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計劃接管加沙城，代價是什麼？_風聞

譯者按2025·8·12

自2023年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該地區的嚴重人道主義災難，超過6.1萬人喪生。由於以色列封鎖物資，加之美國與以色列把持援助物資的分發，加沙地帶陷入嚴重饑荒，引發國際社會關切。

8月5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提出所謂“全面佔領加沙”的計劃。引起以政府內部尤其是軍方的激烈反響。據報道，以色列多名部長稱內塔尼亞胡在私下談話中使用了“佔領加沙地帶”一詞來描述他對加沙地帶擴大軍事行動的計劃。該計劃還將涉及以方被扣押人員所在地區。截至目前，以軍基本避免在這些地區採取行動。然而，以色列軍方激烈反對“接管整個加沙地區”。三天後，以色列安全內閣批准了總理內塔尼亞胡關於以軍接管加沙城的計劃，並批准了所謂結束加沙地帶衝突的5個條件。以色列安全內閣批准的是接管“加沙城”，而非內塔尼亞胡此前宣稱的控制“整個加沙地帶”。

除了來自以色列內部的反對聲音外，國際社會也紛紛發聲予以譴責。8月10日，聯合國安理會就以色列安全內閣批准以軍接管加沙城計劃舉行緊急公開會議，並得到除美國以外所有安理會成員的支持。其他國家也紛紛表態譴責，包括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德國等代表均發表相關聲明。此外，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相繼表示將承認巴勒斯坦國。

可以看到的是，在以色列不斷緊逼推進強硬佔領加沙的背景下，多個在過去一直避免在巴以問題上表態的西方國家也出現了明顯轉向。國際社會要求落實“兩國方案”的呼聲進一步加強。

以色列一意孤行佔領加沙，背後存在何種考量？又可能會付出怎樣的佔領成本？本文深入剖析以色列重佔加沙的複雜考量與潛在後果。文章認為，面對高昂的加沙全面佔領成本，以色列領導層似乎更傾向於一種“部分控制”策略——即佔領關鍵節點以實現“行動拒止”，卻刻意規避加沙地區的治理責任與人道義務。然而，以色列過去佔領加沙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已證明，佔領只會陷入消耗與反噬的惡性循環。在國內政治層面，內塔尼亞胡則要面對迫近的2026年大選帶來的政治週期波動，反對派的上台有可能撕裂任何需要長期投入的佔領戰略的延續性。外交上，重佔行動正加速消耗以色列寶貴的國際資本，將其推向外交孤立的邊緣，西方傳統盟友的疏離與阿拉伯國家合作條件的硬化，預示着以色列將面臨深刻的戰略消耗。

以色列“全面佔領加沙”的行動必須直面的現實是：加沙地區如此高昂的代價是否真能換來持久的安全？抑或只是為該地區開啓下一個更危險的循環？

*本文原載於《地緣政治觀察》（Geopolitical Monitor），原題為“Israel Gaza Reoccupation: Costs, Consequences & Calculus”，供讀者參考。

引言

以色列正在考慮重新佔領加沙地帶，但不應該將此行動簡單地理解為一次草率的政治動作。相反，這一思量是以色列對構成其運作環境的結構性壓力和持續不安全感的理性回應。2007年以來，由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區一直是週期性火箭彈襲擊和心理戰的基地。2023年10月，由哈馬斯所領導的襲擊更對以色列威懾姿態進行了重大“破防”——這次襲擊不僅造成平民傷亡，還公開暴露了以色列的脆弱性。

在缺乏能夠強制執行和平的中央國際權威的情況下，各國主要依靠自身的軍事能力來維護主權。**對以色列而言，這意味着在其認為存在迫在眉睫或持續威脅的環境中採取果斷行動。**在此背景下，重新佔領加沙雖然代價高昂，但被以色列視為消除哈馬斯基礎設施並重建威懾力的必要措施。

從以色列一側望去，一面以色列國旗矗立在加沙地帶（圖源：路透社）

即使以色列面臨日益增長的外交反對和國內經濟疲態，這種邏輯依然存在**。**從系統性角度看，以色列無法依賴國際社會來消除威脅或重建威懾力。即使是長期盟友例如美國，對以的政治支持水平也起伏不定。在這些條件下，單方面軍事行動成為一種在結構上合理（儘管在政治上存在爭議）的確保安全的手段。

