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為什麼懷疑斯大林毒死列寧_風聞

　　這篇筆記的標題有點聳人聽聞。事實上托洛茨基確實在他最後的著作中提出了這樣的懷疑，當然他也僅僅止步於懷疑。為了搞清列寧之死的謎團，我查閲了大量回憶錄等資料，最後我發現除非有新的檔案面世，否則永遠不會有真相。本文能做的，只是根據已經確認的史實，描繪這段歷史的一個輪廓。

　　十月革命後，在全國和全黨的心目中，托洛茨基同列寧是平起平坐的。1922年底列寧在重病中曾經口述下了一份政治文件，即後世所謂的列寧遺囑。文件評論了黨內六位優秀的人物，他們是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和斯大林。其中褒獎最多的是托洛茨基，而批評最多的則是斯大林。

　　列寧認為，托洛茨基是蘇聯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卻“過分熱中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對於布哈林，列寧認為他是蘇共黨內最傑出的理論家，但同時列寧也認為布哈林的理論不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相比於這兩人，列寧對斯大林的評價就多以批評為主了。

　　列寧指出，當時擔任總書記的斯大林已經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但是在列寧看來，斯大林卻未必能謹慎的使用這種權力。當時，由於列寧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因此整個遺囑是分為多次書寫的。而在他第二次書寫的遺囑中，更加尖鋭的批評了斯大林，認為他過於粗暴，甚至建議蘇共中央免去斯大林總書記的職務。

　　列寧具有一種罕有的心裏洞察力，當他揭露托洛茨基方面的弱點為“過份吸引於事情的行政方面”時，他看得清楚得多。

　　據説，列寧就是在這個時候向斯大林索要毒藥的。據秘書М．И．烏里揚諾娃説，１２月２２日，列寧在開始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的最初段落前的一天，他的情緒極其悲觀。福齊也娃在筆記裏寫道，２２日傍晚６時，列寧向她口授了以下內容：“不要忘記想一切辦法弄到和送來……在癱瘓導致言語能力喪失的情況下，氰化鉀，作為人道的辦法和作為對拉法格們的模仿……”他還補充説：“這話不要記到日記裏去。您明白嗎？您明白嗎？我希望您能照着去做。”福齊也娃説，“開頭有一句話沒有記下來，想不起來了。而結尾——我沒有聽明白，因為他説話聲音很小。我又問了一遍——沒有回答。要我絕對保密”。

　　這不是列寧第一次要求給他毒藥，好讓他結束生命。М．И．烏里揚諾娃回憶道，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求把斯大林叫來……給斯大林打了電話，過了一些時候，他和布哈林一起來了。斯大林進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房間，根據伊里奇的請求把門緊緊帶上，布哈林留下來和我們在一起，有點神秘地説：‘我能猜到為什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見斯大林。’但是這一次他沒有把他的猜測告訴我們。幾分鐘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房間的門打開了，斯大林走了出來，我覺得他心緒有些不佳。他們兩人（布哈林和斯大林）與我們告別後，從一座大房子旁邊穿過療養院小房子朝院子裏的汽車走去。我前去送他們。他們低聲談論着什麼，但是到院子裏時斯大林轉身對我説：‘可以對她（他指的是我）講，對娜佳（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就不要説了。’於是斯大林告訴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叫他來是為了提醒他曾作過的許諾：一旦癱瘓，就幫助他及時退出舞台。

　　“‘我以前給您講過的時刻到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説，‘我癱瘓了，我需要您的幫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請斯大林給他拿來毒藥。斯大林答應了，吻別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出了他的房間。但是斯大林在同我們談話時懷疑起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否把他的同意理解為結束生命的時刻真的到了，毫無痊癒的希望了？斯大林接着告訴烏里揚諾娃：‘我答應是為了進行安慰，但是，如果他把我的話真的理解為再也沒有希望了，那怎麼辦呢？結果變成確認了他無痊癒的希望。’經過討論，我們決定讓斯大林再次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裏去説，他已同醫生交談過，醫生們保證説，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情況完全不是毫無希望，他的病不是不治之症，因此需要等一等再滿足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請求。就這樣做了。”斯大林回到了列寧那裏。“他在列寧那裏待的時間比第一次更短”，出來後對她和布哈林説，病人“同意等一等”。斯大林答應在“確實沒有希望”的情況下幫他找毒藥，這一點也使他感到安心。以上是列寧的秘書的回憶。後世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就我個人而言，我無法相信列寧會是一個想要自殺的人，特別是在他剛剛聯合了托洛茨基打算對斯大林發起總攻的時候。

