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日本侵華五十年（1894-1945）之六_風聞

原創：桅杆 ,首發於“走進歷史的深處”微信公眾號 

重發説明：80年前的昨天，東京時間12時整，NHK播放日本天皇事先錄製的《終戰詔書》，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歷經苦難的中國人民，終於迎來抗戰的最終勝利！謹以此文，紀念自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似有抗日先烈。

敬請批評指正，歡迎討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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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敵後抗戰：漸成抗日戰場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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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戰平型關：由於山西戰場戰情緊急，8月22日，即在國民政府發佈紅軍改編命令的當天，中央軍委發佈紅軍改編命令的3天之前。第115師即分作兩個梯隊，從陝西三原地區出發，東渡黃河，於9月中旬抵達晉東北抗日前線。9月25日，林彪師長指揮第115師在平型關前,以685、686、687團在喬溝設伏，以獨立團和騎兵營在驛馬嶺阻援，688團為預備隊，經6個多小時的激戰，全殲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輜重部隊及約1個大隊的護衞部隊，擊退日軍第9旅團第11聯隊的增援。此戰共消滅日軍1000餘人，繳步槍1000餘支，機槍20多挺，擊毀汽車100多輛，馬車200多輛。八路軍出師抗日，首戰告捷。喬溝伏擊戰鬥結束後，第115師隨即按預定計劃，向駐東跑池的日軍發起攻擊，攻佔了日軍第21旅團野戰指揮部，繳獲許多機密文件，包括日軍華北作戰計劃及標示詳細的作戰地圖等。當時為了保密，這一戰果沒有對外宣傳。在東跑池戰鬥中，由於晉軍未按約定出擊，致使日軍從晉軍陣地突圍逃走，打了一個擊潰戰。平型關大捷，實際上是由喬溝伏擊戰、驛馬嶺阻擊戰、東跑池進攻戰等一系列戰鬥所組成。這場戰鬥是中共軍隊首次與日軍交鋒，是八路軍主動出擊，也是一場惡仗。此戰115師主動伏擊，地形十分有利，彈藥也比較充足（每個士兵發了30發子彈，而紅軍時期一場戰鬥最多隻發5發子彈），結果只能算是慘勝，自身傷亡在600人以上，其中陣亡200多人，多是經歷過長征的精華骨幹。很多親歷者回憶，在打掃戰場時“心中十分難過”。第115師源自紅一方面軍，是紅軍和八路軍中的“老大哥”和精鋭主力。在這樣一場周密準備（師長林彪先後3次現場察看地形）的伏擊戰中，傷亡居然如此之大，而且沒有抓到一個日軍俘虜，足見日軍之兇頑（現在的抗日神劇還是少放為好）。因為是第一次與日軍交手，不瞭解日軍及其作戰特點，仍按以前對付國軍的打法，一陣排槍手榴彈之後就發起衝擊，然後就是刃肉搏戰。特別是把小股日軍包圍後，戰士們攏在一團，高喊“老鄉，繳槍呀”！日軍不僅聽不懂，也不是老鄉，當然就沒有繳槍投降的。戰後林彪在《平型關戰鬥的經驗》中，這樣寫道“敵人確是有戰鬥力的。也可以説，我們過去從北伐到蘇維埃戰鬥中，還不曾碰到過這樣強的敵人。我説的強，是説他們的步兵也有戰鬥力，能個自為戰，雖打敗負傷了，亦有不肯繳槍的。戰後只見戰場上敵人屍體遍野，卻捉不着活的。敵人射擊的準確，運動的廕庇，部隊的掌握，都頗見長。對此種敵人做戰，如稍存輕敵觀念，做浮躁行動必易受損失。我們的部隊仍不善做疏散隊形之作戰”。平型關戰鬥是自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主動進攻日軍並取得勝利的戰鬥。此戰規模雖然不大，但意義卻非常重大：一是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二是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和士氣；三是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這些還真不是套話：自七七事變以來，上百萬國軍雖也英勇抗戰，可從無勝仗。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經常是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中國軍隊總是被動挨打，非常渴望一場勝仗來提振民心士氣。

