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為何此時出手“反內卷”？這個決定將影響未來30年國運_風聞

雷少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吳應娟 (訪)｜北京大學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

【導讀】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已將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明確為重點任務，“反內卷”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行動，對此有人拍手叫好，也不乏可能引發“經濟波動”的擔憂，那麼，為何是現在這個時候要開始“反內卷”？編者認為，這正是基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在走向一個讓世界擁抱中國製定標準的時代，未來中國的產業發展，依靠的是產業標準而非無序的低價競爭。本文選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雷少華老師的部分訪談內容，試圖展現一幅“讓世界同中國接軌”的未來圖景。雷少華老師在訪談中深入分析了當下產業發展的挑戰與機遇，尤其回答了中國體系化的產業佈局如何破解全方位的產業封鎖、如何發展成為制定標準的產業強國等，對於理解當下產業政策改革提供了十分前沿的觀點和理論。

**本文原載“區域風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擁抱中國製定標準的時代

**▍**吳應娟：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中國實施了全方位高強度的產業封鎖，您如何看待這場產業封鎖？這給我們帶來了哪些機遇和挑戰，以及您認為這場封鎖最終會走向何處？

雷少華：我認為要以長時段的眼光看待美國對中國的科技與產業封鎖與打壓，從更大的框架去分析。“處於全球產業與技術最高端的引領性的、主導性的國家，一定會對後發國家或者追趕型國家的實施封鎖和打壓”，這是過去歷史的規律，要理解美國對中國的封鎖，我們必須要理解當代世界的起源。當今世界起源於大航海時代西方國家對全球殖民掠奪，通過三次工業革命構建起來的全球化工業的時代。回看17、18 世紀英國對其殖民地的政策，英國立法禁止其殖民地從事任何與英國高度重合的製造業，如皮革、紡織、冶煉等，殖民地只能提供原材料和市場。如果把英國的皮革、紡織以及冶煉，換成今天的芯片、人工智能、航天等，會發現本質是一樣的。

在全球產業體系內，西方國家最核心權力底座建立在不同時期先進技術構建的龐大的製造業體系，如果説這一領域被後發國家或者趕超型國家追趕上，那麼全球性大國的霸權基礎就不復存在。所以無論金融霸權、軍事霸權、輿論霸權有多強大，在今天這樣由工業構建的全球產業體系裏，製造業霸權依然是核心。軍事、金融和輿論霸權最終還是服務於製造業霸權。美國對中國的產業封鎖不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快速追趕而打壓，任何像中國這樣龐大體量的迅速發展的國家，作為守成大國一定會毫不猶豫實施圍堵封鎖和打壓，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當年英國對美國實施技術封鎖、美國對蘇聯的技術封鎖，一旦美國的產業體系主導地位受到威脅，它必然會採取這些措施。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並不是從2018 年開始。從新中國建國之初，美國就對我國實施了幾乎全方位的技術封鎖。冷戰時期美國組織了“巴黎統籌委員會”，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實施全面技術禁令。冷戰後，美國對可能追趕上它的國家進行了技術封鎖和圍堵。甚至美國對自己的盟國都下狠手，如打壓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等。這一輪對華猛烈的技術圍堵和封鎖，只不過是歷史車輪滾動到了這個階段。我們追趕美國的速度越快、與它的距離越近、被封鎖的烈度就會越大，説明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需要美國從整個技術體系封鎖和圍堵階段。

**▍**吳應娟：您在各種場合都明確表示過，美國無法真正封鎖中國產業，您為什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您認為中國的實力基礎在哪裏？

雷少華：我認為，建國 100 週年左右的時候，中國一定會全面攀升並且主導全球技術密集型產業。我之所以認為美國無法封鎖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主要是因為美國政客搞混了一個核心問題：他們把科技與產業混為一談。因為西方是以科技促產業的發展路徑，先進科技代表先進產業。但實際上科技是科技，產業是產業，它們是兩個既密切相關、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領域。科技追求的是不計成本的投入，始終保持最前沿、最優勢的研發能力；產業追求的是應用、市場利潤、市場規模，追求的是產能效率與規模優勢。在科技領域，只要可以擁有一支小而精、專而強的研發隊伍，配合國家和企業不計成本的投入，就可以在全球某領域保持最頂級水平。一旦某項技術迅速擴散，成為通用型技術後，它的尖端性就不存在。研發體系就需要探尋下一個更加尖端的技術。但100多年來，由於基礎理論並沒有顛覆性的發展，技術體系也在一個較為確定的框架內延伸。如今大部分先進科技，都能追溯到冷戰時期奠定的框架。冷戰之後並沒有提出太多能夠顛覆人類整體發展的新技術體系。（目前人工智能可能唯一的顛覆性技術革命，但是人工智能走向通用型AI的路還很長）。

產業追求的是高效且完整的生產體系與市場規模。產業的基礎是“全”：大到航天飛機、小到一顆螺絲，都要有完整的生產體系。完整的產業體系是中國最大的優勢。產業的核心是製造業，無論技術有多先進，都要通過製造業把技術轉化為實際可以應用的產品。科技史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論斷：“不能轉化為三維物理形態的技術永遠都是工具”。不能被產業化的技術，永遠都是實驗室的研究。因此，美國很多政客存在一種嚴重的錯誤認知：他們把科技和產業混為一談，他們認為封鎖了最先進技術，就能封鎖整個中國的產業發展。但是產業並不一定要應用最先進的技術，“成本、質量穩定性、供應鏈安全性”，是產業體系的三根支柱，也就是“能賣、好用”這種質量與成本的均衡體系。例如集成電路產業，美國以為對中國實施芯片管制，就可以把整個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限制住。實際上目前最先進的芯片市場應用領域規模有限，主要是小型移動設備和一些高精尖設備。而對於整個集成電路產業來説，無論是從冰箱、彩電等家用電器還是汽車，甚至火箭衞星等，成熟製成芯片依然是集成電路市場的主體。

