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學者對話:美國正在學習“中國特色”_風聞
人大重阳-人大重阳官方账号-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08-29 14:30
近日,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係學院終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英文《當代中國》雙月刊主編趙穗生訪問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在人大重陽區域國別論壇之“美國系列”第十九場活動中發表題為“中美大國競爭,從特朗普1.0到2.0”的公開演講,並就該主題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展開對話。
以下為對話實錄:
**王文:**特別感謝趙穗生老師非常精彩的報告,更要感謝您引述了我講的“平視世界”,2016年,我在一次重要發言中首次講到“現在到了平視世界的時候”。過去十年左右,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美國確實到了平視的時候。
在我看來,特朗普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對美國而言,他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對華競爭總動員。在特朗普執政之前,美國社會對中國的共識尚未完全形成,而特朗普1.0時代之後,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對中國的共識達成了一致。其次,對中國而言,特朗普的上台推動了中國對美國“祛魅”的過程。特朗普上台後,中國開始對美國的政治體制和民主制度進行重新評估。隨着疫情在美國導致大量人員傷亡,中國對美國的社會治理能力也開始祛魅。今年,隨着DeepSeek等工具的出現,以及北京舉辦的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這也是世界上首次舉辦此類賽事——顯示出中國在機器人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中國也發現自己的技術,如豆包、DeepSeek和宇樹科技的機器人,同樣具有競爭力。
我非常贊同趙老師您所言,中國不應以俯視的態度看待美國。因為美國仍然擁有許多優勢,但我認為心理層面上,中美開始趨於平等。現在,仍然對美國抱有崇拜心態的中國人越來越少了,這與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情況大相徑庭。今年2月,我在海外撰寫的一篇文章獲得了全球約18個國家媒體的轉載。我與您的看法不謀而合,我曾表述:“特朗普2.0有助於中國變得更偉大”。這篇文章受到了廣泛傳播。因此,我非常贊同您的觀點,特朗普2.0確實為中美關係帶來了新的機遇。特別是當盧比奧提到“戰略穩定期”時,在中國,人們更傾向於將其稱為“戰略相持期”。我認為,在未來,中美兩國將在穩定相持的態勢下,展現出相互競爭和交替領先的局面,在某些領域美國可能佔據優勢,在其他領域中國可能迎頭趕上。
在我們開始互動之前,我想先向您提出一個問題:從中國的戰略規劃來看,我們將發展目標定為“兩個百年”和中期願景,普遍預期是到2035年中國GDP將超越美國,而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因此,趙老師,在可預見的未來,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間互有消長的博弈狀況?最危險的時刻會出現在哪裏?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趙穗生:**我完全贊同你剛才提出的觀點。特朗普總統任期內,特別是他發起的首次貿易戰,對中國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它促使中國覺醒,不再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所以,中國一直在積極準備,無論特朗普是否連任,都要應對美國可能的遏制策略。拜登接替特朗普後繼續執行類似的對華政策,對中國而言,實際上是一個寶貴的學習機會。在這之後:
第一,中國在科技領域,包括你提到的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已經不僅僅是追求自力更生,而是正在努力實現對美國的超越。
第二,中國在貿易政策上實現了多元化,減少了對美國的依賴。這一點也已經實現。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程度顯著降低,2025年上半年的中美貿易額相比2024年同期減少了大約10.4%。
