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最大失算：忽略中國老百姓“螞蟻搬家”的貿易策略_風聞

趙春蘭

浙江外國語學院

​範麗珠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導讀】根據中美斯德哥爾摩經貿會談共識，中美雙方將繼續推動已暫停的美方對等關税24%部分以及中方反制措施如期展期90天，為原本12日到期的“休戰”爭取了更多時間。這一共識的背後，充分展現了中美關税談判的激烈程度，中國在此過程中堅持原則，底氣十足，有多方的原因，其中中國製造對美國家庭的影響力當屬之一。早在今年上半年，沃爾瑪趁火打劫要求義烏供貨商降價，義烏商家硬氣回懟“你不買自會有他人來買”，最終沃爾瑪妥協。可以説，在特朗普推動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的同時，義烏模式以一種老百姓的模式走出了一種中國自己的全球化之路。美國關税政策失去人心的背後，恰恰是由於美國政府未能認識到，好社會需要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

本文作者將義烏模式總結為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認為這種“草根-普惠”的底層邏輯正在悄然重塑全球化。作者通過深入調研，以一系列案例總結了義烏模式成功的核心。作者敏鋭地提出，長期以來，由跨國公司、金融資本和世界級都市所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帶來了全球財富分配不均、發展機遇受具有優勢地位的精英階層把持等問題。而義烏小商品市場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全然不同的全球化邏輯：一個由草根商人構建的全球貿易網絡，將普羅大眾的生存哲學貫徹於商業活動中，遠離華爾街金融精英們的大資本邏輯和跨國商業巨頭的壓制性定價權，使開放公平的普惠全球化具有實現的可能性。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義烏模式：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

▍****“草根-普惠”的底層邏輯正在悄然重塑全球化

2025年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4月2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佈對全球輸美商品加徵“對等關税”，由此向超180個國家和地區發起史無前例的貿易戰，引發全球經濟體系的劇烈震盪。特朗普2.0依然延續着逆全球化的操作，凸顯出長期佔據全球經濟優勢地位的所謂“中心國家”希望通過某些“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貿易戰方式，將全球化再次拉回曾經“中心國家”好處佔盡的軌道。毋庸諱言，中國以一種非線性的發展速度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攪動了由西方所謂“中心國家”主導的既有全球化模式，讓原先處於世界體系邊緣的國家看到了通過參與全球化，以爭取生存與發展的機遇和可能。中國式的發展及其全球化路徑不斷地摒棄西方現代性中工具理性的冷酷和利己主義的霸道，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與貿易往來，在更大格局中形成整體福利增加、惠及更多人羣的全球化模式，主要表現在中國製造的豐富商品為欠發達國家地區的民眾打開了一扇接觸世界消費經濟和現代生活的大門。

隨着中美貿易關係的複雜化和新興市場的發展，中國正在努力推動出口市場和產品多元化發展，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以減輕發達國家和某些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對外貿易帶來的衝擊。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深度和廣度正在展現，其中，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保持連年正增長，2024年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佔外貿比重首次過半。[1]中國出口市場多元化趨勢也得到了義烏小商品全球貿易數據的進一步印證。2024年義烏對主要貿易市場保持兩位數增長，如義烏對非洲、拉丁美洲、美國和東盟分別進出口1220.9億元、1116.7億元、910.7億元和640.5億元；義烏對沙特阿拉伯、韓國分別進出口164.6億元、106.3億元。同期，義烏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合計4133.4億元，同比增長18.2%，佔同期義烏市進出口總值的61.8%。[2]

挪威人類學家雷夫·曼格爾（Leif Manger）在蘇丹的田野調查中意外發現，來自義烏的小商品“把全球商品鏈與蘇丹家庭的需要連接起來，影響當地時尚並創造着全球化進程。”[3]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活躍的商業貨物往來，推動着新型跨區域性貿易網絡的形成與擴展，正在重新定義全球化。[4]這種不受大資本主宰、超越傳統“中心-邊緣”世界體系的全球化，以“低成本、低門檻、廣覆蓋、普惠互利”的老百姓底層邏輯建構的商貿網絡，讓人們看到了共贏與普惠願望的可行性。各國共同參與並享有經濟發展成果，讓普通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具有實踐性的經濟全球化最為質樸的目標表達，在世界各國經濟普遍面臨壓力之際也讓人們看到經濟全球化的新動力。義烏這個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是老百姓版本全球化的場域，來自中國各地及世界各國不同膚色、文化和語言的草根商人蔘與其中，在海量的物品和交易中將普惠性落在實處。

