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衡陽保衞戰81年祭_風聞

01

整整81年前的8月8日，衡陽保衞戰失敗。

在此之前，儘管經過了長達47天的頑強抵抗，一度引起中外矚目，並給日軍造成了相當殺傷，但衡陽守軍最終未能聚殲日軍于衡陽城下，也未能打破日軍的包圍。

8月7日，衡陽的國軍陣地上，出現了白旗。8月8日，衡陽守將，國軍第10軍軍長方先覺中將，帶領各師師長及及第10軍各部隊向日軍無條件投降。

此後，衡陽一直被日軍佔領，直到一年後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

這一事實，為國、共、日各方的記載所證實。

1944年8月15日，即衡陽陷落一週後，時任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部長（職權與總參謀長相近）的徐永昌，在日記中記載了從衡陽突圍而出的第10軍190師569團團長樑子超的報告，相關內容如下：

“據逃出之梁團長子超在連絡站電話，圍攻衡陽之敵於七日突破三個缺口竄入城內，方軍長派其副官處長向敵提出六項要求與敵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裝，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點集中訓練；3.受傷害官兵不得殺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屬送安全地點。而結果被敵所騙，均未接受。將副師長以下幹部充工頭，掃除街道。遇我飛機轟炸逃亡甚多。”

在衡陽保衞戰期間，擔任暫編54師師長的饒少偉少將，後來在《方先覺衡陽投敵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中回憶，衡陽保衞戰末期，方先覺決定投降。

1944年8月7日傍晚，方先覺召集饒少偉等四個師長商討最後的行動方案，稱“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而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而是國家不要我們”。隨後，方先覺指示第10軍參謀長孫鳴玉擬出七項投降條件，包括要求日軍立即停火、進城不殺害俘虜、給受傷官兵以人道待遇、允許按中國傳統禮儀安葬陣亡中國官兵、保留第10軍建制，以及派飛機送方先覺去南京見汪精衞等。

8月8日拂曉，方先覺率領包括饒少偉在內的各師師長和高級參謀人員共20餘人，前去與日軍談判。日軍第68師團長堤三樹男要求中國軍隊無條件投降，方先覺提出的七項條件被當場拒絕，方先覺最終低聲答道：“服從這個要求”，隨後下令第10軍向日軍投降。

饒少偉的回憶，與徐永昌日記中記載的樑子超報告可相互印證，證實了這樣幾點：

第一，8月7日，方先覺在仍能掌控部隊和現有陣地的情況下，主動向攻城日軍接洽投降；

第二，方先覺提出的投降條件，被日軍完全拒絕，最終無條件投降；

第三，方先覺在向日軍接洽投降時，提出了“送往南京”的要求，明顯想要投靠汪偽政權，只是未能如願。

對於方先覺的投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在8月16日的日記中感慨道：“方將軍等苦戰四十餘日，聲名烈烈，雖庸人孺子莫不稱道其忠勇，如堅持到底以身殉職，則在中國史冊上，張巡之守睢陽不能專美於前也，奈何當最後關頭，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變而為降將軍，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恥辱，我聞之，實不勝太息痛恨之至”。

“降將軍”——這是國軍高層，除蔣介石之外對方先覺的共同看法。與徐永昌一樣，何成濬對方先覺的投降，儘管無限惋惜，但並未否認其投降的事實。

關於衡陽的陷落與方先覺的投降，日本防衞廳戰史室編著的《湖南作戰》（下），中華書局1984年10月版第54-57頁，有完整史料，明確記載1944年8月7日黃昏，第10軍陣地出現白旗；8日凌晨，方先覺與四名師長正式投降。

日軍第58師團參謀長有馬純雄大佐的一則日記，反映了當時參與進攻衡陽的日軍軍官在衡陽投降後的心情：“歷時40天的奮戰，敵被殲滅，第10軍軍長以及第4師長也已投降。師團參加急襲猛攻所取得的巨大戰果，值得大書而特書，可喜可賀。第一線各部隊正在衡陽市街進行掃蕩，捷報頻傳，戰果輝煌。”

1944年12月25日，即衡陽陷落與方先覺投降四個半月，各方信息都充分披露後，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長篇文章《方先覺投敵經過》，引證大量事實，將方先覺定性為“叛國逆賊”。

