和《敬告國人書》，號召：“今日之事，寇已壓境，民已垂斃，寧粵雙方，即有深仇大恨，亦當渙然冰釋，急謀改弦更張，集合國民全體，共赴國難”。“即唯一出路，在於國民起而自決，組織救國大團體，實行全民總動員之運動是也。國民如何自決？即由全國較有組織之職業團體、區域團體、宗教團體、慈善團體、武裝團體、婦女團體及其他一切團體，基於自覺的決心，採取超越黨派，實行國民自決主義，齊集救國旗幟之下，共赴國難”，“當此國難臨頭，停止內事（爭），共禦外侮”。致公黨政治上主張：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黨治，以團結各黨各派共組抗戰政府，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維護國家獨立，並訓令：“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由此，致公黨秉承愛國主義，其政治理念是支持與各政體及社團合作抗戰的，在1931年9月18日至12月中旬，就籌得10萬銀元，由致公黨人陳演生、馬育航、鍾秀南等化裝成商賈送交東北義勇軍。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把致公堂（黨）列入中國“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之中。1937年“七七事變”抗戰爆發後，司徒美堂（致公元老之一）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號召，辭去其他職務，專職負責紐約抗日籌餉總局工作5年之久，並與在香港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衞中國大同盟”取得聯繫，把美洲僑胞的捐款送往國內，同時也支持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據連貫的回憶文章中記載：“在財力上給與八路軍、新四軍以極大的支持。僅我在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工作期間，便多次收到美老（司徒美堂）從美洲匯來的大批捐款”。

（二）漫罵、不理解，因抗戰與中共相認、相知，到合作       

1928年陳炯明在《中國統一芻議》在反蔣的同時也對共產黨進行詆譭，認為：“且赤寇之禍國，由於聯俄縱共而來”，“一任共匪在黨外活動，自懸蘇維埃之旗幟，焚殺各縣之良民”。1931年12月1日陳炯明發表的文章依然代有仇共心理，認為：“至於目前心腹大患，尤非較輕於日寇。共產黨遍佈南部各省，隨時可以乘機爆發”，“中國造成赤色，狂飆東吹”，但言辭緩和了些，沒用“共匪”、“赤寇”，而直呼“共產黨”。       

1927年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左”傾情緒，混淆了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界限，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資產階級運動之初，即已完結了他們的革命作用。現在呢，在一階級的各種成分，甚至其中最急進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營壘”，一些地區發生強迫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和盲目燒殺等情況。1929年中共中央工作實際由李立三主持，並受共產國際“左”傾錯誤主張的影響，錯誤的“左”傾“立三路線”左右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1930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第七十號通告，要求：“各地要組織工人政治罷工、地方暴動和兵變”。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王明取代了李立三，形成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動力只有工農和下層小資產階級，其他一切階級、階層都 “已轉入反動的營壘”，因此沒有“第三排”和“中間營壘”的存在。“把資產階級、上層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並列，都看成革命的對象，現在階段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堅決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這時期的“左”傾路線過激的蘇維埃政策給中國革命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產生不好的影響，使國內眾多人士不理解、不支持。       

1932年1月28日，日軍登陸上海。第十九路軍即奮起迎戰抵抗，後來蔣介石把第十九路軍進行“整肅”，從上海撤下，調往福建剿共。1933年11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李濟深、蔡廷鍇為洪門中人）等原粵軍將領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其因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與蘇區紅軍代表潘漢年在江西瑞金簽訂《反蔣抗日初步協議》，至此步入反蔣抗日仇共到反蔣抗日聯共的新軌道。值得一提的是：陳演生（注：陳演生在致公黨二大時被推舉為秘書長，1933年9月陳炯明去世後，致公黨領導人中陳演生是黨內職務最高人，他負責致公黨日常工作）派人送去數萬元經費，以支持福建事變。另根據陳其尤檔案記載：“福建事變致公黨也參加策劃起事”，也佐證了這段敍述（送經費）的可能性。這也説明致公黨在支持抗戰的同時，還積極尋求包括中共在內的抗日力量的接觸，兑現“齊集救國旗幟之下，共赴國難”。同年12月20日駐美國的中國致公黨（堂）總部通電擁護，表示“願竭綿力，效命新邦，並偕海外華僑，悉候驅使”；加拿大温哥華全加致公黨（堂）總辦事處亦馳電對封建人民政府“倒蔣抗日，極表同情”。“福建事變”開啓了豎旗、倒蔣、聯共、抗日新走向。       

