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毛克疾:美對印50%關税正式生效,莫迪當年想破腦袋也沒想到…_風聞
南亚研究通讯-南亚研究通讯官方账号-08-29 07:35
編者按
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提出對全球加徵所謂“對等關税”,開啓全球貿易戰。彼時的印度,積極配合美國關切,繼續對華歧視性政策,同時,努力尋求率先與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由於美對印關税低於越南、孟加拉國,且美重點打擊中國出口,不少印度樂觀派甚至將“對等關税”視為印產業發展的又一天賜良機。然而隨後,美國即以進口俄油為由對印輸美商品加徵25%懲罰性關税,並在8月27日正式生效。至此,美對印產品關税税率累計高達50%。“萬物競發、勃勃生機”的境界猶在眼前,美印經貿關係卻已然陷入谷底。這種急速轉變看似意外,但背後原因則來自印度的一系列戰略誤判:印高估美國實力,低估中國對美平衡力量,並且誤判力量變化趨勢。印仍視美為決定其發展前景的決定性力量,試圖通過對美經濟綁定、對華經濟切割獲取利益。同時,印高估自身潛力優勢,低估 “對等關税”等美不確定性政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當美國以自身利益為先,獻祭盟伴時,印度便突然陷入非對華改善關係不可救的崩壞局面。不過,即便印度至此認清對華合作才是解決其產業發展問題的最佳方案,印仍需等待中方態度。從內部看,長期制約印度製造業發展的桎梏仍然存在;從外部看,印度正面臨來自域內國家愈發激烈的同態位競爭。“印度製造”圓夢難度恐只增不減。本文精準洞悉了印度的政策心理及背後的戰略誤判,提前預判印度將面臨的不利局面。南亞研究通訊在新背景下再度發佈此文,供讀者參考。

圖源:AI生成
中印兩國領導人2024年“破冰”會晤推動邊境局勢趨於緩和,2025年3月中印各自圍繞雙邊關係作出多年未見的積極評價,中印關係一度明顯轉暖,不少擱置多年的在印中資項目也釋放了重啓信號。然而,隨着4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税”大棒揮向全球,中印雙邊關係再次波譎雲詭。
4月7日,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戈亞爾公開指責中國“通過不公平的貿易行為破壞全球經濟秩序”。4月11日,戈亞爾再度宣稱“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造成當前全球貿易危機的根源”,讚揚特朗普關税政策“必要且對世界有益”,為印促進外貿提供了“絕佳機會”。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則聲稱“‘中國傾銷’在印度導致了巨大的憤怒”。
上述表態令人遺憾,這顯示出莫迪政府急於在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税”面前選邊站隊。這種做法使中印關係再次籠罩在巨大陰影之下,冷凍了原本正在轉暖的中印產業經濟合作。更重要的是,如同誤判2020年跨國企業“中國+1”風潮為印度帶來的戰略機遇,莫迪政府將因誤判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税”而再次錯失發展良機。
一、印度高估了美國的力量,
低估了對美平衡的力量
面對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税”,印度智庫界、學術界、媒體界形成兩類判斷:
樂觀派認為,印度的藥品、服務等對美出口主項未受影響,且印對美出口關税率低於越南、孟加拉國,更不用説被特朗普重點打擊的中國;中國嚴重承壓,將尋求對印合作,為印帶來機會。因此,印度只要貼靠特朗普就能贏,甚至對中國釜底抽薪,成為本輪關税戰最大贏家。
悲觀派則認為,所謂“對等關税”或將徹底終結經濟全球化,印度無法像中國一樣通過製造和出口進入利潤豐厚的西方,卻要和中國一樣承擔美國的關税懲罰。他們附和蘇傑生“西方厚中薄印”的抱怨,認定美國才是決定印度發展前景的決定性力量,希望通過譴責中國來“證明忠誠”,進而爭取美國關税豁免,甚至攫取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樂觀派還是悲觀派,本質上都高估了美國的力量,低估了中國和其他經濟體對美平衡的力量,並且誤判了這兩股力量對比的未來變化趨勢。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戈亞爾、蘇傑生和防長拉傑納特·辛格等莫迪政府要員紛紛對華表態強硬。正如印度政治評論員普拉納布·達爾·薩曼塔所言,“任何混亂都是新權力中心崛起的機會”,他們可能希望在“特朗普混亂”中貼靠美國、打擊中國,為印度獲取戰略外交和產業經濟利益。
與要員表態相呼應,印度各政府部門最近紛紛加緊行動。例如,印度標準局響應美國關切,專門針對汽車零部件、人造纖維、化學品放寬質量控制令(QCOs),但繼續對中國產品執行最嚴格質控。再如,面對美對印鋼鋁產品徵收的關税,印度雖向世貿組織申訴,但僅保留“程序性”磋商權力,以防升級矛盾、觸怒美國。此外,印度貿易救濟總局很可能正在設計新一輪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更重要的是,莫迪政府千方百計對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事實上對中國形成包圍和孤立。
二、所謂“對等關税”是機遇?
