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美國藥廠是怎樣營銷芬太尼的_風聞

美國芬太尼危機是如何形成的？

美國時間8月21日，2025年全美芬太尼預防和認識日活動在紐約時代廣場舉行，以紀念因非法芬太尼中毒而喪生的人。

正是這樣一顆不到1美元的藥物，造成死亡的人數比美軍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傷亡人數總和還要高。

而芬太尼氾濫的背後也是美國社會崩塌的加速劑。它改變了美國的家庭結構、執法機構、醫療體系，甚至影響了總統競選的話語權。

本篇文章我們就來聊聊芬太尼到底是什麼？它是如何佔領美國的？又為什麼根除它，幾乎不可能？

01 一線之隔，芬太尼的黑白兩面

首先，需要明確“藥物”芬太尼和毒品的定義有何異同。

所謂芬太尼、奧施康定、美沙酮等“商品名”雖然五花八門，但背後都共享同樣的藥理：通過作用大腦中的“阿片受體”，尤其是μ受體，從而影響我們的疼痛感知、愉悦感受和情緒反應。

李晉博士

副主任藥師，碩士生導師

廣州和睦家醫院藥劑科主任：

芬太尼最主要是因為激活大腦的阿片受體，能夠觸發多巴胺的大量釋放，通過這種釋放來產生強烈的欣快感，甚至也有可能致幻。

芬太尼作為藥物常被用於鎮痛。與其他普通鎮痛藥相比，阿片類藥物直接作用到大腦、脊髓等中樞神經系統，能給大腦帶來一種極強的鎮痛效果和快感。

如果説布洛芬是調低了疼痛感的“音量旋鈕”，阿片類藥物則是直接“拔掉了音響電源”，讓大腦瞬間“聽不見”疼痛，甚至陷入愉悦。

但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長期使用芬太尼帶來的成癮性威脅。

李晉博士

副主任藥師，碩士生導師

廣州和睦家醫院藥劑科主任：

阿片類這種藥物是管控的麻醉藥品，最主要的特點是停藥以後會出現身體上的戒斷症狀，比如焦慮，有時還會出現疼痛、失眠等等，會形成心理、生理的依賴性。

因此，阿片類精神藥品一旦過量或不當使用，一線之隔就會成為毒品。不過在一眾阿片類藥物中，芬太尼能夠大規模氾濫、帶來海量死亡案例主要是由於以下4個原因：

1.易成癮

比起海洛因，芬太尼鎮痛效力高50倍，持續時間卻只有不到一半，並且帶來強烈的戒斷反應。因此迅速便可形成惡性循環。

2.易致死

大概一粒芝麻重量的芬太尼就足以導致呼吸抑制，繼而致命。此外，由於芬太尼劑量小，它極易被摻雜進其他非法藥品中。

3.易製造

這也是芬太尼“屢禁不止”的原因。芬太尼不依賴罌粟田等農作物，完全可以人工化學合成。只要有簡單的前體化學品和設備，一座小型地下實驗室就可以製造出足以致死數千人的芬太尼。

4.低成本

據路透社的報道，僅需約3600美元即可在線購買足以合成價值約300萬美元芬太尼的前體化學品。這使得相比可卡因，芬太尼的利潤率至少高20倍。

但美國阿片類藥物濫用危機的起源並非始於街頭毒販，而是有着“合法”的開端。

02 崩塌的防線，監管集體淪陷Chapter 2.1 阿片危機：普渡製藥如何打開潘多拉魔盒

故事還要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説起。

當時，儘管疼痛命題已經逐漸被社會所重視，但臨牀醫生們還是非常清楚阿片類藥物的成癮性，因此也秉承着謹慎使用的原則。

而1995年，美國疼痛協會的主席Dr. James Campbell提出了應將疼痛視為“第五生命體徵”的觀點，認為應該像監測心率和血壓一樣地控制疼痛。

嗅覺敏鋭的美國的製藥公司迅速察覺到了鎮痛藥裏的巨大商機，趁機大舉推廣各類阿片類處方止痛藥。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1995年普渡製藥所推出的一種名為奧施康定（OxyContin）的止痛處方藥。

