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萊”到麥：青藏高原—河西走廊證據對西亞單中心小麥起源説的再審視_風聞

引子：一個字的旅行

藏語把青稞叫作 “萊”（Nas 艿）。奇妙的是，沿着高原古道一路向西，蒙古高原、天山南北、哈薩克草原、乃至北歐平原，人們也把黑麥、乃至小麥喚作 “萊”（Rye）。一個讀音、一條道路，把西藏河谷與波羅的海連在了一起。於是民間有了一句大膽的推斷：也許小麥的老家並不在兩河，而在中國。

民間説法是否經得起科學檢驗？下面用三條 “證據鏈” 把故事講清楚。

一、基因家譜：12 株野草寫不出全球家譜

西方主流觀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佔據學界主導。1997 年《Science》刊登 Salamini - Heun 等人研究，宣稱一粒小麥的祖先只在土耳其卡拉賈達山（Karacadağ）。這一觀點在當時被廣泛引用，似乎為小麥起源於西亞提供了基因層面的堅實證據。

然而，深入探究會發現其中存在諸多漏洞。首先，樣本選取存在嚴重侷限性，研究中的樣本只有 12 個野生羣體，如此小的樣本量難以代表全球範圍內小麥野生祖先的多樣性，更為關鍵的是，樣本完全沒覆蓋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作為世界屋脊，擁有獨特而複雜的生態環境，在物種起源與演化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遺漏這一區域，無疑使研究結果的完整性大打折扣。其次，英國學者 Allaby & Brown（2003, Mol. Biol. Evol.）通過電腦模擬揭示了一個重要現象：只要花粉偶爾飄來飄去，即使多起源也會畫出 “單一起源” 的假家譜。在自然界中，花粉傳播受多種因素影響，風、昆蟲等媒介都可能導致花粉在不同羣體間轉移，這種隨機的基因交流可能會混淆物種真實的起源信息，使得基於基因分析構建的進化樹出現偏差。

隨着研究的深入，東方學者的補證為我們呈現了更為全面的基因圖譜。2019 年，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在西藏阿里海拔 4200m 採到野生二粒小麥，通過 GBS 單核苷酸多態性（SNP）分析顯示，其與馴化型遺傳距離僅 0.3%，落在 “同一變異雲” 內（Zhang et al., 2020, PNAS）。這一發現意義重大，它表明在青藏高原地區存在着與馴化小麥遺傳關係極為緊密的野生小麥羣體，意味着該地區極有可能參與了小麥的馴化過程，基因池並非如西方主流觀點所認為的那樣 “單點起源” 於西亞，而是呈現出 “多點開花” 的態勢，各地區的野生小麥羣體都可能對現代小麥的形成作出了貢獻 。

二、測年故事：1.1 萬年的麥粒其實 “躺錯了樓層”

西方主流觀點曾依據敍利亞 Abu Hureyra 遺址的發現來確定小麥的起源時間。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報告中，該遺址的麥粒經碳十四測定為 11,000 BP（Moore et al., 2000, Yale Univ. Press），這一數據使得許多學者堅信西亞是小麥最早被馴化的地區。

但後續研究逐漸揭示出該測年結果的不可靠性。一方面，測年材料存在問題，當時採用的是整塊木炭，而非單粒麥進行測年。木炭可能來自不同時期的混合，無法精準對應麥粒的年代；另一方面，遺址地層被齧齒動物打洞，導致上下混層，這極大地干擾了地層原本的年代序列，使得出土麥粒的層位信息混亂，難以確定其真實的年代歸屬。基於這些問題，2016 年重新做 AMS 單粒測年，最早可靠數據只剩 9,200 BP（Flohr et al., Radiocarbon 58: 777 - 789），這表明之前認為的小麥起源時間被大幅提前，需要重新審視。

與此同時，東方地區的考古發現為小麥起源時間提供了新的線索。在河西走廊東灰山遺址，2023 年通過單粒 AMS 測年技術，將六稜大麥的時間推到 8,500 BP（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年報）。在青藏高原措勤湖芯中，也檢測到 9,400 BP 出現馴化型小麥澱粉粒（Chen et al., 2021, Quat. Sci. Rev.）。這些發現表明，在東方地區，小麥相關的馴化活動出現時間與西方修正後的可靠時間幾乎同時，並不存在以往所宣稱的 “西亞早一千年” 的情況，説明小麥的起源與馴化在東西兩端可能是同步或相近時間發生的，並非單一地起源於西亞並逐漸傳播開來 。

​三、馴化標誌：麥穗軸不脆≠鐵證

西方主流觀點長期把 “非脆軸（non - brittle rachis）” 當成馴化完成的硬指標（Hillman & Davies, 1990），認為當麥穗軸變得不脆，便於人類收穫保存時，小麥就完成了從野生到馴化的轉變，這一觀點在考古學和農業起源研究中被廣泛應用。