中國的發展的模式是注重系統性發展。中國發展邏輯是“先解決有——再解決多——再解決大——再解決強——再解決專——再解決精”的路徑。回顧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歷程，首先追求的是解決工業母機等大型成套設備，這是能夠產生工業的基礎，需要從煤炭、冶金、化工、機械製造等重工業開始，培養工業體系所需的環境、土壤和人才等，從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重工業體系。建國初期，中國從蘇聯援助的156個大型項目開始，以東北、上海、天津等城市為起點，構建了西安、太原、洛陽等的新興工業城市；又通過“三線建設”把整個工業體系從東部向西部拓展，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就已經形成了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均等化的完整工業網絡。這種工業網絡使每個省都有結構相同的一套工業體系，小到家用生活的褲子、襪子、鞋子、洗衣粉、肥皂，大到重工業的產品，像鋼鐵廠、化工廠甚至汽車廠等，幾乎每個省都有自己獨立的產品體系。這也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能夠承接全球製造業轉移的前提條件。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我國的這種體系性發展也沒有停止。東部沿海由於地理位置，最先承接了全球化帶來外向型經濟，而中部和西部則在能源、勞動力、市場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國一直都是“全國一盤棋”。經常有人批評中國“大而全、但不強”，這種批評的前提預設是錯的。“強”的基礎是“大”、“大”的基礎就是“全”。不可能無中生“強”。不能因為中國目前造不出最先進的芯片，就認為整個中國的產業體系是有問題的。美國以為封鎖了高精尖科技領域就能封鎖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這個邏輯完全錯誤，因為最高精尖的技術恰恰不是應用規模最大的市場。中國是全球唯一全產業體系國家，這是一個超大規模的結構化體系。美國可以圍堵中國某些高科技企業，但是無法圍堵中國的產業，更加無法打壓中國的產能優勢。

因此，美國根本無法阻攔中國的產業升級。因為中國有小到可以生產螺絲釘、大到生產太空實驗室的全產業體系。美國現在封鎖的只是“精”，但是我國“全”這一方面的優勢，美國是無法超越的。對於提升全人類整體生活質量而言，“精”的層面在一定時期內沒有那麼大的意義，反而是中國超大的製造能力，對改善人類整體的生活環境和生存質量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

**▍吳應娟：**中國在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無人機、通信技術、航空航天、工業互聯網等領域已展現出強勁的發展潛力，您認為中國的產業創新，表現出了什麼特徵？體現了怎樣的中國特色呢？又是哪些因素造就了這些特徵？

雷少華：近些年來中國在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無人機、通信技術、航天航空、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生物製藥、高端醫療設備等領域開始呈現井噴式發展，**這不是通過單一領域的某一項技術能夠實現，而是由於技術的外溢性形成的系統性發展的結果。**例如，新能源汽車相關的技術不僅來源於汽車工業，很多技術曾經也被應用在其他領域裏，後來被拓展應用於新能源汽車。因為技術本身是通用的具有外溢性。“機械工業”、“電子工業”和“信息工業”三大平行產業鏈形成的跨界融合，從而促使中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得以爆發式增長。

中國新質生產力產業體系可以用三個詞概括：**智能化、網聯化、電動化，這是我們整個技術和產業發展的三大核心支柱。**這三大支柱打通了技術的通用型障礙，使得產品可以呈現出任何形態。**這三根支柱之所以能夠出現，就是因為中國已經建立了全產業體系。只有“全”了，才能把技術應用到各個領域。看似一夜之間的突破，其實是因為中國已經構建了技術應用的土壤，就能長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參天大樹，這就是中國的產業發展思路。**中國追求的是整體論體系性發展，而不是單一領域單一產業。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系高度融合。**西方經濟學經常把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分開，認為國家就是國家，市場就是市場，國家不能干預市場。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高度融合的體系。黨的“三個代表”思想體現了這種高度融合體系。“三個代表”的第一個代表是代表先進生產力。從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日起，就堅持以唯物主義原則來改變國家命運，整個國家必須要建立在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基礎上，技術與產業就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手段。