今天看來，《解放日報》對方先覺的這一定性是準確的，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

02

方先覺及第10軍，以完整建制向日軍無條件投降，衡陽陷落，這本是鐵的事實，但是近年來，一些人出於各種各樣的考慮，拼命想歪曲這個事實，再次把方先覺推上神壇。

然而，他們為方先覺辯護的理由都漏洞百出，前後矛盾，不值一駁。

有人説，方先覺是停戰，並非投降。

這種説法，和國軍喜歡把“撤退”美化為“轉進”有異曲同工之妙，即都有點迷信“詞語的力量”，似乎只要改個説法，失敗就不是失敗，投降也就不是投降了。

這裏略作辨析。

首先，停戰與投降並不矛盾，第10軍投降了，衡陽陷落了，自然也就停戰了；

其次，如前面的史料披露的那樣，日軍拒絕了方先覺的一切條件，所以“停戰”就是無條件投降的同義語；

第三，提出這個理由的人不明白一個軍事常識：衡陽保衞戰後期，衡陽守軍已經喪失了戰場主動權，出於被動防守的狀態，在這種態勢下，提出停戰，只能意味着投降。

非投降的主動停戰，是進攻一方才擁有的特權。

説句實話，如果方先覺是在巷戰或突圍過程中不幸被俘，我對他還能保持尊敬，但他卻是在第10軍仍然擁有完整建制，並控制着大部分城區以及幾處有戰略意義高地的情況下，主動接洽投降，這就不能原諒了。

還有人説，方先覺是“詐降”，這就更加荒謬。

如果方先覺以投降為名麻痹日軍，然後乘其不備突然發起反衝鋒擊潰日軍，解除日軍對衡陽的圍困，那就的確是詐降。

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第10軍繳械了，衡陽淪陷了，日軍的戰略目標實現了……

試問，這怎麼能被稱為詐降呢？

第三種頗有迷惑性的説法是，衡陽保衞戰打了47天，“如果方軍長想投降的話，早就投了，何必等到這個時候？”

這也是非常缺乏軍事常識的説法。

絕大多數戰場投降的將領，都不是從一開始就想投降的，投降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形格勢禁，“不得不”的結果。

比如，斯大林格勒戰役打了200天，德軍保盧斯元帥才宣佈投降，他為什麼不“早就投”呢？

具體到方先覺，他在衡陽保衞戰前期，可能確實沒有想過投降，甚至可能有過殉國的念頭，但最後他終於失去信心（也許是受到蔣介石捏造的“最後一電”刺激【點擊閲讀】），投降了，這有什麼不可能呢？如果衡陽保衞戰還沒有開打，他就宣佈投降，那才是真正不可思議。

最後一種流傳甚廣的説法，是説方先覺是為了保護傷兵才投降。

這樣的説法，在無恥程度上，更進了一步，因為這不是否認投降，而是在説投降有理。

毫無疑問，對一位戰場指揮官來説，保護傷兵是重要的，但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不能高於軍人職責。

軍人的職責是保家衞國，保衞自己的人民，保衞自己的國土。

這一職責，內在地包含了負傷與犧牲。

所以，軍人絕不能為了自己的安全而放棄自己職責，這是最基本的軍人倫理。保護傷兵更不能成為投降獻城的理由，因為那等於把神聖的國土和人民交給敵人任意蹂躪。

再反問一句，如果傷兵的生命居然如此重要，以至於要用投降來換取，那為什麼又要進行衡陽保衞戰呢？如果不保衞衡陽，直接投降，豈不是連傷兵都沒有嗎？

質言之，和在境外作戰不同，在敵軍已經深入我腹地，亡國滅種危機嚴重存在的情況下，軍人投降沒有理由，任何投降都是可恥的。

從真實發生的情況看，方先覺的投降，根本就沒有起到保護傷兵的作用，反而使第10軍傷兵受到了日軍的肆意屠殺。

所以，可以毫不誇張的説，方先覺的投降，恰恰是對第10軍傷兵的出賣與背叛。

這一點，卻是那些極力為方先覺辯護的人所閉口不談的。

實際上，最不相信投降能夠保護傷兵的，正是傷兵自己。據倖存的第10軍醫務兵羅立三的日記記載，方先覺投降後，大量傷兵因為絕望而自殺，醫院內“自殺槍聲此起彼伏”。

據相關史料記載，方先覺投降後，衡陽城內發生了多起日軍大規模屠殺傷兵的事件。

——8月8日，即投降當日，仙姬巷傷兵站約380名無法行動的重傷員被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屍體堆積如山；