**王文:**目前中國已經由2018年近14%的外貿總額要依靠美國,到今年上半年降到了9.5%左右。
**趙穗生:**那就是相當大的減少。
第三,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需要識別美國的弱點,找到能夠對美國實施制裁的領域。過去美國對中國實施制裁,現在中國應採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對等回應。
我看了一個數字,中美貿易,中國順差很大,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大大小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但別人説,中國對美國出口很大,這是美國可以拿捏中國的一個方面,這也是約瑟夫·奈的觀點。恰恰相反,有數字説,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絕大多數商品都是美國市場依賴中國的。例如稀土成品70%依賴於中國,平板電腦、手機這些也是有50%以上依賴中國。
因此,如果在貿易戰中中國停止向美國出口這些關鍵產品,美國將遭受重大影響。從特朗普首任期內開始,中美之間的這種相互依賴關係變得尤為明顯。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正在減少,每次回到國內我都能感受到這一點。上次訪問時,我正好趕上了產業鏈的博覽會。一到中國,我就發現,在美國很少能看到類似的產品展示。你提到的機器人運動會,我也是今天才首次聽説。可以感受到,中國的科技和經濟活力,在美國雖然也存在,但規模遠不及中國。
庫爾特·坎貝爾最近也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Underestimation China(低估中國)》的文章。美國存在一個普遍的誤解,認為中國缺乏原創能力,總是竊取美國的技術。但坎貝爾列舉了眾多例子,證明中國並非如此。隨着中國對美國科技和貿易依賴的逐漸減少,中美關係似乎進入了所謂的“相持期”。我認為“相持期”這一翻譯更為貼切。儘管從2035年、2049年的中長期視角來看,局勢尚不明朗,但考慮到美國社會目前存在的問題,一旦美國意識到這些問題,它將迅速迎頭趕上。回顧過去,當蘇聯與美國展開太空競賽時,蘇聯率先將衞星送入太空,而美國的衞星尚未升空。美國動員了全社會和國家的力量來應對挑戰。如今,美國正在向中國學習,其產業政策越來越傾向於中國模式。特朗普政府甚至提出利用國家力量參股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英特爾,並提出使用政府資金進行投資,這與中國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轍。美國擁有健全的市場機制和卓越的科技實力,再加上向中國學習的經驗,我認為在10年或15年後,局勢將難以預測。
王文:《紐約時報》上星期有一篇文章説,“美國要大力推進建設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趙穗生:(笑)還是中國特色,向中國學習。
**王文:**他説:“中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美國是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趙穗生:**不僅是特朗普在做,拜登時期就已經在做了,拜登的《芯片法》都學自中國。
**王文:**趙老師,您這點提醒的非常重要,無論任何時候中國哪些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還沒有到驕傲的時刻,還應該更加兢兢業業。
**趙穗生:**一方面是兢兢業業;另一方面,有人説中國會在2035年實現GDP超越美國,我認為現在還很難斷言,更別提人均收入了,所以差距還是相當大的。
**王文:**是的。接下來我們進入互動,我們首先請王義桅教授做個小點評。
**趙穗生:**王義桅教授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我非常尊重的一流學者,今天我非常榮幸。
王義桅:上次趙老師來訪國內時,我遺憾地錯過了學習的機會,因此,這次我決心不再錯過。
我對您的分析總體上感到非常信服,但是否可以對未來進行一些更前瞻性和基礎性的分析?我個人認為,分析中美關係可以從三個維度入手:
首先是技術維度。中美關係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中國主要扮演應用型角色,而美國則處於領先地位。中國總體上還是依賴於美國首創構建的科技體系。然而,隨着所謂的“新冷戰”和技術脱鈎,中國被迫走向原創,這些都是被逼出來的結果。目前,中美在技術創新方面,特別是在人工智能領域,除了美國,只有中國有能力構建自己的科技體系。其他國家,包括歐洲在內,都沒有自己的搜索引擎、操作系統、大數據或自主平台。但是,中國與美國的競爭不僅體現在原創性上,還包括應用場景,當前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使用這些中國技術也使美國感到緊張。在AI領域,技術層面已經形成了一個“G2”的世界。
