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創新的十字路口：當“三極”憧憬撞上“雙極+一”現實_風聞

2025年8月26日，在德國博登湖畔林道島廳，由歐洲研究理事會主席瑪麗亞·萊普廷（Maria Leptin）主持的“三極世界中的研究與創新”專題討論匯聚了重量級嘉賓——美國前能源部長朱棣文（Steven Chu）、意大利前總理、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英飛凌科技傳感器與射頻事業部總裁托馬斯·沙夫鮑爾（Thomas Schafbauer）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Jean Tirole）。

在設想的三極地緣政治體系中，美國、中國和歐盟將成為全球經濟、政治和創新舞台上的主要參與者。但本次討論直面了一個更為尖鋭的命題：這個世界是否實為“雙極+一極”格局？換言之，歐洲是否只是附加的一極——雖具重要影響力，卻非科技與產業的核心？與會者對此直言不諱。 

關鍵詞：碎片化

當話題轉向歐洲的創新格局時，一個詞反覆出現：碎片化。對比美國和中國，都是單一國家；歐盟則是國家集團。但問題不僅在於這種固有的地理上的差異，對來自政策界和產業界的討論者而言，歐洲長期存在資源分散的問題，這已成創新和發展面臨的最緊迫障礙。

在當前頗受關注的人工智能賽道上，競爭呈現頭重腳輕之勢。似乎唯有全球頂尖的少數企業和集團能持續推進技術進步，而歐洲正被遠遠甩在身後。

“若問我對人工智能的看法，我認為歐洲的人工智能列車早已駛離車站。如今中美主要在大型語言模型領域展開競爭。”沙夫鮑爾指出，歐洲不應分散支持數十個小型項目，而應集中資源押注，他以量子計算中心為例進一步説明，德國擁有多個此類中心，導致資源分散且競爭效率低下。“我確信最終只會有一兩個頂尖量子中心脱穎而出。”

意大利前總理、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對此表示認同。他將碎片化現象描述為一種政治本能反應和結構性缺陷。他指出，歐洲在科研領域的支出佔GDP比重與美國大致相當，但因資金分散於歐盟項目、各國機構及重複建設機構之間，實際成效卻大打折扣。

“部分原因在於‘必須讓所有人分得一杯羹’的思維定式，而這恰恰是實現顛覆性創新時最不該採取的做法。”德拉吉指出，這種模式導致歐洲科研格局充斥着大量平庸機構，卻鮮有世界頂尖水平的研究中心。問題不僅在於資金，更在於規模。美國能在全國範圍內維持三大電信巨頭，而歐洲每個成員國內卻有三個，這導致機構規模過小，無法為顛覆性技術所需的前沿研究提供充足資金支持。

許多碎片化問題可以在歐洲層面解決。沙夫鮑爾建議歐洲（及所有渴望成為地緣政治力量的參與者）應更專注於自身優勢領域。就像我國台灣通過深度聚焦半導體產業，已經成為這一領域的全球領導者。

使命感與工作時長

曾任美國能源部長的朱棣文指出另一個問題：飢渴精神。他講述自己曾深夜致電中國供應商，對方會接聽電話並努力爭取訂單，這與美國悄然滋生的自滿情緒形成鮮明對比。繼而追問歐洲是否存在相同問題，甚至可能更為嚴重。

其實問題不在於工時長短。孟加拉國或墨西哥等國每週工作負荷始終位居全球前列，但這未必能轉化為經濟進步。國家越富裕，工作時長往往越短，關鍵在於工作方式本身。歐洲似乎在發展中遺失了使命驅動的文化，讓·梯若爾強調，每週工作20小時、40小時還是80小時，不該由經濟學家來決定，而是由社會來選擇。在努力工作的同時更要聰明地工作——不僅需要精幹而飢渴的那種緊迫感，也應該將力量集中在真正能發揮引領作用的領域和產業集羣上。

中國作為“房間裏的大象”

正如馬里奧·德拉吉所言：“中國科研導向的整體理念截然不同。”這也折射出中國優勢的顯而易見——規模、速度與進取心已毋庸置疑。

針對美國，討論者提及其傳統優勢：少數頂尖機構與企業（如斯坦福、麻省理工、哈佛、谷歌等）主導全球格局，實現資源集中而非分散。美國無疑仍是全球創新核心，但其優勢正迅速萎縮。朱棣文形容美國創新者曾充滿不安分精神與雄心壯志，勇於承擔重大風險；美國80%科研經費來自私營部門，而歐洲僅20%。如今美國也顯露自我封閉與自滿跡象，而中國是“先以更低成本複製，再在此基礎上創新”的策略正收穫豐厚回報。歐洲具備成為創新中心的潛力，但必須立即行動並明確戰略方向。

當下，創新不僅是經濟抉擇，更是獨立自主的根基。沒有創新，購買力持續增長將舉步維艱，經濟將陷入停滯，生活水平終將衰退。超越經濟層面，創新也有更深層、更緊迫的意義——安全。在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和無人機重塑的世界裏，主權的內涵已然改變。落後於顛覆性技術的國家不僅面臨繁榮受損的風險，更將喪失捍衞自身安全與守護價值觀的能力。 

因此歐洲面臨的困境並非是否創新，而在於如何創新。如果能夠克服碎片化局面，整合資源並培育“精幹而飢渴”的創新文化，歐洲將有可能在其憧憬的三極格局中確立地位。

（圖源：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