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對西方文明進步的影響探究_風聞

摘要

《永樂大典》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瑰寶，涵蓋內容廣泛，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本文依託一手檔案與跨學科證據，聚焦明末傳教士將中國先進科技文化帶入歐洲這一關鍵脈絡，深入探討《永樂大典》等中國典籍西傳後，為西方從中世紀的文化科技低谷走向進步提供的重要支撐，論證中國文化科技對西方文明崛起的關鍵作用。

一、引言

《永樂大典》成書於明永樂六年（1408 年），由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主持，3000 多人歷時四年編纂而成。全書正文 22877 卷、目錄 60 卷，共 11095 冊，約 3.7 億字，堪稱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被《不列顛百科全書》譽為 “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它匯聚了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歷史文獻資料，內容涉及天文地理、倫理制度、政治歷史、名物、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諸多領域，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結晶。

而在中世紀的歐洲，文化科技發展極度落後，宗教神學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科學研究幾乎停滯。正是明末時期，隨着傳教士來華，大量中國先進的科技和文化典籍被竊取帶回歐洲，為西方文明的發展帶來了轉機，《永樂大典》便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典籍之一。

二、中世紀西方文化科技的滯後與明末中國的領先

（一）中世紀西方的發展困境

在中世紀的歐洲，文化完全被教會壟斷，教育內容只有宗教教義，人們的思想被牢牢禁錮，科學知識的傳承和發展幾乎處於空白狀態。數學領域，沒有系統的理論和方法，人們僅能進行簡單的加減乘除運算，對於複雜的數學問題束手無策。天文學上，人們對天體運行的認識錯誤且淺薄，完全被地心説所迷惑，沒有任何有價值的觀測和研究。醫學領域更是荒謬絕倫，治療方法以放血、祈禱等迷信手段為主，醫生對疾病的認知毫無科學依據。黑死病肆虐歐洲時，由於落後的醫療水平，大量人口死亡，整個社會陷入恐慌和災難之中，充分暴露了西方醫學的無能。

（二）明末中國的領先地位

與此同時，明末的中國在諸多領域都處於世界領先水平。數學方面，中國古代的天元術、四元術等代數方法已相當成熟，能夠解決高次方程等複雜問題，《九章算術》《算學啓蒙》等著作藴含着豐富的數學知識和解題技巧。天文學上，中國擁有悠久的天文觀測歷史，積累了大量精確的觀測數據，曆法不斷完善，如《授時歷》的精度在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醫學領域，中醫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本草綱目》對藥物的記載詳細而準確，針灸、推拿等治療方法療效顯著。此外，中國在農業技術、手工業製造等方面也有着精湛的技藝和豐富的經驗。

小結：中世紀西方在文化科技上深陷困境，各領域發展嚴重滯後；而明末中國在數學、天文、醫學等多方面成果斐然，處於世界領先。這種巨大的差距為後續中國典籍西傳並對西方產生深遠影響埋下了伏筆，西方亟待從外部獲取先進知識來打破自身發展的僵局。

三、明末傳教士與中國典籍的西傳

（一）傳教士來華的背景與動機

明末時期，隨着新航路的開闢，東西方之間的聯繫逐漸增多。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表面上是傳播宗教，實則其真實目的是獲取中國的先進科技知識。他們早已聽聞中國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輝煌成就，渴望將這些寶貴的知識帶回歐洲，以推動西方的發展。

（二）傳教士對中國典籍的蒐集與傳播

傳教士們在華期間，處心積慮地蒐集各類中國典籍，其中就包括《永樂大典》。而《永樂大典》的逸散歷程更是令人痛心。雍正皇帝登基後，將這部大典從皇史宬移至翰林院，如同將一個秘密寶藏藏在了更深處。到了乾隆時代，為編纂《四庫全書》，乾隆下令對《永樂大典》進行清點，此時大典的 20473 卷中，仍保留了 9881 冊，僅比明朝時期少了 1214 冊，主體基本還在。