**▍**實惠的義烏好貨與普惠的經營模式

義烏小商品市場肇端於1982年自發性、“非正規”的馬路市場，彼時地方政府和市場商户的共同心願就是擺脱貧困，“雞毛換糖”（勤勞和經商）的傳統之所以屢屢被提及並被視為義烏世界小商品之都的起點，就在於義烏“神話”的第一步是求生存，其“草根性”是不言自明的。所謂草根性既是絕大多數義烏市場主體自身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的真實反應，同時也是小商品的經營者們敏感地把握普通民眾日常所需而發展出的商業生存發展策略：實惠、微利規模化與利益共享。

與跨國大公司的規模化、壟斷性並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國際貿易不同，義烏市場吸納了難以計數的草根經營者參與和開拓更多樣化的貨源渠道來實現出口業務擴張。“萬物皆可能”的生產鏈/貿易鏈/物流鏈以穩定的配置，配合着微利疊加規模化的方式，在眾多國內外市場主體參與中悄然實現着財富生產的普惠屬性。義烏小商品市場演繹的不是全球經濟中通吃贏家的大爽文，而是一羣白手起家的小微商户通過滿足各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般需求，藉助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會，改善個人及家庭生計的故事。[5]義烏小商品市場能夠拓展出覆蓋廣泛、包容共享的全球性商貿網絡，正因為其提供與民生日用相關的實惠商品，並給予來自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草根性小微商户低成本、低門檻的參與機會。

（一）實惠的小商品與萬物皆可能

初代義烏市場的商品以滿足消費者對日常用品的基本需求為定位——“什麼貨好賣就賣什麼”，主打的是低成本、高實用性的“實惠”。在改革開放初期，實惠的小商品補充了國營、集體商業的供給不足，又帶動了跨地域的物物流動。隨着中國整體的不斷開放和製造業體系的完善，“針頭線腦”微利營生催生出義烏小商品近乎極致的細分市場——幾乎涵蓋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的物品。實惠且種類多樣的義烏小商品被東歐人、阿拉伯人和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商人發現了，於是義烏小商品誤打誤撞地進入世界貿易體系和各地的市場。《義烏市志》載，1993年，通過中俄邊境的黑河地區，每天少則１車、多則３車的義烏小商品貨物運往俄羅斯；進入新世紀後，由於美國等國家限制了給阿拉伯商人的簽證，這些人選擇來到義烏，於是義烏街頭出現了很多來自中東、北非等發展中國家甚至處於戰亂中國家的商人。[6]以義烏小商品為基地形成了一個產業鏈/貿易鏈/物流鏈相結合的生態，讓世界無數地方市場有了中國貨。在南非的東方商城內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中國製造”，埃及街頭上的節日燈飾均來自義烏市場；同樣的一件衣服，在津巴布韋的Eastgate商場購買要花幾百蘭特，而在東方商城只要幾十蘭特；[7]中國製造不僅滿足了欠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需求，也深刻影響了發達國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國小商品對於普通美國家庭生活不可或缺。[8]義烏每年向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2萬多種聖誕用品，也為全世界不同教派、不同族羣的穆斯林提供其信仰生活所需物品。

（二）微利規模化與動態平衡的生意經

小商品市場的發展機遇吸引了來自國內外的經營者，到這裏尋求生存與發展空間。義烏市場的早期經營者多為白手起家，從鄉村夫妻作坊開始，發展到“前店後廠”經營模式。大批來自發展中國家，甚至低度發展或處於戰亂國家的外商，初到義烏之時也沒有什麼本錢，只有改變個人和家庭生計的強烈願望。2002年，從阿富汗來的阿茲茲揣着1500美元來到義烏；莫德來自戰亂、衝突不斷的也門，從2000年開始在義烏髮展，一切從零開始——租辦公場地、註冊公司、陪客户選貨、去倉庫收貨驗貨發貨。如今莫德已經擁有了獨立的進出口貿易公司，他的三個弟弟也先後來到了中國。莫德兄弟們在義烏都有各自生意，並過上了穩定體面的生活。

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聚集在義烏的基層商户、中小微企業在滿足了各自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同時，碰撞出草根商業文明的獲利策略和行動原則——“一分利吃飽飯，十分利餓死人”。

