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回眸：武器的煉獄_風聞

    冷戰是一種最為奇怪的戰爭形式。在這場戰鬥中，衝突雙方沒有直接傷亡，卻總是存在着產生數以百萬計巨大傷亡的可能。**各方都希望利用一種無所不能的武器令敵人束手就擒。**為了降低武器對自己的威脅，雙方競相提高軍事防禦開支，最後又雙雙精疲力竭。

    **冷戰自始至終都與核武器息息相關。**核武器威力巨大，一旦爆發核武器戰爭與自殺無異。冷戰雙方都擁有核武器，並揚言一旦遭到對方攻擊，將盡一切手段加倍奉還。而這正是威懾的本質所在。

    **通過威懾，只能通向瘋狂和厄運之路。**而如果威懾力量足夠強大阻止了戰爭的爆發，雙方便會羅列出各自的理由，以説明它為什麼要這麼做，以及怎樣最有效地建造屏障。簡而言之，蘇聯人在核武器的數量佔優，而美國人的核武器在質量上略勝一籌。兩種戰略各有所長，互有勝負，但雙方彼此猜疑，以至於差點引發悲劇性的後果，共同構成了美蘇之間冷戰的大格局。

    冷戰中的矛盾如此曲折而複雜，以至於有人説冷戰結束了，歷史也就完結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近四十年過去了，歷史並沒有完結。但此時的世界卻不再是一隻雄獅，而是如同一隻老鼠，各個國家都在地下尋找掩蔽所，它們欺壓弱小，懼怕強勢，吸食無辜者的鮮血。

    這一切，都是冷戰給我們留下的。“要想擁有和平，就要為戰爭而準備”。古羅馬的告誡餘音猶在。歷史雖已成為過去，但我們始終生活在其中。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迅速崛起，其雄厚的經濟實力使其具有了研發新式武器的能力。在二戰中，唯有美國的武器裝備沒有大量損失。不僅如此，二戰還使美國的一系列科技和工業獲得了發展，比方説航天、自動控制及電腦，而美國正是利用這些技術和工業研發了大量的武器裝備，並在冷戰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巨大財源的推動下，美國軍工企業孕育了很多新式武器思想，並通過五角大樓將這些思想提供給決策者們，使他們有更多的選擇。這種自下而上的決策形式使美國在即將到來的武器競賽中佔據了長期有利的地位。

    這種優勢是美國人難以抗拒的巨大誘惑。從冷戰開始到結束，美國人無論在武器的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在不斷追求着一種完美境界，但讓美國人更看重的，是武器的威懾力，作為戰爭的工具則是第二位的。美國冷戰軍事思想的實質其實是一種欺騙，是一種深得古老兵法精髓的戰略實踐，但是由於其外部太具有迷惑性，以至於對手不得不認真對待。

    美國地面部隊的撤退以及後來的遣散，使得囤積在西歐要塞中的大量蘇軍部隊的實力無法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但是作為第一個，而且在當時是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美國的核武器便足以對蘇聯構成威懾。儘管在1947年美國僅擁有7枚導彈，但杜魯門政府仍在1948年夏決定依靠核武器和遠程導彈，而非大量的常規部隊，以阻止蘇軍西進。而只有當受到壓力時美國才將重心轉到真正的武器生產上來。

前蘇聯第一代核武器研製與裝備

    當蘇聯出乎所有國家的意料在1949年8月研發了屬於自己的核武器時，美國立即感受到了身上的壓力。再加上美國得知蘇聯已經利用美國194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迫降的B-29生產了大量的複製品，立即在美國人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蘇聯在朝鮮半島用來打擊美國的武器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這使得美國人更為震驚。美國不得不一次次對雙方軍事實力的對比做重估，對此迅速做出反應，主要體現在一系列令人震驚的武器性能的提高上，尤其是核潛艇，速度達到2馬赫的戰鬥機和高技術裝甲車。