影響巨大：近年來，一些人對平型戰鬥提出各種質疑。不知道是什麼用意。客觀地説，第115師平型關戰鬥，是正面戰場平型關戰役的組成部分。其戰役部署，是由晉軍擔任正面出擊，要求第115師側擊日軍。其時，七七事變才過去2個月，日軍已經從河北越太行山，攻入數十萬國軍防守的山西，淞滬戰場正打的屍山血海。八路軍一到前線就主動出擊，全殲被伏擊的日軍。這是抗戰以來、也是自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個主動進攻並取勝（比台兒莊大捷早半年）的戰鬥。對於八路軍在平型關的戰鬥，日本防衞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中，這樣寫道“9月25日，中國軍在平型關陣前進行反攻，同時共軍的一部，伏擊第五師團非戰鬥部隊的補給部隊，使該部隊受到極大損失。……中共方面儘量進行誇大宣傳，宣稱這次平型關之戰是八路軍出動以後的首戰大捷，由於八路軍的奮戰，為中國抗戰開始以來贏得了最初勝利。中共伏擊成功確是事實，但從內長城線的攻防戰看來，此乃一時的局部戰爭”。日本人所説的中共方面“誇大宣傳”，除了殲敵人數（最初對外宣傳殲敵3000餘人）外，其他都沒有誇大。對一個師級部隊而言，一戰殲滅1000多日軍，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大勝。所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和八路總部先後報捷。收到報捷電報之初，蔣介石根本不相信裝備簡陋的八路軍一出手就打敗日軍。但他在3天后（28日）終於信了。原因是他在26、28日先後接到2份電報，一封是軍政部派往晉軍第15軍劉恩茂部聯絡參謀介景和發的，一封是軍事委員會保定行營主任徐永昌和副主任林蔚聯名發的。這2封嫡系下屬的電報，都報告並證實了115師在平型關取得的勝利及戰果。尤其是徐永昌和林蔚這兩個高級別親信的電報，讓他不得不信。畢竟是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勝仗，蔣介石於28日連發2封賀電。第一封電報稱稱“有日（25日）一戰，殲寇如麻，足證官兵用命，指揮得宜。捷報南來，良深嘉慰，尚希益勵所部，繼續努力，是為至盼”。稍後又致電朱德，謂“接誦捷報，無任欣慰，着即傳諭嘉獎”。八路軍出師並首戰告捷，中共及其軍隊的威望空前提高。這從以下2個事例可以説明：一是數日之內，八路軍總部收到友軍及社會各界的賀電賀信達百餘封，連美、英、法及東南亞國家的報紙電台都報道了平型關大捷的消息；二是時任686團組織處股長的歐陽文（1955年中將）回憶：平型關之戰後，我們“到晉南招兵。我們團和國民黨的招兵處緊挨着，他們那邊根本沒人去，我們一個星期就招了3000多人”。以上足以説明，平型關之戰的影響之大，民眾擁護真正的抗日軍隊。毫不誇張地説，平型關之戰是八路軍發展壯大的奠基之戰。第115師師長林彪也因平型關一戰封神，成為國共兩黨公認的抗日英雄。

抗日根據地：繼第115師之後，第120、129師主力分別於當年9月3日、30日誓師出征山西抗日前線。八路軍全部兵力，約1萬留守陝甘寧邊區，4萬多人開赴前線。早在1937年8月22-25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確定了“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方針。其中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是一項重要任務，也是中共軍隊的拿手好戲。平型關大捷後，當年11月，第115師第一次分兵，由副師長聶榮臻率領獨立團、騎兵營等部隊，開始創建以五台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即晉察冀根據地。這是中共軍隊創建的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正面戰場的大戰基本平息，敵後游擊戰開始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角。中國幅員遼闊，日本國小兵少。雖然日軍戰線已經推進至太原、武漢等中國腹地，但只能佔據一些城市和交通要點，無力佔領廣大農村地區。為此，八路軍和新四軍5萬多人先後挺進山西、河北、綏遠、察哈爾、熱河、河南、山東、湖北、江蘇、安徽等日軍佔領的廣大敵後地區。中共軍隊進入敵後，猶如龍投大海、虎奔高山：發動羣眾、組織羣眾、武裝羣眾，組織抗日政權，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在這個過程中，抗日隊伍迅速發展壯大。例如由第115師343旅685團改稱的蘇魯支隊，1938年底由山西東進至微山湖西地區。