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一文看懂英偉達15%銷售分成，特朗普販賣出口管制的邏輯_風聞

來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811

海外媒體披露，美國政府與英偉達、AMD等達成特殊安排，向美國政府上繳在華芯片銷售收入的15%，基於此條件，可以獲得H20等芯片的出口許可。此事在美國引發極大爭議。

一、首先我們看看要點：

1.核心安排：英偉達與AMD同意向美政府上繳在華芯片銷售收入的15%，以換取對華半導體出口許可證。具體而言，英偉達針對H20芯片、AMD針對MI308芯片向特朗普政府支付“分成”

2.許可發放時間線：美國商務部上週五開始發放H20出口許可證（黃仁勳與特朗普會面兩天後），AMD許可證同步發放。

3.協議的特殊性：以收入分成換取技術出口許可，屬於一種所謂的“等價交換”或交易。這樣的安排在美國前所未有，但符合特朗普政府“以條件換豁免”的一貫模式。例如，在進口關税方面，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企業或國家增加對美國的投資，以此減少或豁免關税

4.量化估算：境外分析師估算：按管制前預測，英偉達2025年H20在華銷量可達150萬塊，收入約230億美元。如果算15%銷售分成的話，對應約35億美元

5.英偉達H20芯片管制安排背景：H20本身已經是英偉達在拜登出口管制後專為中國定製的降級版AI芯片；特朗普政府在今年4月宣佈禁售，6月黃仁勳與特朗普在白宮會晤後反轉；但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一直拖延發證，黃仁勳8月6日再度交涉，8月8日獲得許可

6.美方圍繞出口安全的質疑： 美國專家認為H20是“中國尖端AI的加速器”，將強化中國的AI能力（包括軍事AI能力），削弱美國的相對優勢。前副國家安全顧問Matt Pottinger等19名專家聯名敦促商務部拒絕發證。很多主流媒體和智庫都呼籲限制出口。其次，特朗普政府的這個做法，本質是將出口許可變成了創收工具，更讓他們極度不適，因為這相當於是私營企業通過金錢開了“後門”。

7.更多的背景：要考慮協議出台時點敏感，因為美中正在進行貿易談判，中方施壓要求放寬高帶寬內存芯片管制，特朗普尋求為兩國領導人峯會鋪路。

二、接着我們再稍微點評一下：

1.先看關税的邏輯：

1）美國的關税，針對的是進口商品，最終實際上是企業（進口商）在產品入關時向美國政府支付一筆費用，美國政府從中“卡”一道，從進口交易裏面獲取收入。截至目前，美國所有進口商品的實際平均關税率約為18%（去年為2.3%，因此是193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

2）至於進口商是否將關税成本也給上游供應商，還是轉嫁給美國消費者，就得看企業和特定行業、產品的考慮了。就這個問題，諾貝爾經濟學家Paul Krugman近期做過分析（《特朗普愚蠢到極致的交易藝術》https://t.zsxq.com/6dozO），從關税税率和進口價格變化的一張簡單圖表顯示，目前而言，成本主要還是由美國進口商擔下來了，外國企業擔負很少。美國進口商也不希望在關税沒有完全塵埃落定時就“過早”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特別考慮到關税可能還會下降。而這就是美國目前通脹效應不明顯的原因。但企業的觀望期也是有限的——如果關税固定下來，他們就會開始把關税轉嫁給消費者，實現所謂的“一次性漲價”

3）這裏還可以延展討論一下：如果關税主要由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承擔，則實際上是美國政府額外增的一筆税；如果主要由美國企業承擔，則相當於對徵收了一筆額外的全球化税，如果再將收入轉移給美國居民，相當於對全球化獲得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但如果企業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則等於給消費者增税，進一步加劇美國因為全球化帶來的經濟不平等問題。經濟學家通常並不關心“社會平等”之類的“非經濟學”問題，但針對特朗普關税，主流傾向於後一種結果，即最終會變成對窮人徵税。