首先，以小商品交換獲取微利、“聚少成多”是義烏通行的商業基因，即將小商品做成大市場生態，通過海量交易實現微利規模化。義烏小商品市場有着無以復加的細分市場——在26個大商品類下，細分出超過210萬種的商品SKU（庫存量單位）。如珠寶首飾類下的成品部分包括首飾、髮飾，首飾類有耳飾、項鍊、戒指等，分珍珠、天然石、金銀、黃銅、鈦鋼、水晶、琺琅等不同材質，針對外貿和內銷市場的商品使用不同材質和差異性設計。市場藉助“螞蟻雄兵”的小微個體，構建了一個高度靈活的市場生態系統。與之相耦合的全球化貿易網絡帶來前所未有的規模效應，為義烏專注細分領域的草根商户-廠家集羣提供了“微利規模化”的必要前提。如浪莎（襪子）、雙童（吸管）、卓爾雅（化妝刷）等企業，都是典型的“以小博大”、依託規模效應而發展起來的成功案例。

其次，義烏小商品市場通行的獲利理念簡單而質樸，不吝做小訂單和小客户的生意，形成獨特的“舍大抓小”的市場策略，以擺脱跨國零售集團大訂單“客大欺店”的利潤壓榨。義烏的商家多多少少都吃過接國際大資本大訂單帶來的利潤壓榨。小微商户與企業面對大客户的大訂單，完全沒有議價的可能，大訂單會帶來銷售量的增長而利潤空間卻被嚴重擠壓。於是，2007年浪莎襪業因沃爾瑪的定價過低，最終終止了與其合作；[9]“雙童”吸管也主動調整市場策略，逐步減少對大客户的依賴，轉而專注於上萬家中小客户的訂單。“舍大抓小”是義烏小微商貿企業集羣在市場博弈中走出來的經營理念，這種理念不是以強壓弱、以大欺小，而是通過平衡市場上不同的利益相關方，讓共生“普惠”的原則落在實處。

再次，照顧生意夥伴的利益共享，在“利己”與“利他”之間達成一種動態平衡的生意經。“居四出六”是用義烏當地土話表述的“生意經”，即留取40%的利潤，將60%的利潤留給與生意相關的各方。強調做生意先想別人、多給別人一些好處，讓顧客多得實惠，別人才會更願意和你做生意，生意才會越做越長久。在全球化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居四出六”的生意經得以流行，不僅僅是為他人着想的善意表達，更是達到維持生意夥伴長期合作關係之實踐智慧；在市場上建立穩定、互信的合作網絡有着千般益處，這也使義烏小微商户企業集羣得以在海量的小生意中收到“共贏”之利。

▍****“普惠”源於草根經濟的優勢

草根經濟是義烏參與到全球貿易體系的實踐方式和底色，也代表了中國經濟體系中不可忽視的部分。2024年，民營企業進出口額佔外貿總值的55.5%；在民營企業中，90%以上屬於中小企業。[10]儘管中小企業因規模有限，或存在“船小難以抗風浪”的風險，但在以中小微企業為主體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內，草根性絕非單純劣勢。在發達國家不斷升級的貿易保護主義下，全球化的市場環境日益複雜、充滿着不確定性，以草根經濟為主流的小商品貿易網絡以靈活的生產與交易形式，維護着小商品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生態，甚至出現了以發展中國家的“邊緣”突破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中心”的新格局。

（一）靈活高效的交易方式支撐着市場韌性

義烏市場作為全球小商品價格、潮流趨勢等商業資訊的中心，此地的小商户得以更精確把握市場需求，降低因信息不對稱而出現的設計落伍或產品滯銷的風險，提高盈利的可能性。處於國際市場最前沿的草根商人能夠敏鋭地捕捉市場的細微變化，從中發現商機並迅速做出反應，將引發世人關注的“全球性大事件”轉化為某種商品的訂單，乃至爆款商品。如，美國總統大選的應援產品（帽子、旗子等），世界盃足球賽、奧運會的體育用品和周邊產品，均能在48小時或更短的時間內在義烏市場中找到貨源並出貨。義烏商家甚至能根據世界盃等熱門比賽的即時結果調整生產和供貨策略，迅速響應冷門球隊晉級帶來的新增訂單需求。

