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駁吳敬璉所謂“國有經濟不改就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的謬論_風聞

 來源： 紅色文化網   作者：胡懋仁　　關於共同富裕以及相關問題

　　胡懋仁

　　摘要：本文針對吳敬璉教授寫的一篇歪曲共同富裕的文章，從多個方面論述了與共同富裕有關的問題。本文首先對共同富裕的概念進行釐清，分別就國有經濟、農村集體經濟對共同富裕所發揮的作用做了較為詳細的分析，認為這兩種公有制形式對於實現共同富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同時，對吳敬璉教授所説的“國退民進”問題進行了批評，認為這是一種與美國霸權主義思維非常接近的零和思維，既不合邏輯，又脱離實際;最後，本文針對發展新質生產力對實現共同富裕的作用進行了一些大膽的設想。

　　一、必須為共同富裕的概念給出一個清晰的內涵

　　網上流傳一篇作者署名為吳敬璉教授的文章，題為《國有經濟不改，無法實現共同富裕!》。①然而，這篇文章所提到的“共同富裕”，與我們通常理解的共同富裕，完全不是一回事。他的這篇文章提到最多的就是要所謂“國退民進”，即要求國有經濟要大踏步地後退，為民營經濟讓路。這種“國退民進”的結果，在吳敬璉教授看來就是民營經濟得到發展，民營企業也就富裕了起來，所以，吳敬璉教授所説的“共同富裕”，不過是讓民營企業家們一起富裕了起來。這與我們通常所認識到的消除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之後達到的共同富裕完全不是一回事。

　　從歷史與現實的實際情況來説，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私有制經濟已經存在了幾千年，這裏何曾出現過共同富裕?這裏的共同富裕當然是我們所理解的消除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的共同富裕，這樣的共同富裕在歷史上從來就不曾出現過。

　　從理論上來説，馬克思主義在討論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關係時，認為生產對其他三個環節起着決定性作用。如果共同富裕是一個分配上的結果的話，那麼生產對於分配來説更是決定性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説：“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於一定的生產關係)——這是同一關係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並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②

　　馬克思在這裏是説，什麼樣的生產方式決定什麼樣的分配方式。如果是由少數人佔有的生產資料，這樣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分配方式也一定是少數人在分配中佔有更多的社會產品，而不佔有生產資料或者佔有很少生產資料的人分配到的社會產品也是相當少的。這也説明，私有制所支配的生產方式，不可能得到更為平衡的分配結果。即使社會產品生產的數量再多，私有制社會也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③他還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④。這也就是説，如果不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任憑非公有制經濟不受限制地擴張，那麼我們就根本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因為非公有制經濟不可能主動且積極地幫助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吳敬璉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這個“共同富裕”，以及他反覆推銷的所謂“國退民進”，根本不可能真正實現讓全體人民富裕起來的共同富裕。

　　在人類社會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前，最早與之相似的概念就是中國古代的世界大同以及西方在五百多年前提出的烏托邦和類似的説法。這些樸素的近似於空想美好世界的理念，所要求的理想也不過就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人人平等，不再有極為艱苦的勞作，沒有人壓迫人，沒有人欺負人而已。

　　這種對未來世界的想象與夢幻，與我們今天所説的共同富裕在概念上有着較大的差距。它更多涉及社會中的美好秩序，涉及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美好的倫理關係和其他的相互關係。至於這樣的社會究竟由什麼方式實現以及如何實現，這些問題是那時的人們無法回答出來的。

　　共同富裕的概念不可能出自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自始至終所需要的就是更多利潤的積累，即更多剩餘價值的積累。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積累更多的剩餘價值，在一定階段上是需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因此，在其發展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人類社會的生產一直處於較為強勁的發展勢頭之中。然而，這種生產力的發展勢頭不可能自發帶來共同富裕，只能帶來更大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

　　這種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卻在反噬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為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巨大障礙。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針對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和資本主義的殘酷統治，無產階級革命或者説社會主義革命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社會生產力曾經被束縛的狀態得到了根本性解放，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能夠得到較快和較有利的發展。

