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格爾尼卡到加沙：戰爭中對平民的屠殺與歷史的重演_風聞

從格爾尼卡到加沙：戰爭中對平民的屠殺與歷史的重演

撰文：雅禮學人

2025年8月30日星期六

歷史並非線性進步，在戰爭的殘酷性上，尤其如此。從西班牙內戰的格爾尼卡到今日的加沙地帶，對平民的系統性屠殺非但沒有被終結，反而隨着軍事技術的“進步”而不斷升級和“完善”。這並非歷史的偶然，而是一種根植於戰略計算、道德推諉和強權邏輯的可怕循環。

一、歷史的先例：轟炸的“常態化”與道德悖論

二戰是“屠殺平民”成為標準作戰程序的轉折點。納粹德國空軍的閃電戰開啓了針對人口中心的恐怖轟炸，而盟軍的反擊則將其推向極致——漢堡、德累斯頓、東京乃至廣島和長崎的毀滅，共同構成了20世紀戰爭史上最黑暗的章節。

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學者亞歷克斯·貝拉米所揭示的悖論：“有意針對平民”與“拒絕承認這是他們的目的”。盟軍領導人設計了精妙的語言陷阱，將針對城市的燃燒彈轟炸包裝為對“工業中心”和“士氣”的打擊，從而在輿論和歷史上為自己開脱。這種“做了卻不承認”的雙重思想，為後來的戰爭罪犯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劇本：只要勝利屬於我方，暴行終將被歷史敍述所柔化甚至正當化。

二、歷史的濫用：以過去的暴行為現在的暴行辯護

當前加沙地帶發生的悲劇，完美演示了歷史如何被濫用。以色列官員在私下談話中直接援引二戰期間盟軍轟炸德累斯頓和廣島的先例，來為其在加沙造成大規模平民傷亡的行為辯護。美國大使邁克·赫卡比的言論更是將這種邏輯赤裸地公之於眾：“既然你們過去也這麼幹，今天就無權批評我們。”

這種辯護方式的致命缺陷在於：

1. 它拒絕道德進步：它將最黑暗的歷史時刻設為道德基準，而非底線。人類社會設立國際法、戰爭公約和人道主義原則，正是為了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並禁止其重演。以“前人也殺人”為理由殺人，是對人類文明本身的否定。

2. 它忽視具體情境：任何歷史事件都有其獨特的背景，簡單類比是極其危險的。將一場針對納粹德國的全面戰爭與一場針對非國家行為體的地區衝突相提並論，本身就缺乏邏輯和歷史依據。

三、技術的異化：“無菌戰爭”下的無情殺戮

美國在21世紀的戰爭模式，進一步扭曲了戰爭與道德的關係。無人機、遠程導彈和空中力量創造了所謂“無菌戰爭”的神話——指揮官在千里之外按下按鈕，看不到鮮血，聽不到哭喊。正如修道士托馬斯·默頓所警告的，這讓人產生一種“更好”的錯覺，因為它用物理距離和心理疏離感掩蓋了殺戮的本質。

這種模式帶來了兩個惡果：

責任感的消解：如哈羅德·許和阿基爾·裏德·阿馬爾在為利比亞戰爭辯護時所展現的荒謬邏輯——只要沒有“美國士兵的屍袋”，就不算“敵對行動”。這意味着，敵國平民的死亡根本不被計入戰爭的代價，他們從活生生的人變成了無名的、甚至不存在的統計數字。記者阿南德·戈帕爾在阿富汗的調查徹底揭穿了這一謊言：那些未被記錄、被嚴重低估的平民傷亡，是無數個“夏奇拉”和“古爾朱瑪”家庭持續20年的悲劇。

殺戮效率的極致化：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使其空中力量能以“工業效率”進行殺戮，這是觸目驚心的概括。現代軍事技術將屠殺變成了一個高效、系統化的生產過程，其規模和對生命的蔑視程度，確實“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法西斯領導人可能欽佩的”。

評論總結

從格爾尼卡到加沙，一條清晰的線索貫穿始終：在戰爭中，平民總是最先被犧牲、最後被銘記的。強權者通過篡改語言來為自己的暴行辯護，利用歷史的灰暗面為當下的罪行開脱，並藉助先進技術將殺戮變得更為“便捷”和“無感”。

加沙的悲劇之所以格外刺痛人心，是因為它發生在全球媒體的聚光燈下，它是對人類集體良知的一次公開拷問。我們擁有比1937年更先進的通信技術，卻未能阻止更先進的殺人技術施虐於平民。這證明，技術的進步並不自動帶來道德的提升。

終結這一循環的唯一希望，在於堅決拒絕“以暴制暴”的歷史虛無主義，在於無條件地堅守國際法和人道主義原則——任何平民的生命都不應成為可接受的代價，任何過去的罪行都不能成為今日罪行的許可證。否則，格爾尼卡的悲鳴將在人類歷史中永不消散，每一個今天的熱點，都將是下一個被後代引用的、為新的暴行辯護的“德累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