    到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利用所俘獲的德國潛艇，開始着手建造一個大型的常規潛艇部隊。對於這種優勢，美國並沒有一味擴大自己常規潛艇的數量或者集中精力研發反潛艇武器。他們拋棄了先前潛艇設計的模式，直接研發了核動力潛艇——鸚鵡螺號，並於1955年到海上進行了試航。由於擁有着創新的動力能源，同時由於二氧化碳吸收裝置以及氧氣生產裝置的進步，在首次試航中，鸚鵡螺號所航行的距離就達到了任何常規潛艇的90倍還多。因為其活動範圍不再被限制於水表，這種潛水艇幾乎難以探測到。蘇聯剛剛組建的新潛艇部隊一夜之間便完全成為過時的武器，要想繼續同美國競爭，便必須建造屬於自己的核潛艇。

    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所生產的戰鬥機“世紀系列”（F-100,F-104,F4D/E,F105和F106）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儘管二戰的空戰中戰鬥機的高速度佔盡了優勢，而且米格-15出乎意料的速度也給美國以很大的影響，但美國還是從科技的可能性出發從事戰鬥機的生產，而且在後來對越的空戰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飛機不僅在速度上達到了超音速，而且加力燃燒室推力的增大，空氣動力的技術日趨成熟以及進風道的可變性等綜合因素更使飛機速度超過了2馬赫。

    美國人常常受自我神經質的困擾，更害怕被別國趕超。所以，當蘇聯為了彌補其武器裝備上的劣勢稍有軍事動作，美國便反應強烈。蘇聯曾一度處於被動地位。在美國成功進行熱核反應裝置試驗之後不到一年，蘇聯也於1953年8月進行了首次熱核反應裝置試驗——喬-4。雖然“喬”以核聚變作為動力來源，同美國重達21噸的純熱核反應裝置“邁克”相比，產率相對較低，但是作為對手，“喬”還是有一定的威力的。

    1955年7月，美國人在莫斯科觀看了蘇聯飛機的空中表演。在看到一波又一波新式的蘇聯洲際轟炸機在他們頭頂呼嘯而過，美國人大受折磨。美國空軍的發言人甚至宣稱蘇聯將很快在轟炸機制造領域大踏步地領先其他國家。然而，還有比“轟炸機差距”更為嚴重的“導彈差距”。

前蘇聯第一顆人造衞星

    1957年8月，蘇聯剛好在美國空軍的阿特拉斯計劃之前宣佈全程洲際彈道導彈試驗成功。雖然這次試驗避開了美國公眾的注意，但是10月人類歷史上首顆人造衞星的成功發射，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為了獲取外界信息，一個月後，蘇聯又發射了一顆攜帶狗的、有效載荷達1200磅的衞星。正因為如此，赫魯曉夫宣稱，蘇聯已經研發了一個可以運轉的洲際彈道導彈系統。

    蘇聯的這些成功使得美國相形見絀。在大多數的公眾看來，美國在這場競賽中先輸了。迫於輿論壓力，國會毫無疑問定會繼續實施其軍事裝備的戰略計劃，以生產出更多創新性的武器。艾森豪威爾提出要謹慎從事，但最後他也不得不向公眾以及軍工的雙重壓力屈服。阿特拉斯和泰坦液燃洲際彈道導彈的數量增長了近3倍，而隨後的固燃民兵導彈計劃也迅速開展了起來。裝備在核潛艇上的北極星中程彈道導彈按照計劃生產出來，超過300枚北極星中程彈道導彈被裝配在34艘核潛艇上。它們逐漸成為美國威懾力量的主要構成部分。究其原因，部分是因為其固體化學燃料配置的穩定性。這種技術蘇聯在隨後近20年都沒能掌握。

    儘管有可靠情報證明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導彈差距”已不復存在，新當選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仍選擇繼續開展其戰略擴建。美蘇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只是在後來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威懾住了蘇聯的美國才贏得了國內公眾的信心，人們開始覺得再進行軍備競賽已沒有必要。**從這時候起，美國軍火的增長便純是科技發展的需要而不再具有政治性了。**不過，美國在對蘇聯的冷戰中所部屬的用於威懾的洲際彈道導彈和潛射彈道導彈遠遠超過計劃。這一點讓冷戰中各個國家受到了美國的威懾，它們在行動中都非常小心。