　　正是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過程中，我們才有可能提出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使命。對中國來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開闢了必要的和有利的條件，但要從根本上完成這個社會主義革命與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還要走一段很長而且很艱難的路程。因此，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工業化的不斷發展及其水平的不斷提高，需要積累更多的發展基金和更多更快的科技創新。在初級階段過早提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顯然並不符合那時的實際情況。

　　然而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進程中，共同富裕是必然達到的一個重要階段。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如果共同富裕長期不能實現，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必然受到較為嚴重的束縛和打擊，而這也必然影響到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發展的速度與規模。因此，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過程來説，共同富裕不是可有可無的，也不可以無限拖延下去。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一定階段，這個共同富裕必須要得到真正地實現。

　　我們都知道，在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對社會產品分配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但在一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我們並不能在全體社會成員當中完全地實現這種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在相當一部分領域與行業之中，還允許存在所謂按生產要素分配，本質上是按資分配的分配形式。這種分配形式的存在之所以在今天還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生產力還遠沒有達到高度發達的程度，所以為了使我們的社會生產力還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種非按勞分配的方式還需要在一定範圍和規模內存在一段不短的時間。

　　然而，這樣的分配方式對於實現共同富裕是有一定阻礙作用的，但這又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不得不走的一段繞行曲折的道路。這完全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在通向共同富裕的目標中沒有直線的捷徑。如果我們拒絕走這樣的繞行道路，我們或許就更不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

　　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那麼這種非按勞分配的分配形式與原則最終還是要被揚棄掉的，這個環節也是避免不了的。然而，要想讓這個環節到來與實現，我們要繼續不斷地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的途徑和辦法。因此，我們必須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繼續遵循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原則。

　　我們目前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和非按勞分配形式的存在，其目的是在將來實現共同富裕。我們不能因為要走這條繞行之路，就把我們要實現的共同富裕的目標忘記了，我們也不能把這個目標拋到腦後去，我們時刻都不能忘記我們必須要實現的這個發展目標。這條繞行之路到底還要走多久，我們也不能給出一個絕對精確的時間錨點，但我們知道這個時間錨點是一定會到來的。

　　如果我們把這條目前必然要走的繞行之路看作一條絕對不可改變的前行之路，甚至完全丟掉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那就表明我們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出現了偏差。這種偏差如果得不到有效地糾正，那麼未來將會出現一個巨大的風險和危機。我們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社會主義道路將會遭到極為嚴重的挑戰，我們國家的前途也將面臨極不確定的風險與危機，這種狀態是我們必須加以防範和制止的。

　　二、對國有經濟必須要有完整、全面和準確的認知

　　吳敬璉教授在那篇《國有經濟不改，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的文章裏，表現出了對國有經濟的深惡痛絕。提及20世紀80年代的國有經濟，吳敬璉教授認為，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效率提高基本來源於非國有部門(“民營部門”)，而佔有經濟資源主要部分的國有部門不但增長緩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趨勢。他還堅持認為，虧損企業的數量逐年增加，這導致20世紀90年代中期整個國有企業陷入了盈不抵虧的困境。

　　吳敬璉教授只是籠統地講20世紀80年代國有企業如何不行，但是，當時的情況遠非吳敬璉教授所説的那個樣子。當時的國有企業還是有過一段相當繁榮的階段，而且情況也是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的。

　　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國有企業運營狀況是比較好的。其中的一個重要標誌是，當時不少國有企業一直推動職工的薪資上調工作。有不少工人在不長的時間內，工資級別得到了提高。而且由於企業效益不錯，還有不少工人得到浮動一級或者半級工資的獎勵。浮動的工資級別並不完全算作工人正式的工資收入，帶有獎勵的性質，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企業如果經營效益太差，根本就不可能拿出錢為工人上調工資或者獎勵浮動工資。吳敬璉教授對於當時國有企業的這種情況幾乎視而不見，這是不是與他一直對國有企業抱有成見有很大的關係?

