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多安經濟學”崩了，土耳其往哪走？_風聞

文 | 丁毅超

埃爾多安最近可謂是神清氣爽。在國內，他不僅成功打壓了反對派，更是一舉解決了庫爾德工人黨（PKK）這一心腹大患。對以土耳其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為主要支撐的埃爾多安來説，讓PKK放棄武裝抵抗無疑是政治壯舉。

在國外，埃爾多安同樣收穫頗豐。從斡旋俄烏會談再到伊朗核談判，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土耳其視為理想的外交場所。更不用提土耳其在高加索和敍利亞地區的勢力擴展。

不過，在埃爾多安的“志得意滿”之下，有兩件事依舊徘徊在陰影之中。其一便是土耳其的經濟問題。自2023年總統大選之後，埃爾多安重歸正統經濟學，暫時穩住了匯率編制和通貨膨脹。但高赤字、高失業率和低勞動參與率的現實暗示土耳其的經濟結構性問題依舊十分嚴重。

其二便是埃爾多安個人的政治命運。作為一舉塑造土耳其總統制的政治強人，埃爾多安從擔任總理開始已經掌控土耳其二十多年。對71歲的埃爾多安而言，如何再次修改憲法繞過任期，才是繼續執政的根基。

可以説，土耳其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其未來軌跡取決於政治意願、經濟改革和地緣政治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未來幾年將揭示埃爾多安的帝國夢想能否真正鞏固土耳其作為強大而穩定大國的地位，亦或者內部矛盾不斷加劇，成為歐亞大陸的動盪核心。

左右逢源的埃爾多安

放眼過去二十年，中東地區的政治強人此起彼伏。唯有二人堪稱政治常青樹。一是兩千年初就開始擔任土耳其總理，後來又擔任總統的埃爾多安。另一人則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出道的政治金童，除了沙龍之外幾乎無一合之敵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兩者的政治生命都已進入末期。失去宗教保守派支持的內塔尼亞胡只能被強硬民族派拖着走向全面佔領加沙；而任期限制則是橫在埃爾多安面前的天塹，正義與發展黨能否在議會中湊齊修憲所需票數是很難解決的政治困境。

不過以上煩惱不妨礙埃爾多安最近很得意。一方面，埃爾多安展現出老練（不要臉）的政治手腕，通過法律手段（例如捏造指控）打擊知名政治對手和系統性壓制反對黨。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的200多名地方官員和黨員被監禁。

2025年3月對伊斯坦布爾市長埃克雷姆·伊馬莫格魯的監禁就是最典型的表現。作為兩度擊敗執政黨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的反對派政治明星，伊馬莫格魯一直被視為埃爾多安下次選舉的主要政治對手。尤其是考慮到埃爾多安自己就是從伊斯坦布爾市長這一身份跨進全國政治舞台，伊馬莫格魯的政治軌跡不可能不激起埃爾多安的警覺。通過先發制人的措施將伊馬莫格魯送入監獄，埃爾多安不僅消除了可信的政治替代方案，更確保其在未來選舉中的主導地位。

另一方面，2025年5月PKK正式宣佈解除武裝並解散，成為埃爾多安更大的國內政治勝利。甚至對埃爾多安持高度批評態度的土耳其反對黨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件的積極意義。這一重大決定是由PKK長期被監禁的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於2025年2月公開發出的呼籲所促成的，他敦促該組織放棄武裝行動，轉向民主政治。埃爾多安在解除武裝儀式後將這一事件描述為政府“無恐怖土耳其項目”的轉折點，並表示長達47年的衝突已進入可能結束的階段。

更具私心地説，與PKK的和解為埃爾多安爭取庫爾德選民的支持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地基。修憲需要議會至少360票，而埃爾多安的議會聯盟目前擁有約320個席位，不足以達到門檻。親庫爾德的人民平等與民主黨（DEM）在議會的56個席位原則上可以幫助他們超越這一門檻，為埃爾多安的第三個總統任期打開大門。

國際地緣政治遊戲是埃爾多安的加分項。埃爾多安敏鋭地意識到美國戰略收縮後的政治真空，這為土耳其這樣的中等強國提供了擴展勢力的可能性。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政府以蓄意的**“平衡行為”和“戰略模糊”為特徵**，努力遊走在各方之間。

這種“戰略模糊”並非僅僅是機會主義，而是對不可預測的國際體系的複雜適應，在這種體系中，冷戰時期僵化的結盟不再可行或有利。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直接毗鄰衝突區（烏克蘭、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敍利亞內戰、伊朗-以色列衝突）和主要大國（俄羅斯、伊朗、敍利亞），這使得僵化的結盟變得不切實際。

