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中學歷史課本與帝國敍事：誰在書寫亞歷山大？_風聞

 提示：“GCSE 教材”就是 14–16 歲學生使用的官方中學歷史課本（Key Stage 4）。它由 AQA、Edexcel、OCR 等考試局統一編寫大綱，出版社（如 Hodder、Oxford、Cambridge）配套出書，課堂直接當課本使用。

GCSE中關於亞歷山大東征的核心內容（簡化羅列）

*1.  時間軸與關鍵事件：*公元前 334 年渡達達尼爾海峽，公元前 333 年伊蘇斯戰役敗大流士三世，公元前 332 年陷泰爾城、入埃及建亞歷山大里亞，公元前 331 年高加米拉決戰滅波斯主力，公元前 326 年印度河擊敗波羅斯王，前 323 年病逝后帝國分裂。

*2.敍事定位：*稱其為 “2000 年前的全球化預演”，強調希臘文化與東方文明的 “融合效應”，將新建城市網絡（如埃及亞歷山大里亞、中亞撒馬爾罕）視為 “文明橋樑”。

*3.  評價導向：*雖提及泰爾屠城、波斯波利斯被焚等事件，但歸結為 “進步代價”，突出希臘語成為 “通用語”、犍陀羅佛像 “風格融合” 等 “積極遺產”。

*4.  教學要求：*考試需引用希臘文獻（如阿里安《遠征記》）與 “考古證據”，強化敍事的 “學術可信度”。

      

​當英國 GCSE 教材用上述精確到月份的時間軸、彩色地圖上的箭頭和 “史料互證” 的學術儀式，將亞歷山大東征包裝成 “文明融合的先驅實踐” 時，這種經過精心編碼的歷史敍事已超越教育範疇，成為塑造文明等級論的隱性工具。以何新為代表的 “西史辨偽” 思潮對這類敍事的系統解構，不僅是學術考據的交鋒，更是對被權力話語壟斷的歷史解釋權的重新爭奪 —— 其背後，是兩種文明觀、兩種世界秩序想象的碰撞。   

 一、英國課本的偽史建構：對下一代的認知殖民與全球洗腦

英國教材對亞歷山大東征的敍事，本質是一套精心設計的 “歷史認知編程”。課本將泰爾城 3 萬平民的死亡描述為 “打破城邦壁壘的必要犧牲”，卻對考古發現的兒童骸骨（脖頸處有明顯砍痕）避而不談；將波斯波利斯的宮殿焚燬解釋為 “對波斯入侵希臘的象徵性復仇”，卻隱瞞了考古證實的 “系統性掠奪”—— 火災層中發現的希臘式印章戒指，印證了士兵對黃金雕像的熔燬行為。這種選擇性敍事通過以下三重機制完成洗腦：

教材用卡通化插圖（如亞歷山大與羅克珊娜的 “聯姻和平” 畫像）消解戰爭殘酷性，配套練習冊要求學生 “計算希臘文化傳播的距離”（從馬其頓到印度河），卻從不設置 “計算戰爭死亡人數” 的題目。更具操控性的是其設計的考題，如 AQA 2023 年樣卷中 “説明亞歷山大在泰爾圍城時的軍事策略” 一題，將焦點完全放在攻城技術細節，卻絕口不提這場戰役導致的 3 萬平民死亡，這種命題導向強制學生從 “勝利者視角” 思考問題，在答題過程中完成對暴力行為的心理脱敏。而 “亞歷山大東征的最大影響是文化傳播而非軍事征服” 這道 12 分論述題，更是通過分值設置暗示 “文化傳播” 為更優答案，迫使學生主動搜尋希臘語擴散、藝術風格融合等 “積極證據”，在學術訓練的名義下完成對侵略本質的認知置換。這種修辭策略讓青少年在潛移默化中接受 “西方文明傳播必然伴隨其他文明犧牲” 的霸權邏輯，正如 19 世紀英國課本教導學童 “計算殖民地棉花產量” 而非 “計算饑荒死亡人數”，當代教材延續了這種將暴力 “數據化” 的殖民教育邏輯。