當時民眾抗日情緒高漲，八路軍能打仗、敢打日本人，僅3個月時間，蘇魯支隊就從3000多人發展到13000多人。需要説明的是，堅持敵後抗戰的不僅有八路軍和新四軍，也有國軍。在日本進攻階段，曾有上百萬國軍滯留在敵後，國民政府也有意識地派遣一些兵力進入敵後，建立一些支撐點。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後，日軍根據《1938年秋季以後對華處理方策》，把軍事打擊的重心轉向對付後方的抗日武裝，維護佔領區的“治安”。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其1939年“治安肅正計劃”中，稱“大本營決定了華北作戰指導基本原則，命令華北方面軍確保所佔領地區的安定。從我軍兵力及治安實情看來，實際上勢力所及只限於重要城市周圍及狹窄的鐵路沿線地區，僅僅是點和線，其它大部是匪佔地區。漢口作戰結束以後，由於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項工作始得逐漸具體化”。日本華北方面軍1939年度肅正作戰計劃分三期施行：第一期1939年1-5月，第二期6-9月，第三期10月-1940年3月。由這個計劃可見：日軍的“肅正作戰”，即對根據地的掃蕩是連續不間斷。其作戰目的，是“使華北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能獨立經營，尤共應該承擔開發和獲得日本國內擴大生產所需重要資源的重任”。實質是要掠奪資源，實現其以戰養戰的戰略目標。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最主要任務和作用，就是要打破日本的以戰養戰目標。

此消彼長：日軍在“治安肅正作戰”中，採取分進合擊、鐵壁合圍、梳篦拉網等戰術，對抗日根據地持續不斷進行“掃蕩”。日軍還實行極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以及製造無人區等殘酷手段，試圖消滅敵後抗日武裝生存的民眾基礎。並且，日軍在敵後“掃蕩”的頻次逐年增加，於1942年達到高峯。以華北地區為例：1942年日軍發動千人以上的“掃蕩”77次，其中1-5萬人的“掃蕩”15次。敵後根據地四面被圍，沒有退路，只能就地周旋，比正面戰場的生存條件更為困難。在同樣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國共軍隊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是一消一長。從八路軍從創建晉察冀根據地開始，到抗戰後期，先後創建了晉察冀、晉綏、山東、晉冀豫、冀魯豫、陝甘寧、冀熱遼、蘇北、湘鄂贛、鄂豫皖等19個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人口超過1億人，軍隊也從約7萬人發展到120多萬人，另有200萬民兵。而與此同時，國軍在1938年底約100萬滯留或進入敵後，在晉西、冀豫、蘇魯以及大別山、中條山等10多個地區開展敵後抗戰。但由於缺乏堅強意志，也不懂得發動羣眾，這些靠軍餉生存的軍隊，在日軍掃蕩之下 ，或被打散，或公開投敵。據不完全統計，這100萬國軍的一半以上（約60萬）投敵，成為偽軍的重要來源。客觀地説，投降日軍的大多是國軍中的地方實力派，中央軍成建制投降的很少。到抗戰後期，國軍在敵後僅保有兩個地區：晉軍的晉西根據地，桂軍的大別山根據地。國軍在敵後的總兵力，從約100萬減少到3萬人左右。山西本就是閻錫山的地盤，政權完整，背靠周邊晉察冀、晉綏、晉冀豫三個中共根據地的支持，以及與日軍的勾勾搭搭，晉西10多個縣的根據地才勉強堅持下來。而大別山根據地佔有地理優勢，另外不得不説桂系軍隊也具有相當韌勁。對國軍的敵後抗戰，不能一概否定，尤其是抗戰前期，在八路軍和新四軍初入敵後、規模尚小時，國軍在敵後也是起主導作用的。只是後來，雙方此消彼長，八路軍和新四軍逐漸成為敵後乃至整個抗日戰爭的主導力量。這不是我説的，而是日本人説的：日本華北方面軍在《1941年度肅正建設計劃》的敵情分析中，針對百團大戰後的華北形勢，稱“早在1938年秋季即認定共黨勢力為華北治安之最大隱患。併為查明其實況，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於共方嚴格而巧妙的保密，使我在收集情報方面終於未能掌握其真相”；進而認為“儘管蔣系軍隊一直處於頹勢，但華北的治安肅正工作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並分析其根本原因是“在我佔領地區，（共軍）對羣眾的地下工作日趨活躍，且其工作效果擴大到更廣泛的地區，從質的方面來看，其深度確是在不斷提高”。日軍説得很清楚，在這個階段（戰略相持），華北戰場的主要對手（最大隱患）是中共的敵後抗日武裝。