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應對“蘇軍壓境、美軍封海”的備戰，重塑了中國工業命脈_風聞

【導讀】2025年開年至今，世界各地戰火頻仍，徹底戳破了人們對世界和平的天真幻想。俄烏戰爭進入第三年，歷經數輪談判，至今未有起色。巴以衝突螺旋式升級，國際調解杯水車薪、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政府火上澆油，加沙地帶淪為死亡與饑荒肆虐的人道主義煉獄。舊的衝突未見曙光，新的戰火又已燃起：伊以衝突再度爆發，伊核問題再度成為世界焦點；泰柬、印巴邊境同樣摩擦不斷。然而，在這一系列亂局中，我們尤其注意到，國際調解的作用愈發微弱，英法德等歐洲中等強國勤於斡旋卻有心無力，少數大國的意志與博弈再度佔據上風。必須承認，大國政治已強勢迴歸。

與大國政治同步迴歸的，當是大國地理。在這個地緣政治衝突頻出，新帝國主義威脅迫近的時代，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地理縱深的戰略價值。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便已提出“優化重大生產力佈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將目光再次投向西南內陸。本文由此切入，指出這一規劃與冷戰時期中國基於備戰考量展開的“三線建設”，在區位選擇與戰略目標上一脈相承。“備戰目標”與“佈局調整”是三線建設的兩大關鍵，二者相輔相成，通過將國防工業安排在不易受攻擊的內陸腹地，既實現了關鍵產業備份，保障戰時後方生產能力；又帶動了周遭基礎設施建設，調整了我國的工業與交通佈局。這一針對帝國主義安全威脅的應急之舉，因而在客觀上推動了我國內陸地區工業化與現代化發展，具有跨時代的意義。

新時期的國家戰略腹地建設，須在繼承三線建設物質與精神遺產的基礎上有所超越。在產業備份、地理重塑之外，還需兼顧對外開放；充分發揮我國內陸地區經濟、資源、人口優勢，使其從孤立隔絕的工業飛地，變為與區域內外互聯互通的新基地。以更開闊的戰略眼光，望向廣袤的亞歐大陸，是當下建設國家戰略腹地應有的大國地理視野。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國家戰略腹地：

超越三線建設的大國地理重塑

嚴鵬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202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考察時，強調四川是我國發展的戰略腹地；[1]當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優化重大生產力佈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2]很顯然，“國家戰略腹地”是一個區域經濟概念，指向遠離沿海一線的內陸地區。此後，學界尤其川渝地區的學者對國家戰略腹地的建設問題多有探討，並將其與歷史上的“三線建設”聯繫起來。[3]“國家戰略腹地建設”的地理位置，與它所包含的“產業備份”的目標，確實與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基於備戰考慮在大西南進行的三線建設，同屬對大國經濟地理的戰略性重塑。然而，新時代的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在繼承三線建設的物質與精神遺產的同時，必須有所超越，為應對百年未有之歷史變局構築一個適應新時代的大國地理基礎。

**▍**大國政治的迴歸需要大國地理作為基礎

在2025年開年即遭遇當代“慕尼黑時刻”的今時今日，傳統地緣政治與現實政治作為歷史迴歸的主要內容之一，強烈刺激着人們的感官。隨着歷史一起迴歸的，還有地理。如果説，“歷史迴歸論”對應的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那麼，地理迴歸論則源於“世界是平的”這一後冷戰時代全球化理想的幻滅。在俄烏戰爭爆發十年前，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羅伯特·D. 卡普蘭寫道：“我們越是對當前的事件疲於應付，個人及其選擇就越顯得重要；而當我們跨越百年曆史審視問題時，地理則會起到更重要的作用。”[4]歷史迴歸的齒輪一旦轉動，地理就成為現實政治重返現實世界的着力點。卡普蘭關心的是地緣政治衝突，在2014年以後的東歐由夢魘變為現實。而地緣政治，就其本意來説，首先便是“地理的”政治。

在地緣政治中，大國間的縱橫捭闔是推動形勢變化的主要力量，當前的歷史迴歸，最突出的表現即為大國政治的迴歸。毫無疑問，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人類文明的出路所在。但在此過程中，我們依然需要正視傳統大國政治，建立大國地理的視野。