印度未看清其中風險
印度之所以將所謂“對等關税”視為機遇,一方面是因為印度對美出口僅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3%,並且iPhone這類低本土附加值產品佔了很大份額;另一方面,印度自認為不是所謂“對等關税”的主要目標,還可藉機聯合美國、打壓中國而漁利。印度經濟學家、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蘇爾吉特·巴拉就宣稱,“‘對等關税’的真實目的並非平衡貿易逆差,而是專門打壓中國”,是印度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然而,這些一廂情願的想法不僅大大低估了所謂“對等關税”的危險,還高估了自身贏面。
莫迪政府對所謂“對等關税”給印度帶來的破壞估計不足。首先,印度臆想的優勢恐無法實現。即使中國被迫出讓市場份額,製造業更強的越南、馬來西亞,對美聯繫更緊密的加拿大、墨西哥,也可能通過談判保持優於印度的貿易條件。其次,印度服務出口恐承受重擊。一旦美國經濟波動,IT服務等印度支柱產業必定首當其衝。第三,印度面臨極高金融風險。每逢全球市場動盪,外資首先逃離高風險新興市場,這使印度面臨高強度、長時間的資本外流壓力。此外,受中國產品赴美受阻轉入印度、全球需求萎縮的雙重衝擊,印企利潤空間恐遭遇嚴重擠壓。
莫迪政府高估了印度面對所謂“對等關税”的贏面。由於印美都不滿對華大額貿易逆差,又疑懼中國崛起,莫迪政府容易滑入特朗普式邏輯而產生虛幻的信心。例如,特朗普宣稱“進口越多、議價能力就越強”——美國自華進口多於中國自美進口,因此美國談判地位強於中國,按此邏輯,印度面對中國也具備同樣的優勢。然而,這在事實層面並不成立。將邏輯推到極致,中國作為順差國,如果斷絕貿易,損失的是銷售收入,調整相對容易,而印度作為逆差國,無法在國內以同等價格獲得商品和服務,調整相對困難。畢竟,跨國轉移製造業產能的難度遠高於尋找替代訂單。
三、印度可能再次錯過發展良機
在過去20年中,印度已經兩次錯過“製造業崛起”的重大機會。第一次是21世紀初,中國低端製造業由於要素成本壓力向外轉移,印度專注服務業,對此並無知覺。第二次是中美戰略博弈疊加新冠疫情,催化跨國企業尋求“中國+1”,印度對此雖有所行動,但適得其反。
2020年初新冠疫情來襲,印度出於“外資趁機掠奪式收購”的擔憂,發佈“2020年第3號新聞公告”(PN3),全面限制來自印度鄰國的任何投資。2020年6月加勒萬河谷衝突發生後,莫迪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封禁數百款具有中國背景的移動應用程序。印度税務機關大批逮捕在印度的中國高管。在印度全面打壓中資中企的背景下,雖然印方自我期許“中國+1”大贏家,但實際結果可想而知。
如今,特朗普再次揮舞關税大棒,印度獲得了第三次機會,這次能否抓住?目前看,機會渺茫。
原因之一是“政治正確”仍在扭曲印度的經濟理性。目前,印度甚至沒有解決最基本的前提問題:到底要不要對華合作?從戈亞爾等要員的表態不難看出,“賭中國輸”“唱中國衰”才符合印度版“政治正確”。在莫迪2月訪美受挫、手足無措的短暫窗口期,印方才願認真考慮改善對華關係。一旦特朗普推出所謂“對等關税”,印方就迫不及待地尾隨美國對華示強。雖然經濟理性表明,中印越緊密合作,印度越有可能抓住機遇,但印度國內政治氛圍扼殺了這種可能性。正如2020年以來發生的那樣,如果印度不歡迎中資企業和中國人才,即使有中國產業受美強壓對外轉移,印度也無法分享。這不僅是印度的經濟智慧問題,也是其政治勇氣問題。
二是傳統政策約束很難克服。印度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低成本勞動力大軍,但出口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品,這表明印經濟要素扭曲嚴重,導致無法利用潛力最大的比較優勢。莫迪在前兩個任期嘗試推動用工、用地、農業等方面的改革,但效果遠不及預期。例如,莫迪政府把犬牙交錯的勞動法系整合為四大法典,但因為沒有頒佈具體實施細則而持續停滯,改革成果乏善可陳。莫迪第三任期依靠聯合政府執政,改革動力只會進一步減退。這表明,即使印方高層決心對華開展產業經濟合作,很多長期制約印度製造業的桎梏也不會自動解決,印度製造業發展依然十分艱難。
三是域內國家同生態位競爭極其激烈。考慮印對華限制政策和印國內改革不利,很多中企即使要“出海”也繞開印度,因為難以獲得印政府的外商直接投資許可、赴印簽證,難以應對印度合規要求,且不願意承擔匯回利潤附帶的巨大風險。在印度隔絕中資的同時,一個供應鏈網絡正從中國向東南亞、南亞乃至中東鋪展——孟加拉國負責服裝生產,越南負責消費電子產品,印尼負責電池和精煉產品,馬來西亞負責汽車、芯片服務、電子製造服務等。面對美所謂“對等關税”,中國和越南選擇簽署產供鏈合作諒解備忘錄,這是歷史上此類合作文件首次簽訂,未來還有望拓展到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國。這意味着,印度未來可能面臨越來越激烈的同生態位競爭,發展空間必然受到更嚴重的擠壓。
**作者簡介:**毛克疾,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