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蔣介石的“政治看家犬”——評蔣廷黻及其《中國近代史》_風聞

來源：歷史評論

倘若蔣廷黻只是一個“美國化”的中國人，其《中國近代史》的西方中心主義觀點尚可以勉強被視為學術上的“一家之言”，但他自己都直言不諱的蔣介石“政治看家犬”身份以及該書以“蔣總裁貫澈（徹）總理的遺教”為全書總結的設置，則提醒讀者必須認真考量這部書的創作初衷及所謂“學術價值”。

蔣廷黻（1895 — 1965）著《中國近代史》（ 1938 年初版）鼓吹三大觀點：近代化即西方化、資本主義化，中國必須走資本主義道路；對帝國主義要忍讓妥協；蔣介石對內反共獨裁、對日妥協退讓的政策，是“一貫的以中山先生遺教為本”，為中國的近代化事業爭取了時間。 1987 年，該書在大陸重版並日漸“走紅”，至今至少已有 50 種版本問世。為符合國家出版法規相關規定，出版社將一些不合法規之處刪除或改寫，有些版本在“序文”等輔文中譽之為“開山經典”、“大師手筆”，有些版本則以所謂“蔣廷黻先生所處時代的侷限”模糊該書的歷史觀問題。事實上，即便從 20 世紀 30 年代的學術標準和時代背景看，蔣著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都嚴重存疑。上述做法不僅不能糾正該書價值取向上的偏差，反而會誤導讀者。

“美國化”的中國人與蔣介石的“政治看家犬”

20 世紀 20 年代，蔣廷黻先後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但他並不是純粹的學者，尤其是他寫作《中國近代史》時已躋身民國政界高層。治史講究“知人論世”，欲知其人之思想特點、瞭解《中國近代史》誕生之思想基礎，需回顧蔣廷黻的成長教育經歷，追尋其思想傾向和政治活動。

1906 年，蔣廷黻進入美國長老會創辦的教會學校湘潭益智學堂學習，立下“將來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唸書”的志願。1912 年，蔣廷黻前往美國留學，臨行前他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皈依心目中的“好宗教”。1914 年，蔣廷黻進入俄亥俄州歐柏林學院學習，完全認可美國政治文化—— “威爾遜總統所説的每一個字，我都信以為真”。大學畢業後，他應基督教青年會徵召，到法國為在法軍服務的華工工作，返美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1923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從 17 歲到 28 歲，蔣廷黻在美國度過的11 年，正是其個人思想 形成、定型的關鍵時期，與此同時，他也疏離於祖國如火如荼的反帝 反封建革命運動。蔣廷黻晚年回憶留學回國前感受時自陳：“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對殖民或帝國主義並不深恨……當我離美返國時……中國反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甚囂塵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國人那樣 仇恨帝國主義。”蔣廷黻博士論文的核心思想更是直接為英國的帝國主義行徑辯護：“英國對所有參預（與）建立大英帝國的人，包括我 們中國人在內，都用不着抱歉，因為帝國主義的種種是混雜的，但總 説起來，都是有價值、仁慈的。”師從蔣廷黻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也認為，蔣廷黻身上有“十分濃厚的西方色彩”，實際上是一個“美國化” （Americanized）的中國人。

1933 年，蔣廷黻得到蔣介石召見， 1934 年受蔣介石指派以非官方身份出訪蘇聯，1935 年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 自此正式成為蔣介石政治集團的一員。據費正清回憶，蔣廷黻在給他的信件中説，自己成為政務處處長完全出自蔣介石之“內定”，自己實際上是蔣介石門下的一條“政治看家犬”（Political Watch-dog）。值得注意的是，蔣廷黻之所以被蔣介石賞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獨立評論》等披着“自由主義”外衣的刊物上發表反共產主義、反對抗日、維持所謂中日“和平”局面等觀點，與當時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同頻共振。

從 1935 年成為蔣介石幕僚到 1965 年去世，蔣廷黻一直為蔣介石服務。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蔣廷黻作為蔣偽政權駐聯合國的所謂“常任代表”，百般阻撓新中國外交活動。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隨即在聯合國提出所謂朝鮮“侵略大韓民國案”，蔣廷黻代表台灣當局發言，奴相十足地用英語維護美國侵略行徑，誣衊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時任中國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權當即用中文怒斥蔣廷黻：“為中國人民所唾棄的，就是在我面前的這個國民黨反動殘餘的代表，根本無權代表中國，我懷疑這個發言人是不是中國人！”這段視頻資料流傳甚廣，讀者可自行上網查詢觀看。

倘若蔣廷黻只是一個“美國化”的中國人，其《中國近代史》的西方中心主義觀點尚可以勉強被視為學術上的“一家之言”，但他自己都直言不諱的蔣介石“政治看家犬”身份以及該書以“蔣總裁貫澈（徹）總理的遺教”為全書總結的設置，則提醒讀者必須認真考量這部書的創作初衷及所謂“學術價值”。

