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齡農民工，在零工市場“退而不休”_風聞

冷杉RECORD

2025年08月12日 09:02:37

文丨徐爽‍

編輯丨盧伊

連續幾日的暴雨後，14位零工消失在上工路上。

這是不久前的山西大同，2025年7月27日，一輛載有14人的中巴車在谷前堡鎮附近因強降雨失聯。救援隊事後打撈出的10具遺體顯示，遇難者均為前往摘辣椒的當地村民，大多是中老年女性零工。她們冒雨出發，只為掙一兩百元貼補家用。

看到新聞後，王歐心情複雜。他想起一年前的河南平頂山葉縣，一輛輕型廂式冷藏貨車違規載人，導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該車的8名女工遇難——連續兩年，相似的悲劇背後，折射出太多農民工的脆弱與無奈。

王歐是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在過去十多年裏，他持續在全國各地進行農民工羣體的社會調研，尤其關注農村女工在城鄉之間的處境。王歐也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他經歷過留守兒童的困境，很多農民工問題正是他身邊親友的日常。

近日，冷杉RECORD與王歐進行了一場長談，我們聊到為什麼類似事故會重複發生，為什麼農村大齡女工成了最脆弱的勞動者——她們為何如此迫切地工作，退而不休？而她們所代表的超齡農民工羣體，在社會保障、勞動權益與風險抵禦上的系統性困境，又該如何被看見和破解？

以下是王歐的講述：

她們為何迫切上工？

新聞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了，這些天我腦海裏反覆浮現調研遇到的女工，她們的焦慮和糾結，我也在想兩次案件裏的各種細節，它們為何重複發生？

要分析這兩起事故，首先有個重要問題，為什麼兩次事件的傷亡者，大部分都是大齡女工？

因為農村的男性以及沒有結婚的年輕女性，絕大多數都到沿海打工去了，尤其年輕女工，在製造業和服務業都更受歡迎。現在很多工廠招聘，基本都規定要三四十歲以下，大齡女工能在城市找到的工作有限，最多就是保潔和家政。

現在所謂的大齡女工，大部分都是“60後”“70後”，她們有的從來沒出去打過工，有的早年短暫在外打工，生育後就得長期留守農村照顧老小，所以沒辦法去很遠的地方打工，只能在附近做日結工。

我發現如今的農民工，掙錢的心態更加迫切，大齡女工尤其如此。本質上，是因為他們子女教育、租買房、結婚等家庭再生產的所有環節，成本都在快速提高，他們的經濟壓力比我父母那一代更大。

比如現在撤點並校後，很多孩子就要去鄉鎮上學，寄宿、託管、家長租房陪讀，都要花錢，還有家庭為了上學在縣城買房。義務教育如此，更不用説高中和大學，私立高中、民辦本科的生源主體都是農家子弟，這些學校的學費比普通一本貴很多。

還有彩禮錢。在中西部的很多農村地區，可以不用給女孩子買房，但如果是男孩，家庭通常要出幾十萬的彩禮錢，分擔後續結婚買房、教育等成本。

按照年齡算，大齡女工的小孩大多已讀到高中、大學，或面臨結婚買房。這個家庭的男性可能早出去掙錢了，提高家庭收入的壓力都傳導到這些女性身上。

大齡女工在城市能找到的工作有限，多為保潔或家政

我在中西部調研時，遇到的農村大齡女性，只要還有力氣幹活的，就沒有幾個能安心在家裏做留守婦女。農業的收益非常低，如果雙季種水稻或小麥玉米，一畝地年收入大概只有1000多塊錢，她得掙。

不過很多人還是會覺得農村女性不掙錢，女性對家庭的經濟貢獻是被遮蔽的。

我看到好多家庭的情況是，男性的收入都存起來，女性掙的錢用於家庭日常支出。有個採訪對象和我説，一個人掙錢，3-4個人吃，那不會剩下什麼。所以大齡女工的收入對於整個農民家庭來説不可或缺。

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連下幾天暴雨，那些女工還那麼迫切地甚至抱着一些僥倖心理出去工作。事實上，加工牛肉和摘辣椒可能已經算不錯的工作，因為可以長時間持續工作，掙到更多的錢。

我接觸到的大齡女工，她們都過的是一種極致節儉的生活。前年我和學生在江西的一個工業園調研，好多女工貼身穿的內衣內褲都是一兩塊錢買的，你可以想象那個質量肯定是最次的，甚至可能對身體有害。