（二）

    1964年到1980年的這段時間，對美國軍事發展來説是一段充滿悲劇的挫折期。美國不但在越南戰爭中遭受了它的第一次失敗，而且軍事實力也遭到了各國嘲笑，其國內對未來國防軍費支出的支持大為減弱。面對蘇聯堅持不懈的軍備建設，美國在戰略上的表現越來越像哈姆雷特。即使不像尼克松所描述的“可憐而無助的巨人”，但至少得不到所需要的有力支持。

    **輿論最終沒有對美國武器生產的本質產生任何影響，但是武器的設計方面的確有了一定的進步。**在不以犧牲高新技術為代價的情況下，設計者們共同努力以確保武器裝備的優良性能對戰爭產生重大影響。但長期以來，其武器生產的軍費開支逐年增長，居高不下，而數量上卻越來越少。

    同時，**美國在具有戰略意義核武器的研發和部署方面，常常和其軍事戰略及武器控制戰略毫不相關，有時甚至背道而馳。**不過，在提高各式武器的數量及其在大型戰爭中的破壞能力上，美國做的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冷戰軍備競賽的第二階段中，多彈頭獨立目標制導導彈所產生的破壞性是其他武器可望而不可即的。儘管美國後來宣稱多彈頭獨立目標制導彈道是為了對付蘇聯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但20世紀60年代初期美國滲透性的空襲以及其他種種證據表明，美國本身就在研究力士型彈道導彈防禦計劃。在注重減小核彈頭尺寸並提高其精確度的科技環境下，美國從設置圈套以欺騙敵人到部署真正的多彈頭載入飛行器只經過了一個非常短的過渡時期。

    美國政府一再聲明不追求殺傷力，只是想保持其威懾力量，但事實上只需發射一枚“多彈頭”就可以摧毀多個敵人的導彈發射井。由於這種導彈的消費相對低廉，且很有發展潛力，它成為美國在冷戰時期所部署的唯一主要武器系統。20世紀50年代，美國曾提出過以“蛇鯊”導彈為代表的巡航導彈系統。但這是一種制導極不精確的洲際導彈，在一次導彈發射試驗中一枚蛇鯊導彈甚至打到了錯誤的半球上。因此，這種導彈系統沒有通過議會的決議。

    電子技術的創造性發展徹底改變了這種局勢。現代的巡航導彈裝有微型、超精確的“地形匹配”制導系統。在閲讀自己系統內部的“地圖”後，便可以掠過地面直接對目標進行打擊。將這種微型制導系統裝入現代核武器中之後，不僅海軍的所有潛艇，甚至老式的戰船都成為戰略平台；不僅空軍的轟炸機，甚至民航機也能當作戰略平台。陸地上的巡航導彈可以隨着裝甲部隊部署，或者埋藏到地下。到1982年，該巡航導彈的數目激增到了近4000枚。説得更形象一些，幾乎每一塊岩石下都埋藏着一枚巡航導彈。

    然而，多彈頭獨立目標制導設備也很可能給美國的軍備控制政策帶來麻煩。由於很多在地下埋藏，導彈的數目難以確定。而且由於蘇聯人保密意識很強，反對對導彈進行現場檢查，兩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談判總是無功而返。

    不過美國人在最初並沒有考慮到這些。相反，美國人對巡航導彈寄予了很大的期望。部分因為巡航導彈不受《限制戰略性武器條約》的束縛，可以無限制地投入生產以對抗蘇聯核力量的發展。另一方面，用卡特政府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的話説，“巡航導彈可以提高美國軍隊在世界中的地位”。

    巡航導彈低廉的造價卻沒能擋住美國武器研發開支的增長速度，而且增速實在是太快了。其中造價最高的要數水面戰船了，一個新型航母便需要花費幾十億美元，而預計每艘宙斯盾巡洋艦的造價也要高達10億美元。武器造價增長的根源，在於武器本身的日益複雜化與高科技化。當然，通貨膨脹也是一個因素。由於美國國防部一直認為武器的數量在東西方的最後較量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因而武器裝備造價的持續增長着實讓他們頭疼。

