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世界由誰説了算?_風聞
江云天-47分钟前
現實世界的人文共識是社會運行的基礎,而互聯網技術對其迭代的影響已成為 21 世紀最深刻的變革之一。算法推薦機制通過精準捕捉用户偏好,正在重塑信息傳播的底層邏輯,而掌握網絡信息資源的國家和組織確實具備更強的 “局部現實塑造能力”。這一過程既包含技術必然性,也交織着權力博弈與文化碰撞。
一、算法驅動的認知重構:從信息繭房到觀念強化
算法推薦的本質是通過用户行為數據建立 “偏好模型”,其核心邏輯是用既有認知固化認知邊界。清華大學團隊的實證研究顯示,超過 57% 的活躍用户在一年交互後經歷了信息熵下降,即接觸的信息多樣性顯著降低。這種機制通過兩種路徑強化自我意識:
內容過濾的馬太效應:用户對特定類型內容的點擊、停留等行為被算法解讀為 “需求信號”,進而形成 “信息繭房”。例如,短視頻平台會持續推送同類主題內容,使用户陷入同質化信息循環。
情緒共振的放大機制:算法傾向於推薦高互動率內容,而情緒化、極化的觀點往往更容易引發共鳴。這導致羣體極化現象加劇,如社交媒體上對公共事件的對立性討論常因算法助推演變為 “輿論風暴”。
這種技術邏輯正在重塑人文共識的生成方式。傳統共識依賴公共領域的理性辯論,而算法時代的共識更易被情感動員和圈層認同主導。例如,俄烏衝突期間,算法通過推送差異化敍事,在不同國家用户羣體中塑造出截然不同的 “戰爭認知”。
二、國家能力的數字化延伸:從信息控制到現實幹預
掌握網絡信息資源的國家正將算法轉化為 “認知權力工具”,其干預方式呈現三個維度:
基礎設施層控制:通過主導域名解析、海底光纜等關鍵節點,或扶持本土平台(如中國的抖音、俄羅斯的 VKontakte),構建自主可控的信息傳播網絡。中國網信系統 2024 年處置 10946 家違法網站、關閉 10.78 萬個賬號的行動,直接體現了對網絡空間的強管控能力。
內容生產層滲透:利用 AI 生成技術(AIGC)批量製造敍事內容。印度 2024 年大選期間,各政黨通過深度偽造技術 “復活” 已故政治家、偽造對手言論,單條 AI 合成視頻播放量可達千萬級。俄羅斯在 2007 年愛沙尼亞網絡戰中,通過殭屍網絡發動分佈式拒絕服務攻擊,同時傳播偽造新聞引發社會恐慌。
用户行為層引導:通過算法干預熱搜榜單、調整推薦權重,影響公眾議題優先級。例如,微博通過公示熱搜算法規則、上線 “熱度標籤”,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議程設置的透明化,但本質仍是平台與監管者的共識管理工具。
這種能力使國家得以將虛擬空間的認知塑造轉化為現實影響力。例如,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中通過機器人賬號製造 “恐俄輿論閃電戰”,每小時發佈 3.8 萬條推文,直接影響國際社會對沖突的立場。
三、技術權力的博弈與制衡:從單極霸權到多極競合
網絡信息資源的爭奪正在重塑國際權力格局,但這一過程呈現複雜的博弈特徵:
技術先發國家的雙重角色:美國等西方國家既是算法技術的發明者,也是濫用者。其通過滲透科技公司(如谷歌、Meta 僱傭前中情局特工)控制全球信息流,同時指責他國 “干預選舉”。這種雙重標準加劇了國際信任赤字。
新興國家的差異化反制:俄羅斯通過強化軍事 - 能源複合影響力支點,中國通過 “一帶一路” 數字基建輸出技術標準,印度則利用人口紅利發展本土 AI 生態,形成對西方技術霸權的制衡。
國際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儘管聯合國推出 “認證信息” 項目對抗虛假信息,但各國在算法透明度、數據主權等問題上的分歧難以彌合。例如,歐盟《AI 法案》強調倫理審查,而美國更注重技術創新自由,這種差異導致全球治理框架遲遲未能建立。
值得警惕的是,技術權力的集中可能催生新型霸權。當某國同時掌握算法核心技術、數據資源和平台控制權時,其 “改變局部現實” 的能力將突破傳統地緣政治邊界。例如,深度偽造技術可在數小時內偽造領導人講話視頻,直接影響外交決策或引發社會動盪。
四、未來的破局之道:技術向善與共識重構
面對算法主導的人文迭代,需構建技術 - 制度 - 文化三位一體的制衡機制:
技術層面的糾偏設計:
開發 “反繭房算法”,強制插入異質化信息。例如,快手的 “正能量算法” 增加對 “温暖”“信任” 等正向內容的推薦權重。
推動算法透明化,如抖音開設 “安全與信任中心” 公開推薦邏輯,微博公示熱搜規則。
制度層面的全球共治:
建立跨國算法倫理審查機制,參照歐盟《AI 法案》制定分級分類的技術應用標準。
強化數據主權保護,通過國際協議限制 “數據殖民”,如非洲國家推動的《數據治理框架》。
文化層面的價值重構:
倡導 “算法素養” 教育,培養用户的批判性思維。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將 “數字公民課程” 納入基礎教育體系。
推動多元文化的算法表達,避免西方中心主義敍事壟斷。如非洲電信公司 Orange 用本土語言訓練 AI 模型,減少對英語數據的依賴。
互聯網技術對人文共識的影響並非單向的 “算法主導”,而是技術邏輯、權力博弈與文化自覺共同作用的結果。未來的關鍵不在於否定技術,而在於將算法從強化偏見的工具轉化為認知拓展的橋樑。當國家和組織能以 “共商共建共享” 原則運用網絡資源,技術才能真正服務於人類文明的包容性發展 —— 這既是應對算法霸權的現實選擇,也是守護人文共識的終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