通過有意保持“戰略模糊”，土耳其在保持北約成員國身份的同時，與俄羅斯在能源和地區安全問題上保持對話，將烏克蘭視為支持者，並將伊朗視為非敵對行為者。這種複雜的外交政策最終為土耳其帶來地緣政治上的回報，幫助其在外高加索、黑海以及敍利亞擴充自己的影響力。

敍利亞政府變更是最具衝擊性的表現。土耳其利用以色列-伊朗衝突以及伊斯蘭共和國的削弱，將敍利亞納入其勢力範圍，支持其代理團體控制大馬士革。安卡拉還開始加強其在利比亞的影響力，以向西投射其在地中海的力量。一時間，奧斯曼土耳其的偉大復興似乎正在向埃爾多安招手。

埃爾多安經濟學崩了，國內潤人傻了

不過，與政治和外交上的勝利相比，土耳其國內經濟一直困擾着埃爾多安。自新冠疫情以來，各國央行普遍通過提高利率來應對由全球疫情、能源價格上漲和烏克蘭戰爭等因素導致的通貨膨脹。但埃爾多安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堅信高利率是導致高通脹的原因，因此主張在通脹飆升的情況下維持低利率甚至積極降息。

2021年9月，被冠以**“埃爾多安經濟學”**之名的新經濟計劃（NEP）隆重出爐。這一政策的核心是通過大幅降息來促使土耳其里拉貶值。只不過計劃的結果不如人意，土耳其通貨膨脹率大幅攀升，在2022年11月達到85.5%的峯值。與此同時，土耳其里拉大幅貶值，美元兑里拉匯率從2021年9月的8.5里拉跌至26里拉，後來又跌至32里拉。

這些政策給公民帶來了巨大的困難，購買力大幅下降。面對重重質疑，埃爾多安選擇不斷解僱反對其降息政策的中央銀行官員，加速了資本外逃和貨幣貶值。這也成為2023年總統選舉最主要的議題之一。埃爾多安最後僅以微弱優勢戰勝對手，再次當選總統。

埃爾多安經濟學的提出在其本質上是為了捍衞埃爾多安的支持羣體。他的選民由於信貸充裕而相當喜歡低利率，所以對這些羣體來説，向正統經濟學觀念卑躬屈膝實際上是一種羞辱。埃爾多安的職業生涯是21世紀初土耳其經濟危機的產物，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介入，要求土耳其進行財政改革，實行緊縮政策削減政府開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成為了土耳其主權捍衞者，站在正統經濟學支持者的對立面，通過強硬的姿態表達出對正統經濟學的蔑視，藉以收穫基本盤實現崛起。

但隨着通貨膨脹率的不斷堆高，以及土耳其貧困人口數量依舊龐大的現實，埃爾多安也只能選擇放棄自己的異端經濟學。埃爾多安再次當選後的轉變也説明了這一點。他重新任命了經濟正統派支持者穆罕默德·希姆謝克為財政和金融部長，哈菲澤·蓋伊·埃爾坎被任命為新的中央銀行行長。

土耳其中央銀行在2023年6月22日將開始上調利率。希姆謝克和埃爾坎的具體任命，以及基準利率從8.5%到50%的大幅上漲，都代表了明確而強烈的政策逆轉。土耳其里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穩定，通貨膨脹率也開始跌落。外國資本也重新流入土耳其。

**頗具諷刺性的是，埃爾多安180度的經濟政策掉頭卻意想不到地對我國某些海外投資移民羣體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由於對疫情防控政策的不同感受以及對經濟趨勢的不同理解，一些被賽博空間稱之為”潤人“的國內羣體這幾年確實在不斷增加。其中一些人選擇低端路線，以不那麼合法的方式穿越進入美利堅。成功者有之，一家三口命喪邊境者亦有之。西方媒體更是創造出”中產階級非法移民“這一術語表達自己的困惑。

另一些人則選擇投資移民作為自己的處世之道。其中以美國和日本最受這些羣體喜愛。但架不住有些人口味獨特，聽信了中介忽悠，選擇了土耳其。通過購買伊斯坦布爾遠郊的房產（和碧桂園當年的新加坡旁如出一轍），他們在花費遠高於市場價的同時，又遭受到埃爾多安經濟學的暴擊，導致其持有的土耳其房產大幅貶值。