其次是資本層面。您剛才沒有提及的一點是,美國正在推進穩定幣項目。如果成功,這將類似於海湖莊園協議,世界貨幣將越來越趨向單極化。美國將能夠將其債務延後一百年,或者再次華麗轉身,重塑美國。這對中美博弈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因為中國的國內金融體系仍存在重大弱點。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仍然緩慢。
最後是國內治理和制度維度。有一種觀點,聲稱過去中美關係是兩種資本主義的對比,指責中國是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而美國是私人資本主義。但現在情況有所變化,美國的資本主義似乎演變成了封建主義,特朗普完全推行封建主義,不僅是家長制,甚至是國王制,要求效忠他的做法,包括在技術層面也體現出技術封建主義。而中國則迴歸到了社會主義,追求共同富裕。
因此,從曾經部分人認為的“兩種資本主義模式的競爭”,到現在美國特色的封建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的較量,包括在全球治理理念上的競爭。在全球治理領域,特朗普似乎並未提出具體的倡議,國內問題尚且難以應對,更不用説在國際治理制度層面的競爭了。這種競爭並非新冷戰的翻版,實際上反映了全球軟實力的此消彼長。從這三個維度綜合審視中美關係,可能會更加全面。技術層面呈現兩極分化,金融層面趨向單極化,而治理層面或GDP則顯示出多極化的趨勢。未來中美關係如何在這三個維度上形成一個綜合的預測,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這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
**趙穗生:**您所闡述的三個維度都十分精準,不過我對您的第三個維度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説美國搞封建專制,實際上遠未達到那個程度。特朗普的確可能有想當“皇帝”、想當“King”的心思。我在美國生活了40年,深知美國的制度極為健全,並非特朗普在四年內就能摧毀的。或許很多人都十分擔憂特朗普是否會在四年內將其摧毀,實際上並不會。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他想更換美聯儲主席,成天在那兒指責對方,卻始終無法如願。一旦他強行更換,對美國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制度而言,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摧毀。大家之所以信任美元、信任美國的國債,原因何在?就在於美國有一個高度獨立的聯邦儲備體系,不受政府幹預,總統也無權干涉。
特朗普妄圖成為封建帝王,但其實際權力並不算很大。他發佈的行政指令,馬上就會遭到法院的挑戰,這個法院剛挑戰完,另一個法院又接踵而至,各級法庭都會對其加以限制。在我所在的州以及加州,這兩個由民主黨掌控的州,他毫無辦法。我所在的學校美國丹佛大學依舊推行DEI,即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包容(Inclusion),包括對我的評審也遵循DEI標準,我們根本不會聽從他的指令。即便總統來訪,我們也不會接見,更不會歡迎他。他根本無法施行封建帝王那一套做法。倘若他不同意我們州的政策,就得通過法院起訴我們的州長;而我們州長若不同意,同樣可以去法院挑戰他,他與封建帝王的權力相差甚遠。
美國的制度極為健全。我在高校工作多年,還在學校的申訴委員會任職。我們處理事情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並非由某個人説了算,而是有着一整套嚴謹的程序。從聯邦到州,再到地方、市、縣,直至每所高校,這套制度都十分健全。他目前所做的事情,距離摧毀這一制度還差得很遠。儘管現在大家都憂心忡忡,但實際上他根本無法得逞。
對於美國製度的韌性,我在美國時常常為中國發聲,提醒大家不要低估中國製度的韌性。如今來到中國,我也想告訴中國的朋友們,不要低估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的韌性,這種韌性十分強大,美國經濟的韌性亦是如此。
**王文:**所以接下來我想問您的問題是,有另一批美國的中國觀察者認為,美國的制度一方面較為健全,但另一方面內部存在各種傾軋和否決現象,似乎難以辦成事情。例如,加州計劃修建高鐵,歷經二十年仍未完成;波士頓規劃的高鐵項目,同樣耗時二十年也未能搞定。從這一角度再去思考王義桅教授提出的問題:接下來美國若要與中國競爭,是否需要恢復到20世紀50 - 60年代的效率呢?
