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嘉樂：數字主權的悖論，歐洲在技術依賴漩渦中的掙扎_風聞

編者按**·  2025.08.14**

在全球數字化浪潮中，歐洲的“數字主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技術霸權與數據安全的悖論，本土產業空心化與國際競爭的碰撞，讓歐洲在數字治理的道路上陷入兩難困境。從德國警方的“哥譚”軟件到英國的OpenAI合作，從法國的“PredPol”到意大利的Colosseum超級計算機，歐洲在技術鏈上的全面依附，使其在制定《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時陷入尷尬境地：既要限制美國科技巨頭的數據霸權，又要依賴其技術推動本土數字化轉型。這種“研發強、應用弱”的倒掛現象，讓歐洲在“安全”與“效率”之間徘徊不定。

歐洲的掙扎，不僅是數字主權的困境，更是全球科技競爭的縮影。美國憑藉技術霸權與生態壁壘，在歐洲公共服務領域快速佈局；中國則憑藉場景落地能力與政策協同性，展現出獨特優勢。歐洲的技術依賴並非偶然，而是產業生態長期失衡的結果。面對美國的技術壟斷，歐洲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支點，重建產業生態，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歐洲的掙扎，或許只是這場數字時代博弈的序章。

引言：一則監控軟件，引發的主權叩問

2024年春，慕尼黑以色列領事館遇襲事件的處置現場，德國警方通過美國Palantir公司的“哥譚”軟件，在30秒內整合出嫌疑人的犯罪前科、通訊記錄與社交網絡軌跡，迅速鎖定關聯人員。這場被視為“技術賦能安全”的成功案例，卻在隨後引發更大爭議：公民權利協會（GFF）的律師弗朗齊斯卡·格爾利茨手持憲法文本，在聯邦憲法法院外疾呼：“當一個美國公司能比德國人自己更瞭解其公民的生活軌跡，我們的信息自決權還存在嗎？”

與此同時，倫敦唐寧街的決策者正簽下另一份協議：英國政府與OpenAI的合作備忘錄允許其訪問國防與司法數據，以“提升公共服務效率”。這兩份相隔千里的文件，共同勾勒出歐洲數字治理的荒誕圖景——一面是《德國基本法》對信息權的莊嚴承諾，一面是公共部門對美國技術的深度依賴；一邊是歐盟《人工智能法案》構建的倫理高地，一邊是2/3雲計算市場被美國企業壟斷的現實（根據2024年9月9日，意大利前總理馬里奧·德拉吉向歐盟委員會提交的有關歐盟經濟競爭力的報告）。數字主權，這個被歐洲政客反覆提及的詞彙，在技術依賴的漩渦中正逐漸失去清晰的輪廓。

以色列駐慕尼黑領事館遭槍擊，一名持槍男子在慕尼黑以色列領事館前被警方擊斃（圖源：德國中文網）

政策宣言與現實選擇：撕裂的歐洲數字圖景

德國聯合政府的執政協議中，“數字政策就是權力政策”的表述曾擲地有聲。協議承諾構建“歐盟一體化的抗風險產業鏈”，從芯片到軟件實現自主可控。但內政部長多布林特“不排除聯邦採購Palantir”的表態，與前任政府拒絕使用的立場形成刺眼對比。這種政策搖擺背後，是巴伐利亞州、黑森州等地方政府的現實選擇——2024年數據顯示，使用“哥譚”軟件的州，重大案件破獲效率提升40%，這讓“數字主權”的理想在治理效能面前顯得蒼白。

英國的處境更為典型。7月接連與谷歌、OpenAI簽署的合作協議，將公共服務的數字化改造全盤託付給美國企業：谷歌將接手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的舊系統改造，預計節省450億英鎊；OpenAI則深度參與教育、國防系統的AI應用。**政府文件中將其描述為“彎道超車的戰略選擇”，但本土企業的困境暴露了真相——英國市值最高的AI公司Darktrace專注網絡安全，根本無力承接公共服務所需的通用AI能力。**這種“無米下鍋”的窘境，讓“數字主權”淪為紙上談兵。