圖片來源：wsj.com

普渡宣稱奧施康定能12小時長效止痛，藥效時長是仿製藥的兩倍。普渡還告訴醫生“患者再也不需要在半夜醒來服藥”。

對於患有慢性病痛、難以整晚安睡的患者來説，這實在是太有誘惑力了。而醫生雖然還有些疑慮，但普渡製藥的多種手段很快説服了他們。

為了全面佔領美國醫療界、影響更多醫生，普渡在1996年到2000年將內部銷售人員從318增加到671名；同時，普渡在佛羅里達、亞利桑那、加州的度假勝地舉辦了40多場奢華的疼痛管理研討會，招待了5000多名醫生、藥劑師和護士，吃好喝好之餘還把他們發展成公司付費的“專家講師” 。

有分析顯示，參加1996年研討會的這些醫生和沒參加講座的醫生相比，會多開出兩倍以上的奧施康定處方。

普渡甚至購買大數據分析，掌握全國各地醫生的處方習慣，專門盯上那些開出阿片類藥物處方最多的醫生定向遊説推銷。

李晉博士

副主任藥師，碩士生導師

廣州和睦家醫院藥劑科主任：

藥企有的時候會資助搞研究。第二是給一些免費樣品，讓醫生有更多的患者。比如説，醫生一天有10個病人，藥企送了10盒，那醫生今天的病人都不用花錢買藥了。第二天病人聽説以後，就會有更多的病人來，對於醫生獲取更多的患者有幫助。個別的情況下，還會邀請醫生去講學寫書。

圖片來源：United States Senate

僅2001年一年，普渡製藥就在營銷上砸下了2億美元。2013年到2015年，阿片類藥物製造商以餐費、差旅費和諮詢費的形式，為美國近6.8萬名醫生提供了約4000萬美元的資助。

簡單説，大約每12名美國醫生中，就有一名接受了與阿片類藥物相關的利益輸送，形式也多種多樣，包括資助研究或是贈送免費樣品來吸引患者等等。

在普渡製藥的大肆營銷之下，這樣一款看似完美的“劃時代”止痛藥年銷售額從上市時（1996年）的4800萬美元猛增到2000年的11億美元，2010年更是突破30億美元，成為普渡製藥最賺錢的產品之一。

但這些天量銷售額的背後卻是每位患者的成癮噩夢。在上市沒多久之後，普渡就不斷收到醫生和銷售人員的反饋：很多患者在服藥後不到8小時就失效了。

而為了維繫“神藥”的形象，普渡要求全美所有醫生，一定要堅持讓患者按照12小時一次的頻率服藥。

至於藥效不夠，普渡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加大劑量。從10毫克，到20、40、80毫克，甚至不得不改成橢圓形藥丸才能刻下的160毫克。有的銷售代表甚至私下提醒醫生，可以告訴患者每次的服藥劑量沒有上限。

在加大處方劑量後，一定程度上能延長藥效的持續時間，但藥效一旦過去，患者除了疼痛之外還會產生噁心、焦慮等戒斷反應，只能再次服藥、再次加大劑量。

對於普渡來説，這反而促進了奧施康定的銷售，帶來了更多的利潤。

知名諮詢公司麥肯錫甚至曾給普渡這樣的銷售方案：如果分銷商賣出的奧施康定讓患者出現藥物過量或者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成癮症狀），就能拿到更高回扣。但對於患者來説，人體一旦產生了疼痛與興奮的循環就會開始成癮了。

普渡難道不知道其中的藥物機理嗎？

李晉博士

副主任藥師，碩士生導師

廣州和睦家醫院藥劑科主任：

當然知道了，你們不要小看藥廠，我是見過藥廠真正的機密報告。

對於阿片類藥物，它是一定會涉及到要做相關的動物實驗的。只要作用於精神中樞神經系統的藥物，大部分會做那種叫依賴性的實驗的，做了以後藥企會很清楚，只是説有可能在一個範圍當中，藥企會挑一些比較輕的，或者相對來説數據好看一點的公佈出來，然後告訴你，目前的狀況是這樣，有依賴性但依賴性不強或者怎麼樣。我們也不敢完全肯定事實上是不是這樣，但是你不能忽視藥廠是有這方面數據的。

