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他欺負我！”——人為什麼愛告狀？_風聞

從“詆譭” 到 “舉報”：一位社會學家探究人們相互揭發的深層動因。圖片來源：可知雜誌（KNOWABLE MAGAZINE）

在警方辦案時，95%的案件都要依靠普通人提供的線索偵破 —— 這些人可能是目擊者、受害者，也可能是舉報者。有時，人們很容易下定決心站出來發聲，但在其他情況下，大家會選擇保持沉默，這導致無數違法行為未能受到懲處。據美國司法部估算，約有半數暴力犯罪案件未報案。

然而，在某些歷史時期，比如20世紀50年代初的美國，由於受麥肯錫主義的恐嚇，娛樂界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從業者遭到大量不實舉報，彼時的社會儼然變成了人們輕易相互揭發的場所——這種揭發往往是不實的，或是出於微不足道的原因。

社會學家帕特里克・伯格曼是一位社會學家，任職於加州大學歐文分校保羅・梅拉奇商學院。圖片來源：詹姆斯・普羅沃斯特（JAMES PROVOST）（CC BY-ND）

不管它叫搬弄是非、舉報揭發，還是告密打小報告——帕特里克・伯格曼（Patrick Bergemann）在過去15年裏，一直在研究人們相互揭發的種種方式，其研究範圍十分廣泛，既包括阿富汗村民對非法活動的舉報，也涵蓋17世紀俄國告密者對他人叛國罪的指控。在近期發表於《社會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的一篇文章中，他探討了影響人們決定揭發或隱瞞不當行為的社會壓力。

伯格曼表示，是否選擇舉報，不僅與違法行為本身有關，還反映出一個人的忠誠度，以及他預期會從當局和同伴那裏獲得獎勵還是遭到報復。伯格曼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保羅・梅拉奇商學院（Paul Merage School of Business）的社會學家，同時也是《評判鄰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羅曼諾夫王朝俄國與納粹德國時期的揭發行為》（Judge Thy Neighbor: Denunciations i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Romanov Russia and Nazi Germany）一書的作者。

伯格曼在此探討了人們舉報犯罪行為與不良行為的原因和時機，以及對於專制政府而言，為何鼓勵民眾揭發鄰居和同事，會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

本文為方便閲讀，已對訪談內容進行了篇幅精簡與表述優化。

揭發他人的衝動是一種再熟悉不過的感受。這種衝動可以追溯到童年時期——小時候，孩子們常會向大人告同學或兄弟姐妹的狀。

有意思的是，這種行為在人類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已有多項針對幼兒的研究顯示：在2至4歲的階段，當孩子與成年人交流時，他們談論其他孩子的核心內容，就是對方做的壞事。他們不會説 “我今天和小明在操場上玩得特別開心” 這類話。其中一項針對學齡前兒童的研究發現，在孩子們談論其他同伴行為的內容裏，“告狀” 佔到了90%以上。

因他人（主觀認為或確實存在的）不當行為而指責對方，是人類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幼兒時期便已萌芽。圖片來源：ISTOCK.COM / FIGURE8PHOTOS

作為社會學家，最初是什麼吸引你研究這一現象的？

當年我在為博士論文尋找研究方向時，偶然接觸到了 “舉報行為”這一課題。我發現，此前關於這一領域的研究多由心理學家開展，且人們多將 “是否選擇舉報” 視為一個道德問題。但我突然意識到，這其實也是一種極具社會性的決策。舉報行為可能會給他人帶來傷害——當然，對方或許完全罪有應得，但無論如何，這種行為本質上是將他人置於 “可能被當局調查” 的關注之下。除此之外，舉報還涉及更廣泛的人際關係：他人會如何看待你和你的行為？他人會認可你的舉報行為嗎？可見，舉報行為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後果。