鼓吹“近代化等於西方化”

蔣著《中國近代史》開篇《總論》中的一段話流傳甚廣，被稱為“蔣廷黻之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所謂“中國要近代化”，正是全書的核心問題。如果僅看這個提問，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實現近代化和民族復興， 的確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夢想。然而蔣廷黻所謂“近代化”實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因此，該書以“是否西化”、“西化程度的深淺”作為立論根基與價值標準：“曾國藩諸人雖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幾步，但是他們不澈（徹）底，仍不能救國救民族”；“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

實現“近代化”是否只有資本主義近代化一條道路可走？如果在五四運動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蔣廷黻的“近代化”論尚可勉強算作“進步”。但蔣廷黻寫作此書時，西方近代文明痼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暴露無遺，作為駐蘇聯大使的蔣廷黻恐怕對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亦非一無所知，蔣介石甚至稱讚他對蘇聯很瞭解。然而他在該書中對發展俄國資本主義的彼得大帝稱讚有加，卻隻字不提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程與成就。這絕非疏忽，而是有意迴避，目的就是“證明”只有資本主義的近代化才是“近代化”，社會主義的近代化就不是“近代化”。

雖然西方國家率先以資本主義方式實現現代化，但“利用科學和機械”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並非只有通過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就如同不能因為第一輛汽車是蒸汽車或燃油車，就認為後來的新能源汽車不是汽車。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建立在殖民掠奪之上。毛澤東同志指出，列強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不可能“仁慈慷慨”地允許新經濟因素得到充分發展；殖民者“到處致力於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乃是一種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殘餘及其全部官僚軍閥上層建築的力量”。伴隨着帝國主義侵略的所有所謂“不自覺”的“進步”，都服務於殖民者不斷“吸血”的根本目標。近代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正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外交失敗中接受了血淋淋的教訓，從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五四運動的爆發中獲得深刻啓發，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上述在世界近代史、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在蔣著《中國近代史》中幾乎銷聲匿跡，究竟是“學術”的盲點，還是政治的偏見？

美化帝國主義侵略

蔣廷黻在書中多次寫道，“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 “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大敵人。同治光緒年間如此，現在還是如此。要救國的志士應該人人瞭解帝國主義的真實性質”。單看這幾句話，似乎他已改變“對殖民或帝國主義並不深恨”的態度，成為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捍衞者。但他實際是如何認識帝國主義的“真實性質”呢？

蔣廷黻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定義為兩種不同的概念： “資本主義”是近代經濟生產方式，“帝國主義”是一國對另一國的侵略。眾所周知，近代中國遭遇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本質就是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正是從這一事實出發，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要變中國為他們的原料產地及商品和資本市場。然而蔣廷黻卻故意迴避這一事實，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作兩分處理，等於抽空了帝國主義的具體內容。如此一來，現實中的反帝不僅無從反起，帝國主義列強反而一變成為給中國帶來近代文明曙光的天使。

正是從上述荒謬的“帝國主義論”出發，蔣廷黻得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觀點。比如，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不是英國以武力打開中國市場，而是中國不肯與英國“平等”通商；中國被迫締結不平等條約， “一部份（分）由於我們的無知， 一部份（分）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而不是根源於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英法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不是為了擴大侵略，而是清政府的無知“迫使”英法“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不是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而是使得“中國與西洋的關係更要密切了”。他還回避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的客觀事實，以列強間的對等關係，大談國際投資可能是“純潔的”，國際貿易大部分是“平等國家”間的，“出賣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壓迫者”，“資本主義可變為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為帝國主義”。按照他的邏輯，只要受害者“自願”順從殺人犯所為，傷口裏流出來的就不是鮮血而是奶與蜜！所以，蔣廷黻把 主張妥協投降、割讓領土的琦善、李鴻章捧為“忍辱負重”、“識時務”的俊傑，主張堅決抵抗的林則徐、收復新疆的左宗棠，反倒是“高調 空談”、破壞“自強運動”的“好大喜功”之人；義和團運動更是“頑 固勢力的總動員”。

由上可見，蔣廷黻雖然嘴上説着“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實則閹割近代中國反抗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目標和任務，讓中國人民不要反抗帝國主義，接受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善意”，從而卑躬屈膝跟着“洋大人”亦步亦趨，實現他所謂的“近代化”。

為蔣介石政權背書

蔣廷黻鼓吹資本主義道路，美化帝國主義侵略，歸根到底都是為 “蔣總裁”的內外政策服務的。他在批評袁世凱時稱，“我們在二十世紀 所須要的，是一個認識新時代而又能領導我們向近代化那條路走的偉大領袖”，在他看來，這個“偉大領袖”正是蔣介石。在《中國近代史》第四章第七節，也就是該書最後一節“蔣總裁貫澈（徹）總理的遺教”中，蔣廷黻更是直白地説，“只要我們能追隨蔣先生，謹守中山先生的 遺教，我們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圖窮匕見，其意昭然若揭。

