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莫高窟，且哭且笑且徐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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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6月22日，在敦煌市區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發生了一件“大事”。

　　道士王圓籙在僱人清理莫高窟的積沙時，在16窟北側意外發現了一個新的石窟。

　　小小的石窟內，堆滿了包裹。

　　後經調查，這裏藏着的是 4-11 世紀的寫經、文書、絹畫、刺繡、法器等 5 萬餘件，文字除漢文外，還有藏、西夏、梵、回鶻等多種古文字。

　　這個小小的石窟，就是中國近代考古史上震驚中外的莫高窟“藏經洞”。

　　2

　　王圓籙，生於湖北麻城，後在酒泉一帶成為道士。

　　在晚清風雨飄搖的那段歲月裏，他成了以佛教雕塑、繪畫聞名於世的莫高窟的“看門人”。

　　王圓籙雖然是個道士，但很顯然，他對宗教並沒有太深刻的理解，他對於文物更是知之甚少。

　　餘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曾經寫道，王圓籙看到莫高窟內那些繪滿壁畫的牆壁在經過數百年、上千年的歲月洗禮之後顯得黑糊糊的，於是，他“好心地”買來石灰，紮了刷子，認認真真地將部分牆壁刷成了白色。

　　他哪裏知道啊，他每一刷子刷下去，都成了關心文物保護的中國人心頭的一道“血痕”。

　　讓這樣一個人來當千年文化寶庫莫高窟的“看門人”，本身就是那個荒謬的時代的一個縮影。

　　3

　　王圓籙雖然愚昧，但他終究知道，那一大堆古物，畢竟不是小事。

　　他給滿清政府的當地官員報告了此事，也有一些官員對此表示了或大或小的關心，但是，在1900年6月22日前後，從北京城到中國西北，滿清政府上自慈禧太后，下到總督、巡撫，他們顯然有“更緊迫”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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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圓籙發現莫高窟“藏經洞”前後一年裏，自鴉片戰爭以來面對列強堅船利炮屢戰屢敗的晚清，已經走到了油盡燈枯的前夜。

　　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底層人民用最樸素的方式對列強的欺壓和凌辱發出了充滿暴力的反抗。

　　但是嗎，這種反抗反而遭到了列強更加殘酷的打擊。

　　1900年6月前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

　　慈禧太后，這個善於玩弄權術、貪圖享受卻又胸無大志的人，竟幻想利用義和團來打擊列強。

　　1900年6月，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八國聯軍2000餘人，從天津向北京進發，廊坊之戰爆發。

　　6月17日，八國聯軍攻佔大沽炮台。

　　6月21日，清廷被迫向列強宣戰，史稱“庚子事變”。

　　7月14日，天津淪陷。

　　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倉皇逃亡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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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后與帝倉皇出逃之後，北京城陷入無政府狀態。

　　聯軍佔領北京後，為了彰顯“勝利者”的姿態，策劃了一場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閲兵儀式。

　　1900年8月28日清晨，在王圓籙發現莫高窟“藏經洞”2個多月後，八國聯軍部隊在大清門至天安門之間的千步廊集結，隨後依次穿越天安門、端門、午門，進入紫禁城。

　　為了“破除紫禁城神聖不可侵犯的印象”，八國聯軍並未沿中軸線穿越太和殿等核心宮殿，而是在清廷官員引導下，繞行右路，經御花園，最終抵達神武門外廣場。

　　侵略者們按比例派出小分隊，俄軍哥薩克部隊、英軍海軍陸戰隊等依次受閲，現場還演奏了各國國歌。

　　他們甚至在太和殿的龍椅上拍照留念，隨意地、狠狠地將清朝皇權的權威、將中國人的尊嚴，踐踏在腳下。

　　100多年後，看到此次閲兵的細節，我的內心仍充滿了悲憤之情。

　　一個腐朽、沒落的清政府，亡不足惜。

　　但是，一個有着5000多年曆史的古老民族，主權和尊嚴遭受空前的踐踏，卻是我們每一箇中國人都不能忘卻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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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朋友，你説，在這個時候，還有誰會去關心，在距離北京城2000多公里外的荒漠裏，有人發現了一個小小的洞窟？發現了一些看起來“毫無用處”殘卷和古物？

　　但是，文物就是文物，愚昧會冷落它，但別有用心的掠奪者卻不會放過它。

　　在王圓籙發現莫高窟“藏經洞”後，那些並非沒有文化的滿清官員，並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搶救和保護這批屬於全體中國人的文化瑰寶，他們只是象徵性地要求王圓籙就地保存。