　　當時國家經濟出現的問題，主要不在於國有企業本身存在的問題。國有企業肯定有自身的問題，我們對此無需否定，但當時國有企業的效益並不如吳敬璉教授所説的那樣一無是處。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國民經濟出現的主要問題是投資過熱。這個問題導致建築材料價格大幅度上漲，從而帶動各個方面的物價上漲，一場嚴重的通貨膨脹即將壓到全國人民的身上。而在這個時候，仍然有一部分所謂經濟學家提出，物價的改革要長痛不如短痛，還要提出徹底完全放開物價管控。這種論調在市場上引發更大的恐慌，導致1988年風靡全國的搶購風席捲而來。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果斷決定加強治理整頓，壓縮投資。正因為當時黨中央採取的這種正確政策，過熱的經濟開始冷卻下來。伴隨着過熱經濟的冷卻，國有企業的效益也必然有所下降，這種情況難以避免。在這一時期，國有經濟部門增長緩慢、效益下降，正是控制經濟過熱、加強治理整頓的必然結果。吳敬璉教授把這種經濟減緩的原因歸結為國有經濟本身的弊端，這樣的判斷並不合理，也不符合事實。

　　當時民營經濟的發展，從總體上來説，確實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或者説是很大的增長。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民營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相當不規範的行為。在21世紀之初，我曾經和我的同事們調研了北京一家國有企業。那家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告訴我們，過去，他們的產品在市場上非常受歡迎，但是由於一些民營企業(那時主要是鄉鎮企業)生產與他們同類的產品，於是就開始有了競爭。但是這家國有企業並不擔心競爭，因為他們的產品質量非常有保障。然而，有的民營企業採取不規範的競爭手段，如向採購方提供回扣，在產品生產中偷工減料，以此壓低成本。因此，他們的產品銷售價格低於國有企業，即使他們要付出回扣，且他們產品的銷售價格與國有企業產品價格持平，卻依然可以盈利。這些民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性能與質量都不能與國有企業相比，但國有企業既不能向採購方支付回扣，更不能降低產品質量。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國有企業面臨着極大的壓力。那時的國有企業還要支付職工的醫療費用和退休職工的養老金，這導致企業生產成本能夠下調的空間極為有限。國有企業所擔負的這些重擔，當時的民營企業是不用擔負的。兩相比較之下，國有企業的經營很不輕鬆。國有企業在這種市場環境中的生存狀態，如何保持所謂高速度增長?而這個時期的個別民營企業，卻通過這樣的手段賺到了不菲的利潤，表現出較高的增長速度。那些接受了回扣的採購方，即使明明知道這些民營企業的產品質量不如國有企業的產品質量，但是他們拿了回扣，也就不管所採購產品質量是優是劣。在這種情況下所體現出來的所謂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如果我們不對當時這樣的市場環境做認真的調查與分析，就簡單地指責國有企業不如民營企業，這樣公平嗎?

　　客觀地説，我們要積極發展民營經濟，這個總的政策是正確的，沒有問題。然而，在民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種不規範甚至侵害國有經濟的做法屢屢出現，這樣確實是有較大問題的。雖然我們今天無意追究這些問題，但是至少應該知道，這種不規範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難避免的。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某些民營企業採取了這種不規範、不地道的手段，反過來指責國有企業從根本上就不行，存在着重大的問題，並判斷國有企業不如民營企業，這樣的指責毫無道理。國有企業當然需要改革，民營企業在經營中也必須走一條合法經營、守法經營的道路，這樣我們國家整體的經濟環境才有可能健康起來，才更有利於各種經濟實體的生存和發展。