以“腹地”這一概念為例，小國因國土規模限制，不存在真正具有戰略意義的腹地。卡普蘭對此直言不諱：“中小型國家，如以色列、英國、法國、伊朗，不能承受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等陸權大國所能承受的同級別打擊，因此他們的核威懾戰略缺乏必要的可信度。”[5]自2022年俄烏戰爭以來，卡普蘭的論點不斷被現實所印證。一方面，烏克蘭雖然不是大國，但也是國土廣袤的國家，這使未完成再工業化的俄羅斯無法輕鬆將戰線前推；另一方面，圍繞着這場戰爭展開的外交博弈與因這場戰爭而引發的經濟動盪，已經使英、法、德等歐洲中等強國暴露其欠缺硬實力的軟肋，這種中等強國的有心無力恰是大國政治迴歸的註腳。在工業革命侷限於西方少數國家的時代，“大國”的標準或許不是以國土規模，而是以軍事-工業綜合體的實力來衡量。但在世界工廠已經轉移到東方的今天，軍事工業綜合體的實力本身就受到國土與人口規模的影響。人類工業文明的地理格局變遷，重新定義了21世紀的大國與大國政治。

大國地理是一種多維度的複雜變量，國土規模、氣候條件、資源分佈、地緣區位以及產業格局，都可以被歸入其中。純粹的自然地理條件，如地形、氣候、土壤、水文、礦產資源等，對現代經濟發展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而地理對經濟的影響，最終會傳導至政治。所謂“地緣政治學”，其實不如改稱為“地緣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地緣政治學更看重國家間的不同區位所帶來的外交態勢，具有很強的國際關係取向。然而，一旦考慮經濟問題，則國內地理的重要性亦將顯現。大國政治之“大”，部分在於其調動資源的規模無比巨大，而巨量的資源顯然要靠國內地理的多樣性與體系性作為基本支撐。

大國地理的多樣性以自然的饋贈為基礎，而大國地理的體系性則需要靠人為活動來打造。作為世界上歷史延續性最悠久的大國，中國自文明之初就開始塑造大國地理。禹分九州，便是中國人對大國地理多樣性的最初認知。在王朝國家的廣袤空間裏，自然地理存在着多樣性，隨之帶來人文地理的多樣性，從而使大國內部形成辨識度較高的不同經濟區域，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記錄了這種分區域的大國地理知識。民國時代，冀朝鼎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認為中國古代王朝會對基於自然地理形成的區域經濟進行人為的重塑，以便穩固其統治；而由於王朝國家的公共治水工程，農業生產效率更高的“基本經濟區”便成為國家統一的物質基礎。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預見到基本經濟區這個概念在工業化時代將不再適用於中國，新的區域經濟格局將不再由自給自足的農業主導，而會被工業和國際貿易等新產業的力量重新塑造。[6]然而，這些新產業仍然需要在特定的區域裏生成與演化，且無法均質化地分佈，這就使得大國地理仍然具有區域多樣性。正是這種多樣性，區分了包含戰略意味的前沿與腹地。在冀朝鼎完成其研究後不久，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西部遼闊的腹地為中華民族的持久抗戰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間保障。這便是民國時代的大國地理對於大國政治的戰略性意義。到2025年春天，當西方老牌媒體如《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紛紛驚呼“新帝國主義時代”到來時，曾被老帝國主義視為魚肉與棋子的中國，應以一種歷史警覺性塑造新的大國地理，以應對新的帝國主義，這也是當前建設國家戰略腹地的重要意義。

**▍**三線建設對大國地理的重塑及其侷限

“三線建設”是冷戰時代中國為備戰而在腹地進行的現代經濟建設，重塑了大國地理，為當前的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打下了基礎。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三線建設具有保密性質，但依然引起了海外觀察者與分析員的注意。美國經濟學家巴里·諾頓在1988年，依據零碎的中文公開資料，對三線建設進行了初步分析，認為這個以軍事目的為主的項目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7]這種負面評價亦存在於當時的中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隨着三線建設在官方層面的解密，中國學者陳東林、鄭有貴、武力等開始進行真正系統的研究並公開發表成果。此後，徐有威等學者又積極推動了“小三線”的研究。今天，三線建設在中國當代史研究領域已成某種熱門，一大批三線建設企業由過去的國防禁區轉為工業遺產，並積極開發工業旅遊。這種歷史變化，也使得當前的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在思想與知識層面繞不開對三線建設的認識與評估。

“三線”是一個國防地理概念，三線建設則是1964年至1980年間，中國面對惡劣的地緣政治形勢開展的以備戰為導向的基本建設，其突出特徵是對中國的工業等現代經濟部門進行再佈局，並由此重塑了大國地理。“備戰目標”與“佈局調整”是理解三線建設的兩大關鍵：備戰目標使三線建設以國防工業的建設為核心，並將建設項目安排在不易受攻擊的內陸腹地，進而調整了中國的工業與交通佈局。