中國的抗日戰爭，尤其是敵後戰場，在1941年進入最為艱難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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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政治誘降：試圖不戰而征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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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線堅持：日本華北方面軍在《1941年度肅正建設計劃》中，還認為“共軍由於受到我多次討伐以及國共相爭等原因，其軍事行動曾一度似趨消極。但實際上，一方面是要極力避免因全面武裝鬥爭而造成實力消耗，以期保存和擴大自己的兵力；另一方面則企圖以軍、政、黨一體的有機活動，在軍事以外的政治、經濟、思想等各部門積極開展工作，以擴大發展黨的勢力”。武漢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正面戰場從此開始、敵後戰場在百團大戰以後，在持久抗戰思想的指導下，進入一種以拖待變狀態。當時及後來，國共都指責對方“消極抗戰”，都是出於宣傳需要。在抗戰期間，只要國民政府不投降屈服，日本就沒有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就必須配置大量兵力，與正面戰場的國軍對峙。因此，日本迫於其國內及國際（主要是應對蘇聯威脅）壓力，開始對國民政府採取軟的一手。在國土廣大、持久作戰的前提下，身處敵後的中國軍隊牽制日軍行動，一方面消耗日軍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破壞交通、通訊和治安，支援正面戰場，支撐抗戰全局。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大提高日軍掠奪資源的代價，打破其“以戰養戰”圖謀，在經濟上拖垮敵人。1938年以後，日軍佔領區主要是平漢、粵漢線以東，其經濟條件遠好於國民政府所控制的地區。從戰爭經濟學的角度看，由於敵後戰場的存在，日軍無法對佔領區實施有效統治，無法進行正常的經濟建設，對資源的掠奪也無法正常進行。這樣，日軍從佔領區所獲得的經濟資源就大為減少，或代價高昂。同時還要配置大量的日偽軍來“維持治安”，消耗大量軍費資源。所以，日軍雖然佔領了中國的富裕地區，但最終仍是入不敷出，從佔領區獲得經濟和戰爭資源難以補充其消耗，致使其“以戰養戰”政策落空。應當説，正是由於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這兩條戰線的共同堅持，才最終將日軍拖入持久戰的泥潭。1938年武漢會戰以後，雖然日本改變侵華方針，由軍事進攻為主，轉向以政治進攻為主。但由於中國堅持不屈服，戰爭一直停不下來，日本不得不維持鉅額軍費開支。1939-1941年，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這3年，日本軍費開支分別為64.7、79.5、125.0億日元，年度增幅分別為8.6%、22.8%、57.2%，佔財政支出的比重一直維持在70%以上。其改變侵華方針以減少軍費支出的目標完全落空。二是敵後戰場牽制了大量日本侵華兵力，使之不能用於正面戰場。日本侵華期間，正常年份侵華陸軍兵力保持在70萬左右，其中60%左右（40多萬）用於敵後戰場。如果這40多萬用到正面戰爭，將是一個巨大的壓力。要知道，武漢會戰時日軍才動用30萬陸軍。大國、弱國的特點，決定了持久抗戰是唯一的取勝之道。在這個大背景下，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同等重要。任何誇大或貶低一方的作用，都是不客觀、不公正的。

陶德曼調停：日本對華政策歷來有軟硬兩手：一手是軍事打擊，一手是政治誘降，並根據形勢需要適時調整。後者是以政治及外交手段，誘使國民政府投降，試圖不戰而征服中國。早在日本全面進攻階段，在大規模軍事打擊的同時，也一直對國民政府進行政治誘降。日本最初的想法是速戰速決，所謂的“三個月內滅亡中國”，就是準備用3個月的“雷霆打擊”，迫使國民政府投降。結果是淞滬抗戰就打了3個多月。國民政府堅決抵抗的決心和行動，讓日本預感到侵華戰爭有可能長期化。這對小國日本是極為不利的。於是，在淞滬抗戰後期，日本便主動聯繫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邀其出面“調停”中日問題。