　　吳敬璉教授還對20世紀90年代前期和中期國有經濟的改革極為讚賞，但當時這種所謂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讓某些私人資本公開地甚至光明正大地侵吞國有資產。在這個過程中，大批國有企業成為私人資本的囊中之物。廣大國有企業職工被迫下崗失業，收入鋭減，生活質量迅速下降。這場改革，恰恰是在破壞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沒有任何可以讚揚之處。而且從國有企業所謂的改革之中，受益的只是極少數私人資本，絕大多數民營企業也不可能從中獲益。因此，吳敬璉教授對這種國有企業改革會有利於民營企業的發展之看法，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想當然。他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堅決打壓國有經濟，為私人資本在中國走上一條資本主義道路鳴鑼開道。

　　吳敬璉教授在文章中説，在此之後，國有企業的改革就停滯不前了，並對此表示非常不滿。實際上，2004年，黨中央就明確要求這種管理層收購(MBO)的名為改革、實為侵吞國有資產的錯誤行為必須停下來，並予以制止。⑤這篇文章不敢公開向黨中央的這個規定叫板，但其心中的不滿與憤懣溢於言表。

　　在推進消除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國有企業的發展和擴張是一項重要的保障和基礎性要素。簡單來説，中國如果沒有強大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就根本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吳敬璉教授在他的那篇文章裏，充滿了對國有企業的敵視與仇恨。在他看來，國有企業做什麼都是錯的。他説國有企業的發展和增長是逆勢增長。對此，人們不禁會問，為什麼國有企業要逆勢增長?這個所謂逆國有企業發展的“勢”是一種什麼樣的勢?這樣的“勢”又是從哪裏來的?這個逆國有企業發展的“勢”為什麼會存在?對這一系列的問題，吳敬璉教授都沒有給出回答。在他看來，國有企業的發展就是悖逆了他心中的潮流，而國有企業的萎縮與下滑才是他所認為的順勢。他的文章裏這樣寫道：2009年，國有銀行提供的10萬億元以上的海量貸款，絕大部分給了國有大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吳敬璉教授認為，銀行對國有企業的貸款使國有企業大大提高了擴張速度，甚至大舉進入房地產這一公認的競爭性行業，它們挾巨資搶購土地，這使得“地王”頻現，紀錄不斷刷新。

　　問題在於，為什麼國有企業會得到國有銀行的貸款?除了國家的有關政策之外，也因為國有企業在國有銀行那裏信譽最高，這是眾多非國有企業所不具備的優勢。當然，國家也要求銀行向中小型民營企業貸款，支持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發展，這沒有任何問題，當然，需要更多的具體操作細節來實施這些舉措。

　　同時我們看到，某些較大規模的資本集團，以所謂雄厚的資本為抵押，向銀行借貸了大量資金。但這不過是他們用來擴張自己勢力的資本，更有甚者將這些資金長期據為己有，根本就沒打算償還，肆無忌憚地侵吞國有資產。恒大集團的許家印不就是這麼幹的嗎?相比之下，從總體上看，國有企業比這些大的資本財團要可靠得多。從這個角度上來説，國有銀行為什麼不可以向國有企業發放貸款?

　　吳敬璉教授還説，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更是達到了天文數字，僅兩家最大的中央國有企業——中國移動和中國石油——他們的淨利潤就超過了中國500強民營企業的利潤總和。這説明國有企業獲得的貸款產生了很好的效益，它們獲得了盈利。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但吳敬璉教授又説，國有企業的逆勢擴張和地位加強，對於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究竟是禍還是福，並不能由它們獲得的短期盈利多少來評判，而要從它們對市場制度完善和經濟長遠發展的影響來判斷。

　　這是不是有點奇怪?國有企業盈利了，但吳敬璉教授説這並不是什麼好事。為什麼?因為他説，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否高於民營企業，這個問題已經有相關研究機構的實證分析給出了有翔實數據支持的否定性結論。在這裏，他沒有拿出任何根據，就説中外研究機構的實證分析否定了國有企業的效率。中國到底有哪些機構做了什麼樣的實證分析，他並沒有説。外國機構又做了什麼樣的實證分析，吳敬璉教授也沒有説。這是什麼道理?再説，他提到的這些中外機構都是些什麼樣的機構?如果是為國外資本效力的所謂研究機構，他們的立場會站到哪一邊，不是顯而易見嗎?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恨之入骨，恨不得把中國的國有企業全部剿滅，他們怎麼可能説中國國有企業的好話，怎麼可能真正地做出實事求是的實證分析?這樣的所謂研究機構做出的任何分析和結論都不能信賴。