不得不説，“潤出去”也是個技術活。説實話，若不是前段時間在小紅書上偶然刷到，筆者也實在想不到這兩年國內潤土耳其的中介生意竟然還“如火如荼”。只能説一個敢騙，一個敢信了。

即便是將土耳其作為通向西方的調班，考慮到埃爾多安與西方若即若離的關係，這也不是十分明智的選擇。君不見土耳其在歐盟候選國面前徘徊了幾十年而不入麼？

後埃爾多安時代的不確定性

作為中東強人，埃爾多安確實將土耳其帶上了新的高度，其左右逢源又至關緊要的戰略位置成為其最大的溢價砝碼。埃爾多安的“戰略模糊”已被證明是駕馭多極世界的有力工具，使土耳其能夠擴大其作為外交調解者和區域強國的影響力。

問題是，一方面，地緣政治並不總是向土耳其有利的方向傾斜；另一方面，這種外部靈活性與深刻的國內挑戰內在相關，並常常受到其制約。

國內經濟是最直觀的問題。恢復正統經濟學並不能改善土耳其經濟的結構性問題，赤字問題是最明顯的表現。土耳其長期存在鉅額經常賬户赤字，主要通過新的短期外債（淨證券投資流入、外部銀行借款）融資。對波動性短期外部融資的結構性依賴，以彌補持續的經常賬户赤字，造成了根本性的外部脆弱性，使得土耳其極易受到突然的資本外流和貨幣危機的影響。

這意味即便土耳其經濟非常難以避免外部的衝擊性影響，使得其無法擺脱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或者更明確的説，土耳其只能在不同資本（歐洲、美國、海灣或者中國）之間選一個，難以找到真正獨立自主的道路。

**地緣政治則是更復雜的問題。**埃爾多安的成功建立在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所產生的權力真空上。但對投資而言，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恰恰是重要的投資風險，企業在不確定性下傾向於推遲、限制或取消投資和貸款活動。包括愛琴海大陸架爭議、塞浦路斯問題、敍利亞內戰和東地中海天然氣衝突等問題在內，土耳其固有的地緣政治複雜性和地區衝突很容易直接轉化為經濟不確定性，從而阻礙國內外企業投資，抑制長期經濟增長潛力。

更為糟糕的是，俄烏戰爭總會結束。從現有的戰場態勢和國際形勢看，除了某些頑固的意識形態支持者外，誰輸誰贏已不是一個在地緣政治上存在爭議的問題。俄羅斯必然會騰出手來重新加強在黑海和外高加索的影響力（某阿塞拜疆總統的政治命運堪憂）。

而土耳其顯然還沒有到可以與俄羅斯正面對抗的程度。特朗普政府顯然也無意在這一區域投射太多資源。埃爾多安大力投資國防工業的做法不能説沒有效果，但低烈度的敍利亞治安戰與俄烏戰爭顯然不能同日而語。

最大的問題則是在埃爾多安個人身上。其一是埃爾多安能否突破任期限制，再次競選連任。一方面，修改憲法的門檻相當高，法律與公正黨並不具有第一次修憲時的議會多數，土耳其當時的政局對立也沒有那麼嚴重。這導致再次修憲的難度大幅攀升。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政治成本具有高度的不可預測行。

另一方面，埃爾多安的支持率確實在不斷下滑，民眾對其厭倦感越來越強烈即便埃爾多安成功修改憲法，也不能保證他在下次選舉中獲得確定的勝利。

其二是埃爾多安的後繼者問題。作為土耳其最近二十年的掌舵人，埃爾多安在建立強大統治力的同時也意味他缺乏政治上明確的繼承人。無論他是否能夠修改憲法，沒有人可以確定他的後繼者能夠擁有同樣的高超手腕，在越來越不利的外部局勢下守住土耳其的地緣政治獨特性。土耳其地緣政治至關重要的另一層意思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一旦土耳其表現出闇弱之勢，大家並不介意讓“西亞病夫”的名號重出江湖。

埃爾多安的帝國夢，終究懸浮在現實的迷霧之上。土耳其的命運齒輪，正卡在經濟結構性痼疾與地緣政治漩渦的咬合處。而撬動這齒輪的，始終是埃爾多安那隻既強硬又難掩疲憊的手。

是成為歐亞大陸的穩定錨點，還是重陷動盪的泥潭？土耳其站在十字路的盡頭，每一步都踩着經濟的脆弱、地緣的博弈與權力的博弈。而埃爾多安的帝國夢能否照進現實，終將由時間在裂痕與掙扎中，刻下最終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