以色列通過避免闡述清晰的戰後願景，保留了在快速演變的戰略背景下靈活行動的能力。這種戰略模糊性並非缺陷，而是一種特性，它為決策者預留了調整行動的空間，而無需預先承諾一個政治上有分歧的最終結局。

結構性疲態侵蝕軍事能力

以色列國防軍（IDF）是一個擁有先進技術能力的強大機構，但它也無法免於疲憊。與大國專業的常備軍不同，以色列國防軍嚴重依賴平民徵召的預備役人員，而其中許多人在加沙戰役期間經歷了反覆的部署。隨着戰爭正邁向第二個年頭，來自內部的壓力正與日俱增。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加沙地帶南部拉法向以色列國防軍部隊發表講話（圖源：以色列媒體）

預備役人員正表現出心理疲勞和抗拒的跡象。自殺報告和對人員再次部署的普遍抵制展現出軍隊出現了系統性的過度擴張。這種內部帶來的壓力削弱了以色列國防軍的戰備狀態，並引發了廣泛質疑，即軍隊在沒有重大重組或增援的情況下是否有維持長期佔領的能力。

由於以色列在多條戰線上存在軍事責任，情況也進一步複雜化：黎巴嫩的真主黨、敍利亞的代理人、約旦河西岸的不穩定局勢，以及持續與伊朗的戰略競爭。每一項威脅都需要投入資源和關注，使得以色列國防軍的注意力分散，並讓其人力和後勤能力愈加緊張。

來自軍隊內部的制度性反對，尤其是來自總參謀長埃亞勒·扎米爾（Eyal Zamir）等人物的反對，也反映出內部對成本的考量。**抵制重新佔領加沙這一態度並非植根於和平主義或外交，而是出於行動的現實主義考量。**軍事領導層認識到，佔領加沙可能會轉移關鍵資源，削弱以色列國防軍在其他戰線上的威懾姿態，並導致一場沒有明確終點、低收益、高風險的行動。

對加沙的“部分控制”：規避治理的遏制策略

鑑於全面佔領加沙在人力成本和政治資本方面會付出巨大代價，以色列似乎正傾向於一種“選擇性領土控制”的戰略。這種設想並非是在加沙全面恢復治理，而是佔領關鍵的基礎設施點：包括道路、過境點和補給路線。

這一戰略旨在通過防止武裝派系鞏固領土或將其用作集結地來實現行動阻斷，同時刻意避免承擔民事管理的責任。以色列將尋求僅保留軍事必需區域的控制，而允許其他地區存在治理真空和人道狀況惡化。

這一戰略也反映出以色列刻意的權衡：通過只佔領加沙地帶的部分區域，以色列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部隊投入和財政負擔。它的目標並非促進加沙的穩定，而是管理和遏制，優先通過分裂和破壞而非重建或長期發展來壓制威脅。

以色列政府再度試圖強迫加沙城的全部人口南遷，這過程可能在兩個月內完成（圖源：法新社）

然而，這種模式帶有結構性風險。安全領域的真空會招致進一步的不穩定。在無人治理或巡邏不足的地區，武裝團體可以重新建立行動並重建網絡。此外，這些地區日益惡化的人道主義危機可能引發地區溢出效應，可能將外部行為體捲入衝突，或加速外交上的疏離。

實際上，這種模式優先考慮“戰術控制”而非“戰略解決”，是一種風險管理而非衝突解決的權宜之計。

以史為鑑：控制領土無法根除抵抗活動

以色列從1967年至2005年在加沙的歷史經驗，為評估當前的戰略提供了重要參考。在此期間，以色列軍隊在該飛地保持了直接的軍事存在，直面對以抱有敵意的人羣，經歷了反覆的起義（第一次和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並付出了重大的軍民傷亡。

情況隨着時間的推移愈發清晰：**佔領的代價遠遠超過了戰略收益。**人口結構的平衡（日益年輕化和貧困化的巴勒斯坦人口）使得佔領難以為繼。2005年時任以色列總理阿里埃勒·沙龍（Ariel Sharon）領導下的單方面撤離是對戰略過度擴張的冷靜評估。這一決策背後是一種認識，即繼續在加沙的存在將耗盡以色列的安全、政治和經濟資源。