　　吳敬璉教授一方面不得不承認中國國有企業確實有了盈利，而且盈利還不少，而另一方面又説，這種短期的盈利不能説明什麼問題。這種自相矛盾只能證明他對我們的國有企業的仇恨已經達到了病態的程度。

　　客觀地説，中國的國有企業確實需要改革，但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不能按照吳敬璉教授所説的路子走。從某種程度上説，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需要重新研究“鞍鋼憲法”的原則，走一條真正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改革之路。

　　“鞍鋼憲法”提出讓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蔘加管理。在前些年，我們有些國有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薪資過高，這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而且極易讓這些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脱離實際和羣眾。有人説，企業高管都是高智商的人才，如果不拿高薪吸引他們，他們不會來國有企業任職，這完全是一種謬論。企業高層管理崗位確實需要人才，但一方面，這些人才所獲得的薪資也要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加強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們的工作就是要讓國有企業能夠更加健康發展，為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他們應該得到與其工作量與工作業績相適應的薪資，但如果讓國有企業管理者拿到的薪資超過普通員工上百倍或者更多，那就完全背離了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

　　國有企業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同普通員工一樣，在企業中應該都是平等的。高級管理人員不是老闆，基層員工也不是單純的打工者，他們都是企業的主人。平等的觀念需要由平等的措施來提供保障，真正的平等才能產生更高的生產效率，真正的平等才能調動更多企業勞動者的積極性。

　　在國有企業當中，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蔘加管理是必備的規定動作，缺少這兩點，國有企業在發展中就有可能走偏。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是沒有這兩條規定的。當年，日本企業推行所謂的全面質量管理，就有工人加入董事會的方法。但至少到現在，如果日本企業還有工人董事的話，那也不過是一種擺設，沒有真正的實際意義。

　　前些年，有的人提出在國有企業建立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那到底什麼是現代企業制度，他們其實也沒有真正搞清楚。是學美國，還是學日本，當時提出這個意見的人也不敢給出斷言。因為他們也看到，美國或日本企業的問題也不少。可是在某些人內心，還是把西方的企業制度看作最合理的企業制度，把西方的企業制度當作現代企業制度。今天來看這個問題，這種觀點顯然是不成立的。

　　除了“鞍鋼憲法”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之外，我們的職工代表大會還應發揮更大、更充分的作用。國有企業不能都由少數人決策，少數人説了算。企業中的普通工人同樣也有發表意見和提出建議的權利，國有企業更需要民主管理。當年，我們的人民軍隊就有三大民主的傳統，即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同樣，在中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當中，同樣需要實行民主管理。沒有民主管理的國有企業，就算不上真正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

　　黨中央不止一次提出，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做優，這是有着重大深遠意義的。要實現共同富裕，國有企業本身的強大固然很重要，但其擴展和優化同樣也很重要。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隨着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社會生產所需要的公有制關係不斷提高，那麼我們的國有企業是不是需要有較大規模的發展和增加?如果越來越多的工人進入國有企業，那麼他們的收入、福利是不是就會有更多的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不是能夠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享受到更多的實惠?