中國的產業發展之路非常激進。一旦掌握了新技術，中國政治體系就會快速推動技術應用，實現先進技術向產業的快速轉化，這是其他國家不具有的體制優勢。**中國的政治體制能夠制約不同利益集團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動機，拓展出一定的市場空間讓先進技術被快速應用。很多技術的應用和迭代建立在新型基礎設施之上，而新型基礎設施又是超大規模資金投入和超大規模團隊協作的體系性的結果，而這恰恰和我國“集中資源辦大事”的體制性優勢相匹配。**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無線通訊、航空航天這些先進技術，都建立在完整的新型基礎設施基礎之上。比如 5G 基站的建設，高速鐵路的發展，都要依託龐大的新型基礎設施才能被應用。中國政府在推動新技術應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非常激進。從 2008 年至今，我國高速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了四萬公里；中國百姓已經習慣於享受移動支付帶來的便捷生活。如果沒有國家在金融領域的推動、沒有國家在數字產業基礎設施的建設、沒有穩定的電力、穩定的移動通訊以及穩定的銀行交易體系，怎麼可能發展出如此龐大的移動支付交易？因此，無論是微信支付還是支付寶的發展，決定性因素是國家平衡各方的力量，允許並推動兩大移動支付體系接入現有龐大的銀行系統中。雖然移動支付最早誕生在美國，但是美國卻沒有發展起來，就是因為傳統金融勢力一直在阻礙移動支付的發展，龐大的信用卡體系怎麼可能讓新型移動支付交易體系取代它？航空集團、石油工業以及傳統汽車產業怎麼可能讓高速鐵路甚至電動車取代他們？

我們的新能源汽車能夠快速迭代，也是中國政府激進的產業政策培育的結果。我國從 2008 年開始快速推動電動車產業發展，今天中國新銷售汽車的電動車滲透率已經超過50%，目前全國新能源汽車的保有量已經達到了3680萬台，這個發展速度非常可怕。背後正是中國政府激進的產業政策在起作用，這種激進政策的核心就在於要先培育市場、構建產業集羣，完善價值鏈，然後形成產業與市場的高度融合，這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國並不存在“國進民退”這種二元化對立，改革開放後的快速發展建立在國有和民營共生的基礎之上。民營經濟依託於整個國有經濟體系。國有經濟是大樹，民營經濟是藤蔓。樹越高，藤蔓才能爬得越高。

**中國產業發展路徑就是由政府來構建投資規模大、回收週期長的基礎設施，然後由競爭性的國有企業以及民營企業來進實施市場競爭，提供完整的市場服務以及加速新技術迭代，這其實是一套非常有效的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融合的體系。中國從來不會製造二元對立，市場不能干涉政府決策，政府也不能完全制約市場發展，中國永遠尋求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融合和平衡。更加重要的是，一旦中國政府認定了某一條技術路線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它就會持續不斷堅持下去。我一直認為“點錯科技樹”這句話是有問題的。“科技樹”不會被點錯，“科技樹”是一條技術路線，由於缺乏龐大的基礎設施以及市場體系支撐，才會導致了某一條技術路線沒有辦法往下走。**不可否認某些技術走着走着就走不通了，但是大部分情況下技術本身沒有點錯不點錯之説，只有技術本身無法產業化，或者市場體量不夠大無法產出足夠的商業利潤，它才會走到死衚衕。所謂的“點錯科技樹”是一種“事後諸葛亮”武斷。

**中國發展的核心特徵有以下四點：第一，新技術的研發；第二，新基礎設施的建設；第三，新產業集羣的構建；第四，新市場規模的拓張，這四個條件缺一不可。而這些四大條件建立在中國超大規模市場以及完整的工業體系基礎上，因為中國具有全球唯一“工業體系最完整、專業領域最精細、人才分佈最平均”**的全產業體系，這是中國科技與產業發展的核心基礎。

舉一個現實案例：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展經歷了幾個非常重要的階段，第一階段是由科學家提議、中國政府規劃、科研院所協作、國有企業試點、市場體系推廣；第二階段是在2014年，這一年圍繞到底新能源汽車是否還要繼續發展，政府和市場都出現了爭論，最後一錘定音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汽集團視察時，他堅定地説，“我們要推動新能源汽車繼續發展”，從而政府和市場形成了共識，要從國家政策層面去推動產業集羣的構建、推動市場規模的拓張。如今，當動力電池和智能駕駛技術突破，動力電池、智能駕駛和已經構建的新能源產業集羣相融合，形成了排山倒海般的產能規模優勢。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和光伏成為中國出口“新三樣”。

**林毅夫老師在“新結構經濟學”裏提出，中國的發展建立在兩個“有”基礎上，分別是“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但我認為還應該需要第三個“有”，就是“有力共識”。**如果政府、社會、企業和市場不能形成共識，如何推動新產業體系的發展？“共識”首先必須是決策體系的共識，也就是鄧小平同志講的“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什麼主義，能讓百姓富裕起來的“主義”就是好“主義”。同理，不管什麼技術，能夠推動整個產業體系發展的技術就是好技術，一旦發現這條路能走通了，就快速推動產業化與市場化。所以政府、企業和市場夠形成共識，這是中國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吳應娟：**隨着近年來我國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的發展，尤其是今年DeepSeek的出現，中國的產業創新發展顯然已經到了新階段，觀察國外智庫的研究，他們顯然也已經對中國的產業創新產生了更高水平的擔憂，您認為今後我們的產業創新發展會出現哪些變化和風險？我們需要如何迎接這些挑戰？

雷少華：應該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來看風險與挑戰。**在國際層次，技術已經變成了地緣政治衝突與爭奪全球主導權的工具，因此中國在科技和產業發展方面遭遇來自西方國家的瘋狂圍堵，速度發展越快，圍堵的強度就會越猛烈。在國內層次，技術密集型產業快速升級讓中國進入了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轉型，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帶來了產業地理的再次重組。**具有新型產業研發能力以及構建新型產業集羣潛力的區域，如果不能抓住這一輪產業升級，將永遠失去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窗口期。在工業化剛剛起步的時候，產業發展門檻低，上升通道寬，因此可以建立全國均等化的工業體系。國家可以有一萬個織衣廠、織襪廠、製鞋廠，但是不可能有一萬個華為、一萬個DeepSeek，一萬個大疆。此時此刻全球都在重構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全球工業體系過程，我們國家內部的產業地理結構也在進入快速重構期。