當教材宣稱 “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藏書 70 萬卷” 時，從不説明這一數字源自公元 1 世紀的誇張記載，且考古僅發現 600 餘塊破損泥板；當引用 “犍陀羅佛像證明文化融合” 時，刻意隱瞞其年代晚於東征 400 年的事實。這種 “學術包裝術” 通過腳註中的 “權威出處”（如 “據牛津大學 XX 教授考證”）建立可信度，讓學生在質疑時產生 “挑戰學術權威” 的心理障礙。這種認知控制比明火執仗的宣傳更隱蔽 —— 它讓被洗腦者相信自己的判斷是 “獨立思考” 的結果，實則早已被預設了思維軌道。

這套教材通過 IB 課程、國際學校等渠道向 120 多個國家推廣，在非西方世界形成 “二次洗腦”。中國某國際高中的課堂討論中，學生普遍認為 “亞歷山大比秦始皇更偉大，因為他推動了全球化”，這種認知偏差正源於教材中 “軍事征服 = 文明進步” 的隱性邏輯。當發展中國家的青少年接受 “西方自古就是全球化主導者” 的敍事，他們對自身文明的歷史認同便會被削弱，進而在現實中默認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 “具有歷史必然性”。

二、西方偽造歷史的三重危害：從認知扭曲到現實霸權

英國教材中 “亞歷山大 = 全球化先驅” 的公式，本質是將 19 世紀殖民邏輯逆向投射到古典時代。當泰爾屠城的 3 萬具屍體被輕描淡寫為 “文化融合的必要代價”，當波斯波利斯的烈焰被解讀為 “打破文明隔閡的火種”，這種敍事實際上完成了對侵略行為的道德豁免。現代考古學界早已發現，所謂 “希臘化城市網絡” 中，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的希臘式建築地層最早不早於公元前 2 世紀，比教材宣稱的建造時間晚了百年以上，卻仍被用作 “亞歷山大規劃全球化” 的證據。這種時空錯位的歷史書寫，潛移默化地向學生傳遞着 “西方擴張天然具有進步意義” 的認知，為當代西方中心論的全球秩序提供了歷史合法性 —— 正如殖民時期英國課本將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描述為 “文明傳播的商業載體”，二者在邏輯上一脈相承。

英國考試評分標準要求 “必須同時引用希臘作家與非希臘考古證據”，看似追求客觀，實則預設了史料權重的不平等。阿里安《遠征記》中 “亞歷山大單騎衝陣” 的文學性描寫，與巴比倫天文日誌中 “國王入城” 的簡單記錄被強行納入同一證據鏈，前者的戲劇化敍事往往被賦予更多解釋權。更值得警惕的是，當 “西史辨偽” 學者指出犍陀羅佛像的希臘風格最早出現在 1 世紀（距亞歷山大東征已 400 年），無法證明所謂 “即時文化融合” 時，西方學界卻以 “文化滯後效應” 為由搪塞，這種 “雙重標準” 使得非西方史料永遠只能作為西方敍事的註腳。這種學術霸權的直接後果是，全球歷史研究長期陷入 “西方記載為綱，東方文物為證” 的怪圈，中國漢代史書《史記》中關於安息、大夏的記載因與希臘敍事不符，在國際學界常被邊緣化。

亞歷山大東征的 “後勤不可能” 問題，恰是這種操控的典型案例。按現代軍事學計算，4 萬大軍每日需消耗至少 120 噸糧食、40 萬升飲水，在沒有標準化兵站的古代中亞草原，這一需求遠超當地承載力。但教材通過將遠征分割為 “渡河 - 戰役 - 聯姻” 等孤立節點，用彩色箭頭掩蓋了地理空間中的物質限制。這種碎片化敍事製造了 “歷史可以脱離物理規律” 的認知錯覺，為後續一系列偽史鋪墊了接受基礎 —— 從 “荷馬史詩中特洛伊戰爭的精確年代” 到 “羅馬帝國疆域的誇大記載”，均遵循着 “切割時空、迴避邏輯” 的同一套路。當學生習慣了 “亞歷山大 10 年遠征無需考慮後勤” 的設定，便更容易接受 “羅馬軍團跨越三大洲無需解決補給” 的敍事，最終形成對西方古代文明的神話式想象。