歐洲的技術依賴早已超越個別案例。法國警方用美國“PredPol”軟件預測犯罪熱點，意大利的Colosseum超級計算機完全基於英偉達架構，歐盟超70%的AI訓練數據存儲於美國雲平台。這種全鏈條依附，使得歐洲在制定《人工智能法案》時陷入尷尬：既要限制美國科技巨頭的數據霸權，又要依賴其技術支撐本土數字化轉型。

空心化的產業地基：依賴背後的結構性困局

**歐洲的技術依賴並非偶然，而是產業生態長期失衡的必然結果。**根據2025年5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布的《歐盟的人工智能實力博弈：在去監管化與創新之間》報告：2023年歐盟AI領域僅獲得80億美元風險投資，不足美國的1/8。這種資金規模的差距直接導致產業競爭力的斷層。德國工業聯合會的報告顯示，該國AI企業平均壽命僅3.7年，遠低於美國的7.2年，多數企業因缺乏資金支持難以完成技術迭代。

**更嚴峻的是企業數量的斷層。**在2024全球數字經濟大會上，中國信通院院長餘曉暉發佈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4年）》顯示，全球人工智能核心企業約有3萬家，其中美國佔34%、中國15%、英國6%，德國與法國分別佔3%、2%；全球AI大模型超1300個，其中美國佔44%、中國36%、法國4%、英國2%。這種“小而散”的格局，使得歐洲難以培育出能與谷歌、OpenAI抗衡的本土巨頭，自然無力承接政府公共服務訂單。

**更致命的是“基礎設施空心化”。**歐洲自主開發的Gaia-X數據雲平台，因企業參與度不足導致建設進度滯後原計劃47%，而亞馬遜AWS、微軟Azure卻在歐洲新增12個數據中心，進一步鞏固市場優勢。這種“建不起自己的，離不開別人的”的惡性循環，讓數字主權失去了物質基礎。英國NHS的案例尤為典型：其舊系統因技術封鎖難以升級，只能選擇谷歌雲的方案，不得不接受數據存儲於美國服務器的現實風險。

**應用場景的錯位加劇了依賴程度。**歐洲在AI倫理、算法透明度等基礎研究領域領先全球，但其產業優勢集中在高端製造等垂直領域，缺乏能支撐公共服務的通用AI技術。當德國需要跨部門數據整合工具時，本土企業拿不出替代Palantir的方案；當英國要提升政務效率時，只能求助OpenAI的大模型——這種“研發強、應用弱”的倒掛，使得政策制定者在“安全”與“效率”的抉擇中面臨兩難困境。

OpenAI與英國簽署新戰略合作協議，共促AI安全研究及基礎設施投資（圖源：英國政府官網）

數據跨境的暗湧：主權讓渡的隱性代價

**Palantir軟件引發的爭議，本質是數據主權的博弈。**歐洲最大的黑客組織之一“混沌計算機俱樂部”指出，該軟件的加密後門可讓美國政府依法調取數據，這意味着德國公民的通訊記錄、犯罪信息可能繞過《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約束流向美國。這種“技術後門”帶來的主權讓渡，在英國與OpenAI的合作中更為明顯——協議允許其訪問國防與司法數據，卻未明確數據使用的邊界與監管機制。

數據安全的隱憂正在變為現實。2024年曝光的“雲稜鏡”事件顯示，美國企業依據《雲法案》（CLOUD Act）向本國政府提供歐洲用户數據的案例同比增加35%。德國聯邦數據保護專員布魯諾·凱勒警告：“如果將執法數據存儲於亞馬遜雲（AWS），美國政府通過《雲法案》將能調取這些數據。歐洲的‘信息自決權’會因美國雲服務淪為空談。”