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蔣介石轉交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和談”條件：事實上承認滿洲國，華北為非軍事區，擴大上海非軍事區，停止反日政策，締結日華防共協定，降低日貨關税等。蔣介石表示歡迎陶德曼代表德國政府調停，但和談的前提是日本必須恢復到七七事變之前的狀態。正在雙方聯絡過程中，日軍於12月13日攻佔了首都南京，氣焰更加囂張，又追加了更為苛刻的條件，如：正式承認滿洲國、擴大華北等地非軍事區、承認內蒙古自治、承認華北特殊政權並保證日本駐兵、賠款等，並勒令限期答覆，否則將採取“斷然措施”。如此苛刻的條件，加之日軍實施了南京大屠殺，國民和世界輿論反應強烈。國民政府採取拖的辦法，既不答覆，也不中斷聯絡，致日本政府“極不滿意”。近衞內閣於1938年1月16日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我們來看看第一次近衞聲明有多麼無恥，內稱“在攻陷南京後，帝國政府為了仍然給中國國民政府以最後重新考慮的機會，一直等到昭和13年（1938年）。然而，國民政府不瞭解帝國的真意，竟然策動抗戰，內則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則不顧整個東亞和平。因此，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見過這麼無恥的聲明嗎？都攻下中國首都了，居然説國民政府“竟然策動抗戰，內則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則不顧整個東亞和平”。日本可以侵華，中國不能抗日。這就是侵略者的邏輯。兩國隨即斷絕外交關係，陶德曼調停失敗。

加緊誘降：日軍在1938年10月下旬佔領廣州和武漢後，由於戰線拉長和佔領區域擴大，無力再發動大規模會戰。為儘快結束戰爭，誘降國民政府成了日本對華政策的重要內容，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誘降攻勢。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日本政府連續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即第二、第三次近衞聲明。在第二次近衞聲明中，日本一方面繼續其強硬立場，“如該政府（指國民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為止”；一方面又從第一次近衞聲明“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上退一步，聲稱“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暗指撤換蔣介石）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在第三次近衞聲明中再退一步，不再堅持“更換人事組織”，稱“日本政府昭和13年曾一再聲明，決定始終一貫地以武力掃蕩抗日的國民政府。同時，和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實際上，日本只要求中國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證，為履行建設新秩序而分擔部分責任”。這個“最低限度的保證”，就是中國必須同意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本所開出的苛刻條件。與此同時，日本還制定了具體的誘降計劃，並一直通過各種渠道，暗中聯絡國民政府中的實力派人物。對於日本人的誘降，蔣介石的原則態度是“既保持接觸、又不真心談判”，即一方面與日本方面保持秘密接觸，瞭解其想法和動向；一方面在核心問題上以種種藉口搪塞，拖延與日本的“和談”進程。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曾記載：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間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並日益提出較優惠的條件”。其實，中國的持久抗戰策略，實質就是以拖待變：拖垮日本，拖到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在這個大前提下，蔣介石的上述做法，其實是拖的一種手段，無可厚非。日本人十分惱怒，卻無可奈何。