三、“西史辨偽” 的歷史使命：重構文明對話的平等基礎

“西史辨偽” 並非簡單否定歷史事件，而是拒絕將歷史強行納入 “西方主導的進步鏈條”。何新指出的 “文藝復興後希臘文獻井噴式出現” 現象，經碳十四檢測證實，許多宣稱來自古希臘的手稿紙張實際製作於 15-16 世紀，與所謂 “原作年代” 相差千年。這種文獻考辨的意義，在於揭穿 “西方文明自古優越” 的神話 —— 亞歷山大東征的真實面貌，更可能是一場規模有限的軍事劫掠，而非 “全球化規劃”，其所謂 “遺產” 更多是後世西方為構建文明譜系而進行的追溯性賦予。正如中國考古發現的漢代 “五星出東方” 織錦，證明了東亞與中亞的文化交流早於亞歷山大時代，卻因不符合 “西方開啓全球化” 的敍事而被國際學界選擇性忽視，“西史辨偽” 的使命正在於讓這些被遮蔽的歷史真相重見天日。

“西史辨偽” 強調 “歷史必須經得起物理規律檢驗”，這一原則直指偽史敍事的軟肋。當英國教材迴避亞歷山大大軍的飲水來源問題時，中國考古學家通過對居延漢簡中 “軍屯糧草記錄” 的研究，重建了漢代軍隊的後勤體系，為古代軍事行動的物質基礎提供了可信參照。這種 “以物質遺存為核心” 的研究方法，正在重塑全球史研究的標準 —— 近年來，國際學界對 “羅馬帝國人口數量” 的修正（從 2 億下調至 6000 萬），正是受到類似思路的影響。“西史辨偽” 推動的這種轉向，不僅是學術方法的革新，更是對 “歷史可以被文字敍事隨意建構” 的根本否定。

在亞歷山大東征的敍事中，波斯、埃及、印度等文明始終處於 “被影響者” 的被動地位，其自身的歷史記載被邊緣化。“西史辨偽” 通過解構西方敍事的絕對性，為這些文明的自我表達騰出空間 —— 波斯《列王紀》中對亞歷山大的負面記載、印度《往世書》中對 “雅利安入侵者” 的描述，都應獲得與希臘文獻平等的對話資格。這種多元敍事的重建，對於當代世界具有特殊意義：當中國提出 “一帶一路” 倡議時，西方常以 “新亞歷山大主義” 抹黑，而 “西史辨偽” 揭示的真相恰恰證明，古代東西方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 “西方輸出”，而是多元文明的平等互鑑，這為今天的文明對話提供了更真實的歷史基礎。

歷史的書寫從來都是權力的角力場。英國教材用那句 “Alexander’s lightning campaign tore the Persian Empire apart, left a trail of ruined cities and broken lives, yet also opened the East to Greek ideas and opened the West to Eastern wealth”（亞歷山大的閃電戰瓦解了波斯帝國，留下滿目瘡痍的城市與破碎的生命，卻也讓東方接納了希臘思想，讓西方接觸了東方財富）作結，以 “yet”（然而）的轉折完成了對侵略行為的最終赦免 —— 這種敍事邏輯恰是西方中心論的終極表達：承認破壞，卻將其轉化為文明進步的墊腳石。而 “西史辨偽” 的意義，正在於撕碎這層修辭的偽裝，讓泰爾城的骸骨、波斯波利斯的灰燼與犍陀羅佛像的真相共同發聲。當我們拒絕接受 “西方永遠是歷史主導者” 的預設，才能真正理解：人類文明的敍事，從來不該由單一文明書寫，而 “西史辨偽” 所捍衞的，正是這種多元共生的歷史正義。（微信公眾號【雁木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