1938年，陳演生派鍾秀南迴海豐支持“海陸豐旅港同胞回鄉服務團”回鄉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並被推選為海陸豐抗日救國統率委員會主任、人民抗日統率委員會司令，並頻繁與中共海豐縣委和東江縱隊領導人接觸，支持抗戰。1939年2月，統率委員會支持中共東江在海豐活動，為中共海陸豐中心縣委籌集了一批槍支、彈藥，為建立中共領導的汕尾自衞團第五中隊（30餘人）出了力。       

抗戰爆發後，在中共香港市工委和海委引導下，1937年8月開始，在港的海陸豐同鄉會等組織回鄉救亡服務團，參加並推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2月香港海陸豐同鄉會回鄉救亡工作團組織了二三十人回海陸豐開展救亡工作。1938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支持下，南洋惠僑鄉會和香港惠陽青年會、餘閒樂社(海員工會）、香港海陸豐同鄉會的代表在香港開會，決定成立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簡稱東團），在香港設總團辦事處；確定以“動員東江羣眾協助軍隊及人民武裝抗戰，並救護傷兵，賑濟難民及輔導民眾組織各種救亡團體”為宗旨。1939年1月，以香港惠陽青年會、香港海陸豐同鄉會所組織的兩個回鄉救亡工作團為基礎，在惠陽縣的淡水正式成立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為聯絡各地洪門，漕運碼頭一直就是洪門重要聚集地，船家和海員中有洪門中人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因陳演生是香港海陸豐同鄉會長。餘閒樂社、香港海陸豐同鄉會在東團成立的事上，也間接説明有致公黨作用的存在和身影。東團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產物，也是共產黨與致公黨早期接觸與合作的事例。       

張友仁是陳演生介紹加入致公黨的早期黨員，他在惠州積極宣傳抗日救亡，募捐籌款，賑濟難民，收容難童，為東團提供活動場所，作為團部駐地，營救革命同志。劉錦漢在香港任南洋救亡總會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和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主任，從事抗日救亡工作。鄭天保（鄭晉）受葉劍英委託與曾生、葉鋒等同志在惠陽、寶安等地發動當地人民進行武裝鬥爭，於1938年10月參與組建惠東寶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即東江縱隊的前身），鄭天保任副隊長兼參謀長。葉少梅在鄭天保的邀請下，參加抗日鬥爭,掩護抗日民主活動，與東江縱隊聯絡員互通情報，共同戰鬥，還在戰鬥中身先士卒，光榮負傷。1942年3月，鍾秀南等致公黨人幫助何香凝、柳亞子等進步人士安全離開香港，在海豐馬宮碼頭登陸，再由中共海豐地下黨護送到粵北。       

1939年2月，在吉隆坡，鄭天保應邀出席南洋惠僑救鄉總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宣傳抗日救國。1941年，鄭天保回馬來亞，在奴州的萬利和甘馬挽等地建立人民抗日同盟，參與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戰鬥。194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侵佔菲律賓後，許志猛聯合洪門愛國人士，建立了秘密組織“洪門復興委員會”，許志猛為負責人，還與洪門及愛國青年師生組成了菲律賓華僑“抗日鋤奸義勇軍”，許志猛擔任抗日總指揮，直接面對日軍進行武裝鬥爭。馬來亞的官文森組織惠州救鄉會，支援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並響應中國共產黨號召，出資組織了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文森隊，回東江參加抗日救國工作。1945年4月，致公黨駐美洲總支部負責人司徒俊葱參加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招待會，並於6月11日邀請代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參加會議的董必武，作《中國共產黨之基本政策》的主題演講，發動洪門人士做好董必武的保衞工作。

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照

1945年，董必武出席聯合國會議舉辦演講會時與當地羣眾的照片, 董必武（左二）。(照片由王起鵾提供)    

（三）致公黨第一代領導人與中共的緣       

1.陳炯明是致公黨1925年10月至1933年9月的領導人。       

陳炯明是海豐人，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參與者，是當時反封建的代表人士之一，雖然辛亥革命後他成為地方軍閥一員，但他為推動社會文明進步做了很多貢獻，積極推進城市建設，“修公路”、“建公園”，提倡“辦教育”，是“新文化運動”的助推人。在閩南推行新政，提出：“建設新社會，提倡新文化”“刷新政治”，宣傳佈爾什維克，使漳州面目嶄新，是當時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的重要地區之一。1920年，陳炯明還支持陳獨秀在廣東辦教育、宣傳共產主義。