　　國有企業是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領頭羊。有了這隻領頭羊，我們就能跟上它，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會走得更快一點。任何打壓國有企業的觀念，都是在背離我們實現共同富裕的偉大目標。

　　三、農村集體經濟是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可靠保障

　　實現共同富裕最大的目標羣體之一就是中國的農民。讓農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是一個艱鉅的任務，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比較堅實的發展基礎，這就是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也就是社會主義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經濟。

　　有不少人説，改革開放以後，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已經沒有集體經濟，都走上了單幹和個體經濟的道路，這樣的説法是不準確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是個體制，不是單幹制，而是在保留集體經濟的條件下實行的一種生產勞動方式的改革。

　　雖然原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復存在了，但農村集體經濟最基本的部分並沒有遭到根本性破壞，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仍然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農村的土地雖然被承包了，但是未被分割。承包土地的農民有土地使用權，但是沒有所有權，這就保證了我們的集體經濟仍然有進一步發展甚至實現騰飛的可能。

　　我們不能否認，在一段時間內，農村集體經濟受到了較大的影響，這也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然而，我們不能否認，在農村集體經濟最困難的時候，中國仍然有一些農村堅持集體經濟的建設和發展。

　　這些農業集體經濟非常紅火的地方，包括知名的華西村、南街村，還有更多的不那麼出名的鄉村，它們分別是竇店、韓村河、周家莊、興十四、大寨、東嶺、花園、龍門、航民、進順、方林、九間棚、周台子、龍門、黃兒營西……從京畿重地到西南邊陲，從白山黑水到黃土高坡，從中原腹地到東南沿海，從江南水鄉到雪域高原，到處都有這樣的共同富裕榜樣名村。⑥

　　有些主流經濟學家以及所謂名人，不相信農村集體經濟能讓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們中有的在造謠，有的在詆譭，總是説些冷言冷語。有的黨校教師在參觀南街村後，拒絕了當地題詞的請求。有同行者問他為什麼拒絕題詞，他含含糊糊，但表達的意思是，他沒有聽到上級的明確意見，自己不便發表評論，這或許表明他似乎並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實。然而，在那些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得非常好的鄉村，當地農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幸福指數都遠遠超過那些集體經濟發展不紅火的地方。雖然有些地方的媒體輿論不看好這樣的農村集體經濟，但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於這樣的輿論基本置之不理，依然堅持走他們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在全國脱貧攻堅的戰役中，又有一批農村開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中共畢節市委在幫助農村脱貧的過程中，支持各村基層黨支部領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積極帶領農民脱貧致富。中共煙台市委組織部在領導農村基層黨支部搞好黨建的過程中，也動員農村基層黨支部領辦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兩個地方的相關工作都取得了較大的成績。⑦

　　某些人如今一提到人民公社，總是帶有貶低的態度。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人民公社在各地發展的情況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可能會存在一些問題，但同時有更多的地方在發揮着農村集體經濟的優勢。某些人只把當年存在的一些問題無限地片面誇大，要從根本上否定農村集體經濟，這種做法本身就是脱離實際，違背實事求是精神。

　　貴州畢節和山東煙台所開展的由農村基層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經驗在全國範圍內傳播開來以後，很多地區都在學習這一經驗，而且很多地方也取得了可觀的成效。河北保定、安徽合肥、遼寧鞍山等地以黨支部領辦土地合作社為重點，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農民增收顯著。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發起之地安徽鳳陽小崗村，今天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12年，小崗村在安徽省內率先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通過“三權”分置改革，放活經營權，“小田變大田、碎田變整田”。也是在這一年，小崗村陸續開始搞高標準農田建設。2016年，小崗村又啓動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試點，成立小崗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社，實現從“户户分田包地”到“人人持股分紅”。近年來，小崗村基本建成近1.4萬畝高標準農田，實施省級以上農村改革試點16項，這些舉措激活了土地流轉和人力資源。

　　在今天許多農村集體經濟中，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農民都是擁有一定股份的。他們不僅憑着自己的勞動領取勞動所得的收入，而且還能根據村集體每年的收入，按股份進行分紅，這是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當年，馬克思説，在資本主義制度終結之後，社會將建立一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關係。那麼，這種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是不是就能實現這樣一種所有制關係?集體經濟是公有制，個人佔有股份而且能夠收穫紅利是不是就是一種個人所有制?如果在全國範圍內推動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得到加強和發展，中國農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還會遠嗎?