　　“藏經洞”被發現的消息，最終，還是傳到了外國人的耳中。

　　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來了。面對他的，不是戒備森嚴的軍隊，也沒有恪盡職守的官員，而是一個愚昧的道士。

　　斯坦因拿出200兩白銀，這對於王圓籙來説，是一筆鉅款。

　　斯坦因更拿出了一套侵略者會反覆使用的説辭——“這是一批寶貴的文物，但是，放在這裏，你們保護不了，也研究不了，我們把它帶到倫敦去，讓它大放異彩。”

　　説服王圓籙的，到底是斯坦因的那200兩白銀，還是這套充滿了欺騙性和蠱惑性的説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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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斯坦因利用王圓籙的無知和貪婪，以 “保護” 文物為名，用少量銀兩騙取了大量敦煌藏經洞（第 17 窟）的珍貴經卷、文書、繪畫等。據記載，他盜走的文物包括約 7000 件完整經卷、500 多幅繪畫（含絹畫、麻布畫）以及幡旗、織物等，總量超過 10000 件。這些文物涵蓋了從公元 4 世紀到 11 世紀的佛教經典、歷史文獻、文學作品等，內容涉及宗教、歷史、語言、藝術等多個領域，如今大多收藏於英國大英博物館、印度德里國家博物館等機構。

　　莫高窟的文物遭遇了一場嚴重的浩劫。

　　但是，中國考古界和文化界一段傷心的往事，不過才剛剛拉開序幕。

　　覬覦莫高窟寶物的，又何止斯坦因一個人？

　　1908 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憑藉其精通漢語和中亞語言的優勢，在藏經洞停留約 3 周，對剩餘文物進行了仔細篩選，盜走了約 6000 件精品，包括大量保存完好的經卷、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金剛經》（現存法國國家圖書館）、珍貴的敦煌文書、壁畫殘片等。這些文物價值極高，許多是孤本或稀世珍品。

　　1923年，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華爾納率隊來到莫高窟，由於此時藏經洞文物已基本被掠空，他將目標轉向洞窟壁畫和雕塑。他使用特製的化學膠水（醋酸纖維素），將第 320 窟、321 窟、323 窟等洞窟中的多幅精美壁畫整片剝離，盜走了至少 10 幅壁畫（包括飛天、佛像等題材），還盜走了一尊唐代彩塑供養菩薩像。這種剝離手段對壁畫造成了毀滅性破壞，導致原壁畫區域徹底損毀，無法復原。

　　除上述三人外，俄國的奧登堡（Sergei Oldenburg）、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等也先後到莫高窟，盜走了大量經卷、文書和藝術品。

　　這些掠奪行為不僅導致莫高窟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分散於多個國家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中，還對洞窟本身造成了嚴重破壞 —— 如壁畫被切割、雕塑被肢解、洞窟結構因不當操作受損等。

　　面對20世紀初大量敦煌文物被外國探險家掠走的現實，陳寅恪曾沉痛地説：“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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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的那句話，不僅表達了他對國家文化遺產流失的深切痛惜，也激發了學界和公眾對敦煌文物保護的重視。

　　1935 年，一個在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深造、已躋身法國主流藝術圈的中國青年畫家，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發現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這套包含 300 多幅壁畫與雕塑圖片的圖錄，讓他首次目睹了中國 4 至 14 世紀壁畫藝術的磅礴氣象 —— 北魏壁畫中比西方野獸派更早的奔放筆觸，唐代絹畫裏超越文藝復興的精湛技藝，徹底顛覆了他此前對 “中國藝術落後” 的認知。

　　他的名字叫常書鴻，這一年，他31歲。

　　多年後，常書鴻回憶當時的心境時説：“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上的人，如今真是慚愧，不知如何懺悔。“他在吉美博物館看到伯希和從敦煌盜走的唐代大幅絹畫時，更被其 “早於喬託 700 年、早於凡·艾克 800 年” 的藝術高度所震撼。這種震撼不僅來自藝術審美，更來自文化身份的覺醒 —— 作為中國藝術家，他竟對本國千年藝術瑰寶一無所知，這種 “數典忘祖” 的愧疚感，成為他轉向敦煌研究的原始動力。

　　這種轉變在他的藝術實踐中迅速體現。1936 年回國後，他開始系統研究中國傳統藝術，並在 1942 年拒絕法國導師勞倫斯的挽留，毅然放棄巴黎的優渥生活，踏上西行之路。這種選擇背後，是對 “藝術救國” 理念的踐行 —— 他意識到，敦煌藝術中藴含的民族精神，正是戰亂年代凝聚文化自信的關鍵。

