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萬物》無關“政治正確”，而是對"人民性"原則的背道而馳_風聞

當佃户女兒費銀子在劇中"自願"嫁給老地主寧學祥併成為説一不二的女主人，當核心地主角色被塑造成"獻糧救國"的鄉賢典範，《生萬物》引發的爭議已超越藝術評價範疇，直指歷史題材創作的倫理底線。這部在央八黃金檔創下5.5%收視峯值、愛奇藝熱度值三天破萬的"現象級大劇"，在豆瓣7.5分的收官成績背後，暴露出的是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深刻撕裂。這種撕裂不僅關乎創作方法論，更關乎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如何理解人性、如何堅守價值立場。

一、階級敍事的消解：歷史本質的扭曲

（一）地主階級的"人性化"重塑

劇中寧學祥"土匪圍村時挺身而出"“獻糧解救全村"的設定，與史料記載的舊中國地主階級通過"田租+苛捐雜税+高利貸"三重枷鎖實施超經濟剝削形成尖鋭對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指出，封建社會的剝削"只能通過超經濟強制"實現，這種強制在劇中卻被簡化為"摳門貪財"的個人性格缺陷。河北省檔案館《冀中農村調查》記載的"佃户見地主需行跪禮”，與劇中佃户與地主平等對話的設定形成荒誕對比，徹底瓦解了歷史時空的嚴肅性。

（二）費銀子情節的革命敍事背叛

《白毛女》通過喜兒的悲慘遭遇揭示"封建地主與農民的階級對立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生萬物》卻將同樣性質的階級壓迫改寫為"生存選擇"的温情敍事。史實表明，當時佃户女兒的命運遠不如一頭牛值錢，被地主強佔的女性往往面臨"被打死發賣"的結局。劇中"婚後掌權"的情節，實則是用現代功利主義替代階級分析，用家庭倫理掩蓋制度罪惡，最終導致歷史本質的全面扭曲。這種敍事策略與國家電影局"尊重歷史史實"的通知要求背道而馳。

（三）歷史邏輯的顛覆性重構

1935年山東農村經濟調查報告顯示，物物交換佔比超70%且地主掌握絕對定價權，劇中"繡花換糧"的浪漫情節顯得尤為失真。服裝史專家指證的主角棉麻混紡服飾不符合當時紡織技術條件，這種細節穿幫折射出創作團隊的歷史輕慢。當寧繡繡在自家營養不良、自己流產的情況下仍開棚施粥救濟災民，這種"聖母心"氾濫的行為邏輯，與環境的殘酷性產生了徹底脱節。

二、人文精神的背離：價值立場的錯位

（一）“人民性"原則的違背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原理，在劇中遭到系統性解構。地主子女不是成為"革命領路人"就是"護鄰好漢”，而農民羣眾則多被刻畫為愚昧自私的旁觀者。這種敍事結構將地主階級塑造成歷史的拯救者，將農民羣體貶低為需要精英啓蒙的被動接受者，完全背離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正如童慶炳先生所言，歷史題材創作必須區分歷史1（原貌）、歷史2（典籍）與歷史3（文學重構），而該劇顯然混淆了這三者的界限。

（二）封建倫理的浪漫化處理

“試春氣"“打春牛"等民俗場景的唯美鏡頭，掩蓋的是封建禮教對農民的精神禁錮；封母與寧繡繡"暖心婆媳關係"的刻畫，淡化的是封建家庭制度對女性的壓迫。特別是銀子通過"身體交換"改善家庭困境的情節設計，傳遞出"接受壓迫就能獲得幸福"的錯誤價值觀。這與人文精神所倡導的自由、尊嚴等核心價值形成尖鋭對立，實質上是對歷史上億萬苦難者的褻瀆。

（三）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

劇中通過寧繡繡"從地主千金到自耕農"的轉變模糊階級界限，通過費文典"地主少爺領導減租運動"的情節消解階級立場的客觀性。這種創作傾向與歷史研究中"用個體記憶替代整體記憶"“用人性論否定階級論"的錯誤方法如出一轍。當洪水災難被處理為強行悲劇，當"南洋捐贈"結局被強行嫁接，暴露出的是創作團隊對苦難敍事的投機心態。

三、歷史題材創作的三重底線

（一）歷史真實性的不可僭越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土地兼併導致"耕者無其田"是普遍現象，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該劇將地主塑造成鄉村守護者，實質是用個別案例的偶然性否定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誤區。正如三重底線理論要求的，企業需平衡經濟、環境、社會三重責任，歷史題材創作同樣需要平衡藝術真實、歷史真實與價值真實。

（二）價值立場的堅定性

封建地主階級作為剝削者的歷史定位，不是主觀道德評判而是客觀經濟關係的反映。劇中通過"恩威並施"策略維持統治的地主形象，雖然增加了戲劇衝突，卻違背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人物的行為邏輯。對比《白鹿原》中田小娥因反抗被沉塘的結局，更能凸顯《生萬物》敍事邏輯的斷裂。任何調和階級矛盾的敍事，都是對革命歷史的背叛。

（三）藝術表達的典型性

歷史題材中的人物形象應當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寧學祥的"良心發現”、費銀子的"自願改嫁"等情節，雖然增加了戲劇衝突，卻違背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人物的行為邏輯。對比《重瞳》中對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解構與重塑，更能看出典型塑造的重要性。當藝術創新以犧牲歷史真實為代價，其結果必然是歷史本質的遮蔽。

思考：在歷史與藝術之間尋找平衡點

《生萬物》的爭議為歷史題材創作敲響了警鐘：任何時候，尊重歷史本質、堅守價值立場、維護人文尊嚴，都應當是不可逾越的創作倫理底線。當"四季輪迴"“麥浪豐年"的唯美鏡頭包裝封建剝削的殘酷現實，當"家族和解"“人性光輝"的温情敍事消解土地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它所傷害的不僅是歷史記憶，更是人們對公平正義的價值認同。或許，歷史題材需要的不是"瑪麗蘇"式的爽感重構，而是《春秋亂》式的批判性視角——唯有直面血淚，方能真正致敬那些在泥土中掙扎過的靈魂。這種創作倫理的堅守，不僅是對歷史的敬畏，更是對當下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