當然，日本人的誘降政策也不是一無所獲：1938年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兼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衞秘密逃出重慶，投向日本人，並於1940年3月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這位當年廣州府試第一名秀才、辛亥革命前夕刺殺攝政王載灃並在被捕後寫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詩句的革命志士、孫中山遺囑的起草人、國民政府第2號人物，最終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不説也罷。抗戰期間，日本人雖用盡各種手段，但對國民政府頭號人物的誘降始終沒有成功。在戰略相持階段，軍事掃蕩敵後武裝、政治誘降國民政府，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兩大支柱，但都沒有成功。到1941年，日本侵華戰爭已經進行了4年，其資源貧乏的弱勢日益顯現。中國不投降，戰爭就停不下來，日本就必須設法獲取所必需的戰略資源。在此期間，世界風雲變幻，歐洲戰雲密佈，一場全球大風暴即將來臨。日本為獲取戰爭物資，準備抓住這一大好時機，醖釀又一個重大動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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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決定南進：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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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進北進：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天皇在維新詔書中，就聲稱“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由此形成了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框架。其目標順序，是朝鮮、東北、中國內地，最後“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其中征服中國，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核心環節。而征服中國之後，在下一步戰略進攻方向的選擇上，日本國內一直有北進、南進之爭。所謂北進，即向北進攻蘇聯西伯利亞地區；南進，即向南進攻歐美列強的東南亞殖民地。北進或南進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取石油等戰略資源。當時兩個方向的軍力情況是：遠東地區蘇聯陸軍強大，而海軍相對弱小，全是一戰前的老式戰艦，連1艘航母都沒有，與日本海軍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南洋地區歐美海軍強大，而陸軍弱小，整個東南亞地區歐美陸軍號稱30萬，但絕大多數是在當地招募的僱傭兵，英美正規軍僅數千人，其戰鬥力可想而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日本，陸軍是南進派，主張向南進攻南洋諸島，與美英開戰；而海軍是北進派，主張向北進攻西伯利亞，與蘇聯開戰。陸軍希望避免與強大的蘇聯紅軍交戰，海軍希望避免與英美海軍交戰，都希望對方去與強敵硬碰。日本倒幕運動期間，原本勢同水火的長州、薩摩兩大強藩為了倒幕這一共同目標，暫時結成倒幕聯盟。倒幕成功後，兩藩隨即開始爭權奪利，鬥得不可開交。在軍隊建設上，經過一系列討價還價之後，商定由長州藩負責建立日本陸軍，由薩摩藩負責建立日本海軍。所以日本陸軍和海軍從一開始就水火不容，相互敵對，在南進還是北進上也是爭論不休。1936年8月7日，廣田弘毅內閣召開五相會議，通過了《國策基準》，決定採取“南北並進”的折衷方案，強調“對大陸政策的基本方針，在於希求滿洲國的健全發展，日滿國防的鞏固，消除北方蘇聯的危脅，同時防範英美，具體實現日滿華三國的密切合作”。同時明確“以上述根本國策為軸心”，擴充國防軍備，其中“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於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對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海軍軍備，應配備和充實兵力，足以對抗美國海軍，確保西太平洋制海權”。《國策基準》強調南北並進，看上去很完美，兩邊都不得罪，但日本國力和資源根本做不到，實際上是和稀泥。由於日本是島國，海軍相對優先和強勢，最初北進政策略佔上風。