描述這類行為的詞彙有很多，你為何選擇 “舉報” 這個詞？

有人會用“揭發（whistleblowing）”，也有人會用“告密（snitching）”。“告密” 暗含負面色彩，彷彿你在背叛他人；“揭發” 則帶有 “為社會福祉挺身而出揭露不公” 的英雄色彩。對我而言，“舉報（reporting）” 是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詞彙——它不預設行為本身的對錯，只是更客觀地描述 “向相關方反映情況” 這一動作本身。

在你看來，舉報行為主要可以分為哪些類別？

舉報可根據多個維度分類：比如按舉報者身份（如受害者或旁觀者）、被舉報者身份（如熟人或陌生人）、被指控行為的性質（如暴力、盜竊、欺詐等），以及舉報對象（即向哪個權威機構舉報）。

一類是“犯罪舉報”，即指控他人涉嫌違法。另一類是舉報 “雖不違法、但違反組織內部規定” 的行為。有些行為既違法又違反組織規定，這種情況下，個人就必須決定是 “內部舉報”（向組織管理層反映），還是 “外部舉報”（向政府部門反映）。例如天主教會內部的性侵醜聞爭議——事實上，許多此類事件最初都只是在教會內部被舉報，並未上報警方。在我看來，這也是該問題長期被掩蓋的部分原因。

人們都有強烈的意願制止不良行為，但有時也不願讓蒙受此類行為的組織陷入尷尬。內部舉報理論上能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但前提是組織管理層必須認真對待舉報，並着力解決問題。

研究發現，大多數選擇向外部舉報（比如向警方或美國聯邦調查局舉報）的人，都是先嚐試過內部舉報卻未得到積極回應後，才會採取這一行動。對於天主教會性侵案中受害者父母的具體動機，我無法直接斷言，但我能推測，當時人們信任教會會妥善處理問題，尤其是當他們看到有問題的神父不再出現時（便更堅信這一點）。

圖片來源：pixabay

你在研究中如何獲取所需數據？

很多時候，相關記錄本身就很匱乏，或者持有記錄的機構不願意公開。比如，企業未必願意把員工被舉報的全部數據提供給我，因為這些信息可能會對其聲譽造成負面影響。

我得説自己是“隨機應變型”的研究者——先設法找到切實可獲取信息的渠道，再以此為基礎展開研究。但當遇到特別想深入調查的案例卻無法獲取數據時，這種方式也會讓人沮喪。畢竟，研究一個無法接觸到核心信息的課題，難度極大。

你能分享一次意外發現“數據寶庫” 的經歷嗎？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有大量存檔記錄，但大多是審判摘要，並非（我需要的）舉報相關資料。

不過，有一次我整理舊筆記時，發現有一處文獻引用之前沒來得及追蹤溯源。那篇論文分析了當時人們向宗教裁判所官員提交的 “真實揭發材料”。我立刻興奮起來，心想：“這些材料源自哪裏？”

後來發現，20世紀80年代有位學者曾前往檔案館，將一批揭發材料整理轉錄後出版了一本書。我可以訂購這本書，看到400多份材料的原文——這些材料用15世紀的古西班牙語寫成，是當時書記員根據舉報人陳述即時記錄的內容，詳細記載着 “某人於某日從某村莊前來舉報” 等信息，也包含書記員對舉報人指控內容的摘要。那次發現真的讓我很激動。

你的著作探討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納粹德國和羅曼諾夫王朝俄國時期，普通人如何相互揭發——指控同事、企業主、教師乃至鄰居。從這段歷史中，你有哪些發現？

我發現，“揭發行為如何變化” 存在一些共性規律，而這些變化取決於具體情境。比如在宗教裁判所初期，當局告訴民眾：若揭發自己認識的 “疑似異端者”，就能獲得人身保護。但後來這條規定變了，舉報不再能為個人提供保護。

當然，俄國的案例處於完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背景，但我也發現了類似的差異：一類人有明確的利益訴求——他們身處獄中，認為通過揭發他人能幫助自己獲釋；另一類人沒有入獄，也就沒有這種動機。

這兩個案例中，都存在三個核心角色：揭發者、被揭發者和權威機構。但人們的行為會因 “是否認為舉報能改善自身處境” 而不同。當他們認為舉報有益時，往往會選擇揭發那些他們覺得 “最能讓權威機構感興趣”的人。