從19世紀中期的洋務運動開始，中國的工業化便以軍事工業為先導。晚清的洋務重臣選擇將重要的軍工廠建在上海、福州、武漢等沿海沿江城市，既是因為造船廠本身的特點，又因為這些地區較易進口與運輸設備、原料等生產要素。隨着中國的工業化向民用工業擴展，市場經濟的力量又使其自然聚集於人口眾多且交通發達的東部與中部地區。抗日戰爭爆發前，有識之士已經擔憂中國工業側重於東、中部的“畸形”佈局不利於國防；日本全面侵華後，中國主要的工業區皆淪於敵手，證實了這種擔憂。對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來説，這是親眼見證的歷史教訓。新中國成立後，在奠定中國工業體系基礎的“156項重點工程”裏，除礦業必須根據自然資源的分佈來佈局外，鋼鐵、機械等製造業大部分被安排在長江以北。上海這一近代中國工業的中心也被有意避開。這種佈局，一方面便於援建的蘇聯從北方運送機器設備，另一方面則因為在相當一段時間裏，退據台灣的蔣介石政權還會派飛機轟炸上海等沿海城市，並利用海上優勢封鎖遠洋航線。朝鮮戰爭的爆發更加劇了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連瀋陽的工廠都分拆一部分遷往了齊齊哈爾。從這個角度説，新中國的工業化從一開始就重視國防因素，有意識地重塑產業地理。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國面對的地緣政治形勢更加險惡，除了美國侵略越南而從南方和海上構成威脅外，中蘇交惡也使東北、內蒙古等“一五”時期建設的工業基地由後方變為潛在的前線。在這種南北夾擊的地緣態勢下，作為戰時後方與反擊基地的“三線”概念應運而生。1964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提出：“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8]後來經過論證與實際建設，一線指沿海和邊疆地區，三線指四川（當時重慶屬於四川）、貴州、陝西、甘肅、湖南、湖北等內陸地區，其中西南、西北地區（川、貴、陝、甘）俗稱“大三線”，中部及沿海地區的腹地俗稱“小三線”，二線則指介於一、三線之間的中部地區。“三線建設”指的就是在三線地區投資建設，也包括將一線地區的工廠等單位遷往三線。[9]1965年3月29日，中央成立西南三線建設總指揮部，不久，又成立西北三線總指揮部。4月，中央再次成立本已撤銷的國家建設委員會，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抓好西南、西北的三線建設和一、二線的重點項目。轟轟烈烈而又嚴格保密的三線建設由此展開，歷經三個五年計劃，深刻地重塑了中國的經濟地理。1980年，隨着國家大戰略的轉向，三線建設基本結束。1983年，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三線建設進行調整，整個調整改造工作一直持續到21世紀。

以備戰為目標的三線建設，實現了中國戰略性產業的備份，確保強敵從一線進攻、摧毀或佔領當地重要軍工廠時，後方仍能保持相當的軍工生產能力支撐反擊。例如，汽車工業較為先進的大型汽車廠原本只有吉林長春的第一汽車廠，三線建設則在湖北十堰建設了第二汽車廠。“一五”時期，蘇聯援建了“156項工程”中位於黑龍江富拉爾基的第一重型機器廠，三線建設時期建成的第二重型機器廠則設於四川德陽。諸如此類的案例不勝枚舉。可以説，三線建設是在內陸腹地重新打造了一個以國防工業為中心的現代工業體系，而其中的不少工廠，本身就是將一線地區工廠的人員、設備一分為二，直接遷到三線地區去的。這種產業備份思想體現於三線建設的頂層設計中。1964年，薄一波在關於企業搬家問題的報告中稱：“有些全國‘只此一台’、負荷又很滿的關鍵設備，要採取措施，在三線另搞一台。”[10]1970年的報告顯示，經過幾年建設，四川、雲南和貴州的產業備份工作使西南地區的機械加工能力接近老工業基地東北的水平，其設備更是彙集當時國內之精華。除了製造業的工廠外，三線建設也重視交通與能源的建設。1964年11月，鐵道部撰寫了一份為防止突然襲擊而調整全國鐵路樞紐佈局的措施方案，提到當時全國的26個鐵路與港口樞紐有14個位於一線、5個位於二線，而三線的成都、重慶、昆明與貴陽這4個新樞紐必須重新佈局。該方案還包括要修建12條戰略鐵路線。[11]在三線建設期間，全國重要交通幹線的投資與建成投產後的分佈明顯西移，尤其移向了西南地區。西部地區的公路里程1970年佔全國的32.2%，到1980年仍佔到32.1%。[12]能源方面，三線建設投資多達428.35億元，形成50多個統配煤礦區，新增原煤開採能力11211萬噸；建成68座大中型水、火電站，新增裝機容量1872萬千瓦，高壓輸電線路49847公里；開發了8個油田和天然氣田，形成原油開採能力556萬噸，天然氣開採能力64億立方米。有了製造業、交通與能源基礎設施，三線地區就真正擁有可以獨立運轉的工業體系，形成了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六盤水煤炭基地、重慶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陝西航空工業基地等新的工業區。毫不誇張地説，三線建設使中國中西部內陸的工業化水平有了跳躍性的提升。

