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集200塊，新人編劇逃不過短劇騙稿？_風聞

在小紅書搜索“短劇騙稿”，你會打開一個全新的世界，其廣泛程度與惡劣程度堪稱觸目驚心。

當然，在影視行業發展初期，編劇遭遇“騙稿”的事情也屢見不鮮，只是如今輪到了新生事物——短劇。

真實的短劇市場，已然到了向精品化轉型的變革期，但仍然有不少投機者與入行新人，對短劇的印象還停留在最早期的“低門檻、賺快錢”階段。神話的擊碎具有滯後性，在短劇這個參差不齊的賽道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海。

非核心圈層的創作者跨界而來，既不懂短劇創作，也不尊重編劇，卻想靠低成本博收益投機；而新人編劇懷着成名的想象進入行業，卻發現自己成了最容易被收割的羣體。

在與毒眸的交流過程中，新人階段被騙稿“白嫖”，幾乎是每個短劇編劇都有過的經歷。一場騙局過後，她們慢慢從過期的造富神話和過時的藍海幻覺中醒了過來。

“200塊70集”

今年三月，待業中的尾巴在招聘App上看到一則短劇演員招募，她前去面試後，很快被介紹給一位製片人，這位製片人A問尾巴願不願意學着寫短劇劇本，可以免費指導培養，將來寫了劇本還能分稿費。

A有着百度百科可查的履歷頁面和院線電影作品，在尾巴看來，自己還是“新人小白”，而對方是“無法企及的圈內高人”，是從電影“下凡”來的，“那簡直太好了”，尾巴當即答應了下來。

但建聯後，所謂“指導”只是幾份網上隨手搜來的寫作資料。A反而頻頻追問尾巴的私生活，“比如有沒有過性生活”，尾巴提出質疑，對方則以編劇需要生活閲歷作為解釋，並批評她小縣城出身“見識短淺”，是“榆木腦袋”。

不久後，A稱與當地政府談好了合作，讓尾巴寫一部文旅微短劇梗概，要求加入當地的非遺文化元素，期間A頻繁提出模糊的批評意見，比如：你這寫的都不叫梗概、故事不完善、情節不好……

尾巴要求A提出更具體可操作的修改方向，他又發來網上的資料鏈接，然後繼續對尾巴寫的新梗概提出批評，回憶起當時的感受，尾巴覺得“就好像有個人讓我畫圓，我畫了一個不那麼圓的圓，然後對方一直説我畫的不是圓。”

幾個來回後，梗概終於被A拿去申請立項，順利通過。尾巴開始寫作正式劇本，談到稿費，A繼續推脱：“你是新人，東西行不行還不知道，怎麼定價？”他開始描繪未來的藍圖，稱自己導演的項目要和張藝謀合作，只要尾巴好好表現，就能在項目中署上她的名字。

寫到十幾集時，A突然要求尾巴一週內交付全劇劇本，並象徵性給尾巴發了200元紅包。尾巴不想放棄自己的劇本，硬撐着在一週內寫完70集4.5萬字，對方拿到劇本後仍拒絕談費用，以“初稿不行，要改”敷衍尾巴，此後便杳無音信。這200元紅包成了尾巴寫作70集劇本收到的唯一一筆費用。

後來她才知道，A所謂的與當地政府合作，只是用尾巴的劇本申請當地精品微短劇項目扶持資金，項目申請需要全本劇本，但最終結果是這個項目沒有通過申請。“我看了申請通過的名單，製作方都是山影、正午陽光、愛奇藝，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不太好過。”尾巴説。

尾巴的遭遇並非孤例，如今的成熟編劇小馬和九九在新人時期也曾掉進類似的陷阱，給自己的編劇事業起步“交了學費”。

小馬向毒眸回憶，兩年前，一家小公司交給她一個女頻復仇網文，希望她改編成短劇，小馬不理解這家公司選IP的邏輯，因為原作平淡如水，沒有任何亮點和鈎子，在閲讀平台的數據也很差。

儘管如此，小馬還是花心思給這部劇加上了“一個大鈎子、三個小鈎子”。她清楚記得，交稿時，編輯連連稱讚，“太炸了、太有畫面感”，當場笑出聲來。但最後，小馬卻被線上告知劇本“不符合要求”，不會過稿，公司也沒有支付任何費用。