　　我們可以確認的是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斯大林與克魯普斯卡婭發生了衝突。斯大林得知了克魯普斯卡婭於１２月２１日允許列寧口授給托洛茨基的信。庫馬涅夫和庫利科娃在《克魯普斯卡婭和斯大林的對立》一書中指出，“總書記在得知克魯普斯卡婭直接參加在列寧口授下給托洛茨基寫信並與後者就這一問題進行接觸後勃然大怒，在電話裏粗暴地責罵她和進行威脅——斯大林威脅克魯普斯卡婭，説要把她違背醫療規定一事提交監察委員會處理”。１２月２３日，克魯普斯卡婭給加米涅夫寫信，批評斯大林“極其粗暴無禮”。她寫道，她“入黨不是一天了。三十年來從未聽見任何一位同志對我説過一句粗話……我找您和格里戈裏（指季諾維也夫），因為你們是Ｂ．И．（（即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比較親密的同志，我請求你們保護我，不要讓人粗暴地干涉私人生活，並使我免受無端的辱罵和威脅”。

　　就在第二天，即１２月２３日，列寧“得到醫生允許請來女速記員”，開始口授他那著名的《給代表大會的信》。在前一天的夜裏，他的病情更加惡化了。據М．И．烏里揚諾娃説，“他的胳膊和腿完全動不了了”。不難推測，這一天列寧的精神狀態沒有改善。記錄《給代表大會的信》的沃洛迪切娃在她的日記裏指出：“在四分鐘的時間裏進行口授。他覺得很不舒服。大夫們也在場。在開始口授前説道：‘我想要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您就記吧！’口授得很快，但是可以感覺到他的病態。”

　　１２月２４日，處於這種狀態的列寧給沃洛迪切娃口授道：“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列寧指責斯大林粗暴，顯然不僅僅是因為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斯大林與克魯普斯卡婭之間的爭吵。然而斯大林成功地向其他同志説明，列寧身患重病，處於半癱瘓狀態，時而絕望地號啕大哭，時而打算自殺，這影響了人們對列寧的看法。

　　１２月２４日醫生們在與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商量後製定了限制列寧的活動的更嚴格的規定：“一、給予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每天進行口授五到十分鐘的權利，但是這不應具有通信的性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也不應指望這些記錄得到答覆。禁止接見來訪者。二、不論是朋友或家裏的人，都不應把政治生活的任何消息告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免得這些材料會引起他的思慮和不安。”不難設想，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的其他親屬和列寧本人會把這些規定看成監獄的規定。克魯普斯卡婭忘不了斯大林曾拿中央監察委員會威脅她，如果她違反醫生和政治局委員們確定的制度的話。這未必有助於改善患病的列寧和受斯大林辱罵的克魯普斯卡婭對斯大林的態度。

　　１９２３年１月中旬，據М．И．烏里揚諾娃説，列寧的狀況有所改善，他開始按規定進行口授，在這段時間裏他口授了《論俄國革命》、《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這些文章沒有針對斯大林個人，但卻對斯大林集團的領導的黨的機構的官僚化進行了全面的批判。

　　１９２３年３月初，列寧的健康狀況又開始惡化。３月５日，列寧給斯大林寫了一封憤怒的信。他又一次提到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斯大林與克魯普斯卡婭的爭吵，要求斯大林向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道歉。列寧要求斯大林作出選擇：“請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並且道歉，還是寧願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３月６日，列寧口授了一封關於格魯吉亞共產黨內爭論的信，他在信中再次表達了對“奧爾忠尼啓則的粗暴、對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縱容”的憤慨。斯大林在３月７日的回信中否認他對克魯普斯卡婭説的話有“什麼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但是同意“收回”自己的話。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列寧對斯大林的信作出了反應，因為３月１０日列寧的病再次發作。他又喪失了説話和書寫的能力。