例如東北區域的衰落是因為傳統重工業體系無法快速攀升到技術密集型產業體系中。產業升級這一過程非常殘酷，即使是目前發達區域，一旦不及時抓住機會，也會被新一輪的產業升級拋棄。例如去年重慶的 GDP 驚人發展，甚至超過了廣州等中心城市。這是因為重慶依託新能源汽車製造這一新型產業體系，抓住了這一輪的產業升級的歷史機遇；今年江蘇省媒發佈“江蘇三問”，反省為什麼江蘇沒有誕生DeepSeek、宇樹科技；改革開放後的浙江，以民營經濟為發展主體，其生產體系嵌套在歐美的市場體系內。如今全球地緣政治和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後，浙江轉型速度也非常快。它抓住了新質生產力，從而有了以“六小強”為引領的新型產業集羣，促進了整個浙江朝着更高更先進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快速攀升。中西部城市最近一段時間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合肥的集成電路和汽車工業，重慶的智能製造，西安的火箭衞星大飛機等。對於中西部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把現有的產業體系轉化為迅速向新質生產力所要求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

**此時此刻中國正在經歷新一輪產業地理重構，誰落伍就將永遠落伍。**中國各個地方政府必須直面這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對於個人而言挑戰也特別大，一旦從事的領域不是新質生產力，很可能就被這一輪的產業升級淘汰。未來中國會出現兩個非常極端的情況：一方面黑燈工廠、柔性工廠24小時不間斷創造財富；另外一方面大批工人將會失業，同時依附於傳統制造業的服務業自然而然也將衰落。

我認為目前中國政府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應該把先進製造創造的財富通過二次分配的方式，建立起中國特色的福利型國家。讓機器創造財富，人民享受社會福利帶來的美好生活，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是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是生產力達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生活方式。不是未來可期，而是未來已來。這也是中國加速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根本原因。**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本質，就是隨着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未來將無法形成全國均等化的產業體系。既然不能從起點上均等化，就要在終點上均等化。**毛澤東主席時代，建構了全國各地生產製造能力均等化，也就是從創造財富起點的均等化。而如今產業體系的差異化必須要建立財富終點，也就是分配的均等化體系，即 “共同富裕”。這就需要通過政府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不同羣體收入調節分配、構建完整的消費市場，從而追求最終結果的均等化。這是我們目前最大的挑戰，當然我可能有點理想主義，但是所有的理想都要從現實起步。“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這一步總是要邁出去，無論它有多難都要往出邁。

**▍吳應娟：**您覺得中西部未來的發展會有什麼樣的機遇呢？

雷少華：“胡煥庸線”把中國東部和西部區分開，94% 的人口住在胡煥庸線以東，6%的人口住在胡煥庸線以西。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在東部，但是西部提供了能源、礦產以及安全屏障。如今中國已經步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經濟依託的三大核心基礎設施是“數據、算力和電力”。數據由東部產生、算力中心在西部，能源電力由西部提供，從而形成數字經濟完整分工，這就是數字經濟時代“全國一盤棋”的體現。

中國 “全國一盤棋”的政治結構、地理結構、經濟結構，本質上與數字產業體系完全匹配。因為數字產業體系追求的是標準統一、市場統一、法律統一。因此西部不僅不會在這一輪的產業週期中被淘汰，反而它將發揮比先前時代更重要的作用。中西部被暫時“拋棄”是在我國改開後融入全球化時代那一個特定時期。因為是否能夠融入全球市場體系取決於地理位置，沿海優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這一區域的產業體系可以嵌套在歐美的市場體系內。而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則取決於“數據、算力和電力”，這恰恰是中西部的巨大優勢。“東數西算”工程、“西電東輸”工程等等，構成了整個中西部發展的新的時代機遇。

在中國融入全球化時代初期，西部的地理位置是劣勢，但是到了數字經濟時代反而轉化為優勢。西部豐富的水利、廉價的電力、廣袤的土地、以及地理縱深形成的天然安全屏障，都是西部地區在數字時代的先天優勢。因此西部現在一定要抓住算力、能源這兩大發展機遇。同時我國也要改變過去東部壓縮西部利潤的發展模式，東部從西部購買電力和算力來促進西部發展。過去沙漠幾乎是國家的負資產，但是到了今天以後，沙漠就變成了可再生能源的大基地。西部建設能源與算力中心，東部提供數據與市場，共同服務於龐大的新質生產力與全產業體系，共同下好“全國一盤棋”。再加上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共同促進西部的發展。