幾個月後，小馬刷到這部上線的短劇，赫然發現其中用了她設計的核心創意和劇情鈎子。

九九遭遇的則是被惡意拖欠尾款。兩年前，她曾與一家網大出身的知名公司S合作一個古裝劇本，雙方簽訂創作協議，九九前期按期交付10集劇本，隨後交付劇本完整70集創作內容，期間，她多次溝通對方，希望得到修改意見，卻沒有得到反饋。直到交稿一個月後，該公司才回復，稱“劇本未通過審核”，單方面宣佈項目終止，同時拒絕支付報酬。

在九九看來，S公司給出的本就是一個過時的策劃案，“設定很垃圾”，而對方一直拖延不推進劇本進度，是意識到策劃和設定老套，而短劇題材迭代快速，S公司想終止項目開發，不願支付稿費。

許翩翩在一家頭部短劇承製公司做責編，負責收短篇小説，審核稿件是否達到簽約標準。她對毒眸表示，上述騙術的確常見，責編冒名頂替原作者投稿，收稿沒談攏、竊取對方稿件中的核心內容創意，而後找寫手“復刻”等情形在業內也比比皆是。

但許翩翩也提到，也有作者反向“行騙”，對責編謊報自己過往作品的數據成績，以換取更高的簽約金額。不過相比騙稿，這類騙局相對少見。

紅海與藍海之間

新人編劇遭遇的騙局，是短劇快速迭代過程中行業分層，由此產生的信息差、認知差的產物。

當下短劇行業，頭部公司已經意識到機會窗口正在收緊，短劇正在從粗放走向精品，競爭激烈。去年一家產出多部爆款短劇的公司負責人就曾對毒眸表示，今年有可能是紅果大力度補貼的最後一年，也是製片方賺錢的最後機會，“今年要是還賺不到錢，明年就更難了”。

如今已經產出了數部爆款短劇、成為紅果開白編劇的九九意識到，相比小公司，紅果雖然“透明敞亮”，但對編劇的補貼力度很快也會下降，同時內容側紅果還在進一步提高對精品短劇的要求，成熟編劇需要不斷適應新題材，新人編劇入行會更難，過稿率也會越來越低。

行業側傳遞出的信號同樣清晰。月初，紅果在短劇自制劇編劇沙龍上，多家制片方直言製作端產能充足，劇本供不應求。但在用户側，觀眾已對同質化劇情產生疲勞，因此業內普遍倡議——男頻開拓都市玄幻、都市日常等新題材，女頻則轉向都市情感、現言甜寵、都市玄幻類，以質量和創意突破。

幾乎同期，紅果也履行平台職責，在開白編劇羣中發佈通知，強調要嚴打劇本抄襲，對直接複製粘貼、洗稿、創意抄襲、融梗等行為“零容忍”。在融梗和借鑑仍然普遍的短劇創作環境下，這一表態意味着審核端的收緊，進一步強調創新和精品化。

只不過，在下沉市場和新人圈層中，短劇儼然有着另一幅“面孔”。它仍然被看作是“低門檻、快出頭”的機會之地，滯後於目前短劇市場的真實發展進度。

在尾巴所在的縣城，製片人A仍將短劇視為回款利器，誤判市場。尾巴表示，A是典型的“輕視又逐利”，以為自己從電影“下凡”能實現降維打擊，但實際上他既不真正懂短劇創作，也不尊重短劇編劇，天真地想借着這股熱潮分一杯羹，做投機主義者。而像尾巴這樣的新人編劇則因為缺乏經驗和話語權，便成了他們最容易下手的對象。

尾巴對創作過程中與A的一次小分歧印象深刻——劇本中一個相當普通的過場情節，男主對他的龍套發號施令後，龍套奉命行事，A看後批評龍套角色“沒有靈魂”，對男主俯首帖耳，尾巴解釋短劇和電影不同，劇情要集中在男女主兩個人身上，A不以為然。在那個瞬間尾巴確認，這個電影製片人完全不懂短劇，也不看短劇。

九九也對此表示認同，她提到，很多騙稿者都是從長內容轉到短劇行業，他們拒絕理解短劇的創作邏輯，甚至“不把（短劇）編劇當人看”。

部分跨界者和新人編劇懷有不同的錯覺，前者誤以為“下凡”便能在短劇行業“登峯造極”，輕鬆賺到一筆熱錢，後者希望憑藉低門檻入局，抓住一次機會就能爆款出頭。錯覺孕育了過期的造富神話和過時的成名想象，變相培育了短劇行業的詐騙土壤。