2.再看技術出口的“分成”邏輯：

1）英偉達和AMD為美國政府支付對華芯片銷售收入“分成”，費率也定在了15%（和美國針對主要盟友收取的進口關税一樣），對於聯邦政府財政的角度來看是一樣的，也是政府從交易中卡一道，收取“過路錢”，只不過方向不同：不是進口，商品出口。那麼聯邦政府有什麼理由要在出口中卡一道呢？因為技術出口管制——它認為特定商品的出口本身是不合理的，不是理所當然的，必須具備條件，才能説服美國政府，才能“豁免”——豁免，即獲得出口許可。

2）而美國對台灣地區和芯片產品都在加徵關税（台灣20%，芯片100%），同樣是英偉達，從台灣進口芯片時（英偉達的芯片絕大部分都在台灣生產），如不做特殊安排，也要繳納關税。那麼，做什麼特殊安排呢？就是對美“投資”——英偉達支持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建廠（投資數百億美元），並計劃在美國擴大AI服務器和芯片相關產能，“推動美國本土製造”。這就符合了特朗普政府的“投資換豁免”機制，所以特朗普在公開聲明中特別提到英偉達和蘋果等公司可以免於100%芯片關税

3）這裏要指出，儘管對於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來説，進口關税和出口許可分成兩者很接近，但技術上又是不同，因為英偉達對大陸出口的芯片可能是在台灣生產的，不需要經過美國本土，和美國製造沒有必然聯繫

3.“前所未有”的安排：特朗普將貿易議題與科技議題合流

1）在美國的“傳統”框架裏，“貿易”和“科技”是兩個維度、兩個領域、兩個層面的東西。貿易是經貿邏輯，科技是安全邏輯。在概念上，“貿易戰”就是“貿易戰”，“科技戰”就是“科技戰”，不能混為一談。舉例：美國不會為了擴大對華貿易出口、減少貿易逆差，而增加對中國出口美國認為技術敏感的產品，只會反向操作：將越來越多的產品納入技術管制範疇

2）從中方角度，既反對貿易戰，更反對科技戰，明確指出所謂的貿易失衡和美國的技術出口管制政策有關（“我們想買你們的東西，但你們不賣給我們”）。但由於美國把“貿易”和“科技”的邏輯分開，所以儘管中方一直提出要求，但始終未能打破局面

3）對華政策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打的是典型的“貿易戰”，以關税為抓手；拜登時期，沒有對貿易戰進一步升級，但轉而主打“科技戰”，手段是技術出口管制（主要針對芯片）。在特朗普第二任時，美國外交決策精英和建制派原本希望看到的局面是；聯合盟友和夥伴，同時對華開展“貿易戰”+對華“科技戰”升級，兩戰疊加。實際上，特朗普雖然對中國提升了關税，但也對自己的盟友大打貿易戰，弱化了對華貿易戰的針對性，傷害了盟友關係。更關鍵的是，將科技和貿易問題進行了“合流”，在科技上做出了讓步，作為貿易談判的一部分。（其實是順應了中方的要求）

4.特朗普政府的考慮：有幾個核心邏輯和背景

1）特朗普認為貿易問題也是安全問題，安全可以和科技問題合流：特朗普認為貿易涉及美國的產業、就業、科技、財政可持續性、經濟長期發展等等，本質也是安全問題，但屬於經濟安全問題。所以，從概念上，他首先不會把“貿易”和“科技”割裂開來，更不會對立起來。形式上，他對外加徵關税的法律理據就是“國家安全”（“國家緊急狀態”）。在他看來，在雙邊談判裏，把這些話題融合在一起是理所當然的

2）特朗普並不刻意強調科技和軍事安全的重要性。特朗普是商人背景，喜歡從商業角度看問題，他對經濟問題更加敏感，對軍事和防務不那麼敏感。他也沒有特別強的政治意識形態偏見，要在科技問題上針對中國區別對待、打壓中國（參考《特朗普成了“最不反華”的政客——美國反華政治“卷”完的結果》

3）特朗普自己帶頭將關税“武器化”，用貿易問題去實現其他的目標。這使得貿易談判成為特朗普與其他國家進行雙邊多議題談判的一個平台或機制。在個平台裏，各個國家和地區也都主動提出非貿易議程。這是特朗普時期的遊戲規則和秩序。