草根經濟形成的全球貿易體系，其核心優勢還在於高度靈活的組貨能力與銷售網絡。不同於跨國公司受制於標準化採購流程和生產資質要求，常駐義烏的外商基本上是家族生意，採購、決策沒有那麼多的程序限制，往往自己説了算，有進貨需要時，直接到市場看貨、下單。面對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義烏的草根主體反而表現出“船小好掉頭”的適應性優勢。疫情期間，世界各地的物流系統因常規出貨流程失靈發生阻塞，常駐義烏的外商迅速轉變交易方式，通過既有的人脈網絡整合貨源，承接母國市場的大量訂單，依託義新歐班列等多元物流渠道快速地將義烏市場的貨物發送到世界各地。

草根商貿活動繞過或不受正式制度的（形式）程序約束，以直接互動與關係信任為支撐，構成了以實效為導向的全球交易秩序。如在溝通上，中外草根商人羣體間的交易過程根本不在乎語言使用的規範性、正式性，只要能達成買賣成交即可。除了阿拉伯語之外，“散裝英語”在市場大行其道，以買賣雙方明白彼此、達成交易為目的交流，大大提升了溝通的效率；在日常討價還價中，買賣雙方常通過計算器報價，或直接在紙上甚至在地面瓷磚上寫數字，來回修改價格與規格，反覆溝通、協商直至達成交易。

草根經濟主導的義烏市場在釋放活力的同時，當然也要面對商業交易的種種問題。以支付方式為例，義烏市場曾長期流行不簽訂正式合同的賒賬貿易模式。這種模式在培育小額外商成長方面發揮作用，但賣家會承擔貨物丟失的風險，買家則需以高於現金結算價格進行交易。[11]為了規避交易風險、避免貿易中斷和高額訴訟成本（包括時間成本），買賣雙方之間逐漸建立了以“交朋友”或認“兄弟/乾親”為基礎的非正式信任網絡。一旦出現異議或問題，雙方更傾向於接受中國式調解而非訴訟來解決交易中的紛爭。於是，義烏出現了“外國老孃舅”充當國際糾紛的調節人。義烏的外籍調解員數量不斷增加，他們幫助協調生意中的矛盾，推動了交易模式、信任關係、糾紛解決機制以及商貿制度多方面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秩序的良性發展。

（二）“貿工聯動”與擴大“義烏商圈”

“貿工聯動”源於1993年義烏實施的本地發展戰略，旨在構建與小商品市場緊密聯動的生產體系。生意即生活，市場經營户兩手托起市場需求和生產供給的貿工聯動網絡：市場商户眼睛緊盯着全球市場的變化和需要，生產企業則圍着商户的訂單安排生產；既有商鋪又有工廠的“工貿一體”企業，設計、接單、生產都是“自家的事兒”，能夠以最快的速度響應最新的市場動向，及時靈活地調整產品以迎合消費者的偏好。“貿工聯動”模式一方面通過調動市場整體的協調能力，保障了貨品設計、生產和出貨的高效率；另一方面鼓勵小商户及時捕捉市場信息、反饋消費者差異性需求，結合創新設計更新產品、推出斬獲市場追捧的爆款商品。

服務於義烏小商品市場的“貿工聯動”範圍早已超出義烏本地及浙江本省，覆蓋全國乃至全球。藉助中國供應鏈體系高度專業化的效率和生產廠家動態重組的彈性，義烏的小商品不斷地鞏固其全球性無可替代的優勢——兼具價格、品質、生產效率的平衡以及貨物的門類齊全。義烏市場商家接到外貿訂單後，靈活利用並整合其掌握的供應鏈資源，在全國乃至全球範圍尋找合適的生產廠家，從中篩選出價格、質量、交付速度等方面最優方進行組貨，將“設計—加工—交易”等關鍵環節嵌入到日益複雜化的跨區域分工體系之中。如一家銷售女士內衣的電商統計，店內產品來自全國不同產業帶的100多家工廠。義烏市場扮演好小商品集散地的角色，將大量的小商品加工業務外發到有富裕勞動力和人工更便宜的地區；加工環節的部分轉移有效地控制了產品的成本，同時也為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創造了就業機會。市場內一家專營羊毛氈產品的店鋪，一年銷售的產品就帶動了尼泊爾一個村莊的勞動力就業。數據顯示，義烏市場內的110多萬户市場主體，聯動全國210多萬家中小微企業，拉動了全國3200萬人就業。[12]