可是普渡在奧施康定上市時宣稱因為採用了緩釋技術，所以成癮風險甚至不足1%。現在聽來匪夷所思的數據，當年卻真的讓不少醫生和患者信以為真。

不過，普渡大肆宣傳的緩釋技術輕易就能被毒販和癮君子們化解：只需要把藥片一搗碎，就可以吞服、鼻吸甚至溶解注射，瞬間獲得強效嗎啡般的快感。

而普渡在面對各項投訴與處罰時，雖然被迫在法庭上繳納着罰金，工廠裏卻繼續加大劑量生產。

早在2001年，美國學界和患者們就發現了奧施康定警示標籤不充分、藥品設計存在缺陷的問題。從2001年4月到2007年1月之間，共有1400餘起類似訴訟被提起。但要證明FDA已批准的藥物設計有缺陷，在當時、乃至今天，都非常困難。

再加上普渡方面也很善於將公眾輿論和法律攻勢轉向原告自身，頻繁在文件和庭審辯護中將責任都推卸給患者，患者們儘管展開了數年激烈的藥物訴訟，但收效甚微。

普渡的刑事麻煩在2007年5月達到了高潮：歷經六年調查，美國司法部指控普渡及其三位高管違反《聯邦食品、藥品與化妝品法》，將“虛假標示藥品”引入美國各州。

這三位高管認罪，接受了超過3400萬美元罰金。而普渡公司則承認其“出於欺騙或誤導意圖”，錯誤宣傳奧施康定“成癮性較低、濫用風險較小”，與傳統止痛藥相比“更安全”，因而同意支付超過6億美元的罰金。

2019年9月，普渡製藥公司申請破產。最初提出應將疼痛視為第五生命體徵的美國疼痛協會也在同一年因涉嫌與生產阿片類藥物的製藥公司勾結而被迫關閉。

而在今年1月一項由美國多州聯合提起的訴訟中，包括加州在內的各州總檢察長宣佈，他們與普渡製藥及其所有者薩克勒家族達成了一項總額74億美元的和解協議：其中薩克勒家族將在未來15年內支付最高65億美元，普渡製藥則將在法院批准後支付近9億美元。

雖然普渡已經破產，但奧施康定的濫用卻成為了之後美國阿片類藥物失控的導火索。

那麼奧施康定最初是如何上市的？這麼多年中為什麼一直沒有被監管所控制呢？

Chapter 2.2 “旋轉門”遊戲：資本與監管者FDA

按理説，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作為監管機構本應把守好安全與公共利益的大門。然而，現實的扭曲往往比電影還要精彩。

1995年底，FDA批准了普渡製藥的奧施康定上市。當年審批奧施康定的FDA官員柯蒂斯·賴特（Dr. Curtis Wright），在藥物獲批後一年便轉頭離開FDA加入普渡製藥，年薪高達40萬美元，與在FDA的工資相比漲幅高達300%。

離職後立即跳槽利益相關方，讓人很難不質疑賴特在FDA期間是否有利益輸送。

實際上，普渡製藥公司的前董事長兼總裁理查德·薩克勒（Richard Sackler）在一次審判時就作證，“賴特在FDA工作時就聯繫了他們，詢問是否有可能入職。”

當年FDA批准奧施康定在藥品説明書上註明這樣一句話：由於緩釋配方，“預計該藥的成癮和濫用可能性更低” 。這句話給無數醫生和患者吃下了一顆定心丸，讓他們誤以為奧施康定是一種安全的強效止痛藥。

然而這句話，包括奧施康定的醫學官員審查報告（MOR），正是賴特絞盡腦汁幫普渡製藥寫出來的。

賴特這種監管者與業界之間的“旋轉門”現象並非個例：2002年，FDA針對阿片類藥物處方氾濫的苗頭召開了一次諮詢委員會會議，討論是否應收緊阿片類藥物適應症的範圍，限制製藥公司將此類強效止痛藥營銷給一般的慢性疼痛患者。

然而，該委員會的10位外部專家中有一半曾為普渡製藥做過講座或研究，另外3位也和其他藥企有着顧問或合作關係。

這些有利益瓜葛的專家的討論結果可想而知：不建議FDA縮小阿片藥物的適用範圍，繼續給藥企留出了廣闊的營銷空間。

與此同時，一向執法強硬的美國緝毒局DEA，也啞火了。

Chapter 2.3 被束縛的獵犬：國會如何立法掏空DEA權力

面對阿片類藥物的泛濫，DEA的執法力度卻顯得非常疲軟。這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製藥產業的遊説和政治施壓。