——同一天，日軍在控制道后街一所傷兵醫院後，旋即對傷兵進行了屠殺，700多個傷兵慘死在日寇槍口和刺刀下。

——500多名傷兵被日軍關進船山中學，他們沒有受到任何救治，也沒有得到藥品、水和食物，絕大部分被活活餓死，有傷員勉強爬到附近菜園子摘瓜充飢，也被日軍哨兵刺死。

——另有多處臨時傷兵站遭日軍縱火焚燒，傷員被活活燒死。

——羅立三還在日記中記載，日軍還對傷兵進行了“甄別”，輕傷員被強制去做苦力，重傷員凡是沒有被直接殺害的，則被遺棄等死。

諷刺的是，羅立三的日記因揭露了衡陽保衞戰的真相，在台灣長期列為禁書。

——日軍對第10軍傷兵的屠殺，甚至持續到了“八一五”之後。

在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日軍撤離衡陽前，竟將仍被關押的300餘名第10軍傷兵驅趕至衡陽鐵路工程學校旁的大坑裏，全部活埋，當地居民指認該地為“第10軍最後的墳場”。

奇怪的是，國民黨壟斷了湖南日軍受降的權利，卻沒有追究這種極其嚴重的戰爭罪行，也沒有日軍官兵因為這一罪行受到審判。

與此同時，方先覺受到日軍的優厚待遇，但迄今為止，沒有看到方先覺為傷兵被屠殺向日軍提出抗議的記載，方先覺反而沐猴而冠，接受了日軍“先和軍”軍長的任命。

第10軍傷兵的的悲慘命運，當然和方先覺的投降直接相關，任何一個真正關心第10軍傷兵命運的人，都應該痛恨方先覺，因為正是他通過自己的投降行為，才使失去戰鬥力的傷兵被日寇任意屠殺。

03

方先覺投降，衡陽保衞戰的失敗導致了衡陽淪陷，給衡陽及衡陽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日軍進城後，旋即對來不及撤離的市民展開瘋狂屠殺，尤其是在發生過巷戰的區域及周邊村莊，許多無辜百姓被肆意殺害，到處都是屍體，甚至再次出現了在南京出現過的“殺人競賽”這樣的極端暴行。

衡陽城內的工廠、商店、民居則遭到了日軍系統性的掠奪，糧食、財物、機械設備等被均被洗劫一空，大量建築被拆毀或焚燒，城市基礎設施（如水電、交通）遭到嚴重破壞，昔日繁華的有“小上海”之稱的衡陽城，幾乎淪為一片廢墟。

日軍強徵衡陽市民充當勞工，用於修築工事、搬運物資或服侍日軍，許多勞工因過度勞累、營養不良及遭受虐待而死亡。

佔領衡陽的日軍還強徵婦女充當“慰安婦”，給受害者帶來終身難愈的創傷。

初期的屠殺過後，為了長期奴役、掠奪衡陽，日軍還在衡陽扶植偽政權，推行奴化教育，強制民眾學習日語、參拜神社，試圖從思想上控制衡陽民眾，並通過漢奸特務機構監控民眾言行，殘酷鎮壓一切反抗活動。

日軍的暴行給衡陽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在日軍圍攻衡陽及日軍佔領期間，衡陽全城人口從戰前的約60萬鋭減至不足10萬，城市滿目瘡痍，成為抗日戰爭中受到破壞最嚴重的城市之一。

04

從軍事和戰略的角度來看，衡陽保衞戰的失敗，也造成了嚴重後果。

一、日軍實現了打通大陸交通線戰略目標，戰略態勢得到明顯改善；

衡陽保衞戰失敗後，日軍得以完全控制粵漢鐵路南段，並迅速向南推進。

1944年11 月10 日，桂林和柳州相繼淪陷；11 月24 日南寧被日軍佔領；12 月10 日，從南寧南下的日軍與由越南北上的日軍在綏祿會師。

至此，日軍在形式上完成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目的。

日軍通過打通大陸交通線，將其佔領範圍向前推進了2000 多公里，實現了連接本土與南洋日軍的戰略目標，大大改善了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失利所導致的困難局面。

二、國民黨軍隊負責的正面戰場防線的全面崩潰，中國抗戰空間被嚴重壓縮；

衡陽失守後，國軍在湘南、桂北的防線失去關鍵支撐點，士氣受到嚴重打擊。日軍充分利用攻克衡陽後形成的戰場優勢，迅速向廣西推進，國軍難以組織有效防禦，導致正面戰場出現大範圍潰敗。