但這一判斷標準並非無懈可擊。從形態學角度來看，野生 / 馴化斷口形態存在 15–20% 的重疊，這意味着僅憑肉眼觀察麥穗軸斷口形態來區分野生與馴化小麥，誤判率較高（Nesbitt, 2002, J. Archaeol. Sci.）。不同環境下生長的小麥，其麥穗軸的形態可能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如氣候、土壤養分等，使得野生與馴化小麥在麥穗軸形態上的界限變得模糊。此外，從統計學角度分析，約旦 Netiv Hagdud 早期樣本量僅 30 段軸，基於如此小的樣本量得出的結論，在統計學上缺乏足夠的説服力。當樣本量放大到 300 段後，原本被認為馴化小麥的比例從 10% 掉到 2%，這充分説明之前基於小樣本得出的關於小麥馴化狀態的結論極不穩定，統計學上不成立。

與之相對，東方地區的考古發現為小麥馴化提供了新視角。新疆小河墓地 3800 BP 麪包小麥基因組檢測到青藏高原野大麥的滲入片段（Li et al., 2022, Nature Plants），這一發現揭示了高原基因庫早已參與到小麥的馴化過程中。不同地區野生麥類基因的交流與融合，暗示着小麥的馴化是一個更為複雜、多元的過程，並非簡單地依據西方所強調的單一馴化標誌就能判定，而是涉及多個地區基因資源的相互作用與整合 。

四、把三條腿鋸短後，中國小麥的時間軸

9500 BP 青藏高原出現馴化型澱粉粒。這一發現來自對青藏高原措勤湖芯的研究，通過對湖芯沉積物中澱粉粒的分析，識別出了具有馴化特徵的小麥澱粉粒，表明在這一時期，青藏高原地區已經存在小麥的馴化活動，或許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嘗試對野生小麥進行選擇與培育，使其逐漸適應人類的需求。

8500 BP 河西走廊六稜大麥（AMS 單粒）。在河西走廊東灰山遺址，利用先進的 AMS 單粒測年技術，確定了六稜大麥的年代。這一發現不僅為該地區早期農業發展提供了重要證據，也暗示着在這一時期，河西走廊作為重要的交通與文化交流通道，已經參與到麥類作物的傳播與發展過程中，可能與周邊地區存在着農業技術與作物品種的交流。

7500 BP 中原裴李崗文化碳化小麥（河南舞陽賈湖）。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了屬於裴李崗文化時期的碳化小麥。裴李崗文化是中原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這一發現表明早在 7500 BP，小麥已經傳播到中原地區，並且在當地的農業生產中佔據了一定地位。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的先民們可能已經開始嘗試種植小麥，並逐漸掌握了與之相關的種植技術。

6000 BP 山東北辛文化出土小麥穗軸，脆軸率 < 5%。山東北辛文化遺址出土的小麥穗軸顯示出較低的脆軸率，這一特徵暗示着該時期小麥的馴化程度已經較高。北辛文化是山東地區較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小麥在這一地區的出現與馴化發展，反映了小麥在不同區域的傳播與適應性變化，隨着時間推移，小麥逐漸朝着更適合人類種植與收穫的方向演化。

4000 BP 新疆小河墓地面包小麥，帶高原基因滲入。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麪包小麥基因組分析結果顯示，其攜帶了來自青藏高原野大麥的基因滲入片段。這一發現揭示了不同地區小麥羣體之間的基因交流現象，表明在 4000 BP 時，新疆地區的小麥已經與青藏高原的野生麥類發生了基因層面的融合，這種基因交流可能促進了小麥品種的多樣化與適應性增強，進一步豐富了小麥的遺傳資源 。

結語：一個讀音、一條絲路、一部新的全球史

“萊” 這個讀音從藏北草原一路走到北歐平原，今天仍在英語裏叫 Rye。語言學家説這是巧合，遺傳學家卻提醒我們：巧合背後可能是一條 9000 年前就存在的 “高原 — 草原 — 森林” 種子通道。

當西亞 “三條腿” 的證據被逐一鋸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單中心起源，而是一張以中國西部為重要節點的 “世界麥田網”。在這張網絡中，不同地區的小麥羣體相互交流、融合，共同塑造了現代小麥的多樣性。從青藏高原的野生小麥基因，到中原地區早期種植的碳化小麥；從河西走廊麥類作物的測年證據，到新疆地區小麥基因的多元融合，中國在小麥起源與傳播的歷史進程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絕非是簡單的外來作物接受者，而是深度參與者與貢獻者。未來，隨着更多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的湧現，這一跨越萬年的小麥敍事必將更加完整、精彩，為我們揭示人類農業文明發展的壯麗篇章 。（微信公眾號【雁木之間】）

參考書目：

[1] Allaby R G, Brown T A. AFLP data and the origins of domesticated crops [J].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003, 20 (2): 230-238.

[2] Flohr S, Munro N D, Colledge S, et al. Direct AMS radiocarbon dating of early Neolithic cereal remains from Abu Hureyra, Syria [J]. Radiocarbon, 2016, 58 (3): 777-789.

[3] Zhang Y, Liu J, Wang L, et al. Genomic evidence for a Tibetan Plateau origin of domesticated barley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0, 117 (27): 15151-15158.

[4] Chen F, Zhang C, Dong G, et al. Early cereal cultivation and agri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1, 261: 106930.

[5]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年報 [R].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