4）伴隨技術不斷發展，貿易和科技已經融為一體。美國不僅有美元霸權，還有科技霸權，危及其他國家的貨幣主權、科技主權和信息主權等。歐盟試圖對美國徵收數字服務税，這不只是經貿問題，實際上也涉及到更廣泛的科技自立和安全問題。當今時代正在跑步進入AI時代，科技將成為大國經貿關係的主體，兩個議題更加不可切分

5）擴大政府收入的邏輯優先。

a)特朗普的關税有多重目標，除了人們熟知的產業目標外，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擴大政府收入。之前，人們不太知道這幾個目標之間的關係，認為目標相互之間還存在矛盾與衝突

b)現在看來，對於特朗普政府來説，擴大收入邏輯是最優先的，既因為收入很重要，也因為這個目標最容易實現。

c)特朗普實際上是關注美國未來的財政可持續性的。他知道，在美國，減税容易，削減福利開支難，最終財政可能是不可持續的。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失敗讓他很失望，“大而美法律”是政治考慮，又不得不通過，但長期來看，美國財政確實是個問題。他每天關心美債、盯着美聯儲利率，對這個問題顯然是很敏感的，身邊人（如貝森特）也在每天對他進行管理。

d)所以，他的主線變成了設法給美國政府找財路。他的角色搖身一變，一是到處銷售、招商引資，二是設定買路錢。這裏，關税是關鍵一招：特朗普政府現在吹噓，美國政府每個月關税收入達到了300億美元——擴大收入而非引入產業已經成了關税最主要的成果。這裏是存在悖論的——如果產業回遷到美國，則美國政府也就收不到這筆關税了

e)從最一開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就主張通過關税可以擴大財政收入。此人是精明的猶太人銀行家，完全的商人/市場導向，在經貿問題上的看法和特朗普本來就一拍即合，再加上他仔細研究了老闆的想法，深諳特朗普主義精髓。中美談判時，他在倫敦談判時加入——因為正是商務部主管美國的工業與安全局（BIS）——負責技術出口管制的部門。沒有他，貿易談判是進行不下去的、我們也看到過去幾個月盧特尼克在特朗普政府的貿易談判裏角色越來越重要，超越了四月份的財政部長貝森特。而在科技戰這個問題上，盧特尼克當然會贊同用“企業分成”的方式發佈技術出口管制——這樣的點子甚至有可能就是他想出來的。此人現在還在積極推銷500萬美元的美國簽證金卡，深得老闆特朗普歡心（推薦《特朗普的關税操盤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如何將政府改造成盈利機器？》載於《紐約客》https://t.zsxq.com/AZGNJ）

6）交易主義：作為商人背景的政客，特朗普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交易主義”——而且由於他非常實用、物質、務實、具體，對於抽象價值、意識形態等非常淡漠，也使得對他來説一切都可談。如果他認定給美國政府擴大收入很重要，而貿易和科技本來就是一體的，安全也不那麼重要，那通過“銷售分成”的方式給企業頒發出口許可當然是順理成章的。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交易——技術出口許可證變成了商品。讓美國建制派精英極度不適的是：對於特朗普來説，一切都可以交易，所有東西都明碼標價，或待價而沽，沒有任何原則性可言。舉例，英偉對華銷售芯片一年兩百來億美元，給美國政府提成也就30多億美元。為了30多億美元就打開了對華技術管制裏面最關鍵的一扇門，美國精英當然很鬱悶，認為這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們認為，如果這樣，美國不可能維護原則，堅持中長期戰略，而只會為腐敗打開大門

7）企業遊説和裙帶資本主義。大企業以前要和拜登政府打交道是比較難的——它們面對的是一整個精英體系。對於特朗普就比較容易了，搞定他身邊的人，再搞定他。所以，黃仁勳使出渾身解數遊説特朗普（《紐約時報》報道https://t.zsxq.com/MlT5Y 。左派批評説，現在的美國正在快速“匈牙利”化，變成“家產主義”（《用一個詞形容特朗普》，載《大西洋月刊》https://t.zsxq.com/0MsIO ），政商關係快速蜕變為腐敗的第三世界國家（《美國新騙局》，載於《外交事務》https://t.zsxq.com/7QxGt）。從Palantir到趙長鵬，都在利用特朗普打開的後門為自己牟利（https://t.zsxq.com/677f4，https://t.zsxq.com/sslrR）。數據説話：特朗普4月2日宣佈關税後的兩個月內，獲得豁免的企業通過避免額外徵税，已經節省了高達190億美元；除了蘋果之外，韓國的三星也是大受益者。根據美國官方的貿易數據，僅這兩個月，科技行業就避免了超過70億美元的關税。建制派精英、技術官僚、智庫知識分子們驚恐地看到：特朗普為逐利的企業和個人們洞開大門，迅速完全瓦解了美國原有的體系