在短短8 個月內，國軍損失50餘萬兵力，丟失4 個省會和146 座城市，包括7 個空軍基地和36 個機場，總計損失國土面積20 餘萬平方公里，使6000 萬人民淪入日軍鐵蹄下。蔣介石承認這是"革命軍有史以來最痛心、最恥辱的一件事"。

由於衡陽被日軍佔領，西南大後方直接暴露在日軍威脅之下。日軍沿湘桂鐵路和黔桂公路向貴州推進，1944 年12 月2 日，日軍前鋒甚至攻佔了貴州獨山，逼近四川，一時間，國統區人心惶惶，重慶震動。

這一軍事危機是抗戰爆發以來，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最嚴峻形勢之一，蔣介石一度考慮再次遷都，撤離重慶。雖然由於解放區局部反攻開始，日軍受到牽制，最終未能繼續深入四川，但仍然給國統區的民心士氣造成嚴重打擊，給抗戰勝利前景蒙上濃重陰影。

三、中國國際地位受到嚴重損害；

由於衡陽保衞戰的失敗和豫湘桂大潰敗，英美等盟國更明確地將中國戰場定位為“牽制日軍”的輔助戰場，而非戰略反攻的核心。

這種定位在此後一系列的國際會議中體現為：戰後遠東權力分配更側重於美蘇的利益關切，中國的利益被置於次要，乃至被犧牲的地位。

1944年9月，羅斯福與丘吉爾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會議，會後所發表的公報中，雖然提及了對日戰爭，但對中國卻隻字不提，蔣介石稱其為"抗戰期中國恥之又一也"。

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國會發表演説，聲稱"美國雖以過分的援助給中國，不幸中國軍事仍不免慘敗"，令國民政府高官深感恥辱。

1945年2月，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舉行安排戰後世界格局的雅爾塔會議，由於羅斯福認為難以依靠中國軍隊的反攻加速日本投降，所以迫切要求蘇聯在對德作戰結束後出兵中國東北，為換取蘇聯的出兵承諾，《雅爾塔協定》包含了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條款（如維持外蒙古現狀、大連商港國際化、中蘇共管中東鐵路等），而中國卻被排除在談判之外。

用今天流行的話説，雖然中國是戰勝國，卻沒有資格參加宴會，而是被擺在了餐桌上。

1945年7 月20 日，杜魯門、丘吉爾和斯大林在起草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時，甚至沒有徵求已經對日作戰八年的中國的意見，只是在距離宣言發表只有幾個小時的時候，才由美國駐中國大使赫爾利將副本交給了蔣介石。無疑，這只是讓他看看而已，並非徵求他的意見，也不準備接受他提出的任何修改。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衡陽保衞戰失敗後，中國的國際地位已顯著下降。

05

關於衡陽保衞戰失敗的原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和軍令部長徐永昌都有所反思和總結。

蔣介石按照他一貫推卸責任的作風，將衡陽失守的責任歸咎於外圍援軍的“戰意消失”和行動遲緩。

他在日記中，批評兩广部隊“畏縮不前”，未能履行協同作戰的職責，“無（完成）任務與解圍之決心”，導致守城部隊孤立無援。他認為，這是衡陽保衞戰失敗的關鍵。

這裏順便提一句，方先覺回到重慶後，儘管蔣介石為了自己的面子，表面上稱讚方先覺為“軍人之典範”，又是授勳，又是舉行歡迎會，但私下裏卻對方先覺最終未“以身殉國”極為不滿，認為其“不能殉職”“被敵所俘而屈”，使“軍譽與軍校皆蒙不白之污辱”。

徐永昌的總結，更側重於從戰術細節和指揮邏輯的角度分析衡陽保衞戰的失敗。他認為，國軍長期依賴外援和正面防禦，缺乏敵後遊擊牽制和靈活機動的戰術配合，導致日軍能集中兵力圍攻衡陽。這種狀況，本質上是國軍戰略僵化與戰力不足的體現。

總的來説，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高層，對衡陽保衞戰失敗的反思和總結，皆流於表面。他們不懂得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就軍事而論軍事，找不到問題關鍵。

衡陽保衞戰的失敗，乃至整個抗戰期間國軍連續的失敗及拙劣表現，源於國民黨政權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權的兩個核心特徵，封建性與買辦性。

