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沒有講完的故事_風聞
丁刚-资深媒体人-行走中的观察者1小时前

電影《南京照相館》近日在北美上映,再次讓"金陵女神"明妮·魏特琳進入美國公眾視野。
《南京照相館》取材於真實歷史事件,展現了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幾位普通中國人捨生保住日軍罪行照片的故事。影片中出現了一位勇敢保護中國傷員的美國人。
她的原型就是明妮·魏特琳。
很多美國人可能都不記得這個名字了,但中國人記得,永遠記得。
任何去過南京師範大學隨園的人都會看到,在她的雕像前,一直襬放着她喜愛的菊花。
來自美國伊利諾伊州的這位美國教育家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在金陵女子大學校園內,為上萬名中國婦女和兒童提供庇護,被感恩的難民們尊稱為"活菩薩"。中國民眾後來還將她稱為“在至暗時刻與我們站在一起的朋友”。
1937年冬天,南京陷入極端危險之中。檔案記載,金陵女子大學被劃入南京安全區的一部分,成了數以萬計婦女兒童的避難處。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統計與報告表明,僅金陵女大一處,就曾為上萬名婦女與兒童提供庇護。
根據魏特琳日記,12月中旬後,大批難民湧入校園,人數迅速攀升,禮堂、教室、走廊都被用作臨時安置點。她在日記與報告中反覆記錄配給、登記和巡夜等事務,這些枯燥的詞語,構成了那段日子的基本輪廓。
日記顯示,她多次在校門口與闖入的日軍士兵周旋,出示證件,強調校內為婦女避難所。
1937年12月,她記下了為阻止日軍進入,她面對刺刀強硬表示,想帶走這些婦女,就“踏過我的屍體”。
她還記錄了在校園內多次與闖入的日軍對峙,制止他們抓人、強姦。有一次還為此被日軍打了幾記耳光,並遭刺刀威脅。但她還是堅持不讓士兵帶走婦女。
她的記錄不斷給出時間、地點、人數、經過,這些可核查的信息構成了重要的史料價值。
她在日記中記錄了多起性暴力與掠奪事件,涉及受害者年齡跨度大、次數頻密,後來被作為證據提交相關審判與調查。
隨着時間推移,我們從日記中可以讀出她身心的耗損。
她記錄頭痛、失眠、極度疲憊,也表達了“不能離開”的職責感。
1940年,她接到了教會要她撤離的通知,同時她因長期精神壓力與神經衰弱,需要休養,便離開南京回美。
耶魯神學院保存的書信與相關醫療記錄顯示,她在回國後接受治療,但症狀未能根治,噩夢與驚懼反覆出現。
她依然關心金陵女大與南京親友,寫信詢問近況,同時報告自身狀況不佳。這些材料為我們理解她精神創傷的持久性提供了直接證據。
她生命的最後階段,文獻材料相對集中。
根據警方報告與死亡證明,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印第安納波利斯自殺身亡,年僅五十五歲。
學界常引用她留下的簡短遺言“I fail.”(我失敗了)。這一句的文本出處可在耶魯相關收藏與研究引注中找到。最後的日記在1941年4月中止,內容仍然牽掛中國與金陵女大的工作,並表達“若能再生,仍願為中國服務,中國是我的家”的語句。這些原話在多部文獻中被引述,成為理解她內心世界的關鍵線索。
關於她為何走到自我了斷這一步,現有史料無法給出一種單一、確定的因果,但有研究顯示有下列幾點:
第一,長期、密集地直面大規模暴行與人道災難,導致持續性的心理創傷。她在日記中反覆記錄強姦、劫掠與殺戮的現場與後果,這些記錄後來被法庭採信,反過來也説明她親歷與接觸到的暴行數量之多。
第二,為照料與保護成千上萬的人,她承負的壓力與日俱增,使她在體力與意志上長期透支。日記中關於失眠、頭痛、極度疲憊的自述頻繁出現。
第三,回國後創傷後應激樣症狀並未緩解,醫療記錄與往來書信説明她持續受到噩夢、焦慮與自責情緒的困擾。
最後,簡短遺言中的“I fail”呈現出一種深重的道德負擔與自我苛責。這並不等於她真的失敗了,而是她把未能拯救更多生命的痛苦長期揹負在心。
現有檔案與醫學記錄指向一個清晰事實:戰爭不會在停火時結束,它會穿透那些活下來的人的心靈,在他們的夢境、記憶與日常反應裏延宕多年。
魏特琳的悲劇,正是這種延遲迴聲的典型。她以嚴謹的日記為世界留下罪證,以堅強的責任感保護了上萬人的生命與尊嚴,但她自己的精神卻被那段歷史的重量壓垮。
這種“見證者的創傷”,在今天的心理醫學與戰爭研究領域都有廣泛討論,而她的個案提供了珍貴的、可以被反覆研讀的文本與線索。
多年以後,人們在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在紀念館的展板、在研究著作與課堂裏提到她的名字,常常會引用她的日記與信件。這種引用之所以重要,是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平凡但具有人道主義良知的人。
她會疲憊,會恐懼,會自責,也會在無數次交涉裏站出來説“不”。史料能告訴我們的是這些親筆寫下的詞句,以及這些詞句背後一個人的承受力。
魏特琳的故事沒有結束,紀念抗戰,更需要做系統、長期和專業的研究。
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最好的清算,就是要一點一點地澄清歷史的細節,讓這些細節在學術、教育、文化、司法的長鏈條上,成為永遠不會被抹去的證據,成為後來者的鏡子。
迄今,我們對那場戰爭的學術工作在若干方向上已取得進展,但關於創傷的跨學科研究、倖存者與見證者的長期心理影響、救助網絡的運作機制與倫理困境等議題,仍有很大空間。
把這些議題建設為可持續的研究項目與課程,使其進入常態教學與公共討論,或許才是對加害行徑最為清醒的清算方式,也是對世界和平更為深遠的貢獻。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