此節中，蔣廷黻對蔣介石的吹捧不遺餘力，到了顛倒是非黑白的程度。他宣稱，“中華民國曆史上的大分水界”是蔣介石 1926 年的北伐，孫中山去世後，“革命的重擔大部份（分）從此就遺到蔣介石同志的身上了”。“蔣總裁”有三個“歷史功績”：一是反對“偏左的共產主義和偏右的軍閥”；二是“鞭策全國向近代化這條大路上邁進”；三是面對日本的侵略，“為民族計忍受國人的非議和敵人的無禮，絕不輕言戰”。在蔣廷黻筆下，蔣介石不是對內鎮壓民眾、對外妥協投降的反動派，反倒成了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犧牲個人、成全民族的大聖人。《中國近代史》寫於 1938 年，全面抗戰已經爆發，蔣廷黻卻把蔣介石的“反共事業”作為其首要功績，還毫無廉恥地將“不抵抗政策”掛上榮譽榜，聲稱 1931 —1937 年蔣介石對日妥協是要進行所謂的“近代化”建設。我們不禁要問，蔣介石的“近代化”成就究竟是什麼呢？是先丟東北，再丟華北，以至於丟掉首都南京，陷 30 萬同胞於日寇屠刀之下嗎？

由此可見，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前幾章中抬高琦善、李鴻章，貶低林則徐、左宗棠，甚至屢屢否定人民羣眾的歷史作用——“一般人民懂得什麼國際關係”、民心“毫無力量”，恐怕不僅是他基於個人價值觀的“歷史之同情”，更是要為蔣介石對內獨裁、對外妥協以及片面抗戰路線等一系列政策建構“歷史依據”。蔣廷黻的這番“良苦用心”，我們還能從他對曾國藩的態度中得到某種程度的印證。

眾所周知，蔣介石奉“曾文正公”為楷模。作為“美國化”的中 國人，蔣廷黻秉持“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的觀點。他在評價洋務運動代表人物時，皆送上學習西方文化“不夠徹底”的批評，但唯獨對“曾文正公”的評價是“一分為二”的：一方面是“學習西方不徹底”，另一方面則是“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蔣廷黻大讚“曾文正公”“革新”與“守舊”並舉是“偉大的眼光”，認為“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也不能救國 救民族”。可見，蔣廷黻的所謂“全盤西化”論須以“我國固有的美德”為前提，而在當時，“我國固有的美德”自然是以滿口“禮義廉 恥”的“蔣總裁”為人格化身。

時代的侷限還是個人的荒謬？

最後談談該書在大陸地區的出版和評價問題。大陸的出版社在出版該書時，往往對最後一節進行整體節略或部分刪改。部分出版社還通過相關輔文強調該書的所謂“學術價值”，比如，這部書“篇幅雖小，但學術含量卻很高”；“這部書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建構了一個分析框架和話語系統，是近代史科學化研究的開山之作，在不經意間將近代史學科帶入一個新的境界”。而對刪改和節略的部分常作如下説明： “以今時今日觀之，本書的觀點確有值得商榷之處”；“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場而抹殺其學術的成就……只有原書最後一節……不免囿於成見，就把它節略了”；“由於蔣廷黻先生所處時代的侷限，原作中的一些觀點在如今看來不足取，請讀者理性、辯證看待”。但這樣的認識和做法頗不妥當。

評價史學著作一般看兩個方面：其一，是否與學術前沿形成對話；其二，是否回應時代需求。前文提到該書初版於1938 年，從學術上講，經歷社會史論戰的洗禮，唯物史觀已成為新史學潮流，但該書完全沒有與之形成對話；就時代關懷而言，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蔣廷黻不為民族振奮精神，反倒為琦善、李鴻章之流以及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擊節叫好，甚至為切割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不惜把帝國主義的帽子扣到祖國頭上：“中國原來自己是個帝國主義，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可見，該書的那些“值得商榷之處”，不用説從“今時今日”，即便以“當時當日”觀之，亦是荒謬而倒退的。與其説是“時代的侷限”，不如説是蔣廷黻個人的荒謬。

學者著述，一般把核心觀點或結論繫於著作最後一章或最後一節，之前各章實為論證和推導過程。上述出版者或推薦學者對《中國近代 史》的評價，把結論與過程進行兩分處理，似暗示該書大部分是“學術的”，只有最後一節是基於“政治立場”的；大部分是有“學術價值”的，只有最後一節才是“囿於成見”的。這種認識不僅邏輯上扞格難 通，而且會誤導讀者。整體刪除或局部刪改的處理方式，不僅客觀上替 蔣廷黻掩蓋了他的真實目的，而且缺少了“蔣總裁”這一時代標籤的提醒，加之評價上的誤導，反倒容易使讀者把蔣廷黻的誘導性觀點當作自 己的“讀書心得”，加劇近代史領域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