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哈林區，中國的蒲公英_風聞

又是一年升學季。

當社交媒體上不同家庭分享的高考故事交織刷屏時，豆瓣評分8.5的紀錄片《風起前的蒲公英》則讓一所最初由北京老三餘村廢棄廠房改建而成的外來務工子女學校——北京市大興區蒲公英中學，進入了主流視野。

影片折射出中國社會一種深層的信念共振：無論起點在哪裏，每個孩子的教育之路都值得被託舉。

當我看到紀錄片裏的民間力量為蒲公英學子搭建成長通道時，我的思緒不由自主地飄回到紐約哈林區那間略顯斑駁的公立學校教室——在世界最發達城市的中心地帶，有一些孩子正掙扎於“如何安全地走到學校”“明天還能不能繼續上學”的沉重現實中。

那些金屬探測門後的沉默少年，那些因語言隔離蜷縮在教室角落的身影，迫使我不斷去追問“教育公平”的分量與意義。

上個夏天，作為在紐約求學的一名大學二年級學生，為修讀學校一門名為“家庭、社區與學校”的教育學課程，我來到紐約市哈林區的286號公立初中，開啓了為期三個月的項目實踐。

｜M286學校官網

在這裏，我與“家校溝通委員會”的傑西老師（Ms. Jessy）搭檔，在她的幫助和介紹下，從學術視角觀測在紐約公立教育系統裏，種族、性別和階級如何影響家庭、社羣和教育。

每週一清晨，我從116街哥倫比亞大學熙熙攘攘的公交站登上那趟北行的公交車。當我在125街與拉薩爾街（La Salle Street）的交匯處下車，雙腳落地的瞬間，便踏入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紐約：一個被我的課程描述為“資源分配不均、以非裔和墨西哥裔居民為主、治安挑戰顯著”的哈林區腹地。

街頭的景象衝擊着感官：行人的膚色幾乎清一色變成了深淺不一的棕與黑，路旁偶爾能看到坐着輪椅、眼神茫然的流浪老人，或是三兩成羣、高聲談笑的男人，空氣中瀰漫着一種緊張感。

作為這條街上十次有九次唯一的亞裔面孔，儘管只是5分鐘的路程，我依然每次都下意識地將裝着電腦的揹包緊緊抱在胸前，加快腳步，目光低垂，試圖減少存在感，快速穿過兩旁佈滿斑駁塗鴉的街道。最終，我的目的地——M286公立中學的鐵門出現在眼前。

M286與一所小學、一所高中共享一個迷你校園，被高高的圍牆環繞，自成一體。清晨上課後，外側的大鐵門總是緊閉。我按下門鈴，片刻後，由2～3位配槍警察把守的前台才會開門放行——這就是紐約公立教育系統中安全級別較高的“Scanned School”（配備安檢掃描系統的學校）的日常。

第一次經歷安檢閘機時，我手忙腳亂，不僅揹包要過掃描，連皮帶也被要求解下。安檢區左手邊，就是M286的區域：一條並不寬敞的長廊，串聯起兩側五六間教室和幾間辦公室，構成了這所中學的全部教學空間。

物理空間上的侷促，形成了我對這所學校的第一道認知。這與我熟悉的美國大學圖景，隔着一條巨大的鴻溝。

｜哈林區街景

在略顯嘈雜的長廊盡頭，我找到了對接人傑西老師。她正深陷在一場關於學校出勤率的月度例會中。會議室裏坐着幾位本校老師，還有來自區教育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氣氛凝重。

冰冷的數字觸目驚心：這所迷你初中有約70名學生，在每個年級的二十多人裏，僅有一到兩位全勤者，其餘的學生中則有約5名“極度嚴重缺勤者”、5名“嚴重缺勤者”，剩下的人也每兩週會有一兩天無法來到學校。面對這種情況，學校將下學年的目標定為全員93%的平均出勤率，但現實卻如一道深壑橫亙眼前。

傑西老師揭示了更令人深思的真相：“孩子們其實想來學校，渴望和朋友們待在一起。問題根源常常在家長身上，在哈林區的土壤裏。”除去病假，請假條上的理由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家長主動要求孩子缺課，因為需要初中的孩子在家看護年幼的弟妹；為了全家在淡季價格便宜時出遊；或是將辦理政府事務的預約強硬地塞進孩子的上課時間。大部分家長並不完全理解按時出勤對於孩子在校表現甚至升學結果的重要性，在他們眼中，學校只是一個免費的託兒所，一個能夠提供兩頓飽飯的食堂。

整整三個月的每週探訪中，我，是這所學校裏唯一的淺膚色面孔。無論學生、老師還是工作人員，整個M286社區呈現的是一種驚人的同質性，由超過90%的非裔和拉丁裔人羣構成。這也是紐約公立教育系統內部“嚴重隔離學校 (Intensely Segregated School）”最直觀的展示。

M286的老師們，包括哈林區土生土長的多米尼加裔美國人傑西，大多是拉美裔，能流利使用英語和西語，與佔社區大比重的拉美裔家長溝通本無障礙。但哈林區還有大量非裔家庭，他們的語言可能是法語、阿拉伯語或其他更小的語種。儘管紐約公立系統為書面文件提供快速翻譯服務，但在面對面的溝通——家長會、開放日、緊急交談——這些官方援助便顯得杯水車薪。