而當沒有這類激勵時，人們會轉而利用舉報來打擊對手——無論是職場對手、情敵，還是政治上的對手。

在《宗教裁判所法庭》（1812-1819）這幅畫中，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描繪了一個歷史場景——而這個場景，正是社會學家帕特里克・伯格曼為研究 “人們為何會揭發他人” 所關注的歷史案例之一。圖片來源：弗朗西斯科・戈雅

你也研究過近年來的“揭發行為” 案例，包括美國聯邦政府內部的舉報者（即 “吹哨人”）。從這些研究中，你有哪些發現？

我和同事曾開展過一項研究，用到了美國某機構的數據——該機構每3至4年就會對數十萬聯邦政府僱員進行一次調查。2010年的調查中包含一個專題模塊，詢問受訪者 “在工作場所發現不當行為的經歷，以及當時如何應對”。在回收的約4萬份問卷中，有近3000份顯示，受訪者知曉同事存在不當行為。

我當時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人際關係動力學如何影響人們的舉報意願？” 而問卷中的一個問題恰好能為這一點提供線索——受訪者需對 “我所在的工作團隊中，存在協作互助、團結協作的氛圍” 這一表述的認同程度進行評分。

我們的首個發現與多數人的預期一致：工作團隊的凝聚力越強，成員舉報團隊內部人員的可能性就越低。人們會對同事產生歸屬感與忠誠度，即便發現問題，也可能只是當面勸説對方停止，而非讓對方陷入麻煩。

但我認為特別有意思的是另一個發現：若團隊外部人員存在不當行為，凝聚力強的團隊成員反而更傾向於舉報。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清楚團隊成員會支持自己——大家會站出來説 “你該重視這個人反映的問題，不能報復他”。

這些人際關係動力學，恰恰揭示了“是否選擇舉報” 背後複雜的社會過程。並非説道德考量毫無作用，而是道德因素絕非決定行為的唯一原因。

2013年泄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機密文件的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至今仍是數字時代 “舉報” 行為極具爭議的象徵人物。圖片來源：B. CHRISTOPHER / 阿拉米圖片庫（ALAMY STOCK PHOTO）

羣體動力學還會通過哪些方式影響舉報決策？比如你曾提到，若有人因性別歧視笑話感到冒犯，但在場其他人都沒有表現出反對，那麼這位受冒犯者就不太可能將該行為視為性騷擾，也更不會選擇舉報。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舉報本質上是一個兩階段過程：“決定舉報” 是第二階段，而第一階段是 “意識到某件事值得被舉報”。在這兩個階段中，他人的態度都會對我們產生影響。

要舉報某件事，首先需要將其界定為 “不當行為”、“違規行為”或 “違法行為”。社會心理學中有個概念叫“旁觀者效應”——很多時候，我們會觀察周圍人的反應（即便對方是陌生人）。如果其他人都表現得若無其事，你可能就會想：“或許是我誤解了當下的情況。”

哪些因素會導致虛假舉報在社會中蔓延？

只有在“正當法律程序” 不完善的情況下，虛假舉報的風氣才有可能形成。因為如果政府會對每一起舉報進行細緻調查，虛假舉報就很難產生實際影響。當然，被指控者仍可能遭遇一些麻煩，但調查最終會發現 “這只是惡意舉報”，不會對其提起訴訟。

通常而言，在正當法律程序健全的環境中，虛假指控者還會面臨懲罰。因此我認為，當被指控者在缺乏充分調查、甚至未被考量 “有罪與否” 的情況下就遭到懲處時，虛假指控的空間便會大量出現。

近年來，美國出台了多項鼓勵民眾揭發他人的新法律與行政指令，例如2021年得克薩斯州通過的法律——舉報協助他人墮胎者可獲得獎勵；以及近期一項總統行政令——要求聯邦政府僱員揭發仍在推動 “多元化倡議”的同事。這是否屬於新趨勢？