真空地帶：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1940年4月，德軍橫掃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等西歐國家，並繞過馬其諾防線侵入法國；5月，英法聯軍從法國敦刻爾克撤退到英國；6月22日，法國投降，德國陳兵英吉利海峽。德國席捲西歐，叫囂“建設歐洲新秩序”。這大大刺激了日本的擴張慾望。歐戰形勢直接牽動了亞洲局勢，即將在太平洋上掀起狂風暴雨。當時在整個亞洲，只有中國、日本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另有土爾其、沙特、伊朗和泰國在形式上獨立，其他都是歐美列強的殖民地。具體在東南亞地區，英國佔有緬甸、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美國佔有菲律賓，法國佔有印度支那（越南、老撾、柬埔寨），荷蘭佔有印度尼西亞，葡萄牙佔領東帝汶。歐戰爆發後，歐美列強把主要精力投向歐洲戰場，兵力和資源西調，無暇東顧，亞洲突然變成“真空地帶”。這給日本“征服亞洲、稱霸世界”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並迫不及待地行動起來。1940年4月15日，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宣稱“日本與東南亞諸國及南洋地區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日本政府對這一地區的任何變化不能置之不理”。7月26日，近衞內閣在陸軍省主導制定的《適應世界形勢演變的時局處理綱要》基礎上，提出《基本國策綱要》，其根本方針是：“為應付世界形勢的變動，改善內外形勢，設法集中政略、戰略的綜合力量，尤其應盡一切手段斷絕第三國的援蔣行動，迅速迫使重慶政權屈服，同時掌握時機，解決南方問題”；提出“在歐洲戰爭中，舊勢力正屈服於新興國威力之下，僅剩英國一國在苟延殘喘中，世界局勢轉變頗激，日本當前之急務，必須促進其實現者，為脱離歷來受英美拘束之情勢，而以日滿華為基幹，以印度以東及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北的南洋區域為一圈，確立自給自足之態勢”；並強調“連成此一目的之機會，除今日以外，絕難俟諸來日，良機不再”。8月1日，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在演説中正式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日本大陸政策的“利益線”再次向前移動：從朝鮮、滿蒙（東北）、中國大陸，擴張到南洋地區。上述兩個綱要的出台，表明日本在南進政策上已經急不可耐，發動太平洋戰爭是指日可待了。需要説明的是：日本無論是南進還是北進，中國始終處於其對外擴張的中心環節，必須“迅速迫使重慶政權屈服”，建設“以日滿華堅強團結為基礎的大東亞新秩序”。

決定南進：到了1940年，由於歐洲及世界形勢突變，日本就此放棄北進，選擇了南進政策。究其原因，是日本國力軍力、大國關係演變及形勢變化等因素共同促使的：首先，是日德蘇三國關係及演變，最終打消了日本進攻蘇聯的想法。日俄戰爭及九一八事變後，沙俄及後來的蘇聯勢力基本退出中國東北，日本很清楚這個北方大國不會善罷甘休。所以，日本一直視蘇聯為其大陸政策的最大威脅，其在東北長期維持規模龐大的關東軍，就是為了進攻或防範蘇聯。希特勒在1933年初在德國上台後，一戰中的戰敗國迅速崛起。1936年11月25日，基於共同的利益和需要，德國與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意大利於1937年11月加入），約定聯手對付蘇聯。可讓日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1939年8月23日，德國為避免兩線作戰並瓜分波蘭，瞞着日本與蘇聯秘密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樣，德日共同對付蘇聯的計劃就落空了，日本被德國狠狠耍了一把。這也是對其北進政策的一個重大打擊。疏理一下近代歷史上這三個國家的關係，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因利同而苟且，因利爭而翻臉。二是日軍對蘇聯的試探性進攻遭到慘敗，1939年8月，日本關東軍在內、外蒙古交界的諾門罕地區挑起戰端，名為邊界衝突，實為試探蘇軍實力，為日後進攻蘇聯做準備。