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科研經費被砍，美國教授無奈搞眾籌_風聞

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個爛梗——當等待科研經費申請結果時，總有人焦急地説：“如果經費沒批下來，我們就去賣蛋糕籌錢。”現在，面對特朗普政府的資金削減，這一玩笑變成了現實：越來越多的美國科學家開始通過眾籌來獲取資金以維持科研運轉。

撰文 | 木木

流行病學家Jaime Slaughter-Acey的項目被迫中斷了，原因簡單而扎心，賬上沒錢了。她本來剩餘有58.1萬美元的研究資金，但在今年春天就被凍結了。

曾經，這個項目讓她充滿了成就感。她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副教授，在2021年啓動了這項創新研究，獲得了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IH）240萬美元資助，希望揭示結構性種族主義對母嬰健康的深遠影響。

如今資金凍結了幾個月，沒有恢復的跡象。無奈之下，Slaughter-Acey開始轉向公眾呼籲捐贈，以重啓研究。

Slaughter-Acey的經歷，只是當下美國科研界所面臨亂局的一個縮影。它傳遞了整個美國科研生態面臨嚴峻考驗的信號。

在2025年美國總統選舉塵埃落定後，特朗普的第二次執政引發了美國科學界的震動。由於特朗普政府採取了多項舉措，包括限制費用資助、放慢撥款審查速度等，美國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與聯邦政府之間曾經穩定的契約已經破裂。

隨着預算削減刀刃落下，大量關鍵項目被中斷，還迫使學者們轉向非傳統途徑找經費，例如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甚至開始求助於眾籌平台，試圖從公眾手中募集資金以延續科研夢想。

從“資助豐沛”到“眾籌求生”

特朗普於2025年1月重返白宮後，迅速推行了一系列財政緊縮措施，這些舉措部分源於保守派智庫的“Project 2025”，旨在減少聯邦開支、重塑政府效率並優先考慮國家安全與經濟競爭。

根據白宮預算辦公室的指導，NIH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等關鍵機構的資金被大幅凍結或取消。僅在2025年上半年，NIH就終止了1902項資助，總額超過44億美元，這包括對多樣性、公平與包容（DEI）相關研究的針對性打擊，以及對氣候科學、綠色能源和生殖健康領域的資金限制。而且，特朗普政府的2026財年預算提案也進一步加劇了削減力度，將NIH預算從約450億美元削減40%至270億美元，NSF則面臨56%的削減，僅剩39億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削減高校經費一覽 | 圖源：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這些數字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源於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承諾的“瘦身政府”計劃，該計劃強調消除“浪費性支出”，並將資源轉向國防和邊境安全，也是特朗普政府系統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尤其是今年3月以來，特朗普政府通過一系列行政命令加速這一進程，許多大學實驗室面臨關閉風險。科學家們把這形容為“對美國科學的全面攻擊”。根據美國進步中心估計，僅NIH和NSF的削減就將每年造成100億至16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在這一背景下，早期的受害者包括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等全球頂尖高校。例如哈佛的NIH資金被凍結，導致多個研究項目中斷，而UCLA則在2025年4月收到指示“立即停止支出”，涉及近2億美元的很多NIH和NSF項目。

雖然美國國會部分抵制了這些政策的落地，例如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在2025年7月底批准了NIH的472億美元預算，並拒絕了更激進的特朗普政府削減計劃，然而行政分支的執行命令繞過了國會審查，繼續推動着科研資金的凍結。

Slaughter-Acey的案例最具代表性。她於2021年啓動的一項創新研究，旨在探討社會和生物因素如何影響底特律逾500名黑人婦女的生育結果。要知道，黑人婦女的孕產婦死亡率高達每10萬活產50.3例，是白人婦女的3.5倍。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發佈的數據，黑人女性是當今唯一一個妊娠相關原因死亡人數未下降的族裔羣體。

Slaughter-Acey的研究項目主要關注結構性、文化性和代際種族主義對錶觀遺傳組的影響，以及其如何加速生物衰老並導致不良妊娠結局。研究人員們也正是希望通過此類研究以降低黑人婦女的孕產死亡率。