這些女工花在自己身上的錢是非常少的，最多就是買點廉價衣服，簡單做個頭發，偶爾和一起上班的姐妹們聚個餐，通常也是發工資或逢年過節時，剩下大部分都寄回家。

但在我看來，這樣的工作機會對她們是非常重要的。

過去，中西部農村地區女性掙錢的機會非常少，一個家庭的話語權就是那個掙錢的男性。但現在，女性可以掙錢了，也就有了説話的底氣。哪怕掙得有限，哪怕很多是花在子女和家庭上，但這也是她們自己掙的，獨立掙的，她們可以和姐妹們去逛街、聚餐，而不需要徵詢丈夫的意見，她們在家庭、村莊的地位和話語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只不過，光提供經濟機會還不夠，各方面的勞動保護也要跟上。

村鎮零工，規範程度不如外賣騎手

這兩起事件分別發生在河南平頂山和山西大同，均屬於中西部的農村地區。而所涉及的牛肉加工、辣椒採摘等產業，也可歸為近十年來中西部新興的現代農業。

它們的用工方式大多屬於非正規僱傭，不籤勞動合同，不繳社保，沒有法定節假日的概念，基本遊離於勞動法的監管之外，其規範程度遠不如沿海地區的工廠，甚至不如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外賣騎手。這樣的模式在中西部農村廣泛存在。

招聘主要靠人傳人：每個村子找一箇中間人，通過其親屬網絡和熟人關係進行招工。所以招到工人都是一串串的，他們上下班也是同村一起出發，同坐一輛車，或結伴騎電動車，與沿海地區截然不同。

我在崑山調研，看到當地工業園的企業會統一安排正規大巴接送工人上下班，很少聽説出現交通事故。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已經搞了三四十年的工業化，在用工正規化方面已摸索了許多年。

1993年，沿海地區的致麗玩具廠曾發生一場大火。資方覺得工人會偷竊原材料，因此把窗户和安全通道全部用鐵條封死，三四層的廠房只留一個出口。火災發生後，導致八十多名女工活活燒死在裏面。這場大火間接推動了1995年勞動法的出台。

此後十多年裏，法律人士、勞工研究的學者的關注，媒體的廣泛報道，工人本身的意識覺醒和積極行動，以及跨國產業鏈上的國際壓力等等，這些力量共同推動了沿海地區勞動條件的改善。但對現在的中西部地區，這樣的因素很難湊齊了。

一位清掃作業的環衞工人

另一個原因是，經濟學家蔡昉曾提出的，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人口紅利會在2010年前後逐漸消失，這也無形督促了當時沿海地區工廠對勞動者的保障。

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相比沿海晚了至少十幾年。2008年是一個節點，當時國家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中西部地方政府拿到部分投資後，修建了鐵路、高速公路，升級了水電網等基礎設施，這才有了招商發展的條件。與此同時，沿海地區大量勞動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產業，以及城市中剩餘的工商業資本，也陸續向中西部轉移。

在我看來，無論是資方還是當地政府相關部門，還停留在如何更多地招商引資、服務地方產業發展上，用工規範尚未進入他們的治理視野。但是，如果對這類零工經濟的勞動安全再不加以規制，那麼下半年或明年再次出現類似問題，我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

幾乎不存在的勞動糾紛

在中西部農村，農民工發生工傷後，往往不是按照法律法規來解決，而是依照當地的習俗來處理，其中還牽扯着各方勢力的博弈和較量。

比如動用家族勢力——家中在村裏有多少兄弟？家族影響力如何？有沒有親戚或熟人是當官的？如果家中恰巧有身居官職的親戚能説上話，可以利用這種關係向企業老闆施壓，賠償相對會利索一些。但這畢竟是少數，多數普通百姓並沒有什麼當官的親戚，能夠調動的社會力量非常有限，因此更常見的做法是家裏人到工廠門口靜坐、圍堵老闆等。

他們很少會走正式途徑，比如起訴或者勞動仲裁，因為要花錢，而且這意味着他們和企業、中間人之間的人情關係徹底破滅。一般不是非常嚴重的工傷，大家都不會走到這一步。

在我接觸到的案例裏，村幹部、工業園管委會、鄉政府的勞動或司法部門等，往往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大多偏向資方或老闆。因為企業的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而地方官員的政績主要考核的又是經濟增長和招商引資的成效，一些政府部門或個人甚至可能與企業存在利益聯繫。所以一旦發生事故，工人往往處於極弱勢的地位，能獲得的賠償微乎其微。