**趙穗生:**對於這一點,我覺得你還是存在一些誤解。美國的高鐵建設難以推進,一是因為成本高昂,二是受其制度所限。美國每個議員都要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若高鐵要經過其所在地區,就要求必須在當地設站,否則就不讓高鐵通過。可如果每個地方都設站,那就失去了高鐵的意義。
從商業角度來看,美國國土面積廣袤,高鐵建設成本高且長期難以建成,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需求不足。即便高鐵時速能達到400公里,在美國地廣人稀的情況下,運營也很難實現盈利。而在中國,即便高鐵有大量的客流,國家仍需給予諸多補貼才能保證不虧損,中國高鐵的客流量是美國鐵路客流量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相反,美國的航空業十分發達且盈利狀況良好。大約在十幾年到二十年前,我來中國看到首都機場時,就不禁感嘆中國人真厲害,機場如此先進,再看看美國紐約的拉瓜迪亞機場,感覺還不如中國小縣城的公共汽車站。如今,美國的機場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變化,舊金山的機場已全部更新,丹佛機場也在十年間完成了更新,如今去丹佛機場,會發現它堪稱世界一流。在中國,航空運輸很大程度上被高鐵所取代。新冠疫情之前,丹佛機場的客流量在全球排名十幾位,如今已上升到全球第五位,而中國的廣東機場、首都機場、浦東機場等客流量排名都有所下降,美國機場的發展令人矚目。所以,真不能低估美國,兩個國家在很多方面的情況差異很大,不能簡單地進行對比。
**王文:**是的,您説的信心我非常認同,前段時間我也看到了紐約三大機場總和,上半年是5000多萬人的流量,中國最大的浦東機場上半年流量只有4000多萬,只有美國最大機場紐約機場的80%。
**趙穗生:**紐約還不是美國最大的機場。
**王文:**對,是亞特蘭大。
**趙穗生:**亞特蘭大是美國最大機場,然後是芝加哥和我們丹佛。
**王文:**所以,您所説的不能低估美國的更新,也十分值得中國人關注。目前,中國關於這方面的聲音非常少。中國對美國的觀察似乎停留在美國基礎設施不佳的層面,而實際上,美國的基礎設施也在不斷更新。
**趙穗生:**美國的更新能力很強,一旦他們意識到這些問題他們就會改進,尤其是他們向中國學習的勁頭十足。你可以看看我們的丹佛機場,它十分先進。我經常坐飛機,昨晚我從那裏出來的時候還在觀察,我們機場的設計特別科學。我去首都機場時,搭乘小火車的體驗不佳。小火車的運行頻次很低,半天才有一輛。而且小火車到站後,下車的門打開了,過了很久上車的門才開。今天早上我下飛機後趕時間,有一名服務員在管理小火車,告知我不能上車,説要麼就得再等五分鐘。而在美國規模類似的機場,那裏每半分鐘就有一輛車。
**王文:**這個我十分贊同,我也對中國機場有過很多吐槽。在美國大多數機場,包括到歐洲,機場已經完全自動化了。但在中國,絕大多數機場在安檢時,依舊是保安拿着小盒子,將行李放置在盒子上,盒子通過後,保安再把盒子拿回來。當然,我已經有幾年沒去過美國了。在歐洲,包括土耳其、迪拜等地的機場基本都已經實現自動化了。
**趙穗生:**華盛頓和達拉斯的機場過去採用接駁車,比較落後,現在已經配備十分先進、嶄新的地下火車了。如今中國在這方面與之相比,差距還很大。
**王文:**是的,這一點需要提醒。我常説中國有一些人如今有一個小症狀,叫做“基礎設施狂妄症”,總認為我們的基礎設施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五年前這麼説或許沒問題,但在過去五年裏,全世界的基礎設施都在不斷發展。最近幾年,我去過許多“全球南方”國家,伊斯坦布爾的機場相當先進,規模比首都機場大兩倍多。 多哈機場也是三年前剛建完的,它的一個航站樓直接就變成一個森林。
**趙穗生:**我們美國丹佛機場也是,貴賓室也是,很大,有幾層樓。
**王文:**這點我們需要警醒。
觀眾提問:謝謝趙教授,我的第一個問題,8月15日,大家非常關心美國的元首峯會,很簡單的一個問題,您認為未來中美俄三國關係會有怎樣的發展?第二個問題,您剛剛説到關於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以及您説到雙方互相併不瞭解,以及剛才談到的基礎設施的問題我也非常認同。我想問在如此地緣政治的情況下,如何讓雙方更瞭解自己,如何更好的推進人們之間的交流?