    為了説明美國過分沉溺於軍隊數量的軍事發展思想的明顯不現實性，國防部分析學者弗蘭克-斯賓尼緊緊圍繞着空軍戰鬥機的發展狀況進行了評論。為了生產一架新式戰鬥機F-15，需以犧牲955架其他飛機為代價。弗蘭克曾研究過世界軍事發展的歷史，他發現，在古代的戰爭中，包括最近的一些戰爭，更先進的武器並沒有對戰爭的結果產生太多的影響。

前蘇聯嘲笑美國的海報

    由於美國的武器發展思想嚴重脱離了現實，有些武器改革家因此提出，蘇聯在武器裝備的發展方面仍能保持冷靜的頭腦。在對蘇聯的現有武器裝備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以後，詹姆士-基歐和K.S.布勞爾發現，跟美國相比，蘇聯的武器裝備更小，造價更低，且更易於生產。為了進一步證明其觀點，他們引用了一位曾使用過美蘇兩國武器的以色列將軍的話：“美國的武器是為設計師所設計的，而蘇聯的武器是為戰士所製造的。”

    對於另一羣批評家來説，美國的作戰計劃實在不符合實際。**自從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靈感突發之作“單一聯合作戰計劃”形成以來，美國一直尋求的介入投降和決戰之間的中間路線的難度便更大了。**首先，美國公眾認為軍備競賽的升級使得核戰爭變得越發不可捉摸，可能性也更大了。其次，自從美國軍人把尋找有價值軍事目標的目光從城市中轉移，其搜尋到的目標總數到1980年為止已經激增到了4萬之多。隨着敵人軍事目標的增多，所需核彈頭的數量自然也就多，核大戰的可怕前景彷彿就在眼前。

    卡特政府的軍事顧問奧德姆將軍透過問題的表象，看到了“單一聯合作戰計劃”的另一面。他認為，從蘇聯的軍事部署上看，他們並沒想走到世界滅亡的那一步。相反，他們只是想打贏一場核戰爭。因此，至少當了解了美國戰略以後，蘇聯針對其的軍事部署就相當明確了，而美國也可以採取相應的措施。

    1979年底，蘇聯開始入侵阿富汗，蘇聯咄咄逼人的氣勢達到了頂峯，美國的態度也隨之變得相當強硬。卡特簽署總統令做出對集指揮、控制、通訊、情報為一體的C3I系統發展的明確要求。之後，北約批准了美國在歐洲部署464枚戰斧巡航導彈和108枚潘興-2型導彈的計劃，所有導彈全部安裝核彈頭，用以對抗蘇聯人的SS-20導彈。1980年初，布熱津斯基發表了指責奧多姆新的學術聲明，其實質就是針對卡特簽署的第59號總統令。美國官方不得不更嚴肅地考慮核戰爭。

    美國人之所以制定這樣的計劃，都是由於害怕蘇聯人的導彈相對於自己的陸基發射的民兵導彈具有壓倒性優勢，而美國新一代性能稍好些的MX導彈還尚未裝備使用——這個尷尬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980年底。稍稍冷靜點分析，**這些虛構的假象更像是個萬花筒。其實蘇聯人同美國人所做的一樣，熱衷於開發那些從未也不會用到的武器。**雙方的穿越北極點洲際導彈發射演習如同演戲。考慮到這種導彈的制導系統如此細微敏感，要穿越磁場混亂的極點，再去打擊遠在萬里之外的微小目標，簡直毫無準確性可言。

    再從整體上設想一下，就更能説明問題。假使一方企圖搶先採用壓制性導彈攻擊策略，他也不能不考慮對方部署在海洋裏的潛基導彈的報復性還擊，而且還擊常常針對對方城市的毀滅性打擊，因而不得不慎重行事。但在那樣一種緊張氣氛之下，即使是有這種打核大戰的考慮，看起來也是情理中的。只有想到這一點或許才能看出核大戰的荒唐，想優先發射導彈的一方既要事先做出警告，又要確保對方不能還擊，只做靶子。但雙方的戰略層的確是這麼考慮的，整日惶惶考慮的就是“用核彈還是不用”。其實雙方都清楚先發制人的後果就是同歸於盡。