不過，像近年這兩起極端事件則屬於“重大安全事故”，當它們引發上級政府和全社會的關注，就會被地方政府以另一種方式處理——有人承擔責任，花一大筆錢賠償。

河北首部工傷預防微電影《壁虎》劇照

除了顯性的工傷，過去的討論中，隱性工傷常被忽視。

比如我在江西某縣調研時，見過一位在大米加工廠扛包的男工人，每天從早扛到晚，忽然有一天他的腰無法動彈了，一動就劇痛。他認為這是在米廠長期勞作積累的，但廠方老闆和村裏一些人卻覺得是他自己身體不好導致的。最終這位工人沒有得到工傷鑑定，只獲得了一點點象徵性的賠償。

另一個案例是我媽媽告訴我的。前些年，她在老家的印染廠工作，廠裏招了不少本地的大齡女工，其中有一道工序是在沸水中加入染料和化學試劑，再在池子裏清洗布料。事實上，這些染料和試劑都有慢性毒害，企業為了規避工傷責任，採取“老員工工作滿5年就辭退，再換一批新員工”的做法。

我認為在工傷問題上，中西部農村地區最需要的是制度化的建設，這在大城市已經較為普及。我在北京接觸過許多建築行業的工傷案例，不少公益律師機構會幫助工人提起訴訟，政府的司法部門也建立了完善的司法流程體系，能夠迅速響應。然而，縣裏面幾乎不存在普通的勞動糾紛。

晚年困局

大齡農民工之所以持續從事強度大、風險高的零工，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微薄的養老金無法維持生活，只能“退而不休”。各種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的參保率普遍非常低，即使參保，他們的醫保相較於城鎮職工，無論在報銷比例還是覆蓋範圍上都存在較大差距。養老和醫療，已成為當前大齡農民工普遍面臨的問題。

當然，大齡女工可能更加脆弱。因為她們的職業生涯更斷裂，為了兼顧家庭，總是來來回回進出勞動力市場，結果是，絕大部分的大齡女工都沒有累計到15年的社保，甚至因為長期打零工，從未有過社保。

在我調研的幾個中西部地區，老一代女工通常生2-3個小孩，我接觸的好幾位女工生育完沒有好好休息就去幹農活，結果落下病根。此外，她們長期從事底層甚至重體力勞動，也容易積累疾病。

隨着年齡增長，她們的醫療支出往往比城市女性更多，但能獲得的醫療資源卻相當有限。通常處理態度是，小病不怎麼管，一旦去看病，往往已是大病。

河南中牟縣的一個村衞生所

我們村裏就有好幾例這樣的情況。有位老太太不到60歲就去世了。她丈夫早逝，她早年在家種地，把兩個兒子辛苦拉扯大，又幫忙照顧孫子。後來小兒子在縣裏開餐館，她又去幫忙買菜、切菜、洗碗，什麼活兒都做，以至於餐館都不用僱人。其間老太太多次肚子痛，但總是忍着，直到兩年前去醫院檢查，才發現是腸癌晚期，從確診到去世，僅一個多月。

這位女人的一生幾乎都在為家人勞作，卻連看病的機會都沒有。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這些零工的晚年照護問題，特別是大齡女工。女性壽命通常比男性更長，她們大多居住在丈夫所在的村莊裏。隨着年輕一代跨省務工和婚姻的增加，村裏的年輕人逐漸離開，在外地打工、陪讀，而她的丈夫可能已經過世，誰來照顧她呢？

對於農村人來説，家庭作為照顧的機構已經解體了，有一部分人會進養老院，通常是很低端的服務，用我們當地的話説，如果一個老人進了養老院，會加速生命的終結。

而對於留守家中的老人，很多隻有基本的物質照顧，沒有任何情感交流，老人也難談有什麼尊嚴。我還聽説一位農村獨居的老太太，家人好幾天都聯繫不上，最後只能找村幹部上門，結果發現老太太走了好幾天。常言道“人走三天，要入土為安”，這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才被發現。

一位晚年獨居的農村女性

這裏面存在一個悖論，一輩子都在照顧別人的人，但到了晚年，身邊卻沒有人照顧自己。

這些大齡女工，在她們有勞動能力的時候，掙的錢全都貢獻給家庭和子女了，積蓄十分有限。有的雖有意識為自己養老存錢，但很少能落實到行動上，因為她們還是深深嵌在家庭結構中，即使六十多歲了，還在帶孫子，兒子家庭有大額支出，仍然需要資助。這是一種慣性使然，越落後的地方，越根深蒂固。

還有些大齡女工，選擇去縣裏甚至更遠的地方，做個清潔工掙錢，目的就是為自己積累一點養老的資金，可能都不到十幾二十萬。而這樣的數額，在她們晚年如果生一場病，或者需要長期用藥時，根本不夠應對。