**趙穗生:**特朗普這次見了普京以後在採訪當中説了一句話,我認為中國一定要警醒,他説:“中俄是天然的敵人。”但是他這個話説的也許是太過分了,俄國人口少,中國人口多、土地少,所以,雙方都看着對方,要奪取對方的資源。他説他的前任把中俄都作為美國的對手。其實很多人都在談所謂Reverse Nixon(反轉尼克松),尼克松計劃把中俄分家,當時中俄已經分家了,但尼克松當時發展中美過線,拉中國來對付俄國,現在反過來發展俄美關係對付中國。在中美俄大三角這方面,很多年前伯克利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叫做洛厄爾·迪特默(Lowell Dittmer)當時寫到,中美俄大三角是“浪漫三大角”,像三個戀人一樣,任何一方都想佔據”Pivotal position”(關鍵位置)。什麼意思?就是我和你們兩個都好,你們兩個打,這是最好的位置;第二好的位置,我是跟一方好,你們兩個也好,我跟你們三方周旋;最不好的位置是你跟哪一方都不好,他們聯合起來對付你。
特朗普就説,在他之前美國把中俄推在一起了,他現在要拉回來,但能不能做到,另當別論,現在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已經深入到相當深的程度,而且特朗普有沒有這種大戰略眼光和能力也很難説,尤其是他受到歐洲的很多掣肘,能否和俄羅斯完全改善關係也很難説。所以,將來這個“大三角”就看怎麼玩,最好的玩法就是讓他們打,中國讓美俄打,中國和兩個都好,特朗普想中俄打,美國和兩個都好;俄羅斯想中美打,俄國從中取利。這是大家都有的心態,中國應該意識到這一點。
**王文:**的確,昨天我接受塔斯社的採訪也大體講到這個看法,至少在安全和全球大國博弈上,世界正在進入到G3時代,還是得中美俄三國説了算,歐洲、日本都相對被邊緣化,烏克蘭成為最終的犧牲品,這點我非常認同。
觀眾提問:趙老師好!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您説特朗普2.0第一任期有明顯轉變,全部都集中在做交易,歸根到底他通過交易得到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第二,您在演講中説到特朗普2.0時期,中美之間有合作的機會的,我注意到您在演講中説到特朗普個人並不具備保障大國合作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具體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合作呢?
**趙穗生:**在這種關係浮出水面之前,大家都看不太清楚,很多人都説存在一個所謂的“Grand Bargain(大交易)”。但從他在當前與中國進行的貿易談判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來看,我認為,所謂的“Grand Bargain”似乎不太現實,更為實際的目標是實現貿易平衡。歸根結底,就是中國要增加購買美國的產品,減少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同時,美國也從各個方面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削減從中國的進口,而中國則要增加購買美國產品。前幾天他提到,中國購買美國大豆的數量要增加四倍,不要購買巴西、阿根廷的大豆,而要購買美國的大豆,且購買量要達到原來的四倍多。由此可見,目標非常具體,就是要實現貿易平衡。
中國要和美國達到貿易平衡也很不容易,因為中國國內市場的消費,在對美國產品的需求上,光買一些大豆又有多少錢;要買一些高端產品,一是美國賣不賣的問題,二是中國有沒有消費能力?中國國內現在消費都非常疲軟的話,要想增加對美國大量的進口平衡貿易,這要建立在什麼基礎上?中國國內經濟轉型的基礎上,由出口導向、投資導向轉向國內消費導向,這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所以,這種情況下,你剛才講的交易,其實是一種並沒有那麼難的交易,但對中國來説要做到需要花相當大的力氣才能做到。
第二個問題,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中美兩國領導人要見面,越早見面越好。特朗普只要見到中國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他就會受寵若驚,就像他見普京一樣。而且他很相信強人政治。所以,領袖、領導人以及首腦外交的作用,在與特朗普打交道時要充分發揮。儘管特朗普善變,但一旦建立起彼此間不僅是信任的關係,也就是一種“Chemistry(化學反應)”,我認為這是極為重要的第一步。目前美國對中國的諸多投資限制仍處於上次冷戰框架之下,若改變這一框架,整個中美間的眾多經貿關係,包括中美人文交流,比如美國很需要中國的留學生,若能與特朗普在這些方面達成諸多共識,通過首腦外交來推動,這些問題都有可能得到解決。
觀眾提問:有兩個問題,第一,您怎麼看阿拉斯加峯會,現在我們感覺有可能達成類似於交易形式的一種和平方案,您認為,之後美國可以更加聚焦,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在對華競爭中,會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的壓力嗎?第二個問題,您怎麼看“九三閲兵”紀念二戰勝利的活動對中美人文交流有什麼樣的影響?
