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莫迪政府究竟哪出了問題，導致“親美外交”完全破產？_風聞

編者按

本文深入剖析了莫迪政府近期外交受挫的根源。作者指出，印度對美國的過度依賴使其自陷困局：不僅未能換來預期利益，反而喪失了與其他大國維繫均衡關係的能力，削弱了抵禦美方脅迫的自主空間。美國近期對印施加的一系列懲罰性措施，已充分暴露了這一結構性脆弱。印度對華戰略模糊、在“全球南方”陣營中的日漸疏離進一步加劇其外交孤立。本文所揭示的遠不止表面政策失誤，更指向印度外交深層弊病——該國壟斷資本與西方金融利益高度捆綁，政治精英，不管是新法西斯主義者還是世界主義新自由主義者，均缺乏對歷史、國際政治經濟規律的科學理解。他們雖在口頭上強調“去殖民化”，實則默許甚至誇大“美國霸權不可撼動且有利於國際發展”的預設，不假思索地接受美國的權力話語建構，將印美“戰術性契合”錯判為“戰略性契合”，製造削弱國家戰略自主性的社會“共識”。文章最後主張，若要構建以真正戰略自主性為根基的替代性政策框架，就必須全面反思，並對新法西斯主義執政集團展開政治清算。南亞研究通訊特此編譯本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印媒

印度人民黨（BJP，以下簡稱印人黨）政府的政策已陷入自設的困局：過度傾向美國的失衡外交政策，削弱了自身抵禦美國脅迫性措施的能力。

近期，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一系列事件的匯合疊加——美國政府單方面對印度商品徵收25%關税、因印俄能源與防務合作對印施加懲罰性措施、以金磚成員國身份為由對印採取額外限制措施、制裁伊朗石油網絡中的印度實體，以及公開將印度、俄羅斯貶為“死亡經濟體”（dead economies）——揭示了在印人黨政府治下，印度的國家戰略自主性正面臨深層危機。

這場危機源於兩個相互關聯的失敗根源：其一，由於未能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均衡關係，印度主動將自己置於易受美國霸權操控的境地，這完全是咎由自取；其二，印度表面上大張旗鼓地搞“去殖民化”表演，實則虛偽地默許美國的帝國主義霸權。要擺脱這種戰略混亂，就必須徹底轉向真正的戰略自主，而這首先需要在政治上與新法西斯主義的執政集團徹底切割。

一、自陷的戰略脆弱性

2014年以來，印人黨政府的外交政策似乎基於兩個與事實相悖的預設：首先，他們認為美國的帝國主義霸權不可撼動（即所謂的“單極時刻”），因此，唯一可行的戰略選擇就是設法與這種霸權達成妥協，並且以儘可能有利的條件實現這種妥協。其次，當“單極時代”真正落幕之後，印度政府的立場似乎又轉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們覺得，相較於其他大國，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印度國家利益更為契合。

印度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由此產生的戰略模糊性，已將其外交政策逼入死角。事實上，中國至今仍是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大規模綠地投資的潛在來源。這種戰略模糊性讓美國得以利用印度自釀的弱點，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曾多次吹噓，是美國在2025年印巴持續數日的衝突中促成了軍隊停火，而印度總理對此始終默不作聲。

除了對印度輸美商品全面徵收25%關税（該税率高於對越南、日本商品的税率水平）之外，美國還針對印度實施了一項未明確具體數額的“懲罰性措施”，該措施顯然與印度的金磚國家身份，及其從俄羅斯採購能源、防務產品的行為直接掛鈎。

美國對參與伊朗石油行業的印度企業與個人實施制裁，充分體現了其長臂管轄的霸凌行徑。基於印人黨政府此前屈從於美國脅迫、放棄從伊朗與委內瑞拉進口優惠原油的妥協態度，美方進一步升級了對印度國家利益的敵對行動。

然而，印人黨政府卻未能從俄羅斯的經歷中汲取正確教訓——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宗主國資本（metropolitan capital）發起的經濟戰，俄羅斯展現出了強大韌性。其關鍵就在於，俄羅斯願意重新調整與中國等世界各國的經濟外交關係，最終成功挫敗了那些宗主國資本集團的圖謀。

此外，由於缺乏戰略遠見，印人黨政府採取的多種措施很大程度上疏遠了“全球南方”國家。這些措施包括：不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對美以軍事打擊伊朗的聯合譴責；對聯合國大會呼籲加沙停火的決議中投棄權票；放緩金磚國家去美元化進程；以及對重啓俄印中外交三邊機制（RIC）態度勉強。

在印度，無論是秉持世界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者，還是新法西斯主義者，都不願觸及一個核心問題——印度這種咎由自取、易受美國霸權擺佈的困境，根源究竟在哪裏？至今，印人黨政府甚至都沒能發出一份分量足夠的聲明反駁美國的任一脅迫行為，包括特朗普政府此前宣佈的關税措施。

新法西斯政權下的印度政策制定者們，竟然以一種令人震驚的世界主義新自由主義怯懦姿態，在政府智庫“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Aayog）的官網上傳了一份工作文件。該文件稱，“向美國農業企業作出讓利符合印度自身利益，因此必須落實。”在遭到強烈批評後，這份文件已從該機構官網上刪除。