2016年正值阿片危機的高峯，DEA按理應擁有更強大的武器去阻斷非法藥物流通。但國會出人意料地在4月通過了一項法律，幾乎剝奪了DEA最關鍵的執法武器。

李晉博士

副主任藥師，碩士生導師

廣州和睦家醫院藥劑科主任：

歐美企業在歐美國會的話語權是很強的，比如禮來，不是説禮來公司不好，因為禮來的市值能達到8000多億（美金），它有足夠的話語權在某些方面來動員國會，（使得）在某些議案方面有利於企業本身的產品的銷售。不一定是（只）針對阿片類（藥物）。有一些企業，比如説普渡製藥，它針對自己生產的這些止痛藥，它會想辦法撬開一個角，讓自己的藥品多銷售出去。

這項由國會議員Tom Marino推動的法案，叫作《確保患者獲得有效藥物執法法》（Ensuring Patient Access and Effective Drug Enforcement Act，簡稱“Marino法案”）。簡單來説，Marino法案大幅提高了DEA的執法門檻。

過去，DEA一旦發現藥品批發商向所謂“藥丸工廠”、問題藥房或診所輸送可疑的大批藥物，可以迅速發出“立即暫停令”，緊急吊銷其執照、切斷藥物流向街頭的通路，是非常有力的執法手段。

然而Marino法案修改了相關標準：此前，DEA只需認定某批藥物運輸“對社區構成迫在眉睫的危險”，便可立即叫停該批次發貨，擁有較大的執法權限。

而修改後，DEA必須“證明”該公司行為“極有可能構成即時威脅”，這讓DEA幾乎無法迅速阻斷這些可疑供應鏈。因此，即使明知所售藥物流向可疑，執法部門也難以“立即”干預。

根據CDC的數據統計，該法案通過的當年，全美藥物過量死亡的人數就比去年上漲了21.4%，其中因為阿片類過量死亡人數更是上漲近3成。

為什麼在阿片類藥物危機高峯期，本應收緊監管、嚴厲執法之際，會出現這樣一條背道而馳的法律呢？

原來早在法案通過前幾年，大型製藥分銷商和連鎖藥店，就不滿DEA嚴查處方藥流通，對此展開了大規模遊説攻勢。

遊説公開報告顯示，2014年至2016年間，製藥行業在支持該法案及相關立法上的國會遊説支出高達1.02億美元。參與推動法案的23名國會議員共收到至少150萬美元來自藥企的政治捐款，其中Tom Marino本人就接受了近10萬美元的捐款。

更諷刺的是，Marino法案背後的起草者林登·巴伯（D. Linden Barber）曾是DEA負責打擊藥企違規的資深律師，他在2011年離職後竟然立刻投身到了藥企的遊説陣營。

法案塵埃落定後，他又於2017年進入美國最大的藥品批發商之一卡地納健康（Cardinal Health）擔任高管——而卡地納公司正是該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資本的影響力在製藥行業中的影響可見一斑，而在遠離華盛頓的南方，毒梟與販毒集團也沒閒着。

Chapter 2.4 失守的國門：邊境腐敗與“打地鼠”式禁毒困境

當前美國境內90%以上的芬太尼都是通過美墨邊境偷渡進入美國的，反常識的是：絕大部分流入美國的芬太尼，並非毒販們揹着幾公斤的包裹徒步偷渡運進來的，而是通過合法邊境口岸，把毒品藏在卡車的暗格、私家車的夾層，混在正常車輛和貨物中大搖大擺從海關檢查站通過。

毒販們之所以如此大膽，是因為他們早已摸透邊境口岸官員的弱點，用金錢在邊境管理上撕開了口子。

比如，一名聖地亞哥口岸的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官員倫納德·喬治（Leonard Darnell George）就因收受賄賂，在2024年被判處23年監禁。