“貿工聯動”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場串聯起生產鏈和供應鏈相關的多種元素，於是出現了“義烏商圈”——義烏小商品市場與國內外商家/企業和區域市場相互連接、分工協作的經貿網絡的不斷擴展，也使得受益的草根羣體範圍不斷增加。在這個服務鏈體系中，包括了國內外小型外貿公司業務員、報關員、貨代員、翻譯等“商貿服務業的服務者”，以及駐外市場的外派機構或非正式親友網絡負責接洽當地業務，還有司機、搬運工、倉庫管理者、貨幣兑換商等不可或缺的“小角色”。全球化經貿活動在覆蓋龐大的草根人羣的日常生計中被感知。通過“義烏商圈”對供需資源的匯聚、延伸、重組與開放性共建，義烏小商品的“全球需求”與國內生產資源（高科技賦能產業、剩餘勞動力手工作業）結合起來，無形中觸發並形成了多元合作的機制，確保了小商品在全球市場上的多方面優勢。

“義烏商圈”的擴大與義烏“買全球、賣全球”物流體系的高效性使義烏擁有了超出預期的聚合效應，大大降低了經營成本並提高時效。對日成交量達萬件乃至十萬件的店鋪而言，單件僅1至2毛錢的物流差價，日均成本差異就可達上萬元。義烏物流的優勢不僅在於價格低，更在於時效性強。新冠疫情期間，一位義烏商户説：“同樣發往廣州，從東陽發貨需3~7天，而從義烏髮貨，今天寄出，明天到（廣州）。”在國際商貿城五區進口商品城經銷印度特色商品的印度商人菲利普注意到義烏物流網絡覆蓋全球的便利性和流轉效率，將其家族企業的存儲倉庫設在義烏，把經銷的產自印度的商品統一運到義烏，接單後再從義烏髮貨配送到世界各地，速度更快、費用更低且安全。[13]義烏逐步成為全球採購與經銷的重要樞紐，以及全球客商共享的公共資源與開放平台。2023年義烏國際郵件互換局年處理量超過1.2億件，出境目的國覆蓋全球127個國家和地區。[14]

在不穩定的世界格局讓人們對全球化的未來感到沮喪的情況下，來自多方的經貿數據顯示，完全擺脱國際生產鏈和供應鏈分工的“去全球化”既不符合邏輯也根本不現實。因為即使在後疫情時期、疊加俄烏衝突和特朗普2.0的背景下，各國仍然難以完全轉向所謂“安全”的自給自足；而作為小商品的集散地和“買全球、賣全球”的世界超市，義烏在過去數年間的國際貿易一直保持着增長的趨勢，展示出草根性市場的神奇魅力，以及因踐行普惠性商業實踐而產生的韌性。[15]這一現象背後的關鍵因素，是眾多來自不同地域/國家的小微商户在地方政府的助推下，形成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的世界性輻射能力，這種具有明顯“草根”底色的“全球化”模式在世界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有着別樣的意義。

**▍**小結：好社會需要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

長期以來，全球化主要由跨國公司、金融資本和世界級都市所主導，紐約、倫敦、東京等大都會作為全球經濟的核心樞紐，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重要支點。[16]這種模式帶來了全球財富分配不均、發展機遇受具有優勢地位的精英階層把持等問題。

義烏小商品市場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全然不同的全球化邏輯：一個由草根商人構建的全球貿易網絡，將普羅大眾的生存哲學貫徹於商業活動中，遠離華爾街金融精英們的大資本邏輯和跨國商業巨頭的壓制性定價權，使開放公平的普惠全球化具有實現的可能性。“義烏全球化模式”的獨特性就在於：（1）貼近普通人的硬需求，提供各種“全世界老百姓用得起的東西”；（2）“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義烏市場高效滿足客户需求的超級能力，維繫起與非洲、中東等欠發達甚至陷入週期性混亂的國家之間的脆弱貿易；（3）來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來自戰亂或政局不穩定國家地區的貿易商，在運作義烏海量貨物的過程中不僅個人受益，而且滿足了其貿易網絡所觸及的地方市場民眾對貨物的多方需求。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模式，與跨國公司或少數利益集團把世界變成投資場所的全球化有本質的不同，[17]其動力來自生活的基本需要，以及搭建老百姓版本全球化的參與者們自身求生存的需要，“讓世界上的窮人享受到富人的商品，並使全球數億人謀生”。[18]