1921年，介紹彭湃到海豐任教育局長，鼓勵彭湃在海陸豐辦農會，至1923年和1924年中一直扶助彭湃搞農民運動。柯麟（注：柯麟是海豐人，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早年中央特科成員，1930年至1951年，柯麟受黨的指派一直在香港、澳門以醫生身份廣交各界朋友，開展社會活動）一直與陳炯明來往密切，他與陳炯明的女婿柯漢聲是堂兄弟，關係很好，在香港期間柯麟還一直是陳炯明的私人醫生。1928年9月彭湃夫人蔡素屏及其次子彭幹仁被國民黨軍隊抓捕關押，陳炯明吩咐鍾秀南等人設法營救；1929年8月30日彭湃被殺害，9月初陳炯明派鍾秀南迴海豐將彭湃的母親周鳳及彭湃在海豐的三個孩子接到香港，保護起來。

1931年致公黨致公黨“二大”提出的“確定中國社會主義為中國致公黨之主義 ”。這都説明陳炯明一直在探索中國之革命道路，他對共產主義有他的理解和接觸，一直與共產人有交往。當時陳炯明是致公黨的首要人物，他影響着致公黨的作為。“九一八”事件後，他在民族大義面前很早就提出：“****即有深仇大恨，亦當渙然冰釋，急謀改弦更張，集合國民全體，共赴國難”，“組織一種‘救國大團體’”，“採取超越黨派，齊集救國旗幟之下，共赴國難”，“停止內事，共禦外侮”抗日主張。致公與中共在此民族危亡時期找到了共識與接觸點，為致公黨與共產黨的接觸、合作提供了基礎。        

2.陳演生是1933年9月至1947年5月間，主持致公黨中央工作的人。       

陳演生是陳炯明嫡系，與陳炯明一起出來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更是堅決支持陳炯明的人，對陳炯明提出的抗日主張是堅決維護的人，他也是海豐人，柯麟自然與陳演生有交往，還是陳演生的私人醫生。陳演生在1952年去世前就給林菁（陳演生的夫人）囑託過：“遇到比較大的問題可以去找柯麟”。可以想象陳演生與柯麟的關係不一般，柯麟能把當時的“澳門王”何賢和馬萬祺都團結到共產黨一邊，對有致公黨及洪門背景的陳演生也一定是他團結的對象 。       

1938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支持下成立的東團，、日起窩棚中就有餘閒樂和香港海陸豐同鄉會的參與。1939年1月，以香港惠陽青年會和香港海陸豐同鄉會所組織的兩個回鄉救亡工作團為基礎，在惠陽淡水正式成立東團。東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產物，表面上看不出來東團與致公黨有關係，但陳演生是香港海陸豐同鄉會會長，餘閒樂社是海員工會組織，海員工會里有大量洪門人士，陳演生在洪門中威信很高，不難看出其中陳演生的作為。       

1931年至1945年期間，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奮起抵抗，致公黨也積極參與，號召各處黨員、洪門和華僑“出錢出力，以盡職責”，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這旗幟的感召下，在共產黨的團結引導下，因抗戰而共識，特別是抗戰勝利後，對比國民黨，共產黨更得民心，陳演生逐步認清中國政治，尋求光明，認同共產黨，推動與中共的合作。在抗戰勝利後致公黨恢復工作和推薦與中共有聯繫的陳其尤出任致公黨主要領導人的節點上，陳演生起了關鍵作用，他是當時致公黨最有影響力的人。

（四）陳嘉庚與中共的接觸和交往       

1906年4月6日建立了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其中的骨幹成員有21位是洪門，陳嘉庚就在其列。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發起全面侵華戰爭，南洋的華僑也成立不同支援祖國抗戰的羣眾組織。1938年10月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橋總會）在新加坡成立，選舉陳嘉庚為主席。根據南京政府財政部統計，1937年至1945年華僑捐款共計十三億（國幣），其中南洋華僑捐獻的比例最大。1940年陳嘉庚組織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於3月到達重慶，馬不停息地參觀、訪問、慰問祖國軍民，視察國內抗戰狀況，在出席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舉辦的茶話會，向葉劍英詢問到延安的路線和交通，表達了想去延安參考的訴求。於5月31日來到延安。陳嘉庚在延安期間，邊慰勞考察，邊各界人士交談，還多次與八路軍朱德總司令交談國事，還會晤了毛主席，雙方開誠佈公，有啥説啥。陳嘉庚通過對重慶和延安兩地的深入考察對比，在重慶國民黨招待的是大魚大肉的宴席，延安共產黨招待的是米飯青菜和促膝談心，延安共產黨是交心，國民黨的是講排場，也讓陳嘉庚明察了重慶與延安真性，看清了中國的命運。       