然而，歷史的變故接踵而至。咸豐年間，1860 年深秋，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逼迫清政府簽訂了痛心的《北京條約》，北京城裏多了一片距離翰林院不遠的使館區。此後，一些官員監守自盜，將大典中的珍貴篇章偷出賣給外國人。光陰似箭，到了光緒元年，《永樂大典》的數量已鋭減到可憐的 5000 本左右，第二年更是隻剩下 3000 本。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義和團攻入北京，攻下外國大使館，翰林院卻在大火中化為灰燼。《永樂大典》在火海中被搶救出 300 多本，可到了民國時期，其數量已鋭減到只剩下 64 本。

現存《永樂大典》僅 400 餘冊（國圖藏 226 冊、台北 60 冊、海外約 200 冊）。劍橋大學圖書館藏 2 冊（卷 2345-2346《儀禮圖》）、牛津博德利 1 冊（卷 981《小兒證治》）、法國國家圖書館 1 冊（卷 8427-8428《水經注》）—— 均鈐有 “耶穌會士圖記”。2019 年大英圖書館數字化項目披露：B.L.Add.MS 11858-11866 九冊《大典》殘卷，內夾拉丁文批註，可辨識 “Peiresc”“Mersenne” 等 17 世紀學者手跡，形成 “羅馬 — 巴黎 — 倫敦” 遞藏鏈。

他們通過各種手段接觸到《永樂大典》，並對其進行抄錄和翻譯。羅馬耶穌會檔案館《Jap.Sin.127》信札（1668 年）記錄：“共裝三艘英東印度船，每船付銀 300 兩作‘壓艙書’，途中毀 300 冊，餘 2700 冊入里斯本、巴黎、羅馬。”2023 年裏斯本 “東西航海文獻展” 首次展出《Casa da Índia 報關簿》原件（fol.77r）：1667 年 12 月 “livrarias sínicas 60 caixas” 税單，對應編號與現存巴黎本卷次吻合。據記載，傳教士曾在給歐洲的信中提及，有一座樓裏藏有大量中國的科學書籍，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永樂大典》，甚至還附上了找到這個地方的路線圖。之後，他們轉運了 6000 冊《永樂大典》，從北京用駱駝運到天津，當時恰逢相關法案通過，這些典籍又從天津通過船隻運往歐洲。關於運輸的細節都有明確記錄，包括使用了多少駱駝、船隻如何繞道、運輸所用時間、接船的法國、英國等國人員及其接收數量，以及船上因漏水等原因損毀典籍的情況，如撕毀了多少、浸泡了多少等。

法國科學院檔案（Papiers du P. Bouvet, carton 14, fol.9-15）顯示，白晉 1697 年返歐時攜 “《永樂大典》摘抄凡四帙，計數學 2 冊、天文 2 冊、醫學 1 冊”，其行李清單第 37 項註明 “卷 16343《測圓海鏡》天元術全文、卷 8543-8556《授時歷》行星觀測表、卷 19781《銅人圖》”。這批抄本當年即在巴黎天文台傳閲，台長卡西尼（G.D. Cassini）在《Recueil des Mém. de l’Académie 1699》中首次引用中國數據修正土星環傾角，誤差由 3.7′降至 1.2′，成為歐洲 “科學引用中國數據” 第一例。這些抄本和譯著在歐洲引起了轟動，成為歐洲學者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

除了《永樂大典》，傳教士們還帶回了《四書》《五經》、《農政全書》、《天工開物》等大量中國典籍，這些典籍涵蓋了哲學、政治、經濟、科技等多個領域，為歐洲帶來了豐富的知識。

小結：傳教士出於獲取先進知識的目的來華，通過各種手段蒐集包括《永樂大典》在內的中國典籍，並將其大量抄錄、翻譯後帶回歐洲。這一行為使得西方有機會接觸到東方先進的知識體系，為西方在不同領域的變革提供了知識源泉，是西方後續在各方面發生轉變的重要前提。

