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世界由誰説了算？_風聞

現實世界的人文共識是社會運行的基礎，而互聯網技術對其迭代的影響已成為 21 世紀最深刻的變革之一。算法推薦機制通過精準捕捉用户偏好，正在重塑信息傳播的底層邏輯，而掌握網絡信息資源的國家和組織確實具備更強的 “局部現實塑造能力”。這一過程既包含技術必然性，也交織着權力博弈與文化碰撞。

一、算法驅動的認知重構：從信息繭房到觀念強化

算法推薦的本質是通過用户行為數據建立 “偏好模型”，其核心邏輯是用既有認知固化認知邊界。清華大學團隊的實證研究顯示，超過 57% 的活躍用户在一年交互後經歷了信息熵下降，即接觸的信息多樣性顯著降低。這種機制通過兩種路徑強化自我意識：

內容過濾的馬太效應：用户對特定類型內容的點擊、停留等行為被算法解讀為 “需求信號”，進而形成 “信息繭房”。例如，短視頻平台會持續推送同類主題內容，使用户陷入同質化信息循環。

情緒共振的放大機制：算法傾向於推薦高互動率內容，而情緒化、極化的觀點往往更容易引發共鳴。這導致羣體極化現象加劇，如社交媒體上對公共事件的對立性討論常因算法助推演變為 “輿論風暴”。

這種技術邏輯正在重塑人文共識的生成方式。傳統共識依賴公共領域的理性辯論，而算法時代的共識更易被情感動員和圈層認同主導。例如，俄烏衝突期間，算法通過推送差異化敍事，在不同國家用户羣體中塑造出截然不同的 “戰爭認知”。

二、國家能力的數字化延伸：從信息控制到現實幹預

掌握網絡信息資源的國家正將算法轉化為 “認知權力工具”，其干預方式呈現三個維度：

基礎設施層控制：通過主導域名解析、海底光纜等關鍵節點，或扶持本土平台（如中國的抖音、俄羅斯的 VKontakte），構建自主可控的信息傳播網絡。中國網信系統 2024 年處置 10946 家違法網站、關閉 10.78 萬個賬號的行動，直接體現了對網絡空間的強管控能力。

內容生產層滲透：利用 AI 生成技術（AIGC）批量製造敍事內容。印度 2024 年大選期間，各政黨通過深度偽造技術 “復活” 已故政治家、偽造對手言論，單條 AI 合成視頻播放量可達千萬級。俄羅斯在 2007 年愛沙尼亞網絡戰中，通過殭屍網絡發動分佈式拒絕服務攻擊，同時傳播偽造新聞引發社會恐慌。

用户行為層引導：通過算法干預熱搜榜單、調整推薦權重，影響公眾議題優先級。例如，微博通過公示熱搜算法規則、上線 “熱度標籤”，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議程設置的透明化，但本質仍是平台與監管者的共識管理工具。

這種能力使國家得以將虛擬空間的認知塑造轉化為現實影響力。例如，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中通過機器人賬號製造 “恐俄輿論閃電戰”，每小時發佈 3.8 萬條推文，直接影響國際社會對沖突的立場。

三、技術權力的博弈與制衡：從單極霸權到多極競合

網絡信息資源的爭奪正在重塑國際權力格局，但這一過程呈現複雜的博弈特徵：

技術先發國家的雙重角色：美國等西方國家既是算法技術的發明者，也是濫用者。其通過滲透科技公司（如谷歌、Meta 僱傭前中情局特工）控制全球信息流，同時指責他國 “干預選舉”。這種雙重標準加劇了國際信任赤字。

新興國家的差異化反制：俄羅斯通過強化軍事 - 能源複合影響力支點，中國通過 “一帶一路” 數字基建輸出技術標準，印度則利用人口紅利發展本土 AI 生態，形成對西方技術霸權的制衡。

國際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儘管聯合國推出 “認證信息” 項目對抗虛假信息，但各國在算法透明度、數據主權等問題上的分歧難以彌合。例如，歐盟《AI 法案》強調倫理審查，而美國更注重技術創新自由，這種差異導致全球治理框架遲遲未能建立。

值得警惕的是，技術權力的集中可能催生新型霸權。當某國同時掌握算法核心技術、數據資源和平台控制權時，其 “改變局部現實” 的能力將突破傳統地緣政治邊界。例如，深度偽造技術可在數小時內偽造領導人講話視頻，直接影響外交決策或引發社會動盪。

四、未來的破局之道：技術向善與共識重構

面對算法主導的人文迭代，需構建技術 - 制度 - 文化三位一體的制衡機制：

技術層面的糾偏設計：

開發 “反繭房算法”，強制插入異質化信息。例如，快手的 “正能量算法” 增加對 “温暖”“信任” 等正向內容的推薦權重。

推動算法透明化，如抖音開設 “安全與信任中心” 公開推薦邏輯，微博公示熱搜規則。

制度層面的全球共治：

建立跨國算法倫理審查機制，參照歐盟《AI 法案》制定分級分類的技術應用標準。

強化數據主權保護，通過國際協議限制 “數據殖民”，如非洲國家推動的《數據治理框架》。

文化層面的價值重構：

倡導 “算法素養” 教育，培養用户的批判性思維。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將 “數字公民課程” 納入基礎教育體系。

推動多元文化的算法表達，避免西方中心主義敍事壟斷。如非洲電信公司 Orange 用本土語言訓練 AI 模型，減少對英語數據的依賴。

互聯網技術對人文共識的影響並非單向的 “算法主導”，而是技術邏輯、權力博弈與文化自覺共同作用的結果。未來的關鍵不在於否定技術，而在於將算法從強化偏見的工具轉化為認知拓展的橋樑。當國家和組織能以 “共商共建共享” 原則運用網絡資源，技術才能真正服務於人類文明的包容性發展 —— 這既是應對算法霸權的現實選擇，也是守護人文共識的終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