1949年1月21日，毛主席發電報邀請陳嘉庚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共商國事。陳嘉庚接到電報後，很快回電“嚴寒後決回國敬賀”。同年5月，陳嘉庚啓程回國。

（五）司徒美堂與中共的接觸和交往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第3天司徒美堂就分別向重慶、延安國共兩黨發出快郵代電。毛澤東與3月14日覆電，指出中共始終以民族為重，堅持團結抗日的主張。       1941年12月初，被國民黨政府聘為華僑參政員的司徒美堂，抵達香港。不久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大舉進攻香港等地，司徒美堂被困香港，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香港洪門人士的幫助下，潛渡回內地，1942年1月，輾轉數百里抵達重慶，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及鄧穎超到其下榻的中央飯店看望，並帶去幾份《新華日報》，讓他明瞭時局和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為司徒美堂舉辦歡迎會上，介紹了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情況。       

1943年2月，司徒美堂決定回美國做華僑工作。臨行前周恩來親自為司徒美堂送行，並囑咐其向旅美華僑宣傳祖國抗日及抗日真相。1946年6月23日，司徒美堂回國應周恩來的邀請，到訪南京梅園新村30號，與周恩來、董必武兩位領導親切交談。7月25日，司徒美堂不顧國民黨右派分子的重重阻撓，出席由中共代表陸定一及上海的民主人士馬敍倫、黃炎培、陶行知等在來喜飯店為他所舉行的歡迎茶會。周恩來向司徒美堂介紹中共對祖國前途、命運的主張，做其統戰工作。1946年底，司徒美堂毅然據絕當“國大”代表， 1947年7月，在上海發表了《脱離民治黨聲明》，標誌與國民黨決裂。多次與中共領導的接觸和交往，促使司徒美堂疏離國民黨而接近共產黨。

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左四）、董必武（左二）、鄧穎超（右一）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接見司徒美堂（左三）。    

（六）陳其尤與中共的接觸       

1941年，陳其尤從貴州息烽監獄獲釋，移居重慶。從蔣介石的座上賓一夜之間淪為階下囚，思想經歷了極其痛苦的變化，報國無門，內心苦悶彷徨，但依然心繫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就在他處在黑暗中不知方向時，在街上偶遇少年時代的好友、時任《新華日報》社醫藥衞生顧問的黃鼎臣，此時黃鼎臣利用醫生的身份和開診所的便利條件,與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注意與愛國民主人士廣泛接觸,為黨做統戰工作。陳其尤由此接觸到了中國共產黨人。黃鼎臣通過許滌新等人的聯繫，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對陳其尤進行統戰工作，新華日報徐邁進等人也經常去黃鼎臣的診所與陳其尤交往，宣傳中國共產黨國是主張，回答陳其尤提出的一些疑難問題。通過深入的聯繫和交流，陳其尤曾經作為蔣介石私人代表、國民黨政府駐港特派員，對蔣介石有過好感、過交良好的人，開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了嶄新的認識，思想上產生了新的飛躍，獲得新生，同時配合中國共產黨與黃鼎臣一起做司徒美堂的統戰工作。

（七）對比國民黨，認同共產黨       

抗戰對於致公黨來説是機遇，是發揮作用，也是錘鍊自身，認清中國政治，反思與總結髮展道路，尋求光明的時期。與此同時，共產黨也認識到致公黨（堂）對國內政治的作用。致公黨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共產黨一道，共同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而努力。抗戰使致公與中共間關係發生漸變，由不支持、不理解，同情、支持，相識、合作，到擁護共產黨。       

特別是抗戰勝利後，人們期待重建家園，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百廢待興，但國民黨政府逆時代潮流而動，試圖堅持其一黨獨裁，沒有從人民和國家的角度發展生產，建設國家，而是一方面沉浸在勝利的喜悦中，吃喝玩樂，腐敗墮落，另一方面搶佔勝利果實，加緊備戰，調動部隊。而中國共產黨於1945年4月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開幕式上毛澤東作《兩個中國之命運》講話，深刻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共產黨則深刻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毛澤東還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報告，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闡釋，加大了對民主黨派的團結和統戰工作，順應民意提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設想。  

對比國共兩黨，致公黨更加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人民的救星，只有同中國共產黨一道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才能救中國，中國的振興才有希望，海外華僑才有強大的靠山，才能為人民謀幸福，求大同天下。       

抗戰勝利後的一年中，致公黨跟隨時代節奏調整與發展。致公黨開始吸收了一批與中共有聯繫的人士加入致公黨，提升致公黨黨員政治素質，為致公黨“三大”的歷史轉變，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作了人才準備。