在21年底，喬治勾搭上了販毒集團，隨後他會提前告訴毒品走私團伙自己的值班時間、所在車道，並提醒他們在一小時內將車輛開過來。

隨後的八個月中，他至少放行了19輛滿載毒品或偷渡客的車輛進入美國，並從中至少受賄了40萬美金。

從2005年至2021年，CBP共有238名僱員因腐敗被捕或起訴，其中71%的案件發生在美墨邊境地區。

據《紐約時報》調查，在2006年至2016年期間，美國邊境官員共收受了約1100萬美元的各類賄賂。而這些腐敗案大多數牽涉到的正是毒品走私。

腐敗程度之嚴重，從一個細節也可見一斑：2019年CBP員工被捕的比率約為0.5%——看似不高，但已經是其他美國執法機構（如州和地方警察）平均水平的5倍 。

有國土安全部高官甚至估計，可能有5%～20%的邊境執法人員，不同程度地捲入了腐敗勾當。哪怕取下限，這也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比例。

更棘手的是，芬太尼的變體非常多。在我們的採訪嘉賓Eli看來，這個過程就像“打地鼠”遊戲：政府好不容易出來了相關政策法律，禁止了芬太尼前體的清單，第二天毒販實驗室裏就研究出了新的前體。

Eli Cahan

醫療記者、兒科醫生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研究員協會聯席主任：

圍繞芬太尼的困境是，如果當局打擊最終成品芬太尼，那麼製毒、販毒的人就會往前推一步，開始製造上游的前體物質。它們在有機化學上，比最終形態芬太尼少一個碳原子。而等到監管部門反應過來，開始打擊“比芬太尼少一個碳原子”的前體，製毒者就再改，用去掉兩個碳原子的物質來合成。人們管這叫“廚房化學”。往分子結構上添加碳原子一點都不復雜，不過問題在於，你能減掉或加上的碳原子數量畢竟有限，不然就會變成非常常見的家用化學品。

這也帶來了嚴查芬太尼的最大難點：許多走私方式並不是直接偷渡芬太尼本身，而是用來製造芬太尼的各種原料，到了美國再人工合成。

Eli Cahan

醫療記者、兒科醫生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研究員協會聯席主任：

（嚴查芬太尼走私）非常困難，而且是獨特的困難：並不是所有毒品都像這樣，可以很容易地通過化學方式合成。對於緝毒機構來説，查芬太尼是一個（和查其他毒品相比）完全不同的執法難題，他們不僅需要理解有機化學的問題，還要想在那些製毒者前面。因為這些製毒者總是在絞盡腦汁思考：當執法機構打擊最新毒品結構時，還能以什麼其他化學形式進口呢？

據美國海關統計，單是在2023年在南部邊境截獲的芬太尼總劑量就“足以讓全體美國人死亡16次” 。即便有如此觸目驚心的數據，執法者也因天文數字般的的檢查需求而深感無力。

為了提升效率，美國海關在邊境口岸部署了幾百套非侵入式檢查系統（NII systems）。這類設備通過X射線或伽馬射線掃描來檢測車輛、集裝箱和包裹中隱藏的毒品、武器等違禁品，最快僅需8分鐘，是人工檢查效率的15倍。

然而美國國土安全部監察長辦公室在2025年的一份報告顯示，2020年至2024年間CBP共採購了150套固定式大規模非侵入式檢查系統（NII systems）。

雖然承包商已陸續交付了114套，但在全國各入境口岸部署並安裝了的卻只有不到一半，光是被閒置在倉庫中的檢察系統就價值9600萬美元。

這批設備未能投入使用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1.輻射監測門干擾。某些設備安裝之後會干擾現有的輻射檢測設備，從而導致讀數不準確，需要重新設計屏蔽裝置。

2.資金不足。CBP最初為某些系統預估的安裝成本為440萬美元，然而承包商評估實際所需高達4740萬美元，超出原估價11倍。

3.土地租賃談判困難。比如部分系統必須安裝在私人鐵路公司擁有的土地上，但因土地使用協議遲遲未能達成，設備在口岸堆放超過3年。

而在全美已經部署安裝的共361套大規模NII系統中，有166套系統（約佔46%）處於停運狀態，最常見的停運原因居然是，入境口岸沒有足夠經過培訓的官員來操作這些系統。