8）最後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中國利用稀土磁體進行反制的能力。美西方的批評者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對華銷售芯片時，往往都從美國在AI競爭、科技戰等領域考慮，但很少提及對中國稀土磁體出口管制的重大影響。説得直白一點：英偉達的推理芯片固然好，但不是完全“卡脖子”的，因為後面還有華為在追趕。中國丟掉英偉達芯片，失去的是AI搶灘時間；但稀土磁體是完全“卡脖子”，是0和1的概念。按照中國和美西方現在的產業能力，中國構建芯片產業鏈（哪怕水平仍然低於美國）的可能性，實際上要顯著高於美國構建一套稀土產業鏈的可能性。過去幾個月，美國應該發現，中美“卡脖子”實際上已經具有不對稱。（參考《特朗普的“混亂”與中國的“點穴”》。從這個角度講，特朗普政府其實並沒有選擇。

5.所以特朗普的考量是合理的。支持理據如下：

1）中國稀土出口管制是一個現實的“卡脖子”問題，站在那裏搖旗吶喊呼籲對華禁售芯片的專家們是站着説話不腰疼。所以，美國還是得出口芯片。這是一個大的前提

2）英偉達（以及少部分專家）所分析的，華為正在後面追趕，如果美國現在不對華銷售芯片，就會倒逼中國推動國產替代。到最後，英偉達會丟掉在中國所有的市場份額。而且他們非常擔心中國後來崛起、彎道超車的可能性。對於英偉達來説，則是竭盡全力渲染形勢，恨不得説英偉達只有微弱技術優勢，華為第二天就要超過英偉達了

3）按照這個邏輯，英偉達（和AMD）應該繼續對華銷售芯片，同時始終保持一點技術領先（對華為保持優勢），就能誘導中國企業不斷購買美國，與此同時不斷鞏固和擴大中國企業對美國芯片生態體系（包括硬件和軟件）的依賴，讓中國離不開美國科技。

4）如果以上推理都成立，賣芯片給中國是必然，那美國政府為什麼出來卡一道呢？過路費不收白不收。收到了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又一個“勝利”

5）和美國的進口關税不同，進口關税很大程度是美國企業和美國消費者承擔的，實際上是對美國增税；出口分成所帶來的成本，更有可能被轉嫁給中國企業——因為為了購買H20等芯片，中國企業可能願意付出15%的溢價，英偉達不需要犧牲自己的利潤。最終的效果是——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徵收了科技使用費，中間只是經過英偉達和AMD過了一道

6）特朗普政府對外宣稱的邏輯：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乃至減少出口量（畢竟價格會更貴），同時增加的税收可以補充美國財政，“用在美國人民身上”

7）最後，特朗普內心還是看重維護和中國的關係的。對於醖釀中的兩國領導峯會而言，放寬芯片供應算是一個“示好”。但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推測，這個政策至少在特朗普政府任內會長期存在。

以上就是特朗普政府的邏輯。

6.美國的陽謀：“精細化”的芯片出口管制。

目前新的形勢，美國可能不得不放寬對華芯片，美國的決策精英層也在形成一種更加現實的政策框架，並逐漸形成共識，既更加“精細化”的對華技術出口管制。這是我們需要了解的。

1）圍繞對華芯片出口，美國一直存在兩種聲音，一種觀點認為，現在是AI衝刺最關鍵的兩到三年，所以必須暫時限制對華芯片出口——包括英偉達的H20（即使其性能已經受限）；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美國需要繼續對華出售芯片，鞏固中國企業的技術依賴，否則將倒逼中國企業尋求國產替代，華為等企業將後來居上，把英偉達等企業永久擠出中國市場。我們看到，在實操裏，在英偉達的倡導、特朗普政府的配合下，後一種觀點已經主導現實政策，而前一種則被邊緣化，暫時淪為情緒宣泄和吐槽