然而，今年初，Slaughter-Acey剩餘58.1萬美元的研究資金被凍結，項目被迫暫停。她形容此舉是“對黑人母親和嬰兒的抹除”，並強調：“這些500多名母親和嬰兒的聲音不應隨着資助終止而消逝。”

如今，她開始轉向LinkedIn呼籲捐贈，以支持她的後續研究。

Slaughter-Acey呼籲公眾向北卡羅來納大學捐贈 | 圖源：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類似故事在美國科學界可以説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癌症研究領域，許多實驗室因聯邦資金枯竭，開始轉向眾籌平台，比如GoFundMe，募集資金以維持運作。在X平台的#ScienceMustGoOn話題下，許多研究者們也開始分享他們眾籌成功的案例。

亞利桑那大學乳腺癌研究實驗室的分子和細胞生物學教授Joyce A. Schroeder和博士生Danielle DiFranco，今年5月也在 GoFundMe 發起了眾籌活動，目前已籌集到 6500 多美元。DiFranco表示，這筆錢可以用來購買實驗室每週使用的相對便宜的耗材，實驗室得以維持幾個月的運轉。

Danielle DiFranco在GoFundMe發佈的眾籌項目 | 圖源：GoFundMe

“這對我來説很奇怪，因為我真的不認為我們的研究實驗室是一個需要慈善的地方，”DiFranco説。她指出，像GoFundMe這樣眾籌平台上的項目，通常都是那些因面臨醫療危機、自然災害或其他緊急情況的個人或家庭發起的。

但是，DiFranco團隊還是把GoFundMe視為在得到更大額度資助之前的權宜之計。在GoFundMe平台上，還有一個鳥類學家團隊，也有着同樣的窘境——在他們申請的21萬美元NSF資助（旨在幫助提升鳥類學社羣的多樣性）被終止後，他們也在GoFundMe上發起了籌款活動，目前該活動已籌集超過3.7美元的捐款。

在眾籌平台獲得捐贈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學野生動物、漁業和水產養殖系助理教授Murry Burgess也講述了他們這麼做的緣由——她和同事之所以決定向GoFundMe求助，是因為他們的項目本質上是以社區為導向的，他們希望能夠呼籲公眾做出貢獻，而且他們無法找到符合他們需求的其他資助。

而根據杜克大學的研究者報告，他們從NIH獲得的資助從2024年的前兩個月166項驟降至2025年的64項，導致該校諸多科研項目中斷。這些學者原本依賴穩定的政府資助，如今卻也要像創業者般選擇求助公眾。

眾籌的興起：創新還是無奈？

面對預算危機，眾籌成為許多學者的救命稻草。當然學術界的眾籌也並非新鮮事。比如2012年成立的專注於科學研究的籌款網站Experiment，已為1351個不同項目籌集了超過1200萬美元。

不過，正如Experiment網站的口號——資助下一浪潮的科學研究，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獲得研究資金，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學術創新”。但GoFundMe等面向大眾的眾籌平台上學術項目的激增，更像是很多科研項目團隊的無奈之舉。

而且，面向公眾的科研眾籌，其侷限性顯而易見。

首先，眾籌成功率高度依賴研究主題對公眾的吸引力，熱門領域如癌症或兒童健康，因本身就具有“大眾吸引力”，所以更容易獲得捐款，但那些基礎科學或邊緣學科，比如理論物理研究，就很難從大眾捐贈者那裏獲得資金，甚至往往被忽視。事實上，政府撥款制度的存在，就是為了能夠解決這一問題，以保障將研究人員的注意力和資源集中到一些鮮為人知、更邊緣化但對人類健康和繁榮至關重要的課題上。但現在美國政府卻選擇大幅削減這些經費資助。

其次，眾籌金額通常遠低於聯邦資助，這些數額恐怕難以支撐許多科學家的後續長期研究。比如前文提到的DiFranco目前只眾籌到了6500多美元，Slaughter-Acey在社交媒體上的呼籲也很難滿足其58.1萬美元的資金缺口。

此外，眾籌還帶來了時間和倫理挑戰：科學家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進行“營銷”，而非專注於研究；同時，依賴公眾捐款可能導致研究方向向市場化傾斜，從而偏離學術自由的原則。