政府訂單是技術迭代的“孵化器”，當德國各州將公共安全數據系統交給Palantir，當英國把NHS的數字化改造交給谷歌，歐洲本土企業失去的不僅是市場份額，更是技術升級的關鍵場景。

破局的可能路徑：中美AI全球化的博弈與中國的機遇

在歐洲技術依賴的困局中，中美AI企業的全球化路徑呈現出鮮明的差異，也為中國企業提供了獨特機遇。

**美國AI企業的優勢在於技術霸權與生態壁壘：**英偉達的芯片架構、OpenAI的大模型、谷歌的雲生態形成“硬件—軟件—數據”閉環，且長期主導國際規則制定（如數據跨境標準），這使其能快速切入歐洲公共服務領域。但劣勢同樣明顯：地緣政治引發的信任危機（如“雲稜鏡”事件）、企業利潤訴求與歐洲主權訴求的衝突（如Palantir的數據控制權爭議），正逐漸削弱其“技術中立”的形象。

**中國AI企業的優勢則在於場景落地能力與政策協同性：**依託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在製造業AI、數據安全等垂直領域形成技術壁壘（如華為的昇騰芯片在算力密度上的突破），且政策支持的“數字絲綢之路”為全球化提供背書。但短板也不容忽視：國際信任度不足（受地緣輿論影響）、軟件生態成熟度待提升（如開源框架的全球開發者滲透率低於美國）、對歐盟監管體系（如GDPR）的適應成本較高。

對中國而言，歐洲的技術多元化需求正是關鍵機遇。一方面，歐洲對美國技術的依賴焦慮，使其開始尋求替代方案——德國經濟部2024年報告明確提出“減少單一技術來源依賴”，為非美企業提供了空間；另一方面，中國在垂直領域的技術優勢（如瑞萊智慧的AIGC檢測、華為的政務雲安全方案），恰好匹配歐洲對“數據主權+技術效能”的雙重需求。

應對策略上，可從三方面突破：**一是深化“技術本地化”，**借鑑華為與德國電信的合作模式，通過技術授權、合資公司等方式，讓中國技術以“歐洲品牌”身份落地；**二是參與國際規則共建，**如加入Gaia-X數據聯盟、推動中歐數據跨境互認，以“規則參與者”而非“顛覆者”的身份融入歐洲生態；**三是強化生態協同，**通過開源社區（如歐拉操作系統）吸引歐洲開發者，提升中國技術的“軟滲透”——正如吉利在馬來西亞通過本地化研發中心獲得認可，技術認同的根基永遠是“共同創造”而非“單向輸出”。

2025年5月22日至25日，第四屆中國－中東歐國家博覽會暨國際消費品博覽會在浙江寧波舉行，觀眾在排隊等待參觀“數智中東歐”展區（圖源：新華社）

結語：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支點

歐洲的數字主權困局，折射出全球科技競爭的深層邏輯：**當技術標準、基礎設施與數據資源被少數國家壟斷，後發國家的“主權訴求”往往不得不向“發展需求”妥協。**德國對Palantir的既依賴又警惕，英國向谷歌、OpenAI開放數據的無奈，本質上是數字時代“安全”與“發展”的永恆悖論。

對於歐洲而言，破局的關鍵或許在於重建產業生態——從增加AI風險投資到培育本土龍頭企業，從完善基礎設施到構建自主標準，這需要超越短期治理效能的考量，承受轉型陣痛的勇氣。而對於全球其他參與者，歐洲的掙扎提供了重要啓示：數字主權不是孤立的宣言，而是技術實力、產業基礎與國際合作的綜合產物，任何脱離現實的理想主義，終將在技術霸權的洪流中不堪一擊。

當慕尼黑的街頭監控攝像頭接入美國算法，當倫敦的病歷數據流向硅谷服務器，歐洲的數字未來正在政策宣言與現實選擇的撕裂中重新書寫。這場關於主權與依賴的博弈，或許才剛剛開始。

本文作者

**劉嘉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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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吳雨彤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雲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