所以雖然已有更高效的技術，運營和執行效率讓實際落地困難重重。

同時，墨西哥的毒品實驗室裏卻在加班加點地研究能製造出哪些能逃過檢測的前體；美國街頭的毒販們也在邊境高牆的另一側為如何降低成本動着歪腦筋。

Chapter 2.5 街頭“魔改”：死亡數據下降的黑色幽默

近兩年，DEA的專家們發現，在街頭繳獲的芬太尼中，突然多了一種常作用於動物的鎮靜劑“甲苯噻嗪”。雖然甲苯噻嗪是一種獸藥，但對於街頭毒販們來説，他們並不在乎。

因為相比其他阿片類藥物（如海洛因），芬太尼的藥效持續時間要短，而甲苯噻嗪則可以延長芬太尼的藥效持續時間。

此外，每克芬太尼成本約300美元，而甲苯噻嗪只需5美金。因此，加入甲苯噻嗪、減少芬太尼，就可以達到降低成本卻“毒效”一致的目的。

但也有研究人員指出，在陰差陽錯下，毒販們的賺錢心機可能還幫助了美國因藥物過量死亡人數的下降。

這是由於，芬太尼致死的最主要原因是呼吸抑制，而甲苯噻嗪不會。所以吸毒人員在吸食含有甲苯噻嗪的芬太尼時，達到和相同快感所需的純芬太尼含量更少，因此呼吸抑制所導致的死亡的風險也有所降低。

不過甲苯噻嗪的副作用皮膚壞死，也導致了許多遊蕩在美國街頭的吸毒者形如喪屍。

甲苯噻嗪並不是美國藥物致死數據下降的唯一原因。2024年美國藥物過量死亡人數確實大幅下降至201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也是自1990年代阿片類藥物危機爆發以來最顯著的下降之一。

多個州都報告了兩位數的死亡率降幅，其中路易斯安那、密歇根、新罕布什爾、俄亥俄、弗吉尼亞、西弗吉尼亞等地的降幅甚至超過35%。

這一可喜的轉變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是否意味着這場芬太尼危機快要結束了呢？

03 絕望與曙光，一場與死亡賽跑的公共衞生自救

在這場危機中，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作為公共衞生戰線的主力，扮演了數據監測員和指導者的角色。

它負責收集併發布流行病學數據，制定防止阿片類藥物濫用的指南（例如2016年的安全處方指南）並協助各地開展預防和治療工作。

雖然CDC既非執法機構也無藥品監管權，發佈的更多是建議而非指令，但其專業指南對醫生羣體和各州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2016年，CDC在推出阿片處方指南時，採取嚴格措施避免利益衝突，要求起草專家不得與阿片類藥物製造商有任何經濟關聯。該指南基於科學證據，建議醫生更加謹慎地開具阿片類止痛藥，限制初始劑量和療程。

不出意外的，CDC在指南草擬和發佈階段就遭遇了猛烈阻力——一些接受藥企資助的團體和個別醫生公開抨擊這項指南。

更大的問題在於，不同聯邦機構一度各自為政，步調不一。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缺乏硬性的執法手段，只能不停發出醫學警告和指導；而彼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仍在批准新的阿片類處方藥物上市，緝毒局（DEA）也多年持續提高阿片藥物生產配額，讓市場上流通的止痛藥數量節節攀升。

直到過量死亡人數大幅攀升，各機構才在2017年前後通過總統委員會、國會聽證等渠道開始加強合作。

2010年前後，美國政府開始嚴格管控處方阿片類藥物，醫生開止痛藥的“閥門”被迅速擰緊。全國每百人對應的阿片處方量從2012年高峯時的約81份驟降至2020年的43份左右，降幅接近47%。

這些措施看上去是個好的開始，但採訪嘉賓卻擔憂這些項目長久執行的可行性。

Eli Cahan

醫療記者、兒科醫生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研究員協會聯席主任：

這類項目往往難以長久，因為每任新政府上台試圖推行後，選民們（看不到效果）產生反感，結果這些項目很快就被撤下來了。

政策需要五年的積累才能真正看到效果，但每18個月左右就會選舉一次新的政治官員。

而且不管政策如何迭代，毒癮並不會憑空消失。這就是典型的供求關係：只要需求不消失，無論政策如何改變，永遠都會有替代品源源不斷的出現。

所以當“處方藥”被嚴格監管、防止濫用之際，價格低廉的海洛因起來填補了缺口，之後又有了芬太尼這樣的非法合成阿片大舉入侵美國。

結果在短短幾年裏，藥物濫用者經歷了從“藥房處方”，到“地下毒品”，再到“實驗室毒品”的三連擊。

這種急轉直下的態勢引發一個尖鋭的問題：政府在打擊處方藥氾濫時，是否有些矯枉過正、過於迅猛？在切斷合法藥源的同時，是否採取了足夠措施去救助那些已成癮的患者？

面對滿目瘡痍的現實，美國社會各界近年在努力織補最後的安全網。納洛酮（Naloxone，又稱Narcan）的普及被視為扭轉過量死亡趨勢的關鍵舉措之一。

它是一種阿片類藥物拮抗劑，能夠在幾分鐘內逆轉致命的阿片過量，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此外，它對使用者幾乎沒有副作用，即使誤用在並未過量的人身上也基本安全。