（三）

    里根入主白宮之後，便下定決心要轉變蘇聯對美國在軍事上的幾乎所有領域的領先優勢，而這正是他在總統競選時所做的最主要承諾。他的演説辭十分簡單，那就是大規模的購買武器。當里根大張旗鼓地實施初步採購計劃時，評論家們和蘇聯都在試圖搞清這些行動所包含的深層次戰略動機。里根和他的顧問們並不是改革家，新的施政策略實際上仍然是以美國傳統的威懾戰略為本質內容。

    與肯尼迪執政時期一樣，強大的軍備是這種戰略的核心，里根只是要求更高的標準。在科技上，他只採用科學研究和發展中的最有效成果。他認為美國不能像蘇聯那樣放棄自己的設計理念而只是製造簡單有效的武器。數量上的劣勢只能靠大量的金錢來填補。接下來，雖然美國的國防預算十分驚人，但由此產生的成效也十分明顯。從1980年到1985年，美軍年採購的金額激增了一倍有餘。即使這樣，預算的各分項也仍未達到里根所説的像二戰時期“民主軍火庫”那樣的規模。

    但這種擴充軍備所帶來的影響已經使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轉變。當里根第一屆任期結束時，人們已經形成了廣泛的共識：美國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蘇聯。這種心理上的轉變對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即使軍備競賽的成果主要表現在符號和數字上，貝卡谷地之戰也不應該被忽略。1982年，當以色列的軍隊進軍黎巴嫩與敍利亞支持的巴勒斯坦解放軍發生戰鬥時，人們就雙方武器對戰爭的影響做出了各種猜測。在此之前，在二戰之後發生的4次分別以美蘇武器作為對戰雙方主要裝備的戰爭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和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美國勝少敗多，居於下風。

    但這一次形勢徹底轉變了。在空中，以色列飛行員在美國E-2C“鷹眼”空中預警機的預警和指揮下，駕駛着F-15和F-16戰鬥機徹底擊垮了敍利亞空軍。戰鬥中有80多架米格-21和米格-23被擊落，而以色列空軍幾乎完好無損。與此同時，敍利亞從蘇聯引進的防空火力網被以軍的制導炸彈、反輻射導彈和遠距離攻擊武器徹底摧毀。地面上的戰鬥也是如此，裝備着美國主炮的梅卡瓦坦克和各種空對地武器大量消耗了各式蘇式裝甲，這其中包括聲名赫赫的新式T-72型坦克。戰爭中以色列的武器裝備雖然也有損傷，但同戰爭的結果相比，微不足道。

    所有這些説明，即使里根能夠強化蘇聯對美國軍事潛力的敬畏心理，他也必須設法使蘇聯的領導人徹底地感到害怕——有時這不得不進行正面交鋒。而貝卡谷地之戰正是美軍武器裝備良好作戰性能的最好例證，它用事實驗證了里根政府所説的**“看起來好就是用起來好”**的言論。蘇聯武器裝備的國際訂單急劇縮減，參加過貝卡谷地之戰的武器更是如此。

    從里根當上總統的第一天起，他就把蘇聯變成了空前的遭受誹謗的集中營，這在1983年3月23日達到了頂點，這天里根説蘇聯是“當今世界惡魔的彙集之地”。實際上里根的能言善辯和冷戰初期蘇聯散發的反美宣傳沒什麼太大區別，但蘇聯領導人們對此越來越不能忍受。勃烈日涅夫去世後，取而代之的是前KGB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這是一個疑心很重的人，曾作為蘇聯大使成功地粉碎1956年的匈牙利政變，有着過於刻板的世界觀。蘇聯的政策發生了危險的轉變。

    針對“美國的好戰帝國主義者正在準備可以實施突然打擊的新式武器系統”，蘇聯領導人決定動員其情報隊伍在全世界開展一次間諜行動，叫做RYAN行動，俄文“核導彈攻擊”行動的縮寫。它的背後是蘇聯對美國新式武器裝備尤其是潘興系列導彈的緊迫焦慮。這種導彈被蘇聯認為是將要被用來首先打擊埋藏在莫斯科周圍地下的國家指揮控制中心。