二、如何製造削弱戰略自主性的共識

因此，印度堪稱“傑基爾博士”（Dr Jekyll，世界主義新自由主義者）與“海德先生”（Mr Hyde，新法西斯主義者）雙重人格的絕佳例證————這兩類人實則都是美國帝國主義霸權的幫兇（注：傑基爾博士、海德先生來自英國作家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説 《化身博士》，傑基爾博士是一位受人尊敬、道德高尚的醫生，海德先生是他內心釋放出的另一種陰暗、暴力、無道德感的人格。兩者其實是同一人，只是不同的人格化身）。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印度國內各類實體或許會在言辭中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姿態，但實際上其行為舉止終究殊途同歸，本質上都是在默許並助長對印度戰略自主性的削弱。

要理解世界主義新自由主義者與新法西斯主義者的這一“雙重行徑”，從帝國主義的殖民階段出發，結合后帝國主義以其他形式延續存在這一核心問題展開分析，無疑是恰當的切入點。

世界主義新自由主義者對這一問題的闡釋大致有三：第一，他們宣稱，殖民主義要麼本是温和的，要麼算不上什麼大害；第二，即便殖民主義確實造成了危害，他們也認為在後殖民時代，殖民主義行徑已無跡可尋；第三，他們認為1945年以來美國政府的行動即使動機自私，但多半都有效推動了國際發展（這説法讓人聯想到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然而，對於這種所謂良性結果，他們卻拿不出任何實際依據。

新法西斯主義者對同一問題的闡釋則是這樣的：第一，他們會依據當代政治訴求，刻意回溯殖民時代之前某個所謂的“黃金時代”，並宣稱該時代在前殖民時期後期遭到外國侵略者的摧毀。在此過程中，他們始終將殖民主義相較於前述“黃金時代”所產生的表面文化影響置於突出位置，卻刻意迴避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物質層面真實危害。這最終在前殖民時期的“非黃金時代”與殖民時期之間，構建起一種違背歷史事實的虛假類比。第二，殖民主義與後殖民時期在物質層面並無延續性，但其宣稱延續至今的，是對外國文化的表面屈從——這便要求採取表演性、象徵性的去殖民化舉措，例如以印地語取代英語；同時，還需“讓少數羣體迴歸其‘應有位置’”，來恢復所謂的“黃金時代”。第三，無論美國政策的動機與後果如何，其在表面上始終會與印度展開合作，共同“遏制”中國。

毋庸贅言，上述六點（及其衍生出的更多變體）與歷史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兩門科學學科幾乎毫無關聯。這兩門學科均發軔於帝國主義的殖民階段，此後雖歷經不斷演變，但其演變軌跡卻在無意間（或説不可避免地），為構建對美帝國主義霸權的認同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

這種“認同製造”同樣牽涉到這場“雙簧戲”參與者之間的“辯論”——美國當前實施的關税政策，亦是他們討論的議題之一。而這些“雙簧戲”參與者的意識形態構建存在一個共同核心，他們所達成的始終是這樣的共識——殖民主義進程並未延續到殖民時期結束後，相較於其他任何選擇，美帝國主義霸權都是更優的方案。

然而，後殖民時期並不意味着帝國主義的終結，而是帝國主義以其他方式延續——這種延續體現在一系列進程中，以下僅提及其中兩點：

其一，宗主國資本尋求在政治經濟層面引導“全球南方”國家走上特定軌道，確保這些國家被迫向宗主國資本供應初級產品（農產品、礦產），且供應價格不會損害貨幣的交換價值。

其二，將與全球生產網絡相關、處於技術階梯中低端的經濟活動有選擇地遷移到“全球南方”特定區域，特別是中國境內及其周邊地區。

此外，聲稱“印度國家利益與美國外交政策相契合”的説法顯然站不住腳。現任印度政府的掌權者既有新法西斯主義者，也有持世界主義立場的新自由主義者，他們對國際政治經濟學、歷史學入門課程內容的瞭解素來淺嘗輒止、漠不關心。他們要麼無法理解、要麼不願理解——大國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始終與其他任何國家的國家利益保持一致。

將某一問題上的戰術契合（tactical congruence）誤認為戰略契合（strategic congruence），只會讓相關大國有機會將印度的戰略自主性削弱至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當下美國對印度的脅迫性措施所展現的那樣。此外，美國對華貿易戰的結果表明美帝國主義霸權正在衰落，當代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正朝着多極化方向推進。

三、當務之急：尋求替代性政策框架

印人黨政府的政策已使其自身陷入一種困境：過度傾向美國的失衡外交政策削弱了印度抵抗美國脅迫措施的能力。

何以至此？一方面，如前所述，這一結局是印度決策者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做出“非科學評估”的結果。但在更深層次上，這也是印度國內壟斷資本（即便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其行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違法）與宗主國資本（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金融資本）糾纏不清的結果，其中也包括與新法西斯主義執政集團關係密切的那部分印度壟斷資本。

因此，若要建立一個植根於真正戰略自主性的替代性政策框架，就必須對新法西斯主義執政集團進行政治清算，並批判性審視新法西斯主義者和世界主義新自由主義者的這場“雙簧表演”。唯有如此，才能阻止印度的國家利益因美國的脅迫而持續受損。

**作者簡介：**C. 薩拉錢德（C. Saratchand），系德里大學薩蒂亞瓦蒂學院經濟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