斯大林對此洞若觀火，迅速派干將朱可夫為總指揮，緊急調動優勢兵力和裝備，重拳出擊。挑釁的關東軍第23師團被打的潰不成軍，損失慘重，被迫求和。諾門罕的慘敗，讓日軍見識了蘇聯紅軍戰鬥力之強悍和裝備之先進，認識到陸軍進攻蘇聯無異於以卵擊石。三是德國1940年橫掃西歐後，列強的亞洲殖民地頓時成為了“孤兒”，突然成為大國勢力的真空地帶。此時南進，無疑於“撿便宜”，並且“除今日以外，絕難俟諸來日，良機不再”。況且東南亞地區的資源比西伯利亞地區更加豐富。此外還有一個因素：當時東南亞各國對日本大多抱有幻想，希望藉助日本的力量擺脱歐美的殖民統治；日本正好利用這一點，以“幫助亞洲國家脱離英美統治”的名義進軍東南亞。這也是戰後東南亞國家不那麼恨日本的原因所在。日本進攻東南亞，嚴格地説是列強之間的殖民地爭奪戰。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促使下，日本迅速做出了南進的戰略選擇。1940年9月，日本乘法國戰敗投降、無力顧及之機，從中國廣西方向進入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殖民地，進佔越南北部。這實際上是日本南進政策的一次試探。

迅速行動：戰略方向選定後，日本隨即進行戰爭準備，首先做出兩項重大外交決策和行動：一是為了共同對抗美英等國，與德國、意大利在1940年9月27日簽訂《三國同盟條約》，其核心內容：日本與德、意相互承認並尊重對方在歐洲、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權；如果三國中之一受到他國攻擊時，應以一切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相援助。此舉標誌着軸心國軍事同盟正式建立。二是為了消除蘇聯對東北的威脅，主動調整對蘇關係，於1941年4月13日與蘇聯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其核心內容是第二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這個條約的簽訂，雙方解除了在遠東的對立與後顧之憂：對日本，可以放心南進；對蘇聯，可以放心地將遠東地區兵力調往西線。令人憤恨的是：這兩個國家在簽訂“中立條約”時，居然拿中國的主權做交易，在與條約同時簽署的宣言中，蘇日兩國政府“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此條約對日本意義重大，卻對中國抗戰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條約簽訂當天，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洋洋得意，説“這一條約對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將是加於中國國民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國屈膝求和；同時，日本對抗英美的地位增強了”。可這個中立條約簽訂2個月後，6月22日，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進攻蘇聯。這一突發事態使得日本高層陷入混亂：依照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日本應對蘇宣戰；而日本剛剛與蘇聯簽訂中立條約，不想立即撕毀。經過反覆商討，最後在7月2日的御前會議制定了《適應形勢演變之帝國國策綱要》，決定“推行南進步伐，並根據形勢的演變解決北方問題”。實際上，除了在中國東北駐紮重兵防範蘇聯外，其重心仍是南進。8月9日，日本大本營通過了“無論德蘇戰爭如何演變，打消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解決北方問題的企圖，專心致力於南方的方針”，並制訂了《帝國陸軍作戰綱要》。其要點有三：“以駐滿洲、朝鮮的16個師團對蘇嚴加戒備；按既定方針繼續對中國作戰；對南方以11月為限，加強對英美的戰爭準備”。11月5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了《帝國國策實施綱要》，其核心內容，一是”帝國為了打開目前的危局，達到自存自衞的目的，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現在決心對美英荷開戰”；二是“如在12月1日上午零時以前對美談判（當時日美正在談判）取得成功，即中止發動進攻”；同時要求陸海軍在12月上旬做好作戰準備。這樣，日本南進政策正式啓動，只待發令槍響。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