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沒有講完的故事_風聞

　　電影《南京照相館》近日在北美上映，再次讓"金陵女神"明妮·魏特琳進入美國公眾視野。

　　《南京照相館》取材於真實歷史事件，展現了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幾位普通中國人捨生保住日軍罪行照片的故事。影片中出現了一位勇敢保護中國傷員的美國人。

　　她的原型就是明妮·魏特琳。

　　很多美國人可能都不記得這個名字了，但中國人記得，永遠記得。

　　任何去過南京師範大學隨園的人都會看到，在她的雕像前，一直襬放着她喜愛的菊花。

　　來自美國伊利諾伊州的這位美國教育家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在金陵女子大學校園內，為上萬名中國婦女和兒童提供庇護，被感恩的難民們尊稱為"活菩薩"。中國民眾後來還將她稱為“在至暗時刻與我們站在一起的朋友”。

　　1937年冬天，南京陷入極端危險之中。檔案記載，金陵女子大學被劃入南京安全區的一部分，成了數以萬計婦女兒童的避難處。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統計與報告表明，僅金陵女大一處，就曾為上萬名婦女與兒童提供庇護。

　　根據魏特琳日記，12月中旬後，大批難民湧入校園，人數迅速攀升，禮堂、教室、走廊都被用作臨時安置點。她在日記與報告中反覆記錄配給、登記和巡夜等事務，這些枯燥的詞語，構成了那段日子的基本輪廓。

　　日記顯示，她多次在校門口與闖入的日軍士兵周旋，出示證件，強調校內為婦女避難所。

　　1937年12月，她記下了為阻止日軍進入，她面對刺刀強硬表示，想帶走這些婦女，就“踏過我的屍體”。

　　她還記錄了在校園內多次與闖入的日軍對峙，制止他們抓人、強姦。有一次還為此被日軍打了幾記耳光，並遭刺刀威脅。但她還是堅持不讓士兵帶走婦女。

　　她的記錄不斷給出時間、地點、人數、經過，這些可核查的信息構成了重要的史料價值。

　　她在日記中記錄了多起性暴力與掠奪事件，涉及受害者年齡跨度大、次數頻密，後來被作為證據提交相關審判與調查。

　　隨着時間推移，我們從日記中可以讀出她身心的耗損。

　　她記錄頭痛、失眠、極度疲憊，也表達了“不能離開”的職責感。

　　1940年，她接到了教會要她撤離的通知，同時她因長期精神壓力與神經衰弱，需要休養，便離開南京回美。

　　耶魯神學院保存的書信與相關醫療記錄顯示，她在回國後接受治療，但症狀未能根治，噩夢與驚懼反覆出現。

　　她依然關心金陵女大與南京親友，寫信詢問近況，同時報告自身狀況不佳。這些材料為我們理解她精神創傷的持久性提供了直接證據。

　　她生命的最後階段，文獻材料相對集中。

　　根據警方報告與死亡證明，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印第安納波利斯自殺身亡，年僅五十五歲。

　　學界常引用她留下的簡短遺言“I fail.”（我失敗了）。這一句的文本出處可在耶魯相關收藏與研究引注中找到。最後的日記在1941年4月中止，內容仍然牽掛中國與金陵女大的工作，並表達“若能再生，仍願為中國服務，中國是我的家”的語句。這些原話在多部文獻中被引述，成為理解她內心世界的關鍵線索。

　　關於她為何走到自我了斷這一步，現有史料無法給出一種單一、確定的因果，但有研究顯示有下列幾點：

　　第一，長期、密集地直面大規模暴行與人道災難，導致持續性的心理創傷。她在日記中反覆記錄強姦、劫掠與殺戮的現場與後果，這些記錄後來被法庭採信，反過來也説明她親歷與接觸到的暴行數量之多。

　　第二，為照料與保護成千上萬的人，她承負的壓力與日俱增，使她在體力與意志上長期透支。日記中關於失眠、頭痛、極度疲憊的自述頻繁出現。

　　第三，回國後創傷後應激樣症狀並未緩解，醫療記錄與往來書信説明她持續受到噩夢、焦慮與自責情緒的困擾。

　　最後，簡短遺言中的“I fail”呈現出一種深重的道德負擔與自我苛責。這並不等於她真的失敗了，而是她把未能拯救更多生命的痛苦長期揹負在心。

　　現有檔案與醫學記錄指向一個清晰事實：戰爭不會在停火時結束，它會穿透那些活下來的人的心靈，在他們的夢境、記憶與日常反應裏延宕多年。

　　魏特琳的悲劇，正是這種延遲迴聲的典型。她以嚴謹的日記為世界留下罪證，以堅強的責任感保護了上萬人的生命與尊嚴，但她自己的精神卻被那段歷史的重量壓垮。

　　這種“見證者的創傷”，在今天的心理醫學與戰爭研究領域都有廣泛討論，而她的個案提供了珍貴的、可以被反覆研讀的文本與線索。

　　多年以後，人們在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在紀念館的展板、在研究著作與課堂裏提到她的名字，常常會引用她的日記與信件。這種引用之所以重要，是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平凡但具有人道主義良知的人。

　　她會疲憊，會恐懼，會自責，也會在無數次交涉裏站出來説“不”。史料能告訴我們的是這些親筆寫下的詞句，以及這些詞句背後一個人的承受力。

　　魏特琳的故事沒有結束，紀念抗戰，更需要做系統、長期和專業的研究。

　　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最好的清算，就是要一點一點地澄清歷史的細節，讓這些細節在學術、教育、文化、司法的長鏈條上，成為永遠不會被抹去的證據，成為後來者的鏡子。

　　迄今，我們對那場戰爭的學術工作在若干方向上已取得進展，但關於創傷的跨學科研究、倖存者與見證者的長期心理影響、救助網絡的運作機制與倫理困境等議題，仍有很大空間。

　　把這些議題建設為可持續的研究項目與課程，使其進入常態教學與公共討論，或許才是對加害行徑最為清醒的清算方式，也是對世界和平更為深遠的貢獻。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