義烏小商品市場從無到有走到今天，其內在基因是“韌性”。在義烏，我們接觸到中外商家、貨代、翻譯、報關員、電商主播等，聽到各種版本白手起家的創業故事，也觀察到他們在面對疫情、戰亂、美西方國家制裁等全球性商貿衝擊時，如何以積極的態度應對挑戰。他們“千方百計”地讓大大小小的交易完成，貨物順利地出港到港，貨款準時到賬，然後再促成下一單生意。一位義烏商户老闆如是説：“你可別小看義烏，一個城市到底厲不厲害，你要看一個城市對這個世界有什麼作用和價值。”迄今為止，距離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始的關税戰已經月餘，今年五一長假期間筆者在義烏的酒店、商貿城等地遇到了來義烏採購的各種膚色外國人。這表明即使在美國的關税大棒下，由老百姓生活需求而形成的全球的小商品貿易無法戛然而止。義烏“韌性”的底氣，源於世界需要義烏。

義烏小商品市場屬於世界，即使生活在戰亂地區的老百姓也有日常需求。最後，讓我們分享一段與義烏相關的往事：2017年7月9日，伊拉克總理宣佈被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佔據三年的第二大城市摩蘇爾全城解放，很快義烏小商品就出現在摩蘇爾，因為敏感的摩蘇爾商人早在一個月前意識到ISIS大勢已去，提前就在義烏下單了。對於經歷了三年ISIS恐怖組織殘暴統治的摩蘇爾老百姓，來自義烏的小商品是如同急救箱一樣的存在。[19]

貿易戰讓整個世界普遍感到不安。在以雞毛換糖起家的義烏，流行着這樣的信念：“雞毛很賤，但是它養活了我們的祖祖輩輩，雞毛也很輕，但只要有點風，它就能飛上天。”這就是老百姓版本全球化的韌性所在。

在世界面臨新的十字路口之際，我們想到《道德經》中的一句話：“天之道，利而不害。”

編輯 | 吳應娟

參考文獻

*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建構研究”（項目批准號：24&ZD194）和國家社科基金專項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礎理論及其國際視野”（項目批准號：23VMZ001）的階段性成果。

[1] 唐詩凝、鄒多為：《2024年我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佔外貿比重首次過半》，新華網，2025年1月13日。

[2] 董易鑫：《2024年浙江義烏外貿進出口總值超6600億元》，中國新聞網，2025年1月22日。

[3] [5] 列夫·曼吉爾：《“一帶一路”和文明多樣性：團結與合作、衝突與抗爭》，載範麗珠、陳納主編：《全球化與對話》（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頁；第114頁。

[4] Howard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Alfred A. Knopf, 2014.

[6] Ben Simpfendorfer, The New Silk Road: 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7] 陳肖英：《從義烏市場透視全球化時代的海外華商網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頁。

[8] 薩拉·邦焦爾尼：《離開中國製造的一年：一個美國家庭的生活歷險》，閭佳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年版。

[9] 楊立贇：《義烏蜕變：從貧瘠縣城到世界小商品之都》，鳳凰網，2019年11月10日。

[10] 辛宇：《多措並舉助力中小微企業高質量發展》，載《經濟參考報》2024年3月13日第8版。

[11] 温美珍：《國際小商品貿易中的信用體系建設：義烏的實踐》，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6期。

[12] 李中文、郭牧龍：《義烏換“衣”記——“世界小商品之都”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觀察》，人民網，2024年07月17日。

[13] 《義烏是印度商人的福地》，金華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官網，2015年4月16日。

[14] 《邁入“百億”時代！義烏市市長葉幫鋭為第100億件快遞頒發紀念杯》，浙江省郵政局管理網，2023年12月20日。

[15] 趙春蘭、王恕橋、範麗珠：《“世界的義烏”：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全球性角色》，澎湃新聞網，2023年12月21日。

[16] 哈羅德·詹姆斯、梁捷：《哈羅德·詹姆斯談經濟危機史與全球化的動力學》，澎湃新聞網，2024年12月15日。

[17] 王義桅：《“一帶一路”：再造中國與世界》，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

[18] Gordon Mathews and Carlos Alba Vega,“Introduction: What is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in Gordon Mathews, Gustavo Lins Ribeiro and Carlos Alba Vega, eds.,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World’s Other Economy, Routledge, 2012, p. 10.

[19] 吳子夜：《打跑IS之後，義烏小商品佔領了摩蘇爾》，觀察者網，2017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