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洋：不能誇大國民黨的抗戰作用_風聞

作者：郭洋

來源：《歷史評論》2025年第4期

對國民黨在抗戰中負面問題的揭露，並不是否定正面戰場的作用及國民黨軍隊中愛國官兵所作的犧牲，而是對誇大國民黨所謂抗戰“貢獻”等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駁斥。

近年來，公眾討論和學術研究中存在誇大國民黨抗戰作用的傾向。部分自稱“國軍粉”的人，通過剪輯歷史影像、改編影視劇情等方式片面強調國民黨對抗戰的所謂貢獻。某些研究片面拔高正面戰場的作用，美化國民黨抗戰形象，對於其消極抗日和軍事失誤等問題，或避而不談，或歸咎於中國共產黨的“割據”和“摩擦”。這些觀點不僅違背歷史事實，更是顛倒黑白。

抗戰意志極不堅定

國民黨在抗戰中表現出明顯的搖擺態度，從抗戰開始前其對歐美列強的長期妥協態度中就可看出端倪。為換取列強支持，國民黨在發動反革命政變後，面對列強入侵，不斷犧牲國家利益以求妥協。1928年初，在處理“南京慘案”善後事宜時，國民黨將慘案責任推卸給中國共產黨，而對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上的武裝侵略避而不談。同年，在“濟南慘案”中，國民黨再次妥協退讓。1931年，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已暴露日本關東軍的狼子野心，但國民黨依然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應對措施。因此，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後繼續採取妥協退讓態度，也就不足為奇。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國民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日本侵略者採取妥協退讓態度，壓制抗日革命力量。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試圖通過採取“不抵抗”政策“平息”，最終導致黑龍江、吉林、遼寧以及熱河四省淪陷。國民黨與日本先後簽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日本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華北地區。與此同時，國民黨調集重兵對紅軍發動五次大規模“圍剿”。面對全國人民高漲的抗日呼聲，國民黨卻表現得冷漠無情。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領導人吉鴻昌，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並處決。1935年11月，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宣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實屬為其妥協和反動政策提供藉口。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宣稱“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然而實際上，國民黨寄希望於歐美列強介入以促成停戰。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再次暴露抵抗意志不堅定的問題。其一，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衞為首的親日派集團投降叛國。大批國民黨軍隊高官打着“曲線救國”幌子，公開投敵，其中不乏一些中央委員。1939年至1944年投敵的國民黨少將以上將領就達62人之多。其二，國民黨害怕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在日本誘降之下，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方針，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9年至1943年，國民黨先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6月，國民黨第27集團軍一部襲擊新四軍平江通訊處，殺害中共湘鄂贛特委書記塗正坤在內的6名幹部。同年11月，國民黨第31集團軍一部襲擊新四軍竹溝留守處，殺害新四軍傷病員及抗日羣眾200餘人。1941年1月，國民黨第三戰區製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9000餘人大部分犧牲。其三，國民黨通過多種渠道暗中與日本侵略者展開接觸。1940年3月8日至11日，國民黨與日方代表在香港舉行四輪秘密會談。同年6月，雙方又在澳門進行所謂和平談判。

施行片面抗戰路線

國民黨不僅抗戰意志搖擺不定，而且施行片面抗戰路線，導致正面戰場不斷潰敗。

一是忽視、防範人民力量。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害怕發動羣眾，尤其忌憚武裝民眾，因此只採取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並過分依賴正規軍的陣地戰和運動戰，缺乏長遠戰略規劃，與日軍陷入一城一地的爭奪。這種戰術顯然更有利於裝備精良、軍隊現代化程度更高的日軍。儘管國民黨設立冀察戰區和魯蘇戰區以進行遊擊戰，但由於得不到民眾支持而基本失敗。其他戰區，如第三戰區和第五戰區，雖然也嘗試發動游擊戰，但實際效果微乎其微。國民黨游擊隊的構成極為複雜，多數為地痞流氓、地主武裝和土匪武裝。在游擊戰區，石友三、韓德勤等人實際充當“反共先鋒”。

二是依賴外援，寄希望於“國際干涉”。抗日戰爭是交戰雙方政治、經濟、軍事、人心和外交的總體戰，爭取外援固然重要，但這不過是外因，決定性因素在於內因。早在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天真認為國際聯盟可以主持公道。國際聯盟派出的李頓調查團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公理，因日本反對，國聯理事會要求日本撤軍的決議案“無效”。淞滬會戰期間，國民黨一心期待布魯塞爾會議能制止日本侵略，最終夢想落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着美國參戰，蔣介石開始自我膨脹。國民黨試圖依靠西南大後方，不斷接收美援，等待國際局勢出現根本性變化後，搶奪勝利果實。諷刺的是，利用美援武裝起來的精鋭部隊，最後被國民黨用於發動全面內戰。