過去幾年，各地政府和社區團體大量採購並免費分發納洛酮噴鼻劑，為的是儘可能在第一時間挽救垂危的過量者生命。

美國聯邦監管也為此大開方便之門：2023年3月，美國FDA正式批准首款納洛酮鼻噴劑作為非處方藥在藥店上架，意味着任何人無需處方就能買到納洛酮。

但採訪嘉賓也指出，納洛酮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神奇。

李晉博士

副主任藥師，碩士生導師

廣州和睦家醫院藥劑科主任：

納洛酮它是一個方法，其實不夠足效地去解決濫用的問題。有的人説我吃一片再打一針，其實到最後沒效。因為你正向的一直在作用，這種截斷抑制作用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強，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一個綜合的效應才能解決。

目前，市面上有多個品牌的納洛酮噴劑，一個雙劑量套裝的價格約為30至45美元，而街頭買到一劑致命的芬太尼卻只需區區10美元左右。

為了彌合這一差距，各州紛紛實施免費發放納洛酮的項目。例如，俄亥俄州等地通過社區機構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費納洛酮套件，一些公共場所的牆上、公園長椅旁甚至掛起了“救命藥盒”，方便路人緊急取用。

CDC數據顯示，2023年全美零售藥店共向公眾提供了超過210萬份納洛酮處方，比2019年翻了一番以上。

同樣在2023年，CDC通過“過量數據到行動”（OD2A）項目向全國49個州、哥倫比亞特區及40個地方衞生部門撥款了2.79億美元以支持社區防治，包括購買和發放納洛酮等干預措施 。

圖片來源：CDC

納洛酮並非萬能藥，尚未戒掉毒癮的人羣儘管可以使用納洛酮救回生命，卻要立刻面對可怕的戒斷症狀和復吸風險。

如何幫助這些經歷“死裏逃生”的使用者真正走出毒品的陰影，仍然是擺在社會面前的一道難題。

04 風暴尚未止息，漫長對抗仍在持續

芬太尼危機的發展軌跡，就像是一場多重防線同時失守後形成的後果：製藥公司的貪婪逐利、監管體系的漏洞、公共衞生資源的薄弱以及社會結構的失衡，這些因素共同交織，釀成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藥物濫用危機。

Eli Cahan

醫療記者、兒科醫生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研究員協會聯席主任：

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缺乏社會保障體系。我們眼睜睜看着這些人不斷墜落，最後只能依靠毒品，因為他們生活中已經沒有任何能帶來快樂的東西，或者他們只是試圖（用毒品）來麻痹自己，忽略所面臨的挑戰。

此外，就業壓力也是一大因素。

Eli Cahan

醫療記者、兒科醫生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研究員協會聯席主任：

那些統計學上更容易濫用藥物的人羣，他們往往年齡更大。相比年輕人，他們在職場上更容易遭遇某些偏見。而我們大概還沒有建立起一個真正能幫助這些人重新融入社會的機制。

這場危機折射出的是整個社會在醫療、法律、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的系統性失守。

圖片來源：CDC

雖然2024年過量死亡的下降讓全社會看到了希望，但危機尚未結束，每年仍有數萬人因藥品過量而逝去。

不過不能不提的是，過去幾年裏從聯邦到地方的政策調整、無數一線工作者的努力，都在慢慢修復先前崩塌的道道防線。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對於毒品成癮現象來説，執法打擊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提供治療、教育和希望。

當警察、醫生、社工、社區志願者乃至戒毒成功的“過來人”們都能參與進來，調動整個社會的力量和執法者的決心，才能更有效地對抗這場毒品風暴，但這場對抗戰註定將是漫長的。

你如何看待芬太尼在美國社會的泛濫呢？你認為這一危機會得到好轉嗎？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們你的看法。

“硅谷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