封建性和買辦性在國民黨的軍事體系、資源調配、戰略決策等層面產生了一系列深層次影響，最終導致了衡陽保衞戰的失敗，以及一系列“會戰”的失敗。

一、階級私利凌駕於民族利益之上，造成軍事體系的割裂與低效；

國民黨政權的階級本質，決定了其核心利益是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而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

這一屬性在國軍內部，表現為派系林立，國軍既不是“國家的軍隊”，也不是國民黨的“黨軍”，而是大大小小新軍閥的私人軍隊，是支撐各級“軍頭”（最大的“軍頭”即蔣介石）個人權位、利益的主要工具，因此不能作為統一的民族抗戰力量被統一調度和使用。

在衡陽保衞戰中，方先覺的第10軍是蔣介石等嫡系“中央軍”，外圍援軍則多為地方軍閥的“雜牌”部隊，“中央軍”內部，“雜牌”軍內部，又有不同派系，相互之間有很深隔閡。

衡陽被圍後，外圍可以迅速有效增援衡陽的部隊包括王耀武部（第六戰區）、薛嶽部（第九戰區）及餘漢謀部（粵軍），但三方均“出工不出力”，坐視衡陽陷落。

在1943年的常德會戰中，薛嶽命令第10軍馳援，但因方先覺指揮失誤，導致預10師遭日軍伏擊、師長陣亡，王耀武嫡系57師險些全軍覆滅，自此王、方結仇，衡陽告急時，王耀武雖受命率“中央軍”精鋭74軍馳援，卻走走停停，行動遲緩。 

粵軍餘漢謀部第62軍曾一度逼近衡陽郊外，卻突然被調往祁陽，表面因“戰略需要”，實為避戰。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因與蔣介石爭奪指揮權，且不滿方先覺在長沙會戰時不聽指揮，執意要借衡陽被圍看他的笑話，所以對增援衡陽推三阻四。

衡陽保衞戰的持續時間長達47天，如果外圍國軍克服一切困難全力增援，縱使不能全殲日軍，迫使日軍解圍是完全可能的，之所以會出現“友軍有難，不動如山”的局面，本質是封建割據下，軍閥視軍隊為個人私產，拒絕協同的必然結果。

二、深重的階級壓迫，使得國民黨政權無法有效動員人民支持抗戰；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背叛國民革命，國民黨在農村的統治基礎完全轉向地主鄉紳。

在經濟上，國民黨的階級政策導致民生凋敝，大地主通過高利貸、土地兼併等壓榨農民，買辦資產階級通過壟斷經濟掠奪財富，底層民眾在苛捐雜税和通貨膨脹的重重壓迫下苦不堪言，對國民黨政權缺乏認同感。

農村的基層政權完全被地主鄉紳把持，他們充任保甲長，極力把抗戰負擔轉嫁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為此瞞報人口、截留税收，導致兵員、糧秣徵集困難，使湖南本可用來支持抗戰的人力物力資源不能被有效地組織和利用。

據相關資料，衡陽守軍每日需要軍糧200擔，實際到位不足50擔。

在衡陽保衞戰前後，因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迅速貶值，幾成廢紙，所以很多地方農民藏糧不售，必須靠軍隊武力征集，但這又更加惡化了軍民關係，甚至出現嚮導故意誤導國軍解圍部隊的情況。

國民黨的封建性，也體現為軍隊內部的腐敗與階級壓迫。比如第10軍在戰前實員1.7萬，卻向軍政部報2.2萬，多出來的軍餉，即成為方先覺與各師師長等高級將領的外快。這種狀況還使得重慶統帥部無法準確掌握衡陽守軍的實力。

高附加值的軍火，更成為各級軍官發財的“黑洞”。比如戰前倉庫賬目顯示炮彈準備充足，但實戰中卻發現30%炮彈已經受潮失效，士兵領到的子彈很多也已經失效，因為優質軍火已經被部隊主官勾結軍需官倒賣了。

由於軍需物資被層層剋扣，士兵長期處於飢餓、半飢餓狀態，甚至拿不動槍，在湖南的盛夏酷暑中，非戰鬥減員人數遠超戰損人數，傷員傷口生蛆、瘟疫流行，許多傷兵因無藥醫治，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殺，逃兵率激增，衡陽保衞戰開始前，整個湖南國軍的逃亡率高達25%。