　　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１日，斯大林給政治局委員們寫了如下便條：“３月１７日，星期六，烏里揚諾娃（Н．К．）（指Н．К．克魯普斯卡婭）以極秘密的方式告訴我‘Вл．伊里奇對斯大林的請求’，要我，斯大林，負責給Вл．伊里奇弄到和交給他一份氰化鉀。Н．К．在和我談話時順便説，‘Вл．伊里奇忍受着難以置信的痛苦’，‘繼續這樣活着簡直無法想像’，堅決要求‘不要拒絕伊里奇的請求’。由於Н．К．口氣特別堅決，並由於В．伊里奇要求我同意（В．И．在Н．К．和我談話時曾兩次把Н．К．從我們談話的地點即從他的書房叫去，激動地要求‘斯大林同意’，因此我們被迫兩次中斷了談話），我並不認為可以拒絕，説道：‘請В．伊里奇放心和相信，需要時我會毫不猶豫地實現他的要求。’В．伊里奇真的平靜下來了。“然而應當聲明，我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實現В．伊里奇的請求，我只好拒絕完成這個任務，不管它是多麼合乎人道和多麼必要，謹將此情況告知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各位委員。”

　　對這個便條的真實性我是存疑的。我想不出克魯普斯卡婭有何動機會請求斯大林給她毒藥以便毒死列寧。我也不相信列寧對斯大林的批評僅僅是由斯大林與克魯普斯卡婭之間的爭吵引起的。但也沒有證據能夠證實是斯大林毒死了列寧。

　　任何東西也無法阻止在他的腦子裏發展着的那一破壞性的過程。衞生人民委員謝馬什柯在其關於列寧的回憶錄裏描述解剖列寧的結果時以肯定的口氣説：雖然在其他器官裏沒有發現嚴重的硬化，但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腦血管的硬化卻極為嚴重，使得這些血管已經鈣化了：在解剖時，用金屬鑷子敲擊這些血管就像敲擊石頭似的。很多血管壁是那樣的厚，血管裏面長得那麼嚴實，使得連一根纖細毛髮都不能從孔隙中通過去。在這種情況下，腦子裏整塊整塊的地方新鮮血液都無法進入，從而使這些地方得不到營養”。

　　列寧去世十六年之後，1939年9月底，《生活》雜誌向被斯大林逐出蘇聯的托洛茨基定購兩篇作品：一篇是關於斯大林個人的特寫，另一篇是關於列寧之死的文章。托洛茨基對編輯説，他第一篇文章中漏掉了一個人們很感興趣的事實，這就是列寧是被斯大林毒死的。編輯説，他將樂意用2000美元購買第二篇文章。

　　但是，當關於斯大林毒死列寧的這篇文章到達紐約時，《生活》雜誌卻拒絕接受。這種情況是異乎尋常的，因為托洛茨基享有很高的聲望，他的文筆也很優美。他寫的任何一篇通訊都會為刊登它的雜誌增添光彩，都會擴大該雜誌的印數。然而《生活》雜誌卻拒絕發表關於列寧之死一文。後來這篇文章被依次推薦給《星期六晚郵報》和《柯里爾》雙週刊。但是這兩家報刊也都拒不接受。最後，到了1940年8月10日，即在托洛茨基被害的10天前，這篇文章發表在赫斯特的一家出版物《自由》季刊上。

　　發表在《自由》季刊上的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列寧是否是被斯大林毒死的？》。在文章裏托洛茨基沒有在一個地方對這個問題給予肯定的答覆。他甚至也不打算引證任何材料來證實這個設想。

　　托洛茨基只是以肯定的口氣説，在1923年2月底，斯大林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報告説，列寧請斯大林把毒藥給他，為的是如果他感到會使他完全癱瘓的下一次腦溢血快來時，他將服毒自殺。出席那次政治局會議的有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托洛茨基文章中説他根本就不相信列寧真的向斯大林提出了這樣的請求。但同時他又想，如果列寧真的請求斯大林給予毒藥，那是為了要考驗一下斯大林：他是否會抓住這個已經出現的機會呢？如果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關於列寧向他要毒藥的彙報稍微有所相信的話，那他在得知列寧逝世的消息後，他就會立即趕回莫斯科，要求對列寧之死進行調查。

　　列寧是被斯大林毒死的嗎？或者説，列寧是被家屬或醫生在斯大林的授意下毒死的嗎？這一點托洛茨基沒有説。他只是説，在1937年和1938年莫斯科審判案進行期間，發現蘇維埃的秘密警察機關擁有一個真正的毒藥店，托洛茨基還引用布哈林的話説：“斯大林是什麼事情都能幹得出來的。”

　　的確，斯大林是什麼事情都能幹得出來的。但托洛茨基畢竟沒有肯定地説列寧是被斯大林毒死的。托洛茨基是在1929年被從蘇聯驅逐出境的。在這10年中他寫出了好幾本書和幾十篇文章系統地批判斯大林和他的主義。就連他也是在被斯大林刺殺之前，才懷疑列寧是被害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