**▍吳應娟：**您覺得中國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是遵循“比較優勢”的理論而成功的麼？

雷少華：我在上課的時候一直在講，“比較優勢”理論，尤其是“絕對比較優勢”，其實是披着現代經濟學外衣的“種族主義”理論。亞當·斯密指出“分工”是現代工業生產的基礎，各國都有應該發展自己絕對優勢的產業。大衞·李嘉圖改進了絕對優勢理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無論絕對優勢還是比較優勢理論，本質上都是披着自由主義經濟學外衣的“種族主義”學説。這些理論把世界各個區域劃分為不同的功能區，我的優勢在於紡織、冶金、航運、金融；你的優勢就是種植小麥、大米、咖啡、棉花；他的優勢採礦、畜牧、釀造。所以你們沒必要發展製造業，因為你沒有比較優勢。你只要專注種植棉花，然後我把棉花運到英國紡紗、製衣，你再用你賣棉花的錢購買我生產好的產品，這種自由貿易，讓我們日子都很幸福，所以你根本沒有必要發展工業。亞當·斯密、大衞·李嘉圖用了一個看似自洽的邏輯構建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但是從後發國家的角度來説憑什麼我們的宿命就是種香蕉、種棉花？這種所謂的國際貿易理論，本質是為了維護英國作為全球製造業大國的主導地位。

不能説絕對或者比較優勢理論是完全錯誤的。每個國家的資源稟賦的確不同，不是所有的國傢什麼產業都能發展起來。但如果都遵循這樣邏輯去發展，那麼美國為什麼不繼續種棉花，為什麼後來一定要發展製造業，發展高科技？韓國明明沒有發展高科技的比較優勢，也沒有資源稟賦，為什麼一定要發展半導體，發展汽車和船泊製造呢？我們會發現，凡是能夠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都是打破了所謂比較優勢的國家。國與國的關係不同於國內的省與省之間的關係。因為不可能每個省都有華為或者大疆，國內可以根據比較優勢建立不同的產業分工，中央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權力進行財政轉移支付，從而使國內得以均等化發展。但是國際上是不可能的，比較優勢被一旦建構在在全球無政府狀態之下，它就變成了一個掠奪性的體系，用布林肯的話就是“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單上”。坐在餐桌上的人控制着“比較優勢”，在菜單上的你沒有比較優勢**，就永遠只能是別人的菜單，別人的盤中餐。**

因此，絕對/比較優勢理論其實是建立在鞏固西方發達國家優勢的基礎上的學説。如果一個國家相信了“比較優勢”，就永遠被錨定在菜單的位置上。中國的發展，包括美國的發展、韓國的發展都是突破了所謂的“比較優勢”。建國以來我們不惜一切代價發展重工業，如今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攀升，就是因為我們不相信什麼絕對或者比較優勢。正如錢學森同志講的：“外國人能做的，我們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做？”中國人歷來的傳統精神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這個“天”就是亞當·斯密、大衞·李嘉圖這些忠誠維護英國國家利益的理論家構建一套具有完美邏輯閉環的認知體系，讓後發國家接受這一理論體系，從而在使後發國家在認知和現實上永遠被錨定在全球產業的固定區域和結構中。

**▍吳應娟：**現在我們其實都很關注全球南方，您覺得全球南方有可能突破“比較優勢”帶來的限制嗎？

雷少華：雖然我很不喜歡“比較優勢”理論，但是必須承認，“比較優勢”理論有它邏輯自洽的地方，無論是上天的恩賜還是老祖宗的遺產，每個國家自然資源稟賦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討論全球南方如何突破“比較優勢”理論，就要回歸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貢獻就在於它打破了“比較優勢”理論。雖然你沒有，但我願意跟你共享；雖然你沒有資源稟賦，但我協助你把公路修起來、鐵路建起來、當地人員可以流動起來。中國建工業園區，通過諸如“魯班工坊”等小而美的方式培訓當地年輕人。依託提供教育、培訓和技術來改變當地所謂的稟賦不足造成的貧困。中國的發展堅持唯物主義，中國與全球南方的發展也堅定的以唯物主義為根本指導原則。“一帶一路”不僅為某一國構建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互聯互通，它打破了傳統的以國家為單元的發展思路。“一帶一路”構建的是全球共同發展的模式，即使當地沒有資源稟賦，但中國願意跟當地共享資源稟賦，這是中國在全球南方發展思路方面最大的貢獻。資源稟賦是客觀的，但是如何實現資源稟賦的共享是多樣的。

**▍吳應娟：**中國的AI發展邏輯，與美國有何不同？

**雷少華：中美髮展AI的不同邏輯，核心還是如何處理科技和產業的關係。**美國追求的是AI的技術與資本市場關係。因此美國必須不計成本在AI的研發領域保持絕對優勢。美國的AI發展戰略是資本邏輯，通過 AI 創造龐大的資本市場。這種資本邏輯就是美國必須要代表科技的最前沿，控制主要算力、主導全球最先進AI模型。因為只有最前沿的技術才能吸引全球資本流入美國。資本邏輯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壟斷。為什麼資本和技術很容易結合？因為技術具有壟斷性。一個國家可以有一萬個製衣廠，但不可能有一萬個華為。一旦壟斷的技術和壟斷的資本融合，就變成一個封閉的排他性的體系，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必須要在AI領域瘋狂打壓中國的原因。

中國的AI發展戰略則是產業邏輯：新技術必須加速與製造業產業融合。中國的產業體系的根本邏輯是 “‘有’勝於‘好’”，非常唯物的實用主義。在AI領域，中國的目標是將AI 與各個產業體系融合，讓AI成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底座，促進中國所有產業體系實現全面升級。所以 ChatGPT 和DeepSeek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是否開源，是否融入製造業產業體系。目前美國的AI追求構建一套完整的資本與技術的壟斷的體系，必然是排他性發展模式。而中國以DeepSeek為代表的AI開源模型，追求的是產業思路，誰都可以接入，工廠、企業、醫院、學校甚至個人。資本邏輯和產業邏輯完全不一樣，美國必須要在AI無限投入，同時要形成排他性體系。中國的發展則是追求開放與科技平權。科技不是為資本服務，而是為產業服務，所以兩國現在的差異越來越大，美國不斷追求AI技術的壟斷性，中國追求AI技術服務於新質生產力的規模，我堅信產業邏輯必將戰勝資本邏輯，開源模式最終會打敗壟斷封閉。