2）但新的折中框架也會依次形成——一種看上去可以同時滿足兩方要求的“居中”方案，核心邏輯就是美企繼續對華出口芯片，通過保持足夠的“技術代差”，誘導中國企業不去購買華為等中國企業的國產芯片，繼續依賴英偉達，由此變相壓制中國芯片技術的發展

3）這個方案要求美國政府能夠非常精細化地執行，即“技術代差”多少為宜，具體涉及出口什麼技術，限制什麼技術，這個過程裏，少不了與技術出口企業（英偉達）進行密切溝通。對於美國來説，主要風險在於，出口企業往往希望最大化銷售，有動力誇大競爭情勢，為自己出口更加高端的芯片尋找理由。所以，對於政府來説，出口企業是存在利益衝突的——而這是讓建制派精英深度不適，而特朗普政府無感的一點

4）但無論如何，通過對華優先出售芯片，維持中國對美國的技術依賴，正在現實面前成為共識。

5）當然，這個方案有根本缺陷：它的基本假設是：只要大部分中國科技巨頭（阿里、騰訊、字跳）不去購買華為等中國企業的芯片，只要中國的芯片沒有足夠的市場和場景，也就一直髮展不起來，因此永遠無法替代英偉達，而英偉達構建的護城河會伴隨時間推移，也會越來越強。這裏沒有考慮到企業的創新能力，中國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企業為了去風險所做的安排（例如提高採購華為芯片）以及政府政策；

6）對於特朗普政府來説，一切都是交易。至少在未來三年多，交易主義將主導美國的對外政策——包括科技政策。但對於美國決策精英來説，這樣的方式只是權宜，既不代表共識，也不代表長期方向。什麼是共識，什麼是長期方向？即認定中國是美國的威脅，美國要和中國進行科技競爭，打“科技戰”，遏制中國的發展，保持美國的絕對領先。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義、裙帶資本主義，只會加強美國精英的焦慮。我們可以判斷，後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府會更加謹慎、更加有章法地考慮這個問題（對華芯片出口及一般技術管制問題）——對於中國科技，美國的共識是遏制，要打“科技戰”

7）“科技戰”，顧名思義，就是“戰”，而不是簡單的市場競爭，所以不能按照“和平時期”的市場化方式去理解、去操作、去應對。特朗普政府的窗口是短暫的。對於中國來説，當然是個戰略機會，但機會不可能是對手“送”的，只能是自己爭取的。而正如美國“陽謀”所展現的，美國給中國提供的所謂“機遇”，其實是希望中國增大對美國的依賴，放棄獨立發展。所以，這個“機遇”也是有兩面性的。

8）針對芯片和AI，中國可能要注意的幾條：

a)對AI和芯片有所區分。AI既是馬拉松，也是短跑，未來兩三年、三五年是關鍵（美國人認為這是AI決勝的幾年）。在短期內，必須想方設法獲得更多的算力資源，減少中美算力差距，保證不要技術掉隊。相比之下，芯片作為一個產業更像中長跑、是馬拉松，需要長期投入，逐漸出成果。AI和芯片毫無疑問是關聯的，但在短期內，有各自的目標和邏輯

b)美國按行政手段去操作，但按市場角度去理解，認為只要加大對華芯片供應，中國就會依賴美國——市場自然就會發生效用。這個看法未免過於簡單——更像是企業忽悠政府，或者政府為了做政策宣傳所採用的話術。對於中國來説，肯定不能按照純市場化的方式去理解和應對這個問題，必須發揮舉國體制優勢——國家自上而下加大力度，推行必要政策，支持國產芯片發展，引導中國企業更多地採用國產芯片，逐步地提高國產替代率，讓中國芯片的能力盡早接近或達到美國決策精英所擔憂的芯片技術“轉折點”、“臨界點”——即大量中國科技巨頭開始系統性地轉用並不顯著遜色於美國的本土解決方案。到那個時候，我們就不再擔心美國的制裁了。

c)博弈邏輯的根本，是打破所謂的“MAD”（相互確保毀滅），構建並擴大不對稱性，使自己立於不敗

以上是我們今天對問題的一點分享。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