從工業化的角度説，三線建設對地區發展的意義要大於產業發展的意義。這是因為三線建設投資與新增的工業生產能力，即使沒有佈局於三線地區，也會佈局於一、二線地區。客觀地説，由於三線地區基礎條件太差，不少項目如果佈局於一、二線地區，會更快形成生產能力，並取得更大的經濟效益。然而，三線建設本身就是出於備戰目標而開展的，對其審視與評價不能只算經濟賬。一些評論以“預想中的戰爭沒有爆發”為由否定三線建設的意義，這就如同防災措施做得好防止了災難實際發生，便認為防災措施沒有用。根據解密檔案，1962年美國的《國家安全基本政策》明確提出要用核武器來威懾中國，並認為在實施局部戰爭時，美國應該準備“直接與中蘇部隊對抗”。[13]這表明，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所面臨的戰爭威脅是實際的，而非臆想的。地緣政治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恰如毛澤東在1965年所言：“有人想，等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一定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等你建設起來才打？也可能你沒有建設起來它就打，也可能你建設起來了它又不打。所以，我們要有兩手準備。”[14]這是一種真正的底線思維。此外，三線建設為原本主要是傳統農業經濟區的三線帶去了現代產業，成為三線地區在較高起點上參與改革開放的基礎。如果沒有三線建設，中西部內陸要發展經濟，還需重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投資，現代化的時間會更加滯後，部分條件也可能不會如三線建設時期那麼有利。對這一問題的終極辯論將指向中西部內陸要不要工業化，以及中西部內陸的人民要不要在本地建設現代文明，還是要都湧向東部沿海謀生的問題，是一種價值判斷。一旦肯定中西部內陸的人民有權在自己的家鄉建設現代文明，就應充分肯定三線建設對加速內陸地區現代化的貢獻。

但我們也要看到三線建設具體實施過程中的低效、浪費與不合理之處。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與地理有關。出於備戰考慮，三線建設的工業企業一般選址偏僻，遵循“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並不符合現代工廠的建廠原則；為了防範空襲，不少三線建設企業將生產車間乃至整個工廠搬進山洞，增加了建設與生產成本。選址與佈局的不合理，導致三線建設的一些項目未能實際建成投產，還有一些項目投產後成本負擔過重。例如，重慶八一六廠定點本在深山，被要求進洞後，軍隊一個加強工程兵團花了5年時間打洞，最後停建。再如，船舶工業的艦艇總裝廠建在三線，配套廠大部分卻在沿海；大型運輸船舶的總裝廠建在沿海，所需的大功率柴油機又建在三線，造成生產要素長距離運輸，生產時斷時續。1984年11月，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在報告中指出，在三線地區八省一市的範圍內，“進山很深，佈局分散，廠址存在嚴重問題，沒有發展前途，需要關、停、並、轉、遷的有145個，佔7%”。[15]此後，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即使一些建設成功或基本成功的三線企業，為了適應市場競爭，也不得不另選新址設廠，或將總部從深山老林搬至通衢大邑。此外，不少三線建設企業在當時作為嚴格保密的單位，與所在地方的經濟社會通常被有意隔絕起來，所代表的現代文明如同腹地裏的孤島或綠洲，沒有充分發揮溢出效應，直到改革開放後，情況才有所轉變。這些歷史侷限性，是今天的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必須超越的。

▍在新的歷史變局中建設國家戰略腹地

三線建設所打造的戰略腹地雖然是為預想中的戰爭而準備的後方，但大國地理一旦重塑，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主流的時代，西部內陸也就有了更好的條件發展較高級的現代產業，從而在進入國際大循環的時代裏，獲取比純粹初級產品生產更有利的啓動優勢。當然，當國家大戰略從自給自足的備戰建設轉為進入國際大循環發展經濟後，地理的重要性就開始淡化。人為政策重塑的大國地理再次受到自然區位的制約，現代化投資的天平從三線腹地再度倒向了一線沿海。然而，隨着地理與歷史攜手迴歸，在當前新的歷史變局裏，地理的重要性與國家戰略腹地建設的現實性得以再度展現。但歷史不會簡單重複自身，新時代的國家戰略腹地必須超越三線建設。