**▍吳應娟：**今年是《中國製造2025》十年高科技行動綱領的收官之年，根據魯比奧去年9月發表的報告評估稱，在《中國製造2025》鎖定發展的10大產業關鍵技術中，有四個產業已處世界領先地位，有五個接近目標。您認為中國取得這一系列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中國政治制度的哪些特徵支撐了中國產業的創新？

雷少華：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中國在產業發展領域行動力很強。只要認定了一套技術體系，就會快速推動技術商業化和市場化。中國和當年蘇聯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蘇聯追求是技術的“領先”，缺乏市場邏輯，技術無法轉化為市場利潤，導致蘇聯在一定階段內可以保持技術的絕對優勢和領先。但是但技術需要持續投入，當無法形成有效循環時，就很容易影響民生。而技術轉化商業化有利民生，能夠創造市場利潤，最終可以反哺更新技術的研發。美國之所以能夠拖垮蘇聯，正是因為它形成了技術和市場的有效融合。

今天中國和美國技術與市場的融合模式的不同在於，在技術向市場轉化這一方面，中國政府更有行動力。中國能夠平衡所謂舊生產力和新生產力之間的關係，以一種穩健的方式逐漸過渡。比如為了促進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國家通過行政手段收緊一定的燃油車市場，把更大的市場空間留給新能源汽車。但當傳統燃油車產業出現危機時，國家仍然要採取一定政策維持傳統燃油車的發展。燃油車和新能源汽車是一種共生關係，而不是取代關係。所以**《中國製造 2025》成功的核心原因就在於：中國政府注重長期規劃、注重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不會朝令夕改，更不會因為外界的干擾終止。**長期規劃加上漸進發展，使所有規劃都是可實施的，而非不切實際目標或幻想。《中國製造 2025》的成功就是中國體制性優勢體現。這種體制性優勢也是美國恐懼的根本性原因。《中國製造 2025》是全方位的綜合性產業規劃，追求系統性發展，而非僅重點支持某一兩個具體領域。中國的產業規劃是製造龐大的電梯，讓所有人一塊上升。而不只是提供一個爬杆，只讓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企業才能往上攀升。

**▍吳應娟：**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把中國的經驗總結成了“政府力量+以浙江杭州為代表的民營經濟研究體系力量”模式，認為我們的獨特之處在於，既有大企業又有小企業生態體系戰略，強調系統性集成。您怎麼看待結論？您覺得我們現在是否有必要總結自己的經驗，如果需要，您覺得故事應當如何講述？面向誰講述？

雷少華：顧清揚教授的説法有道理，但我並不完全認同。他看到的是某幾個領域，而我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其整個科技產業體系並非分割成具體的小領域。表面上看，美國的蘋果、IBM、微軟等科技企業是自由競爭市場創造出來的科技巨獸，但這只是西方經濟學營造的對美國經濟的片面解釋。實際上美國龐大的科技產業是建立在國家完整的研究體系和政府採購基礎上。比如美國的國家實驗室提供了大量基礎研究，人們往往以為硅谷是科技創新的基地，其實硅谷更重要的功能是通過資本運作將現有科技實現市場化。因此硅谷最活躍的並非研發人員，而是VC(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PE(私募股權投資，Private Equity)，是一批既懂技術、懂市場，又懂投資邏輯的人，他們會精準判斷某項技術是否有未來市場發展的可能性。這樣的投資邏輯構建了硅谷科技創新環境。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中國在創新核心邏輯上與美國的差別其實並不大。與美國相比，中國現在缺少的是像硅谷那樣龐大的既懂技術又懂市場的職業投資羣體。

為什麼大家都願意去美國上市融資？因為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確實為科技發展提供了全球其他國家無法匹及的成熟服務體系。在新型科技向市場轉化、將新興技術迅速培育成可應用的成熟技術方面，我們還相對比較薄弱。這一點上，顧清揚教授的説法有其借鑑意義。但顧清揚教授只看到了中小企業在市場應用方面的活力，而**我認為更為關鍵的是中國龐大的國有企業所創造和構建的超大規模資金投入與超大規模團隊協作的基礎設施體系。**沒有這樣龐大的基礎設施，阿里、騰訊、美團等企業根本發展不起來。中國之所以能在移動互聯網經濟成為全球引領者，正是由龐大的交通網絡基礎設施、物流基礎設施以及巨大的市場所推動的。因此民營經濟非常重要，他們是推動科技創新的重要羣體，但民營經濟也需建立在國家綜合科研體系和基礎設施基礎上。所以我部分支持顧清揚教授的觀點。以杭州為代表的民營經濟力量很重要，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背後完整的全國性產業集羣、先進的基礎設施、超大規模市場、以高考為代表的普惠性高等教育提供的極為優質人才規模。

