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歷史濾鏡下的剝削美化：從《生萬物》爭議看封建剝削的本質_風聞

警惕歷史濾鏡下的剝削美化：從《生萬物》爭議看封建剝削的本質

近期，影視劇《生萬物》引發的爭議持續發酵，其對地主形象的刻意美化與歷史事實的嚴重背離，暴露出一種值得警惕的歷史敍事偏差——將封建時代的生存剝削與現代資本剝削簡單類比，甚至試圖以"發展邏輯"為封建地主正名。這種混淆不僅是對歷史的歪曲，更模糊了剝削制度的本質差異，亟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清醒視角予以澄清。

一、生存剝削與發展剝削：兩種剝削的本質分野

封建地主與農民的關係，從來不是簡單的"僱傭關係"，而是以土地壟斷為核心的生存掠奪。在"皇權不下鄉"的封建體制下，地主既是土地的所有者，更是地方秩序的實際掌控者。明代"路引制度"明確規定"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無引者輕則杖責，重則處死，這意味着農民被死死捆綁在土地上，成為地主砧板上的魚肉。江南地區的地租普遍佔收成的50%至70%，農民"終歲勤動，脱粟無儲"是常態，所謂"多吃一粒糧，農民少一分生存希望"絕非誇張——這種剝削直接指向人的生存底線，魯迅筆下"吃人"的隱喻，恰是對這種制度最深刻的寫實。

反觀現代僱傭關係，即便存在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勞動者仍擁有法定的人身自由與選擇空間。從《勞動合同法》對解僱權的約束，到社會保障體系提供的基本生存託底，再到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可能，都與封建時代"換個地主還是一樣"的絕境形成本質區別。將二者等同，實則是抽離了制度環境與生存邏輯，用現代社會的發展紅利為封建剝削的殘酷性"鬆綁"。

二、土地兼併的原罪：地主財富的血腥底色

那些為地主辯護的論調，總試圖將其土地積累歸因於"勤勞"或"智慧"，卻刻意迴避了歷史的血腥真相。封建時代的土地兼併，從來不是平等交易的結果，而是權力與暴力的產物。明代徐階家族憑"首輔"權勢，強佔江南民田二十四萬畝；清代和珅通過"逼獻"“投獻"等手段，家田達八千餘頃。史料明確記載，農民"非遭水旱流離，必不輕棄世業”，不到餓死邊緣，誰會賣掉"吃飯的根本"？這種掠奪與現代社會"賣房賣車"的自主選擇毫無可比性——前者是生存脅迫下的絕境，後者是發展權衡中的選擇，將二者混為一談，本質是對剝削合法性的刻意混淆。

更荒謬的是將農民貧困歸咎於"懶惰"。中國農民"見隙地必耕"的生存本能，早已被無數史料印證。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清晰指出：“貧農是農村中極艱苦者，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得的較少，不足部分須租別人田地，或者出賣一部分勞動力，或經營小商，以資彌補。“在"懶即死"的封建邏輯下，農民的勤勞是生存必需，而地主的"不勞而獲"才是制度性不公的核心。這種對農民的污衊，本質是為剝削者開脱罪責。

三、歷史敍事的陷阱：影視劇美化背後的意識形態風險

《生萬物》的爭議，本質上是歷史敍事權的爭奪。劇中將地主塑造為"放糧賑災"“體恤佃户"的善者，卻對60%的地租率、農民賣兒鬻女的慘狀選擇性失明；將農民貧困歸因於"短視"“懶惰”，卻迴避了"投獻避賦"的制度性壓迫——這種"去階級化"的敍事，實則是對封建剝削的温柔粉飾。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觀眾將地主與現代企業家簡單對標，試圖以"時代侷限"為封建剝削辯護。這種類比暗藏危險邏輯：若封建地主的生存剝削可被原諒，那麼現代資本的無序擴張是否也能被合理化？若地主的土地壟斷可被美化，那麼當前的生產資料分配不公是否也能被默許？歷史早已證明，放任剝削制度的擴張，最終只會導致社會撕裂——明末流民起義、清末太平天國運動，皆是土地兼併到極致的必然結果。

四、制度進步的本質：從剝削合理化到剝削制約化

當代中國與封建時代的本質區別，正在於對剝削的制度性制約。土地公有制從根本上杜絕了"私人壟斷土地"的封建根基；資本利得税、房地產税等直接税改革，正在壓縮無序擴張的空間；共同富裕政策的推進，更是明確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發展方向。這些制度設計，恰是對封建剝削歷史教訓的深刻汲取，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剝削的本質不會因敍事技巧而改變。封建地主的生存掠奪，是中華民族數千年農耕文明中最深的傷痛；而對這種傷痛的刻意美化，則是對歷史正義的背叛。我們批判《生萬物》的敍事偏差，不是要陷入歷史仇恨，而是要守住歷史的底線——唯有認清剝削的本質，才能更珍惜當下制度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才能在歷史鏡鑑中堅定走向共同富裕的方向。這，才是對待歷史應有的清醒與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