當前的國家戰略腹地建設與三線建設對核心區域的選擇幾乎一致。儘管三線包含的省市眾多，但從一開始，毛澤東等領導人考慮的主要就是西南，尤以川渝為重心。1964年5月，李富春在談工業佈局的縱深配備時指出：“現在是原子時代，我們整個工業的戰略佈局，必須要真正重視建設後方，搞縱深配備，戰略展開。所謂後方，一個是西南，一個是西北，現在最靠得住的還是西南。”[16]這一年的11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以其特有的歷史感提道：“四川有7000萬人口、40萬平方公里幅員。為什麼劉備能在這裏立國？蔣介石退也退到重慶，為什麼？總有個道理嘛！”[17]西南作為歷史戰略腹地的地位，是由地理決定的。我國農業資源、宜居環境和人口主要集中於胡煥庸線以東。所謂戰略腹地，並不是只要有空曠的空間縱深就能承擔。戰略腹地要進行生產，並準備軍事反攻，就必須有足夠多的人口以及養活大量人口的資源。如此一來，胡煥庸線以西的遼闊國土，可以充當一般意義上的腹地，但無法打造連片成規模的戰略腹地。而在胡煥庸線以東，以四川盆地為核心的西南恰好既處於遠離沿海的內陸，又是人口眾多的天府之國，實為自然地理為中華文明準備好的戰略腹地毛坯。三線建設雖然聚焦於工業，但從一開始，國家建委就要求“把農業當作三線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8]今天的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區域選擇，繼承了歷史，契合於地理，也應當將現代產業體系構建與生態文明建設結合起來，使國家戰略腹地具有應有的人口與資源上的涵養性。

產業備份是三線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其重塑大國地理最核心的部分。從這個角度説，一些領域裏獨一無二的關鍵企業，儘管是由和平時代的經濟規律造就的，在戰時或地緣政治衝突中，卻會成為戰略上的軟肋。近年來美國不斷致力於製造業迴流，尤其希望把半導體制造等戰略性產業重新搬回國內，除了經濟考量外，也不無軍事上的擔憂。因此，新時代的國家戰略腹地建設仍然要以重塑產業地理為核心，在被選定的建設區域內發展在緊急時刻能起到應急作用的產業鏈。在這一點上，三線建設留下了具有活力的產業基礎。

不過，今天的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在市場與開放條件下進行的，這就註定不同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三線建設。當年的三線建設是以指令方式讓人員與設備從一、二線地區流向三線地區，從而實現產業備份。這種建設方式在今天，除了極少數部門能採取外，已經不再適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戰略腹地建設一方面要依靠產業政策進行產業整體佈局，一方面要依靠市場與經濟手段吸引投資和人才。與三線建設打造了一個個具有封閉性與自給性的現代產業飛地不同的是，國家戰略腹地既是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一部分，又要堅持對外開放，這無疑增加了國家戰略腹地建設的難度。因此，國家戰略腹地的建設應鞏固實體經濟，保持軍民結合型產業鏈的發展勢頭，同時嫁接合適的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實現新時代的產業備份。三線建設以成昆鐵路等基礎設施來完成區域內與區域間的連接，國家戰略腹地在繼續升級交通網絡的同時，也以中歐班列等新的交通設施，將廣袤的亞歐大陸變為自己的經濟與資源腹地。向東看，國家戰略腹地是緊急時刻到來時支援沿海的後方；向西看，國家戰略腹地則是經略“世界島”，以打破域外大國封鎖圖謀的前進基地。這是新時代建設國家戰略腹地應有的大國地理視野。

三線建設已成歷史，曾經的秘密工廠不少已搬遷新址，留下了鏽跡斑駁的工業遺產。這些工業遺產，在今天可以活化利用，成為工業旅遊的景點，發揮紅色教育的功能。三線建設工業遺產承載與展示着一種埋名奉獻與艱苦奮鬥的工業文化。沒有這種工業文化，三線建設是無法推進的。在今天這個迥然不同的時代裏，我們需要傳承什麼精神，又需要創造什麼新的工業文化，同樣是國家戰略腹地建設的一部分，亦是有待回答的問題。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四川考察時強調 推動新時代治蜀興川再上新台階 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四川新篇章》，載《人民日報》2023年7月3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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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680~681頁。

[12]陳航等：《中國交通地理》，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頁。

[13]周建明、王成至主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解密文獻選編（1945—1972）》第1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