　　四、公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完全可以共同發展

　　吳敬璉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説，國有經濟要縮小範圍，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持這種觀點且多次反覆強調這種觀點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並不只有吳敬璉教授一個人。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國企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國有企業的發展要有進有退，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但吳敬璉教授在這個問題上故意含糊其詞，説國有企業在進退上應當如何，但他們總是故意片面地強調國有企業一定要退，而且要從競爭性行業裏退，並且一定要退夠。那麼國有企業要怎麼進，要向哪個方面進，吳敬璉教授等人總是閉口不提。在他們的內心裏，國有企業只有退，不許進，這才是他們最希望看到的情境。

　　在這裏，他們所説的民營企業，當然完全是指非公有制民營企業，而且是具有較大資本規模的非公有制企業。那些具有科技創新的小規模民營企業，是入不了吳敬璉教授等人的眼的。在他們看來，這些大資本集團要發展，最大的障礙就是中國的國有企業。他們只説要讓國有企業“退夠”，但在他們的骨子裏，是要把國有企業徹底滅掉。這不禁讓人想起，多年來，美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對中國的國有企業也一直都是恨之入骨的。從這個方面來看，吳敬璉教授等人與美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

　　吳敬璉教授認為，這種非公有制大資本集團要得到發展，就必須擊垮或者壓倒國有企業。美國政府也認為，美國要想在貿易戰中扭轉長期的貿易赤字，也必須打垮中國的國有企業。人們都知道，在美國資產階級的霸權字典中，在他們的經濟與貿易字典中，從來都沒有互利雙贏這幾個字。在他們的字典裏，只有你輸我贏、你退我進、互相仇視等字眼。他們的這種觀念，完全服務於美國的霸權利益，也只有具有霸權思維的人，才會如此痴迷於零和思維。

　　中國如吳敬璉教授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以及與他們站在一起的“公知”們，同樣也像美國政府那樣用零和思維來思考問題的，其中的原因倒也不復雜。美國仇視中國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那麼這些主流經濟學家與“公知”們，也仇視中國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所以他們把那些非公有制大資本集團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對立起來，畢竟他們自身就是站在這些非公有制大資本集團那一邊。

　　在他們的眼裏，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勢不兩立的、不可兼容的、無法妥協的。他們要求的就只能是“公退私進”，“社會主義退而資本主義進”。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的立場非常鮮明，完全不做任何掩飾。

　　其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的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根本就不存在尖鋭的對立性。這裏所説的非國有經濟，既包括非公有制的民營經濟，也包括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的公有制經濟。而非公有制的民營經濟，主要是指那些願意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出一己之力的民營企業，也包括那些中小規模的、在科技創新領域中願意大顯身手的民營科技企業。在那些具有較大規模的非公有制民營企業中，也存在着具有愛國主義精神，願意為中國式現代化儘自己更大力量的企業。

　　這一類非公有制民營企業，不會視中國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為仇敵，甚至也不會把中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當作自己的競爭對手。他們完全有信心在現有的經濟領域中，主動而積極地開拓一片新的天地。

　　經濟領域的開拓是無止境的，正如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無止境的道理一樣。中國的國有企業，既在做着堅守的工作，也在做着開拓的工作。堅守是為了保護我們最基本的國計民生，而開拓則是為了人民的未來能獲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對上述那些與大多數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的非公有制民營企業來説，他們更注重在經濟領域的開拓。畢竟，國有企業不可能把全部未開拓的領域都完全包下來，這根本就不現實，也為上述那些非公有制民營企業留出一大片可以開墾的處女地。

　　深圳正是這些具有積極開拓精神的非公有制民營企業的良好家園。今天的深圳，有許多高技術的企業在做着人們前所未有的開拓工作。例如，電子信息領域、生物與新醫藥領域、航空航天領域、新材料領域、高技術服務業領域、新能源與節能領域、資源與環境領域、先進製造與自動化領域，都大有可為。這片天地廣闊得很，哪裏用得着誰進誰退，大家都可以齊頭並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中美關係時所指出的，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同樣，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等待開發的行業也多得很，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多得做不完。