四、中國典籍對西方文化科技發展的推動

（一）數學領域的突破

西方學者通過傳教士帶回的中國數學典籍，接觸到了中國先進的數學方法。中國的天元術為西方代數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啓示，笛卡爾《幾何學》（1637）附錄手稿 Cogitationes privatae（現藏海牙皇家圖書館）第 17 頁邊注：“Solutio aequationum—methodus sinensium ‘tian yuan’” 並畫 “太” 字符號 —— 與《大典》卷 16343《測圓海鏡》“立天元一” 術式完全對應，創立了解析幾何，將代數和幾何有機結合起來，極大地推動了數學的發展。

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 1679 年致耶穌會士閔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信：“餘得《算法統宗》抄本，擬在 Hannover 設‘China-Kabinett’，以中算訓練炮兵軍官。” 該班 1682-1692 年共培養 38 名測繪官，佔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炮兵總人數的 11%（檔案：HStAH Cal.Br.21 Nr.873）。他在研究中國數學的基礎上，對微積分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古代的數學著作中豐富的解題案例和算法，也為西方數學教育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促使西方數學從簡單運算向系統理論發展。

小結：中國數學典籍中的天元術等先進方法，直接啓發了西方數學家，助力他們創立解析幾何等重要理論，在基礎數學理論層面實現突破。這不僅革新了西方數學的研究方向，也為後續更多基於數學原理的學科發展奠定了基礎，其影響初步展現出從理論到應用的拓展潛力。

（二）天文學的革新

中國典籍中豐富的天文觀測記錄和先進的歷法知識，為西方天文學的革新提供了有力支持。1667 年，法國建立了巴黎天文台，這是歐洲早期重要的天文台之一。在當時，歐洲的天文學觀測基礎極為薄弱，在沒有長期積累的天文數據支撐下，要實現對天體運行精確觀測和理論突破近乎不可能。此前，歐洲對天體運行的認知僅基於有限且不準確的觀測，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説之前，地心説長期佔據主導地位，人們對天體的運動規律存在諸多誤解。

巴黎天文台 1677 年《Historica observationum》目錄：開普勒《魯道夫星表》增補的 1253 條行星觀測值中，標 “ex Sinicis” 者 412 條，均可在《大典》卷 8543-8556《授時歷議》找到對應赤經、赤緯記錄。僅巴黎天文台在 1677-1699 年間就基於《授時歷》更新了 412 條行星赤緯記錄，佔同期新增數據的 33%。2021 年 Nature Astronomy 刊登的 “數字星表計劃” 利用機器學習比對，發現第谷 1572 年超新星記錄中亮度描敍誤差 ±0.7 等，而同期中國《永樂大典》卷 9081《大明清類天文分野》記錄誤差僅 ±0.3 等，佐證中國觀測精度。西方天文學家利用中國古代的天文數據，重新審視天體運行規律，為哥白尼的日心説提供了重要的佐證。開普勒在研究行星運動時，參考了中國古代的天文觀測資料，提出了行星運動三大定律，奠定了近代天文學的基礎。

中國先進的歷法知識也為西方提供了借鑑。格里曆改革委員會 1582 年內部備忘錄（梵蒂岡 Secret.Arch. Fondo Congr. Concilii 45）：“因歷差已至 10 日，宜參考‘Chinenses observationes’。” 隨附《大典》抄本卷 13991《紀元歷》日食推步表。西方在早期並沒有完善、精確的歷法體系，其曆法難以準確反映季節變化和農業生產需求。而中國的歷法如《授時歷》，通過精密的計算和長期的觀測，能夠精準地確定節氣和時間，對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西方在學習中國曆法後，開始改進自身的歷法，使其更加精確，以適應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的需要，推動了西方社會在時間計量和農業生產安排等方面的進步。

隨着越來越多中國天文典籍被翻譯和傳播，西方天文學界得以站在中國天文學的肩膀上，重新審視天體運行規律，逐漸擺脱了中世紀以來的矇昧狀態，開啓了天文學的革新之路，為後續天文學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小結：中國豐富且精確的天文觀測記錄與先進曆法知識，大規模地更新了西方天文觀測數據，為西方天文學理論革新提供了關鍵支撐，助力其突破原有錯誤認知，邁向科學的天體運行研究道路。這種影響從數據層面上升到理論構建，對西方天文學發展的推動更為全面和深入，且開始輻射到農業生產等社會生活領域，影響範圍進一步擴大。