　　常書鴻抵達莫高窟時，目睹的是 “洞窟被流沙掩埋，壁畫被白俄士兵煙熏火燎，棧道坍塌無法登臨” 的慘狀。更令他痛心的是，當地牧民在洞窟內放牧，淘金人在壁畫上隨意刻畫，甚至將彩塑肢體鋸下販賣。

　　這種文化遺產的凋零與自己在法國看到的系統性保護形成鮮明對比。他在《從敦煌近事説到千佛洞的危機》中疾呼：“我們的祖先創造瞭如此偉大的藝術，而我們卻任其毀於風沙與無知！” 這種責任感促使他在 1944 年創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開啓了中國學者自主保護敦煌的先河。

　　常書鴻的研究突破了單純的藝術臨摹。他在洞窟編號、壁畫斷代、彩塑修復等基礎工作之外，更提出 “敦煌是中國美術史的活標本” 的學術論斷。通過對比中西藝術發展脈絡，他發現敦煌壁畫中 “融合本土元素改造外來文化” 的路徑，為中國現代藝術發展提供了重要啓示。這種學術自覺使他不僅是保護者，更成為敦煌學的奠基人 —— 他創辦的《敦煌研究》期刊，至今仍是該領域的權威刊物。

　　常書鴻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不要忘記你是敦煌人”。

　　常書鴻的敦煌守護持續了半個世紀。他在極端艱苦條件下清理積沙 10 萬立方米，修復壁畫數百平方米，培養出段文傑、史葦湘等第一代敦煌學者。這種堅持不僅是個人選擇，更折射出 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時刻的文化擔當。正如敦煌研究院現任院長趙聲良所言：“常書鴻先生的開創，讓敦煌成為世界瞭解中國文化的窗口”。

　　今天，莫高窟第 254 窟的《薩埵太子捨身飼虎圖》依然震撼着參觀者。這幅常書鴻臨摹的首幅壁畫，既是佛教故事的藝術呈現，更是他人生的隱喻 —— 為守護文化火種，他甘願像薩埵太子般奉獻一切。從巴黎的藝術沙龍到敦煌的漫天黃沙，常書鴻的故事，是一位藝術家從西化到尋根的精神史詩，更是中華文明自我覺醒、浴火重生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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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書鴻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敦煌研究院的“前世今生”，是一部跨越八十年的文化守護史詩，也是中國文物保護事業從篳路藍縷走向世界前沿的縮影。

　　敦煌文物的流失，在一段時間內，造成了一種現象——“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

　　這成為了全體中國考古和文物界人士的錐心之痛。

　　1944年1月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設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受命擔任首任所長，帶着首批“敦煌人”住進莫高窟，清理積沙、編號洞窟、臨摹壁畫，開啓系統性保護。

　　1950年，新中國成立後，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歸屬甘肅省，國家撥專款搶救危崖洞窟，首次引入外國專家與先進技術。1960年代，完成莫高窟第一次大規模加固工程，挽救了大量瀕臨坍塌的洞窟。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從單一保護轉向“保護、研究、弘揚”三位一體，樊錦詩、段文傑等學者推動敦煌學回歸中國。

　　2017年，形成“一院六地”格局，統一管理莫高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北石窟寺，被譽為“石窟航母”。

　　在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努力，這裏建成國內首個石窟監測預警平台，即時監測温度、濕度、遊客流量。他們完成了莫高窟30個洞窟全球領先的數字化採集，實現“雲端敦煌”全球共享。

　　今天，敦煌已經成為了一個蜚聲中外的學術高地。敦煌研究院出版《敦煌研究》等權威期刊，主導國際敦煌學會議，徹底改寫“敦煌學在國外”的歷史。

　　以“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為核心的“莫高精神”，成為文博界的精神標杆。

　　2024年建院80週年之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其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

　　10

　　寫到這裏，我不能不再詳細提一下“敦煌的女兒”——樊錦詩。

　　算起來，她是我北大的前輩師姐。

　　1962 年，24 歲的樊錦詩第一次到敦煌實習，“初見敦煌，驚豔無比”，卻也立刻領教了“洞外飛沙走石、黃土漫天”的嚴酷——住土房、喝鹹水、點煤油燈，半夜老鼠掉在枕頭上，出門上廁所曾被“一對綠眼睛”嚇退，天亮才發現是驢。父親心疼她體弱，曾寫信給北大請求改派，她悄悄把信壓下，“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