　　如此充滿希望的未來擺在中國人民的面前，我們要實現共同富裕，希望大得很，前途光明得很，沒有任何困難能夠嚇到中國人民。吳敬璉教授所謂那些只想讓大的資本集團富裕起來的夢幻，遲早是要破滅的。如此廣闊的領域，如此壯麗的前景，足以讓吳敬璉教授等人所謂的“你退我進”的零和思維黯然失色。美國狹隘的霸權主義思維，在吳敬璉教授等人的頭腦裏扎的根實在太深了，他們受到毒化浸染實在無法自拔，他們只會這麼來考慮問題，他們的頭腦只能如此狹隘。這又能怪得了誰?看起來，霸權主義思維是與全世界人民為敵的，吳敬璉教授等人的這一類思維也是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為敵的。兩者何其相似，這又在説明什麼問題?

　　五、新質生產力與共同富裕

　　實現共同富裕，除了要在生產關係方面做出更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調適之外，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發展生產力方面不能有任何鬆懈和忽視。我們的國家要發展，我們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黨中央提出要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包括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在這裏，我們以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為例。對於當代中國，人工智能有着巨大的發展潛力，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前景是非常壯觀的，有些情況是我們現在也無法完全預見的。

　　例如，隨着人工智能在硬件上的應用，我們將來在全國範圍內可以建設諸多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這個數據中心就是國家掌握的最大資源。這些數據中心建立起來之後，可以在全國範圍內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所有的企業、研究機構、學校以及個人，都可以使用這類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開展生產、研發、設計以及創新方面的許多工作。這類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還可以把各單位、個人以及各個領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創新成果公佈出來，連接起來，並向全社會推廣運用，向整個社會提供服務。這樣一個如此規模巨大的創新、研發、生產、銷售的服務網絡，將會創造怎樣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難以想象的。

　　在這樣的網絡經濟中，社會財富將得到更大的創造，企業、單位與個人的收入也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我們的蛋糕將做得更大，我們的人民所得到的收益也會更多。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也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公有制形式，而且還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實現共同富裕的方式。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是國有的，整個平台為全社會提供服務，企業與個人都在這個平台中受益。這是不是也能算是在公有制經濟上建立的個人所有制?當然，要想真正實現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還需要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難道就不能從現在開始展示出來嗎?畢竟共產主義不是一下子就從天上掉下來的，它總要從某個階段就開始，然後再一點一點地逐步發展起來，這不就是客觀的辯證法嗎?

　　參考文獻：

　　[1]陳健：《新時代新徵程國有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研究》，《現代經濟探討》2023年第6期。

　　[2]江劍平：《利潤全民共享：國有企業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邏輯與路徑》，《當代經濟研究》2023年第10期。

　　[3]羅必良、耿鵬鵬：《農村集體經濟：農民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社會科學戰線》2024年第6期。

　　[4]魏登才：《習近平關於共同富裕重要論述的理論貢獻》，《江漢論壇》2024年第9期。

　　[5]程恩富、羅玉輝：《論塑造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學習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體會》，《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4年第8期。

　　註釋：

　　①吳敬璉：《國有經濟不改，無法實現共同富裕!》，https：//newshtbprolsohu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a/872418659_121124619.2024年9月14日。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頁。

　　③《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2頁。

　　④《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2頁。

　　⑤新浪財經：《國資退出，叫停MBO的理由》，https：//financehtbprolsina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sa/2003-11-26/detail-ikkntiak7813440.d.html.2003年11月26日。

　　⑥搜狐網：《凡是共同富裕的名村，無一不是走集體經濟之路的》，https：//culhtbprolsohu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a/813946353_122026836.2024年10月5日。

　　⑦王宏甲：《走向鄉村振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21年，第2-115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文原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