傑西老師甚至在自學基礎法語和阿拉伯語，但她的努力在複雜的現實面前顯得如此渺小。許多非西語家長被迫依賴孩子進行生澀的翻譯，溝通變成了尷尬的“傳話遊戲”。久而久之，恐懼與羞恥感滋生，他們選擇沉默和迴避，家校聯繫的紐帶在這些家庭中斷裂得更深。

溝通的斷裂遠不止於此。家校委員會（PTA）因負責人離職而癱瘓，月度會議一再推遲。這導致了一個令人窒息的循環：當學生缺勤，傑西老師這樣的“家長協調員”（同時還是任課老師、心理諮詢師、活動組織者）嘗試致電家長時，常常遭遇7通電話6聲忙音的冰冷現實。官方寄望的數字橋樑——紐約公立學校門户網站——也形同虛設，僅有47%的家長激活了賬號。

信任本該是教育的基石，但在超負荷運轉的教師與疲於奔命的家長之間，在官方系統失效的裂縫中，悄無聲息地流失。老師們分身乏術，既要教學，又要扮演社工、翻譯、出勤追蹤員的角色，疲憊的肩膀難以扛起重建信任的重擔。效率有限的家校溝通，導致家長對於孩子教育情況掌握程度低，也越來越沒法跟上逐漸升入高年級的孩子真正的教育需要。

｜哈林區街景

在M286斑駁的牆壁之內，70多個孩子的家庭構成了哈林區弱勢羣體的微縮景觀。超過90%的學生來自非裔或拉美裔家庭，父母多是清晨推着清潔車穿行曼哈頓的移民，是因無證身份而沉默的勞動者，或是帶着多個孩子輾轉於收容所的單親母親。這些家庭被經濟枷鎖和歷史遺留的居住隔離政策禁錮在治安混亂的街區，無力搬離，使學校被標記為“嚴重隔離學校”。

當生存壓力迫使家長讓孩子請假照看弟妹、協助家計時，頻繁的缺課逐漸瓦解了教育的連續性，孩子學習的結果也不盡如人意。加上語言障礙等不利於家校溝通的情況時常發生，導致學生、家長乃至整個社區對教育的看法陷入了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傑西老師説，在哈林社區很多家長看來，孩子能夠通過初中考上一個更好的高中，最後到大學，是一種特殊的驚喜，但不是一條必經之路。很多幸運的孩子在初中後能回到和父母、親戚一樣的生活，販賣水果，經營餐館，但大多數其他孩子則會迷失在哈林區的社會叢林中。

這種對“教育優先”的妥協，使紐約公立系統引以為豪的免費開放政策——接納無證移民、流浪家庭和假釋少年的制度優勢，在哈林社羣中淪為形式。課桌雖在，但教育改變命運的通道卻被日益侵蝕。

反觀中國，全社會對教育的珍視催生了截然不同的生態。以北京蒲公英中學為例：同樣是面向弱勢人羣的流動性比較強的學校，儘管務工人員子女面臨户籍限制、無法進入公辦體系就讀初中，但公益組織為學校提供免費食宿，企業捐贈遠程教學設備，還有眾多熱心月捐者為學校獻出愛心。

這印證了一個核心事實：當美國家長因短期生存壓力降低教育投入時，中國務工家庭正以超常的付出將有限資源轉化為升學機會。蒲公英中學的價值不僅在於補充學位缺口，更在於激活了“教育改變命運”的社會信念。這種集體共識，恰是哈林區最匱乏的資源。

教育的突圍從來不僅依賴政策設計，更取決於千萬家庭的選擇。紐約的免費課桌因觀念耗損而空置，中國的有限資源因信念堅定而生效。當傑西老師面對七成家長的失聯電話，北京蒲公英中學的家長會出席率卻達87%——這組數據丈量出的，正是制度之外那道更關鍵的觀念差異。

在M286的最後一天，當我穿過冰冷的安檢閘機，身後傳來傑西老師用英語和西語讓孩子們排好隊準備吃飯的喊聲，以及一句倉促的告別。

三個月的實踐不過是管中窺豹，卻足以讓我觸摸到一個令人感慨的現實：紐約用制度保證了每個孩子都有課桌，卻未完全教會社區如何珍視桌上的書本。這讓我意識到，免費的教育若失去觀念的土壤，不過是無根的浮萍。

我也想到在中國國內讀高中時遇到過好幾位來自北京蒲公英中學的同學。他們通過蒲公英學校的合作項目，來到外地的國際學校讀高中；通過國際高中提供的英語銜接課程、高中導師的升學指導、朋友們的論文幫助這一整個支持的系統，到美國讀不錯的大學，以不同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夢想。

蒲公英的奇蹟從來不是一所學堂的孤勇，而是社會織就的接力網。

哈林區的孩子同樣值得擁有這樣的網。離開125街後，我和傑西老師還保持着聯繫。放假之前她跟我説，因為我設計的網上問卷，她更清晰地知道了家長們的溝通語言，因此也提前在下一次月會前，預訂好了合適的翻譯服務。

所以你看，高牆永遠存在，但微小的調整本身，就是希望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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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494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Nicole 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