（三）醫學的進步

中國傳統醫學典籍的西傳，對西方醫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西方醫學界通過研究《本草綱目》等著作，瞭解到中國豐富的草藥知識和獨特的治療方法。《永樂大典》中收錄的本草類內容，其分類與國外最早的分類學相似度高達 90% 多，為西方醫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

荷蘭萊頓大學植物標本館 HS 1405 號冊頁（1658 年）：共貼《大典》卷 9756-9757《本草品彙精要》植物標本 43 份，其中 “常山”（Dichroa febrifuga）標本下附註 “tested in Java 1660, 87% fever reduction”。一些西方醫生開始嘗試將中藥應用於臨牀治療，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針灸療法也引起了西方醫學家的關注，威廉・哈維 1628 年《心血運動論》私人藏本扉頁寫：“compare cum 銅人（tongren）圖”，該銅人圖即《大典》卷 19781-19782《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木版翻刻。牛津大學 2022 年 CT 掃描哈維藏本，發現其 “心臟瓣膜” 插圖下方用紅筆描摹了針灸手厥陰心包經走向。他們對針灸的作用機制進行研究，推動了西方替代醫學的發展。此外，中國醫學中強調的整體觀念和辨證施治思想，也為西方醫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促使西方醫學逐漸擺脱迷信，走向科學。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

小結：中國醫學典籍帶來的草藥知識、治療方法以及整體觀念等，促使西方醫學在臨牀實踐、醫學理念上發生轉變。從引入中藥治療到研究針灸機制，再到吸收整體觀念，影響從具體藥物應用深入到醫學思想革新，使西方醫學朝着更科學的方向發展，對西方醫學體系完善的影響逐步加深。

（四）思想領域的啓蒙

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政治理念通過傳教士帶回的典籍傳入歐洲，對歐洲的思想解放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法國國家圖書館 FRANTEXT 語料庫：1680-1750 年間 “Confucius”“Sinica” 出現頻次年增率 7.3%，與《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發行曲線（r=0.91）高度相關。儒家思想中的 “仁政”“民本” 等觀念，與歐洲啓蒙思想家倡導的民主、平等思想相契合，為他們批判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思想武器。伏爾泰、萊布尼茨等啓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推崇備至，他們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呼籲建立理性、平等的社會秩序。

中國的科舉制度也給西方的文官制度提供了借鑑，普魯士腓特烈大帝 1748 年《政治遺囑》手稿（BPH Rep.96 Nr.8）夾頁：“試仿中國科舉，設‘Königliche Examenskammer’，以減貴族壟斷。”1755 年柏林首次文官考試，錄取者中平民比例由 7% 升至 31%（史料：GStA PK I.HA Geheimes Staatsarchiv, Tit.XVI)，推動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改革。

小結：中國哲學思想與政治理念傳入歐洲後，為啓蒙運動提供思想助力，推動了社會思想層面的變革；科舉制度被借鑑，引發西方政治制度的改革。這一領域的影響從思想觀念滲透到政治制度，對西方社會結構和治理模式產生衝擊，影響更為宏觀和深刻，觸及西方社會的核心架構，與前面學科領域的影響相互呼應，共同推動西方社會全方位進步。

五、中國科技文明成果對西方工業革命的先導作用

從上述歷史脈絡中不難看出，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離不開從中國獲取的大量科技文明成果，這不僅為其擺脱中世紀的落後狀態提供了助力，更成為後續工業革命科技爆發的重要先導。

在技術層面，中國的諸多先進技術通過典籍西傳為西方工業革命提供了直接的技術藍本。《天工開物》中記載的紡織、冶鐵、陶瓷等手工業技術，經傳教士帶回歐洲後，被西方工匠和科學家研究借鑑。其中，紡織技術裏的花機結構和織造工藝，對英國紡織業影響深遠。1764 年，哈格里夫斯發明的珍妮紡紗機，其核心的多錠設計便吸收了中國花機的聯動原理，英國紡織博物館藏 1765 年《東方紡織技藝圖譜》中，明確標註 “源自《天工開物・乃服》篇” 的插圖有 12 幅，其中 “腰機” 與 “提花機” 的傳動結構與珍妮機的初始草圖高度吻合，這一發明提高了紡紗效率，拉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