四、走進新政協，歷史的選擇

（一）公開宣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看清國民黨之後，又在共產黨的引導下，中國致公黨重新找到明確的政治方向。在連貫、饒彰風、許滌新等中共華南分局負責人的建議下，黃鼎臣、伍覺天等加入中國致公黨，幫助中國致公黨改組。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國致公黨在香港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中國致公黨政綱》《中國致公黨章程》《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海外僑胞書》。在政綱中明確指出：“國家主權屬於全體人民，反對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必須在普選的條件下，融合各黨各派建立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為保障民主，國家政體採取民主集中制”“本黨反對一黨專政而主張建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國內各民主黨派，一律處於合法平等地位”。“三大”以後，致公黨歷史發生根本轉折，標誌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了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紀元。       

1948年4月底，中國共產黨發出了“五一號召”的召號，立即得到中國致公黨的擁護。5月5日，包括致公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向國內外各報館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電報，擁護“五一號召”。6月9日，中國致公黨還單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指出“我們應該認識中共這個政治立場和態度是代表全國革命階級和一切愛國的民主的階層的，它與本黨一向對國是的主張和奮鬥目標，也正相符合”。“中共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鬥爭中，貢獻最大而又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範作用，因此這次新政協的召開，無疑我們得承認它是領導者和召集人”，號召華僑同胞，“回到民主的祖國懷抱，參與新中國的各種建設，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康樂的國家”。“六九宣言”的發表，可以説：致公黨是最早，也是最明確表示接受共產黨領導，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的民主黨派。同時，致公黨中央執行部還函電美洲、南洋各地的致公黨黨部，“切實研究這個重要號召的意義，展開廣泛的討論”。“六九宣言”是具有代表性的文件，以法律形式肯定下來，這標誌着中國致公黨已經自願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致公黨歷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

(照片由王起鵾提供)

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及“三大”以後發表的重要文件和文章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舉行，雷榮珂、嚴希純出席了籌備會。黃鼎臣參加了第三小組的會議，參與《共同綱領》的起草和討論。致公黨的代表還參加了國旗、國徽方案的審查選定工作。在籌備會議開始前的資格審查期間，周恩來親自介紹了致公黨的情況，並指出，致公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就為動員僑胞支援抗戰做過有益的事，解放戰爭中又發表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反對美蔣反動統治，參加了人民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行列，是有資格參加人民政協的。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致公黨選派陳其尤、陳演生（在香港總部留守，未出席會議）、黃鼎臣、官文森、雷榮珂、嚴希純作為代表參加會議，陳嘉庚、司徒美堂作為華僑界的代表出席了會議。 

24 日，陳其尤代表致公黨在全體會議上發言，着重闡述制定和貫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文件的重要意義，表示擁護贊成，並代表中國致公黨蔘加新政協共同綱領簽字，承認《共同綱領》，接受共產黨領導。司徒美堂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在大會上發言。26日，司徒美堂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參與對國號的討論，力主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上，致公黨還以黨派名義遞交了一份關於維護海外華僑權益的提案，開創了民主黨派團體提案的先河。       

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陳其尤、陳演生、司徒美堂當選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陳嘉庚當選全國政協第一屆常委。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莊嚴宣告成立。陳其尤等致公黨代表及致公元老司徒美堂在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開啓中國致公黨歷史的嶄新一頁。

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致公黨代表。自左至右：雷榮珂、黃鼎臣、陳其尤、官文森、嚴希純(陳演生因留守香港總部，未能出席)。

1948年11月23日，陳其尤代表致公黨應中共中央的邀請離開香港北上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圖為1948年12月參加新中國第一次政協會議的民主人士乘華中輪抵達東北解放區丹東，左五為陳其尤

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致公黨代表簽名簿

陳其尤在第一屆政協會議上的發言照片

司徒美堂出席全國政協一屆會議時報到簽名       

致公黨早期的發展是與中國的革命密切關聯，愛國是主線，並積極參與革命。成立初期，處於政治上的幼稚階段，遭受過極大的困難和挫折，組織活動曾一度停滯，在思想上也出現迷茫困感，不知何去何從，也可以説，按其原有的發展道路走不通了。但愛國是致公黨的基礎，誰愛國，就支持誰。致公黨人以樸素的感情，一直在探索中國革命，尋求致公黨作為政治組織的發展道路，在投身抗戰中，接觸共產黨人後，相互瞭解、合作，並擁護共產黨的政治主張，逐漸明確政治方向，走上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道路，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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