不同的是，前者還能販賣過期的個人或公司履歷信譽，新人編劇懷着入行的期待，卻只能被免費徵用勞動力，成為一次次天真的以小搏大中的“炮灰”。短劇行業向來參差的信息差，轉化成了詐騙空間，最後又為參差不齊的編劇權益保護，添了一筆敗筆。

待補一課

認知錯位之外，針對新人編劇的騙稿普遍存在，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短劇行業缺乏透明的反饋和規範的合同機制，致使信息差長期存在，並不斷被投機者利用。

被騙的新人編劇往往沒有議價權，也缺乏維權渠道，只能社交平台發文與新人們相互避雷。尾巴反思説，當時因為缺乏經驗，不懂流程，也不敢談錢，“他説免費指導，我就信了；他説先寫完再籤合同，我也答應了。其實我根本沒有任何保障。”

但即便處於弱勢地位，短劇編劇並非完全沒有法律工具可用。北京元樸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胡楊對毒眸表示，類似尾巴這種情況，即便沒有簽訂合同，編劇把完整劇本交給了收稿方，編劇依然擁有合法創作作品著作權。

胡楊介紹，著作權司法實踐侵權的標準是“接觸+實質性相似”。只要能證明對方在創作、申報前接觸過稿件，並且成片與稿件存在實質性相似，則可以證明收稿方存在侵權行為。

具體而言，編劇一般可以通過提供稿件的溝通記錄，或者作品公開發表在先的證據，來證明“接觸”要件；然後通過權利作品與侵權作品的內容對比來判斷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要件。

不過對於多數編劇而言，維權的難點在於執行。毒眸溝通的所有編劇，遭遇騙稿都選擇了諮詢律師，但最終都默認結局的不了了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稿費金額有限，往往只有幾千到上萬元，訴訟的時間與精力成本往往遠遠高於可能獲得的賠償。此外，行業裏大量小公司主體不穩定，即便編劇打贏官司，也很難真正拿到錢。

九九就諮詢過律師朋友，想起訴那家不結尾款的公司S，但朋友並不建議九九為了一萬塊錢打官司費心力。她咽不下這口氣，把S公司的短劇負責人當女反派寫進了自己的每部短劇，目標是“湊齊她的100萬種死法”。

相比訴訟成本，更普遍、也更隱蔽的問題在於合同本身存在漏洞。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發生爭議，新人編劇幾乎沒有任何籌碼。

針對這種現狀，胡楊建議編劇在簽訂合約時，將分期付款條件、每期驗收標準、甲方有權要求修改次數、署名權行使方式、違約情形及對應違約責任等條款儘量進行明確細化約定，以便督促合同相對方及時有效進行履約。

在胡楊看來，短劇騙稿並不是一個全新的問題，而是“老問題的新表現”。類似的著作權爭議，在長劇行業至今也依然存在，其積弊的核心在於：合同相對方主體經營狀況不穩定，以及合同約定模糊，容易導致履行分歧和不誠信行為。

“我國的版權登記制度是自願登記，是否登記並不實質性影響著作權歸屬的法律判斷。短劇著作權權屬爭議，本質上和長劇一樣，既可能涉及侵權，也可能涉及違約。問題不僅需要法律和合同條款的明確，還需要行業內的每個參與者自覺遵守和誠信踐行。”胡楊解釋道。

這意味着，受騙並非只是新人編劇的個人困境，而是整個短劇行業發展中必須面對的制度性缺口。過去幾年內，短劇經歷了爆發式增長，眼下剛剛進入沉澱期，與此同時，行業規範卻並未同步建立。

收稿渠道混亂，審核過稿標準不透明，合同條款參差不齊，在新人編劇甚至不少成熟編劇看來，短劇的不少流程仍然是在黑箱中運轉。

正因如此，短劇行業的“補課”已經迫在眉睫。這門課，不僅要求新人編劇學會保護自己的作品，更需要整個行業建立起清晰、透明、可追溯的規則。健康的行業，不該縱容投機者將試錯成本批量轉嫁到新人身上。只有當創作者的基本權益得到尊重，短劇才能沉澱出真正可持續的創作土壤。

（注：除九九外，本文中出現的人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