醫療資源的下沉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現在農村推行的一些醫療體檢，常常流於形式化，鄉村醫生大多隻是填表、量血壓，幾乎沒有實質性效果。

這些老年人如何有尊嚴地度過生命的最後階段，我認為也應該納入鄉村振興的內容之一。

新生代 新問題

現在學術界研究農民工羣體的人很少。像我這樣出身於農民工家庭的人，在精英高校裏更是越來越少。我在清華的師弟師妹，大多來自大城市，家庭條件也都不一般。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人的人生經歷和日常接觸的人羣往往會影響他的研究方向，但隨着學術階層的逐漸固化，許多學者已經很難接觸到農民工羣體，自然也難以真正瞭解他們所面臨的問題。

我和弟弟都曾是留守兒童，我初中開始父母就外出打工，我弟弟更是從小學就與父母分離，他們關係疏遠，衝突很多。很多農民工家庭都是這樣，父母長期在外，無法瞭解孩子成長，也缺少日常溝通陪伴，最終親子之間逐漸無話可説，每次打電話聊兩句就掛斷。

我早年間和我媽媽沒什麼話可講，我一路讀書、工作、結婚、買房，家裏也沒提供什麼支持。我是開始做農民工研究後，才和媽媽交流多了，也更能理解她。我們聊她的工友和親戚，聊村裏的事情，我前面提到的很多案例，都是她告訴我的。

但她至今不知道我在做什麼研究，她不識字，不會説普通話，也聽不懂今天這樣的討論，她更在意我能掙多少錢，讀完博為什麼沒去當個官。我不知道如何告訴她自己在做的事情，這是我最糾結的問題。我在想，明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上，一定要寫上“獻給我的媽媽”。

我覺得情感問題在新一代女工身上更加嚴重。比起上代人，她們更追逐自由戀愛，視孩子為愛的結晶。但孩子出生後，她們又不得不和孩子分離，甚至因為經濟壓力，分離得更早，我見過很多生完孩子三四個月就又出去打工的，很多女工都有很大的情感創傷。事實上，新生代女工投入的情感更多，受到的衝擊也更大。

這也是我一直擔心的事情，我怕新生代農民工還是會重複上一代的老路子，甚至面臨更多的問題。

第一代農民工是去工廠裏擰螺絲，建築工地搬磚。現在隨着產業更新換代，新生代農民工湧向一些低端服務業，以及外賣、快遞、網約車行業。可是據我2021年在武漢針對外賣員和騎手的研究數據，無論是社保繳納比例，還是工作和家庭的穩定性，他們甚至不如製造業的工人。

更重要的是，這裏的職業階梯更侷限了。在建築業、製造業做久了，可以成為熟練工、低級管理員，甚至包工頭、小老闆，但在平台經濟之下，平台把它能掌控的東西都長在模型裏，長在管理層裏，把發現的新的可能性都收編進去了。

《逆行人生》劇照

略有改善的是，越來越多的地方開放了異地中考，一些農民工子女可以在一個地方持續接受完整的教育。以前農民工工作了一輩子也無法在城市買房，現在新生代農民工雖然也不能，但至少能為了子女教育在縣城買房。因此，新生代面臨的經濟壓力更大，對孩子的投入更多。

我在武漢和麻城交界地調研，跟蹤的28個行政村裏，如今只剩下3所小學了。這導致新一代的留守兒童從小學甚至幼兒園起，就要去鄉鎮讀書。

我當時看到那些寄宿學校的小孩子特別心酸，那麼小的一個人，就要自己打飯，自己洗碗，提一個桶去洗澡、洗衣服。澡堂是露天的，只有一堵牆，用木板建個小隔間，房頂都沒有，冬天也那樣洗。

現在農民工子女的留守形式發生很大變化，在沒有家庭和村莊的保護下，這些年幼的孩子如何能擁有一個正常的成長環境？我們的基層政府和教育機構能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村和農業的關係越來越遠，這裏不僅潛藏着上一代農民工養老照護的危機，更多年後，這一代農民工自己的養老怎麼辦？如果他們的養老資源、社保這些問題仍不改變，就算他們在縣城買了房子，可能老年還得回到農村，依賴農村那個熟人社會的互相支撐。

你看東亞的國家，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台灣地區，他們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用一代人就完成了。可是我們大陸第二代農民工，現在又卡在城鄉之間，面臨重複的問題，依然在代際循環。

如果他們未來又回到農村，和他們父輩那樣，那就太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