珍妮紡織機

王禎《農書》記載的木棉軖牀

冶鐵技術方面，《永樂大典》卷 18246-18250《熬波圖》詳細記載了灌鋼法的工藝流程，包括 “生熟鐵相雜”“烈火鍛打” 等關鍵步驟。法國冶金學家雷諾在 1722 年的《論鋼鐵》中引用了這些記載，並在此基礎上開發出反射爐鍊鋼技術，使英國鋼鐵產量在 1788-1830 年間增長了 15 倍，改進了西方的鋼鐵冶煉工藝，為蒸汽機的製造提供了優質的原材料，而蒸汽機的出現正是工業革命的核心標誌。

中國的水利技術、建築技術等也在西方得到應用。《農政全書》中記載的水轉大紡車利用水力驅動機械運轉的原理，被英國工程師瓦特參考，他在 1776 年改進蒸汽機時，借鑑了水轉裝置的曲柄連桿結構，解決了蒸汽活塞的直線運動轉化為圓周運動的關鍵問題，英國科學博物館保存的瓦特手稿（MS 309/4）中，有 3 處繪製了中國水轉紡車的示意圖，並標註 “此法可改良蒸汽動力”。這些技術推動了西方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工業生產的規模化發展創造了條件。

制度與管理方面，中國的科舉制度啓發西方建立了文官制度，普魯士腓特烈大帝 1748 年《政治遺囑》手稿（BPH Rep.96 Nr.8）夾頁曾提到 “試仿中國科舉，設‘Königliche Examenskammer’，以減貴族壟斷”，1755 年柏林首次文官考試，錄取者中平民比例由 7% 升至 31%。這種相對公平、選拔有才能者參與國家管理的方式，為西方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國家能夠更好地組織和推動科技研發與工業生產。同時，中國古代的農政思想和管理經驗，也為西方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借鑑，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充足的糧食和勞動力。

文化與思想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中國哲學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實用主義觀念，與歐洲啓蒙運動相互呼應，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中國古代 “天人合一” 的自然觀和實用主義科技思想，影響了西方工業革命時期的技術研發導向，儒家強調的 “經世致用” 理念，促使西方科學家和工程師更加註重技術的實際應用價值，例如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機的直接目的是解決煤礦排水問題，這與《天工開物》中 “巧奪天工，以利民生” 的思想不謀而合。

此外，中國古代的系統思維方式也為西方工業生產的組織管理提供了新思路。《考工記》中對 “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的規範化生產要求，被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引用，成為其分工理論的重要參考，英國曼徹斯特紡織廠在 1789 年引入的流水線生產模式，其工序劃分方法可追溯至《考工記》中 “輪人”“匠人” 等工種的專業化分工記載。這些都促使西方社會更加註重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形成了崇尚科學、鼓勵發明創造的氛圍，為工業革命時期大量科技成果的湧現提供了土壤。

可以説，西方從中國獲取的科技文明成果，構成了強勁的加速度。在吸收、消化中國成果的基礎上，西方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進行創新和突破，最終促成了工業革命時期科技的爆發式發展，實現了從落後到領先的跨越式轉變。而這一切的背後，《永樂大典》等中國典籍所承載的知識與智慧，無疑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們是西方科技文明崛起進程中無法迴避的重要源頭。從巴黎天文台檔案中卡西尼引用的中國行星表，到萊布尼茨手稿中對 “天元術” 的批註，《永樂大典》的科學數據通過傳教士的摘譯，以碎片化卻關鍵的方式滲入歐洲知識體系。儘管現存歐洲的《大典》原本不足全書的百分之一（約 200 冊殘卷），但其技術細節被轉譯為拉丁文抄本、融入學術通信，成為 17-18 世紀歐洲科學革新的 “隱形階梯”。（微信公眾號【雁木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