**總結來説，理解中國整個產業的發展需關注四個核心支柱：新型技術的研發、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產業集羣構建、新市場規模擴張，這四“新”構成了中國發展的核心支柱。**這四個核心支柱不應過度強調某一區域成為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否則中國經濟會非常脆弱，比如若杭州經濟受挫，中國的創新就會受影響。中國的活力來源於技術平權，技術研發不會集中在某一區域。例如，DeepSeek雖被稱為“杭州六小強”之一，它的母公司公司註冊地和管理總部在杭州，但其研發中心在北京，這充分體現了“全國一盤棋”的優勢。中國之所以能對抗美國的技術與產業封鎖，是因為中國這種綜合體系，每個區域都是這一體系的組成部分，而非結果僅來自特定區域。中國的產業集羣規模大且分佈在不同區域，不像美國金融集中在東部華爾街、新型科技在西部硅谷、電影在好萊塢、汽車產業在密歇根，中國的產業集羣是分散在全國不同區域的跨區域集羣，這是一種分佈式多中心模式。某區域的代表性企業就像冰山一角，其背後是龐大的體系，並非僅由該區域代表。

**▍吳應娟：**那您覺得我們現在是時候要總結一下我們自己的經驗嗎？

雷少華：實事求是地講，**中國模式難以被複制。首先在於社會平權。**中國從唐朝開始就開始打破門閥士族的社會結構，儘管仍存在形成此類結構的動力——人性自私會導致抱團，但是被中國共產黨的強有力體系約束着，使其不會成為普遍結果，因此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達到中國這種社會平權的均等化程度。新中國不僅完成了工業結構轉變，還完成了徹底的社會改造，其最極致的結果是破除對權威的迷信，追求社會平等，形成了追求平等的社會認知。因此，在中國無法通過穿着判斷人的社會地位，比如廣州最富有的人往往穿着普通T恤和夾趾拖鞋，在北京穿西裝領帶、皮鞋鋥亮的可能是房產中介。

**第二、中國模式難以被複制的原因還在於，工業化模式和經濟發展模式可複製，但資源分配模式無法複製，因為它取決於機會均等和社會權利平等。**例如，北京醫療資源最豐富，雖有定點醫療機構安排，但頂級專家也會為普通人看病，北大清華的升學通道依然均等，這裏的核心邏輯是通道開放。

**第三，中國是全球唯一有效處理了政軍、政教、政商關係的國家。**全球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尚未有效的處理好政教、政軍、政商關係，而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政商關係則是其政治毒瘤。因此，中國模式可總結但難複製，且中國不願主動輸出模式，只會分享做法，由他國自主選擇。

**▍吳應娟：**那您覺得我們現在是時候要總結一下我們自己的經驗嗎？

雷少華：西方常攻擊中國的人權問題，若總結產業經驗時加入平權內容，可增強我國在全球輿論陣地中的優勢。**“負責任”是中國體制的特性，國家領導人的講話，言必出、行必果；中央政府政策一旦成文就必須實施。中國政府從機構到領導人講話文件不渲染、不吹牛。****這種體系的優勢在於像一頭勤勤懇懇低頭拉車的老黃牛能幹事、幹實事，但劣勢在於不符合現代傳播學規律，無法形成商業化傳播效果。所以講好中國故事，尤其是講好中國的產業故事和平權故事非常重要。**講好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講好中興華為等企業在非洲、拉美建設基站、推廣4G和5G，讓廣大發展中國家百姓也享受現代科技帶來的文明的故事。無論是非洲還是拉美、無論是在遙遠的西藏新疆山區與繁華的北京上海，絕大部分人能享受到差別不大的網速，能夠買到同一檔次的科技產品。讓所有人都能享受科技帶來現代生活，這才是最大的人權。

**▍吳應娟：**顧清揚還提出，“《中國製造2025》給美歐最大震撼的不在科技產品本身，而是對中國產生新戰略認識。”您怎麼看待觀點，您覺得中國的產業發展，會如何影響中國的對外形象，是否會導致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歐美、全球南方等對中國的新的戰略，這又將如何進一步在未來塑造全球秩序？

雷少華：這還是回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問題上。**當前中國重要的外交戰略支點是周邊地區，**尤其是中亞和東南亞的發展，其市場體系規模非常大。如果再加上南亞，整個東亞、東南亞等亞洲區域的人口就佔據了全球一半左右，我們全球戰略發展的核心就是要培育這35億人的大市場。而培育的關鍵，就是讓這一區域的人們富裕起來。

我一直認為，不但不必擔心某些工廠遷移到周邊國家，反而需要按照主觀規劃和客觀產業規律，鼓勵一些工廠轉移到周邊區域。因為產業是龐大的體系和鏈條，不能僅看終端在某一區域就認為整個產業都轉移到了那裏。我們要構建完整的跨區域產業鏈，牢牢抓住源頭工業、母機工業等核心部分，終端環節雖然重要，但不必用封閉、狹隘的思路去看待。讓周邊鄰居富裕起來，是我們下一步發展的核心目標。就像買房子，既要關注小區內部品質，也要看重周邊配套和環境。如果中國很富裕，而周邊地區卻很貧窮，就必然會出現跨國犯罪、人口走私、毒品交易、電詐等全球治理難題。我們絕不希望中國出現大批非法移民以及跨國犯罪情況。避免出現這些問題的關鍵，就是讓周邊區域發展起來，與他們分享一定的市場、技術和產業，形成更龐大的國際大市場。所以，我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樣板，就是中國在東南亞、中亞形成有效的共同市場，這既是我們發展的有效樣板，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融入這個共同大市場，不僅能獲得當下經濟發展，也能贏得未來發展。