三是缺乏主動精神，慣於消極防禦，導致陷入被動作戰困境。國民黨的戰略佈局存在嚴重缺陷，處處設防，卻處處難以固守。為保存實力，國民黨常常安排雜牌軍駐守關鍵區域，中央軍則遠遠避於安全地帶。官兵普遍士氣低落，精神萎靡。豫湘桂會戰慘敗，正是國民黨消極防禦的惡果。1944年春夏之交，國際反法西斯戰場捷報頻傳，然而，日軍突如其來的猛烈攻勢使中國戰場形勢急轉直下。日軍在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貴州等地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最終，日軍因力竭而停止進攻，陪都重慶才僥倖保全。

內部腐敗不堪

國民黨方面的史料充分證明抗戰時期國民黨內部腐敗嚴重。其自執政以來便深陷腐敗泥潭，而抗戰時期的內憂外患更加劇這一問題。“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正是其腐敗狀況的生動寫照。

首先是政治腐敗。全面抗戰初期，各級官員曾忙碌一陣，但不久竟陷入無事可做的狀態。陳克文評論道：“無事可做已成為政府機關之普遍現象。”賭博、嫖娼、走私、中飽私囊等“蔚然成風”，國家危難之際，堂堂立法院院長孫科竟以勾搭藍妮小姐為樂，鬧得滿城風雨。孔祥熙及其部下鯨吞美元公債案轟動全國。孔祥熙下屬提出由央行職員購買部分未售出的公債，得孔同意。孔祥熙和部分官員利用官價與黑市的差價，拋售公債，大發戰爭財，涉案金額高達1660萬美元。如此驚天大案，蔣介石也只是免去孔祥熙的財政部部長職務而已。政治腐敗的另一大表現是惡性派系鬥爭，政學系、CC系、黃埔系、三青團等彼此明爭暗鬥，有時甚至大打出手。

其次是軍事腐敗。國民黨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兵役制度，只好大抓壯丁。國民黨統治區的老百姓“談兵色變”。無錢無關係者就要去服兵役，這正是應徵者噩夢的開始，虐待新兵致傷致死案件頻頻發生。國民黨高官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歌舞昇平、花天酒地，而數以百萬計的青壯年士兵飽受飢餓寒冷、營養不良、瘟疫橫行等折磨。時任第71軍副軍長的陳明仁寫道：“在四團機二連晚餐，目睹搶飯情形，殊為可憐，若不解決，對抗戰前途甚為可慮”。擔任第六戰區某新兵連指導員的王貽蓀，記錄了他剛來連隊第二天的所見：“士兵病者頗多，而休養室則無屋闢置，呻吟於各班之中，影響全連士氣頗大”。數月之後，他感慨自己的連隊已經從“新兵大隊”變為“病兵大隊”。部隊缺額嚴重，吃空餉現象比比皆是。郭汝瑰就任暫編第5師師長後發現，全師實際只有3000多人，卻上報7000多人。每個月多領取的糧食，都被前任師長變賣後私吞。陸軍腐敗，空軍亦如此。擔任航空委員會主任的錢大鈞在日記中慨嘆：“中國機關，無有如航委會之腐敗者”。軍隊將領大發國難財，吃人血饅頭，甚至與日偽軍做起買賣，賺得盆滿缽滿。

政治與軍事腐敗疊加，國民黨逐漸失去民心。軍紀渙散，最為傷害民心。良好的軍民關係，是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基礎。國民黨罔顧民心，忽視軍民關係建設，亂抓壯丁、強徵民糧、姦淫婦女等行為屢禁不止。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記載：“國內各戰區強姦搶劫等事，幾無日無地無之，絕難一一上聞”。身居高位的張治中有如下總結：“抗戰到了末期，由於政治腐敗，經濟枯竭和推行兵役法的種種弊病，如強拉壯丁甚至繩捆索綁待之如囚犯，加之在營士兵生活困苦，營養不良，前後方都是大批逃亡”。

對國民黨在抗戰中負面問題的揭露，並不是否定正面戰場的作用及國民黨軍隊中愛國官兵所作的犧牲，而是對誇大國民黨所謂抗戰“貢獻”等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駁斥。客觀評價國民黨抗戰史，要遵循三個“一分為二”。一是要結合具體事例分析其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而不應籠統使用“貢獻”一詞，更不能將積極作用和貢獻混為一談。二是分析其積極作用時，要分清楚哪些是主動作為，哪些是在中國共產黨及全國人民推動下的作為。不能片面站在國民黨立場上認識其積極作用，應該具有全局視野。三是批評揭露其消極作用時要把統治者與愛國官兵區分開來。以張自忠、謝晉元等烈士為代表的愛國官兵英勇捐軀，展現了他們崇高的愛國精神，但他們的犧牲，也直接或間接與國民黨的消極妥協、戰略失敗及腐敗墮落有關。

作者單位：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