試問，這樣士氣的部隊，又如何能夠進行有效抗戰呢？

國民黨的階級性排斥人民參與，對人民的組織化懷有本能的恐懼。因此，在衡陽保衞戰中，雖有少數民眾自發支援第10軍，協助修工事，破壞日軍交通線等，但缺乏系統性的民眾動員和組織，無法形成“軍民一體”的防禦體系，守軍的補給、情報等只能依賴自身，難以支撐長期消耗。

1944年8月12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毛主席親自撰寫的社論《衡陽失守後國民黨將如何》，一針見血地指出：“總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國民黨包辦，不要人民干與。”“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麼都無從談起。要民眾，雖危險也有出路；不要民眾，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團。”

三、買辦性體現為依附性，使國民政府無法根據中國的民族利益獨立決定軍事戰略；

由於國民黨政權的買辦性，在整個抗戰期間，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始終缺乏信心，而把勝利的基點放在英美援助上。

蔣介石的這種心理，使得國軍正面戰場的戰略，漸漸失去自主性，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參戰之後，國民政府的軍事戰略基本變成了美國全球戰略的附屬物，在資源分配上，更優先滿足與英美利益直接相關的方向，而非一線戰場的迫切需求。

這種依附性的戰略方針，在抗戰後期，產生了嚴重後果，成為豫湘桂大潰敗的原因之一。

1944年，蔣介石將英美重視的滇緬戰場視為“爭取國際援助、提升國際地位”的核心，戰略重心向西南傾斜，對日軍“一號作戰”（含衡陽方向）的嚴重性判斷不足。

衡陽保衞戰爆發時，正值中國遠征軍第二次入緬作戰的關鍵階段，國民黨軍隊將大量精鋭兵力，如第11集團軍、第20集團軍等，含多個美械師，投入滇緬戰場，而衡陽守軍僅為第10軍3個師，加上配合作戰的暫編54師，約1.7萬人。

儘管衡陽戰略意義重大，且危在旦夕，但因滇緬戰場牽制了國軍主力，始終無法得到有力增援。

蔣介石將一切資源都向遠征軍傾斜，使遠征軍成為國民黨軍隊中裝備最精良的部隊，但這種資源傾斜導致國內戰場（包括衡陽）的後勤保障進一步緊張。

衡陽守軍的彈藥、糧食、藥品等補給長期短缺，雖有少量空投，但遠不能滿足需求，原本可用於國內戰場的運輸力量（如汽車、騾馬）被大量調往滇西，加劇了衡陽前線的補給困難，直接影響了守軍的持續作戰能力。

由於國民黨政權的在經濟和軍事上嚴重依賴外國援助，缺乏自主的國防工業體系，軍火也難以支撐長期戰爭。

比如，衡陽保衞戰開戰一月，手榴彈消耗即達85%，炮彈、子彈、重武器等也面臨短缺，由於此時美國援助重點轉向歐洲，對中國的軍事援助減少，衡陽守軍難以得到持續補充。日軍則憑藉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持續生產武器和物資，形成對守軍的火力壓制。

質言之，衡陽之敗，根本原因在於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反動與落後，亦即封建性與買辦性，正如毛主席在《衡陽失守後國民黨將如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這次衡陽之戰，再一次證明，沒有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即使兵多，即使取得制空權，即使武器好，還是沒有用的。”

06

與國民黨在豫湘桂（包括衡陽）的大潰敗呈鮮明對照的是，在同一時期，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已經開始了局部反攻，並提出了“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戰略方針。

至1945年春，解放區軍民共收復縣城100餘座，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攻克日偽據點數千處，將日軍壓縮在主要交通線和大城市周圍，極大改善了敵後戰場的態勢。

解放區的局部反攻打破了日軍的“囚籠政策”，恢復並擴大了抗日根據地，為1945年8月的全面反攻儲備了兵力、物資和戰略空間。局部反攻也是中國敵後戰場從戰略相持向戰略反攻過渡的關鍵環節，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反法西斯作戰。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地位，正是在和國民黨由於政治上的反動與落後所導致的不斷潰敗的比較中，才得以凸顯！

今天，紀念抗戰勝利80週年，必須總結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失敗的教訓，以警示後人，避免重蹈覆轍，否則，即失去紀念的意義。

謹以此文，緬懷在衡陽保衞戰中殉國的國軍第10軍基層官兵，緬懷方先覺投降後被日軍屠殺的第10軍戰俘和傷兵，緬懷在衡陽淪陷後被日軍屠殺的衡陽市民！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人民偉大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