　　正是在樊錦詩的努力之下，千年莫高窟，雖飽經歲月的洗禮，卻正在走向“永生”。

　　——她主編《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報告》，被國際學界廣泛徵引，奠定了敦煌石窟考古的新範式。

　　——她推動頒佈《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2003），使敦煌首次有了專項法規。

　　——她首次在國內開展遺產地遊客承載量研究，提出“總量控制、網上預約、數字展示、實地看窟”的開放新模式。

　　——她提出並主持“數字敦煌”工程，完成 211 個洞窟、43 身彩塑的高精度採集，實現敦煌藝術全球共享與永久保存。

　　2018 年，樊錦詩被授予“改革先鋒·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稱號。

　　2019 年，獲“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並當選“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詞寫道：“舍半生，給茫茫大漠……一腔愛，一洞畫，一場文化苦旅，從青春到白髮。心歸處，是敦煌。”

　　樊錦詩在敦煌一干就是幾十年，在長達19年的時間裏，她與丈夫分居，甚至錯過了孩子的成長。

　　每念及此，她都説，自己不是一個好妻子，也不是一個好母親。

　　2024年12月20日下午，86歲的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應邀在廈門大學科學藝術中心作題為《絲綢之路與敦煌莫高窟》的講座。主持人易中天在開場時説了這樣一段廣為流傳的話：“樊院長的講座，也許會影響和改變我們許多人的一生。因此我建議全體起立，以熱烈的掌聲，向樊院長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話音未落，800多名師生集體起立，掌聲持續近兩分鐘。樊錦詩拄着枴杖，堅持起身鞠躬致謝，並輕聲説：“請大家不要拍手了，我怕時間來不及。”

　　易中天隨後用一句話概括了他對樊錦詩的評價：“樊院長總説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親，但她是敦煌的偉大女兒、中國考古學的優秀女兒、中華文明的優秀女兒！”

　　整場原定兩小時的報告，因聽眾反應熱烈、樊錦詩不斷“再囉嗦幾句”，最終講了三個多小時；報告廳連過道、台階都擠滿了學生，成為廈大近年來最轟動的一次“追星”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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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記

　　在敦煌的這三天，從玉門關到鳴沙山再到莫高窟，我總是被一種沉鬱而又濃烈的情緒所包裹。

　　面對中國近代文物史上的那場浩劫，我一遍遍重温餘秋雨的那段文字：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王圓籙）傾瀉，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瀉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啓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悽豔的晚霞。那裏，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

　　讓我們為民族文化瑰寶所遭受的那場浩劫而盡情痛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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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痛哭，又不是這趟經歷的全部。

　　在烈日下的荒漠之中，我彷彿看到了陳寅恪，彷彿看到了常書鴻，彷彿看到了樊錦詩……

　　考古，距離我們並不遙遠，這是一件極其繁瑣，註定要與寂寞相伴。

　　但是，正是因為有了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努力，我們這個有着5000多年曆史的古老民族，才不會忘記自己的來處。

　　親愛的朋友，如果有機會，你也一定要來莫高窟一趟，不要被那些年代久遠、看起來有些陌生的洞窟和壁畫所嚇倒。

　　人，才是萬物的尺度。

　　你不妨閉上雙眼，放慢腳步，發揮想象的魔力，穿越古今，與一個又一個鮮活的人物對話。

　　他們似乎面帶微笑。

　　佛祖、菩薩和飛天，似乎也面帶微笑。

　　餘秋雨説：“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在這裏，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僧侶、朝拜者把自己的信仰、悲歡和夢想，一層又一層地堆積起來，終於堆積成一個民族心底裏的彩色夢幻、聖潔沉澱和永久嚮往。”

　　看莫高窟，更要看近代以來，那一段中國文物所遭受的浩劫，更要看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為了保護和傳承這份祖先留給我們的瑰寶所作出的艱辛努力。

　　對於這個古老的民族來説，對於這個古老的民族所擁有的輝煌、燦爛的文化遺產來説，我們註定只是一個過渡性的“看門人”，但是，我們一定不能當王圓籙那樣的“看門人”，我們要有一種強烈的文化自覺，要有一種強烈的文化擔當，讓這些遺產、這些瑰寶，不至於在我們手中散落、凋零。

　　否則，百年之後，我們有何顏面去面對那一代又一代的先人？

　　文物保護，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文物的興衰，總是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興衰密切相關。

　　也許我們每一個人不一定都跟文物保護直接相關，但是，我們每一個人終歸都會與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興衰密切相關。

　　那就讓我們像樊錦詩那樣，在各自的領域內，“擇一事，終一生”。

　　億萬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我們，匯聚在一起，那就是民族復興的浩蕩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