    總的來説，這種判斷是不理性的。專門研究冷戰的歷史學家雷蒙德-加特霍夫指出蘇聯的資料裏均認為潘興導彈的射程是足夠覆蓋莫斯科周圍1500英里，而美國的試驗資料裏寫明的射程是400英里。雖然能夠覆蓋蘇聯東歐多數軍事目標，但夠不着莫斯科。然而，不管事實怎樣，RYAN行動開始了。與此同時，美蘇關係繼續成螺旋下降趨勢。

    1983年6月，安德羅波夫形容當時的形勢是“整個戰後時期裏對抗最空前激烈的時候”。蘇聯領導人們均稱當時的國際形勢是“徹底的白熱化”，並深信美國將發動戰爭。在隨後的9月1日，蘇聯空軍一架攔截機故意擊毀了一架迷航的韓國大型噴氣式客機，造成269人遇難。這一惡劣舉動激起世界範圍的憤怒指責。這起事故雖然與RYAN行動沒有內在聯繫，但它之所以發生和當時蘇聯領導層中不理性思考的泛濫有關。

    北約計劃在11月11日進行的核試驗演習推動了情況的變化。在一片恐慌的克里姆林宮，依然被RYAN行動所困擾的安德羅波夫因病情惡化。他患了嚴重的糖尿病，心臟也不好，只能將權力暫時移交。

    戰爭在招手，威懾戰略理論家們的噩夢似乎即將變成現實。這是自從古巴導彈危機以來雙方的又一次對峙，一方摸不着頭腦，另一方則在一個垂死之人的領導下進行着瘋狂的舉動。蘇聯對形勢的估計十分悲觀，不得不承認美國的先進技術、意識形態和里根本人將他們推到了懸崖邊緣。

    時間一天天過去，但什麼也沒有發生。北約的演習結束，情況依然沒有新變化。里根依然在發表演説。他在著名的“星球大戰”演講中提到：**“我號召我們國家中那些曾在核武器研製中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們，把他們的智慧貢獻給人類的和平事業，為我們找到最終能消除核武器威脅的方法。”**眾所周知，里根是“星球大戰計劃”的堅定支持者。但從戰略角度來看，計劃未必能成功。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羅伯特-邁克法蘭認為這是歷史上最大的刺激性軍事活動。

    直到1985年9月，當克格勃成員奧列格-哥德爾維斯基叛變之後，里根才真正認識到自己政治語言的威力。奧列格的報告由CIA主管親自聽取。而此時距北約的核試驗演習已達兩年了。當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兩個月後在日內瓦會見時，他們達成了自赫魯曉夫和肯尼迪以來兩國領導人在某種程度上從未有過的理解。在意識到國家面臨巨大災難危險之後，他們簽訂了銷燬導彈的協議。這是歷史上最具深遠意義的協議之一。

    RYAN行動標誌着處理核威懾時代國際事務行為方法的一個里程碑，也可以説是墓碑。**在充滿敵意的環境裏，危險的錯覺會經常出現。即使理性的局中人也會被迷惑，從而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建立相對安全的環境需要對立雙方坦誠交流，更需要雙方對戰爭可能性的正確估計。**為核戰爭制定的理性計劃是自相矛盾的事務。美國就是憑藉這種軍備競賽的產物最終在冷戰中勝出，進而宣告了冷戰的結束，世界進入新的平衡時代。

（四）

    冷戰的和平結束有着重大的意義。兩個直接對抗的武裝力量在經歷了長期的經濟政治鬥爭之後卻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這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由於缺乏其他重要的地理政治因素，因此可以説是核武器，至少是核武器使用的後果才會造成這樣與眾不同的結果。

    武器裝備的發展是戰爭歷史中的一個自相矛盾的重要因素。**人類好鬥天性依舊，繼續武裝自己。**最近，我們又要面對幾近藝術化的恐怖主義——這種從人類一般戰爭中分離出的作戰形式讓我們再次失去平衡。

    即使現狀每每讓人沮喪，希望卻總還是在的。**財富和民主雖不能立竿見影地消除戰爭的存在，但至少也會動搖其存在的基礎。**如果戰爭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即只有當真正的邪惡勢力使用自殺式方法才能讓戰爭得以繼續下去，那麼戰爭結束的信號也就不遠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