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高能，年度佳片我投它一票_風聞
电影杂志-电影杂志官方账号-电影杂志——为你发现好片08-29 13:45
作者 | 我是影小妹
今年影視市場上的醫療題材作品悄然增多，從劇集到電影，創作者不約而同地將鏡頭對準醫院這一特殊場域。
其中，《匹茲堡醫護前線》以高口碑成為上半年熱門劇集。
而另一部同樣關注醫院的電影，則以近乎紀錄片的寫實風格，冷靜呈現了一名護士在一個夜晚中所經歷的一切——
《夜班》
沒有誇張的戲劇衝突，沒有英雄主義的光環，只有不間斷的忙碌與壓抑。
這部電影由佩特拉·比翁迪娜·沃爾普編劇並執導，德國演員莉奧妮·貝尼希主演，目前豆瓣評分8.2，IMDb7.9，更被瑞士選送參評第98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
影片從女主角弗洛莉婭·林德清晨乘坐公交車前往醫院開始。
她換好護士服，與白班同事進行工作交接。
這一夜，由於一名同事請假，只剩下她、另一名護士貝婭和一名實習生阿梅莉，三人需共同照顧25位病人。
病人中既有高齡失能、需全程護理的老人，也有剛入院等待手術的商人，還有長期卧牀、意識模糊的重症患者。
弗洛莉婭的第一項任務是為庫恩太太更換紙尿褲。
她動作熟練，同時輕聲安撫老人，並迅速返回護士站開始配藥、更新記錄。
一切看似按部就班，實則節奏極快，幾乎沒有任何喘息之機。
病人的情況複雜多樣。
新入院的奧斯馬尼家屬要求安排單人病房，弗洛莉婭以一句“我們有很好的耳塞”巧妙回應；
疑似腸梗阻的納納拒絕插胃管，她尊重其意願並提前備好止吐藥；
施耐德的女兒在病牀前傾訴照護壓力，甚至説出“希望父親安心離開”的話；而出院病人家屬還打來電話，要求幫忙尋找遺失的老花鏡。
這些瑣碎卻緊急的事務交織在一起，使弗洛莉婭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
隨着夜色加深，問題接踵而至。
勞伯的抗生素更換被延誤，她變得憤怒；勒烏確診結腸癌卻始終未能與醫生溝通，焦慮到茶飯不思引發低血糖；VIP病人塞韋林不斷提出各種要求，甚至掐表計算服務時間，言語中充滿諷刺。
弗洛莉婭盡力保持專業，但人力有限，錯誤終於發生——她不小心將兩位病人的止痛藥弄混，導致一位病人出現嚴重過敏。
幾乎在同一時間，重症患者比爾金太太突然失去呼吸，雖經全力搶救仍不幸離世。
家屬將怒火全部投向弗洛莉婭，指責她因忙碌未能及時檢查，導致悲劇發生。
身心俱疲的弗洛莉婭躲在陽台痛哭，但很快又必須返回崗位。
而在塞韋林再次指責她“服務不周”時，她終於爆發，搶過他的名錶扔出窗外。
這一舉動是她整夜壓抑情緒的高潮，卻也成為她與病人之間關係轉折的契機。
影片並未停留在衝突表面，而是進一步揭示每個人背後的故事。
塞韋林其實是一名突然確診癌症的壯年患者，無法接受現實，才將情緒發泄在護士身上；
勞伯在弗洛莉婭成功為她注射後態度緩和，原來她只是渴望被專業對待；弗洛莉婭為去世的比爾金太太整理遺容、繫上絲巾，默默給予最後的尊重。
甚至在最後，那位抽煙的病人撿回被她扔掉的手錶並歸還給她，彷彿是一種諒解與和解。
天未亮，弗洛莉婭結束夜班，登上返程公交車。
她靠在窗邊，疲憊而沉默。
鏡頭平靜地注視着她，一如注視着她剛剛經歷的一切。
《夜班》之所以令人窒息，正因為它的真實。
它不是一部虛構情節的類型片，而是一面鏡子，反射出護理工作者日常的艱辛與系統性的困境。
電影中幾乎所有事件都源自人手不足——兩名護士加一名實習生照顧25個病人，註定無法面面俱到。
而這種短缺並非戲劇誇張，據片尾字幕提示，到2030年，瑞士將面臨3萬名護士的缺口，36%受過培訓的護士在四年內離職。
即便在發達國家，護理職業同樣面臨高壓、低認同與高流失的危機。
這部電影也更像是一部關於“溝通”的作品。
病患與醫護之間、家屬與系統之間、甚至醫護與管理者之間，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對稱與情緒隔閡。
病人等待的不只是藥物，還有被傾聽的機會；家屬抱怨的不只是服務，更是對疾病無力的宣泄；護士付出的不只是勞動，還有不被看見的情感消耗。
電影沒有刻意煽情或批判，而是以近乎冰冷的客觀呈現這種結構的矛盾——每個人都在盡力，但系統並未給予他們足夠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原片名“Heldin”（女英雄）並非誇大其詞。
這些護士不是超級英雄，她們是普通人，卻在每一個夜晚承擔起與他人的生命息息相關的責任。
她們在機械性的勞動中依然保留人性温度——為老人唱歌、緊握患者的手、為逝者整理儀容——這些細微之舉，遠比英雄敍事更動人。
《夜班》最終提出的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一個值得全社會思考的問題：
當醫療系統不斷強調效率與規模，是否忽略了其中最核心的“人”？不僅是病人，更是那些守護我們健康的護士。
她們需要的不只是讚美，更是實際的支持——合理的工作量、應有的尊重、有效的溝通機制和制度的保障。
否則，電影中那令人窒息的夜晚，將不僅是銀幕上的故事，更是現實中日復一日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