**如今，推動重新佔領加沙的意識形態動力主要來自極右翼派系。**他們不顧人口現實或軍事可行性，將加沙地帶視為歷史猶太家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執着與先前佔領的教訓格格不入，可能重蹈覆轍：軍事控制激發的是無盡的抵抗，隨後引發新的叛亂，同時收穫極小的戰略穩定。

**因此，以色列領導層將面臨一個核心悖論：他們渴望對一個歷史上以持續抵抗為典型特徵的領土施加控制。**歷史表明，軍事優勢並不能保證安全，在外部審視和內部異議的條件下，試圖重塑人口結構或壓制當地居民政治認同的努力很少能持續。

以色列襲擊加沙城的現場，半島電視台報道稱其記者和三名攝影記者在此遇難（圖源：路透社）

外交孤立：升級佔領的必然代價

**重新佔領加沙不僅會帶來以色列國內和軍事行動上的代價，還會帶來重大的外交風險。**如今，包括加拿大、法國和英國在內的主要國際行為體已表現出對以色列在加沙戰略的不滿。這些國家正日益傾向於承認巴勒斯坦國，而在此地區進一步的升級可能會加速此類行動。

這也體現出以色列戰略環境外部平衡的變化。歷史上，西方盟友的外交支持既為以色列提供了合法性，也使其獲得了關鍵的軍事技術。但隨着這種支持的削弱，以色列在國際體系中有被重新定位為“賤民”國家而非可靠安全夥伴的風險。

阿拉伯世界也在重新調整對以色列的態度。即使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最近正尋求關係正常化協議的國家，也在叫停對以的重建援助，併為未來的合作設定前提條件，即在巴勒斯坦建國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這些變化限制了以色列的行動自由，並在其尋求鞏固地區影響力的關鍵時刻增加了外交孤立的風險。

**以上壓力所帶來的累積效應會成為對以的戰略消耗：以色列國際地位、經濟關係以及通過聯盟投射力量的能力逐漸被侵蝕。**與日常可見、可感的軍事成本不同，外交成本是無形累積的，直到達到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此時國際共識通常會不可逆轉地轉向孤立和制裁。

2020年9月，特朗普總統帶着內塔尼亞胡和兩位阿拉伯領導人出席《亞伯拉罕協議》簽署儀式，簽署該協議的阿拉伯國家幾十年來都沒有與以色列交戰過（圖源：紐約時報）

政局不穩：選舉週期撕裂戰略延續性

**除軍事、外交外，以色列的戰略規劃也日益受到2026年大選臨近的影響，**外界普遍預期此次選舉將導致政府更迭。當前的民調顯示，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領導的聯盟不太可能獲得多數席位，出現一個具有不同優先事項和意識形態傾向的新政府的可能性愈發上升。

7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於國會，計劃對加沙展開軍事行動（圖源：路透社）

選舉帶來的壓力也暴露了“重新佔領”戰略在時間上的脆弱性。**它需要持續多年投入的軍事行動，如果沒有廣泛的跨黨派支持，就無法在連續的政府週期中維持。**然而這種支持並不存在。政治反對派的關鍵人物，包括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已經公開批評重新佔領的前景，並呼籲重新回到外交解決的道路上。

**選舉局勢不穩意味着，倘若以色列於2025年開始重新佔領加沙，也可能在2027年放棄或局勢被逆轉，留下一地雞毛——混亂的安全局勢和士氣低落的軍隊。**這將與2005年撤離後的後果如出一轍，而那次撤離加沙為最終哈馬斯得勢營造了環境。

Israel’s leadership is thus confronted with a central paradox: the desire to impose control over a territory historically marked by persistent resistance.

此外，以國內的政治動態也在積極干預塑造戰略決策。內塔尼亞胡所設計的劇本中可能包括一種假設，即軍事升級可以鞏固公眾支持並阻止政治崩潰。從這個意義上説，外交政策正與政權生存的渴望彼此糾纏，扭曲了戰略清晰度，更偏向於一種短期的政治定位。

最終，政局的不穩定將營造一種不斷循環的政策環境：長期目標屈從於選舉的權宜之計，戰略抉擇隨執政聯盟更迭而脆弱易變。

本文作者

Paulo Aguiar

里斯本新大學國際關係碩士。

本文譯者

周宇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IIA學術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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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詹藴第

排版 | 吳雨彤

初審 | 王希聖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