首先我想説，“政府試圖引導民眾向當局舉報不受歡迎的行為”，這種做法有着悠久的歷史。美國早有 “公益訴訟法”（qui tam laws），允許舉報 “欺詐政府行為” 者，從政府追回的款項中獲得部分分成。“9・11”事件後，政府發起了 “發現異常，及時舉報”（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運動。在新冠疫情期間，紐約市官方也曾鼓勵民眾舉報 “未保持社交距離” 或“未佩戴口罩” 的人。根據我剛完成的一篇研究論文，在短短幾個月內，就有數千人舉報了自己的鄰居。

“鄰里監督計劃”（Neighborhood Watch programs）招募居民監視外來人員並舉報其行為，這一模式恰好體現了帕特里克・伯格曼所研究的 “潛在不穩定人際關係動力學”。圖片來源：埃林・貝爾茨（ELLIN BELTZ）/ 維基共享資源（WIKIMEDIA COMMONS）

近期，特朗普政府鼓勵民眾撥打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的舉報熱線，舉報各類事件，包括舉報自己認為是 “非法移民”的人。當前這種情況，其實與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時代” 頗為相似——當時美國政府中的保守派成員鼓動公民相互揭發 “參與左翼活動”的行為。

你如何看待“揭發鄰居” 這類策略的擴張？

我認為這對政府而言有多重目的。首先，政府試圖拉攏更多人站到自己這邊，讓他們成為 “政府推進目標過程中的參與者”。其次，這種方式有助於揭露那些通過正式警務機制難以發現的情況。比如，若難以識別 “誰是非法移民” 或“誰在協助墮胎”，那麼鼓勵民眾主動提供這類信息，在政府看來就具有合理性。

此外，民眾使用舉報系統的頻率越高，“這類問題應由當局處理（而非鄰里間自行解決或視而不見）” 的觀念就越會成為常態。

同時，鼓勵舉報也是一種加劇恐懼的手段。當你開始擔心自己會被人舉報，卻又不知道誰會這麼做時，你對鄰居的信任就會逐漸減少。

你是否認為，專制政府在利用人類 “揭發他人” 的本能傾向，以實現自身目的？

我認為這種説法是合理的。“舉報行為” 本身就是人類的一種基本行為——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們就會在各種場合、各類社會環境中做出舉報舉動。不過，政府採用這類策略，並非總能 “大獲成功”。

以納粹德國為例，當時政府官員們就 “如何處理大量瑣碎舉報” 展開過頻繁爭論。當局不得不應對成千上萬的舉報，調查後卻發現，依照他們的規定，很多舉報內容根本 “不值得處理”。希特勒本人也曾對此抱怨過。我在自己的書開頭引用了他的一句話——這句話出自一個犯下無數暴行的人之口，實在令人震驚。他説：“我們如今生活在一片譴責與人性之惡的海洋中。”

但另一方面，這種策略對納粹而言仍有利用價值。他們並未改變這套舉報體系。

歷史上是否存在“民眾拒絕相互揭發” 的案例？

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時期，宗教裁判官會前往村莊，要求村民 “揭發所有‘危害教會的異端行為’者，以便他們對其施以懲罰”。歷史學家亨利・卡門（Henry Kamen）曾撰寫過一本關於該時期的著作，他提到：當普通民眾拒絕配合時，“宗教裁判所便會陷入無能狀態”。沒有舉報者，整個揭發審判流程就會陷入停滯。而且，在人際關係緊密、成員間聯繫密切的羣體中，這種 “保護他人、拒絕揭發” 的行為通常更為常見。

比如……黑手黨內部的情況？

沒錯，在犯罪集團內部，“反對告密” 的規則極其嚴格。不過，我們也能想到其他一些場景——在這些場景中，“拒絕舉報” 的行為會獲得更積極的評價，比如人們通過 “不舉報” 展現團結，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反抗專制政府。

作者：Emily Laber-Warren

翻譯：7號機

審校：*0

原文鏈接：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The science of speaking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