**中國市場規模巨大，有能力構建更龐大的市場，並不意味着給周邊國家的發展設置天花板，而是向周邊國家開放更大的市場，這也是中國提供更大範圍區域性公共產品的體現。**我們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消費市場，完全不必擔心衝擊本土各類商品。東南亞等地區的很多產品，比如農產品，與我們的互補性很強。我們缺少熱帶農業耕種區，向東南亞等國更大程度開放我們的農產品市場，既能讓中國老百姓享受豐富多樣的熱帶水果，也能讓東南亞老百姓獲得更多市場和財富。因此，在美國越來越封閉的情況下，我們要更加開放，以更開闊的胸懷對待周邊鄰居的發展，讓他們融入中國的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從而富裕起來。當前全球最核心的產品製造業都在中國，富裕的鄰居和人民自然會需要我們的產品，我們要做的就是保證技術不斷迭代、持續提供新型產品。

我想重點強調的是：**中國發展的邏輯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外貿成為發展的結果，而不再是目標。**如果仍將外貿當作目標，就會受制於人，別人採購什麼就製造什麼，永遠是別人市場的附庸。現在我們通過新質生產力、產業升級和技術迭代，創造出全球都希望購買的產品，無需按照別人的訂單製造，這是非常重大的邏輯轉變。

第二個核心變化是**中國的產業底座發生了改變。**我們正將人工智能、5G、大數據、工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全方位、無縫隙地嵌入智能製造、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家庭等領域，形成工業互聯網與消費互聯網的融合，這是產業底座的根本變化，也是美國無法圍堵我們發展的先進的體系和結構。

第三，**我們形成了完整的新型產業與產品生態體系。**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其背後依託的智能網聯、網絡服務、智能駕駛，5G基站、車路協同、衞星互聯網，形成了完整的空天地一體化數據傳輸鏈；同時，新能源汽車還依賴由“水、光、風、煤、核”構建的龐大智能電網。這正是中國產業的優勢所在，中國能源體系從過去的開採挖掘自然資源轉向了強大的工業體系去無限制造能源的重大革命。這種完整的可再生能源體系，構成了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發展的堅實基礎。

第四，**中國已進入以中國市場為引領的全球市場結構轉型階段。**DeepSeek、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哪吒》電影，分別代表了軟件、硬件和文化創意大三領域。這三個看似不相關的產品體系，**共同特點是不再以歐美市場而以中國市場的標準和體系為核心進行設計和研發。**例如《哪吒》電影主創人員並不在意外國觀眾是否聽得懂“急急如律令”、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也完全按照中國製定的標準設計和生產。在新型產業體系中，中國製定標準、持有專利、構建市場，形成了以中國市場為核心的全球運營體系。DeepSeek也是如此，其追求的是產業邏輯，採用開源模式，因此根本不用在意美國的封堵。

中國現在擁有的是全新的設計、標準、產品、應用、市場和製造體系，與全球在技術、產業和市場方面逐漸形成代差。**中國業已成為全球新質生產力的引領者、標準的制定者、專利的持有者和市場的構建者。只有滿足中國市場需求的標準才是新質生產力，無法滿足中國市場的體系都是落後生產力。**這種代差不是單一產品的不同，而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生態體系。優勢是中國能在新產業體系中快速發展，缺憾是可能導致全球市場被分割，因此中國才要加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團結那些願意共享中國新型生產和市場體系的國家，形成更大的全球大市場。

總結來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是必須改變思想認知：首先，**我們已經過了“與國際接軌”的階段，如今要“讓世界與中國接軌”。**這不是妄自尊大，而是現實——中國在移動支付、社會安全、數字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已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中國產業發展無需再刻意迎合他人，並且要吸引世界與中國接軌。這種思路轉變會促進中國更大程度的開放，比如中國打破了遵循傳統的外交對等原則，主動給符合條件的國家公民實施240小時過境免籤政策；在投資領域，實施新的外資投資負面清單制度，除了明確不允許的領域，其他領域全部開放，讓外資投資範圍和力度更大。中國之所以能如此開放，源於自身的自信、能力和認知提升。

其次，外貿已從發展目標轉變為發展結果。很多人長期存在一種迷思，認為我們一直在與西方同賽道競爭，是非此即彼零和博弈。但實際上，**我們已經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新賽道，擁有自己的全新的體系、賽道和標準，與美國、歐洲等並非同賽道的競爭關係，而是在兩個賽道上吸引合作伙伴。**王毅引用金庸先生的詩句“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來形容這種狀態很貼切。**我們的發展已能跳出博弈論的“囚徒困境”決策模式。過去為了“與國際接軌”， 我們的決策往往建立在他人決策的前提條件下，決策受制於西方的標準和邏輯；如今則超越“與國際接軌”的歷史階段，轉向了以我們自身發展邏輯為決策前提。****他人的決策只是相關變量，而非決定因素。這種變化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關鍵的一點，我們不再依賴他人的決策，而是按自身發展目標前行。**對一個國家而言，強盛的標誌之一就是面對任何壓力時，都能堅持自身標準體系和發展路徑，不受制於人。一個超越傳統地緣政治， 一個讓世界與中國接軌的時代正在進行中。中國正走向全新的未來，並且未來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