**趙穗生:**阿拉斯加峯會具體細節到現在都沒有出來,大家都是猜,或者有一些捕風捉影的地方,包括你剛才講的和平協議,大家對於土地交換、領土交換都在猜。無論怎樣,對中國來講沒有太大的負面作用。因為最終解決烏克蘭問題,特朗普還是希望和中國合作。1月份,他在達沃斯,其實他和中國領導人通電話的第二天,他在他的社交媒體上就説和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有可能合作。因為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會達成什麼協議,明天澤連斯基到白宮會説什麼大家還都不知道。大體上,我不認為通過他和普京就能決定烏克蘭的未來,必須由烏克蘭和歐洲在這裏發揮作用。
至於“九三閲兵”,我在美國媒體上基本沒見到這方面的報道。
**王文:**是這樣的,世界媒體尤其美歐媒體為主對80週年的報道對閲兵儀式沒有中國這麼多。
**觀眾提問1:**趙老師您好,我的問題是,您在演講中提到特朗普當前的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是如何通過壓制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建制派來背棄並放棄自由主義全球霸權的。基於您演講的內容,您會把將特朗普目前的外交和經濟政策歸類為民族主義導向的政策嗎?在這種情況下,相對收益概念在美國當前外交政策中的分量還有多重呢?
**觀眾提問2:**感謝趙老師的分享,您説特朗普2.0有助於中美關係的。我還是特別關注這次美俄元首峯會,到底如何加強美俄合作,我們認為,對三角關係還是有比較大的撬動,特朗普2.0對中美關係到底可以合作到什麼程度?還有哪些進一步合作的空間?我想請教兩位老師,因為畢竟上合峯會在即,我們高度關注的是,美俄元首峯會到底對全球關係的影響。因為上合裏,中俄這兩個力量是有合作、有競爭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中俄如何密切合作?我剛才也查了數據,我們擔心美俄之間的合作很實,雖然兩國在經貿投資領域合作比較少,最高也就是2012年400億美元,而中俄經貿去年底已經超過2400億,但是我們比較擔心這種關係,謝謝。
**觀眾提問3:**趙教授您好!剛才您説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對中國有一個“過度反應”,特朗普是一個很特殊的總統,當他這三年結束以後,到2028-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這段期間,如果中國穩步改善了自己產業轉型的問題,目標依然是有限地區發展權和影響力,您認為特朗普以後的其他的總統上台是否會再回潮,仍然有這種過度反應,或者到什麼程度?有沒有這種跡象?向您請教。
**趙穗生:**美國在二戰後是一個非正常國家,它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國民生產總值50%以上,所以對於整個世界的穩定以及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念非常在意,也就是你剛才講的“霸權穩定理論”。美國作為一個霸權有能力維持穩定,做“世界警察”,同時它作為“世界警察”也是收益最大的。但是現在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只佔全世界的25%左右,它的能力越來越小了,因為能力越來越小,相對收益也是越來越小了,其他國家發展起來以後,很大程度上,其他國家作為“搭便車”者越來越多的起來了。所以,它現在越來越不願意承擔國際義務了。特朗普的這一系列政策變化,之所以這麼多人投他的票,就反映了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能力和收益變化的現實。
第二個問題,你剛才提到的一個數字,我認為非常有道理。中美之間的貿易額遠超美俄貿易額,所以對美國而言,中國比俄羅斯更為重要,因此特朗普如今十分重視與中國的關係。最近,他的財政部長説了這樣一句話:“我們在全世界二戰以後打交道這麼多的國家都沒有一個像中國這麼難對付。”當年,俄羅斯是軍事強國,卻缺乏強大的經濟實力;日本是經濟強國,卻在軍事方面較為薄弱。而中國既是經濟大國,也是軍事大國,在各方面都能與美國相抗衡。在這樣的背景下,至少從特朗普的認知來看,美國必須與中國搞好關係。艾利森近期發表的文章指出,美國即將迎來中期選舉,特朗普如果想在選舉中交出一份亮眼的經濟成績單,避免美國經濟衰退,結束貿易戰並與中國達成協議是關鍵。所以,在中俄之間,特朗普既要展現出大國領袖與普京總統的良好關係,同時他也十分欽佩普京的手腕和能力。不過,他不會為了俄羅斯而犧牲與中國的關係。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與中俄這兩個大國都保持良好關係。至於中俄之間是產生矛盾還是友好相處,他並不在意,他就是抱着這樣的心態。