華盛頓大學博塞爾分校護理與健康研究學院教授Nora J. Kenworthy在研究這一現象。她表示，許多眾籌平台上早期也有很多科研項目，但這些活動往往並非由科學家發起。例如，一位父親通過 GoFundMe 眾籌平台籌集了超過200萬美元，目的是用於女兒罕見絕症的臨牀試驗。但現在出現了一些危險徵兆：依賴公眾宣傳會讓學者個人承擔更多籌款責任，而這就會導致“如果你不能成功地推銷自己，你的工作就不會受到重視”。“我希望希望科研成果的價值評判，是基於領域專家看重的理由，而不是僅僅因為它能夠被壓縮成幾句抓人眼球的‘金句’。”

不過，Kenworthy也理解發起眾籌的科學家，“如果我坐在實驗室裏，看着樣本因為資金短缺而過期，我可能會絕望，我也會不惜一切代價。”

一些大學也曾嘗試提供臨時“過橋資金”以緩解危機。例如，UCLA為受影響的研究者提供了內部資助，但明確表示這僅是短期解決方案。哈佛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財力雄厚的機構則試圖自籌部分研究費用，但這對大多數公立大學來説不可行。更令人擔憂的是，眾籌的興起反而可能會被政府視為減少公共投資的藉口。

科學家為了科研資金髮起眾籌，這樣的故事從某種程度上表明瞭公眾對科學的熱情並未消退，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科研眾籌的興起絕不是學術創新的標誌，而是科研體系瀕臨崩潰的警鐘。

除了抱怨特朗普政府的“荒唐”，我們也必須看到，特朗普政府的預算削減、美國科研生態的深遠衝擊，以及無數個受到影響的科研項目，這之間以及背後隱藏着的更深層次問題，更多的是當今時代下科學與政治的激烈交鋒。

從科學界以及更多社會層面的角度來看，美國聯邦政府對於科研經費的削減，將觸及美國科學的核心，也將影響全球科學生態的走向。

比如NIH和NSF的資金歷來是美國培養下一代科學家的支柱，支撐着研究生、博士後和早期職業研究者的發展。如今對於這些科學家資金的削減，已經導致許多年輕科學家“離開”。而這種人才流失，不僅會削弱美國的科研能力，還可能導致全球科學領導力的轉移。

NIH | 圖源：NIH官網

從經濟角度看，科研投資被稱為“黃金投資”，其價值回報遠超投入。據United for Medical Research數據，每1美元的NIH資助可產生2.56美元的經濟活動。尤其是NIH和NSF的資金是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柱，而基礎研究又是藥物開發、技術突破的基石，比如mRNA疫苗的開發就依賴於數十年的NIH資助，但如今類似的重大突破可能會因資金短缺而胎死腹中。

此外，NIH的資助也意味着背後數十萬個就業崗位，涵蓋從實驗室技術員到數據分析師的多種角色。如今經費削減不僅導致許多相關從業者直接失業，還可能削弱美國生物技術等高增長行業的發展。

值得強調的是，雖然特朗普政府以“消除DEI和意識形態研究”為名，針對性取消了涉及種族、健康差距等項目，但實際上許多被砍項目與DEI無關。這種“誤傷”反映了政治干預科學的危險性，從而可能導致研究方向被意識形態扭曲。

當科學被政治綁架，受損的也絕不只有科學家。如今，預算削減的衝擊和科學家眾籌的興起，迫使科學界站在十字路口。尤其是今年以來，許多科學家們抗爭的故事也提醒着我們：科學的未來不僅關乎實驗室內的發現，更關乎社會公平、公共健康和全球競爭力。而科學家們被迫眾籌的努力，正是受政治影響的他們做出的吶喊。

參考資料

[1]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s-trump-upends-funding-for-research-these-scholars-turn-to-gofundme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aug/02/black-maternal-health-infant-trump-cuts

[3]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mapping-federal-funding-cuts-to-us-colleges-and-universities/

[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0550-0?linkId=13118171

[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0780-2

[6] https://www.aau.edu/newsroom/leading-research-universities-report/white-house-proposes-steep-cuts-science-and-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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