第三個問題,我覺得完全有可能回潮。現在去競選的民主黨的候選人很多,包括哈里斯,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對中國冷戰派,包括特朗普的副總統。現在共和黨中副總統J.D.萬斯可能性最大,馬爾科·盧比奧是第二大可能性。這些人都是建制派,如果這些人上台,不受特朗普制約了,有可能變化。美國的變化是非常大的,而中國這幾十年政策延續性很強,美國政策延續性都不強。包括我們學校裏、學院裏,只要換一個院長,他天天要罵他的前任院長怎麼壞。我們新院長上來後把前任院長辦公室都要搬出去,你全都錯了,要不怎麼讓我來幹,我來幹就因為和他們不一樣,我幹得比他們好。所以,特朗普罵拜登,拜登罵特朗普,克林頓罵小布什,在美國都是這樣的。所以,美國的變化太大了。
**王文:**時間差不多了。剛才趙老師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給我們介紹了中美關係的變化,我個人非常受益。從我個人來講做一個補充,過去八年來美國的政策,其實從中國的角度過去八年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我簡單梳理其為四個轉型升級。
第一個轉型升級是科技轉型升級。特朗普1.0時制裁華為、綁架孟晚舟等等迫使過去八年中國進行了一次科技自主的、巨大的我們稱之為運動、潮流或者戰略,所以過去八年中國的DeepSeek、機器人宇樹科技、操作軟件鴻蒙系統等等都呈現了自主能力,現在我們的7納米以上的芯片基本攻克,2納米到7納米之間還有一些距離,芯片的自主能力有極大的提升。
第二個轉型是軍事轉型。過去八年中國軍事力量極大提升。八年前中國只有一艘航母,現在已經三艘航母入列,福建號也要入列了。2027年據外界傳聞第四艘、第五艘航母都要入列。這意味着在航母戰鬥能力上中美之間持平。再加上中國自主研發的最大射程1.2萬公里洲際導彈,1.2萬公里意味着中國的洲際導彈無法被攔截,可以打到美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這也對美國是一種反威懾能力。再加上中國六代機的出現,無人機的戰鬥化,這種軍事升級能力也是極大的提升。
第三個轉型升級是能源轉型升級。過去十三年中國新能源產能迅猛發展,光伏佔到全世界90%以上,新能源汽車佔全球70%以上,十三年前中國的新能源汽車每年產量不過才1萬輛,現在預計今年能有1500萬輛,十三年增長一千多倍,充電樁佔到全世界近80%。去年中國清潔能源裝機容量第一次超過50%,不再像過去那樣依靠於石油,這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的能源短缺。
最後一個轉型是經貿轉型。二十年前中國對美國出口額佔中國總出口額25%,十年前下降到22%,八年前是18%,去年只有14.7%。經貿戰中國就不怕了,大不了不和美國做一分錢的生意,又能怎樣呢?這是中國的底氣。更重要的是如果説中國國外是經貿領域的脱美國化,國內經濟就是中國實現了一個巨大的轉型——去房地產化。過去八年,尤其過去四年,中國房價平均下降了20%,部分城市甚至能達到30%-40%,這放在美國絕對是一場金融危機,但中國經濟依然相對穩健,中國經濟不再那麼依靠房地產,這使得中國經濟更加的高質量發展。所以,作為對趙老師的回應,趙老師從美國角度看了美國的變化,我剛才講的四個轉型也是從中國角度看到過去八年中國的變化,實際上是中國實力的提升,中國更加的高質量發展,這種實力提升使得中美之間進入一種戰略相持期,也就是趙老師講的誰都“吃不了”誰。
但對中國來講,中國也要戒驕戒躁。我要繼續強調,美國沒有實力把中國幹趴下,當然中國也沒有實力把美國幹趴下,雙方都要有這樣的清醒,這才進入到真正的戰略相持期,這種相持期更加考驗兩國的戰略界、決策層的智慧。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回應趙老師的演講,感謝趙老師再次來到人大重陽,我們期待趙老師下次還能繼續來人大重陽,每次您來中國都希望來到人大重陽和我們交流,再次用掌聲感謝趙老師。
今天我們的講座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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