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已註定成為西方對抗俄羅斯的前沿堡壘……_風聞

烏克蘭已註定成為西方對抗俄羅斯的前沿堡壘……造成這個後果的罪魁禍首，就是大帝本人。

蘇聯解體後的葉利欽時期，俄烏關係還是相當不錯的。共同經歷了舊工業體系的崩潰，難兄難弟相互扶持、共克時堅。1997年雙方簽署了《俄烏友好合作夥伴關係條約》，進一步明確了兩國既定邊界的法律歸屬，同時允許俄羅斯繼續使用位於克里米亞的塞瓦斯托波爾海軍基地。可以説，90年代的俄烏兩國依然保持着準聯盟國家的狀態。

普遍觀點認為，2004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是俄烏關係的轉折點，但筆者認為這個時間點要更早。1999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個是大帝上台；一個是能源價格開始進入史無前例的超級牛市。做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能源出口國，俄羅斯經濟及財政狀況明顯改觀，人均GDP從1999年的1300多美元增長至2004年的近4000美元，5年裏增長了200%。而同期烏克蘭的人均GDP僅增長了100%，與俄羅斯的人均比值從1：2拉大到了1：3，之後基本保持這個比例關係。那麼當時撿了個金飯碗上台的大帝在幹什麼呢？一是發動了第二次車臣戰爭，對其它獨聯體國家成功取得了“殺雞儆猴”的作用；二是開始增強經濟領域、包括軍事工業的國家主義傾向（類似川普的美國優先）。這必然導致在大宗商品出口方面與烏克蘭的競爭逐步加劇；而在重工業產品方面則開始有意識地降低對烏克蘭的依賴。

在1998年的金融危機中，烏克蘭經濟遭受重創；而大帝上台後的一系列政策更使烏克蘭陷入深度焦慮：原來的能源靠俄輸入、重工業產品向俄輸出的這種與俄羅斯深度綁定的經濟模式已經走不通了，更大的危險是在大帝的沙俄復興大夢中再次徹底喪失獨立性。由此，經濟轉向西方通過嵌入歐盟體系以實現經濟轉型，以及安全綁定北約以避免被俄兼併的思潮開始在烏泛起。加之波羅的海國家轉向後成功的“示範效應”，以及西方的滲透教唆，烏克蘭的“脱俄入歐”至少在精英羣體口中逐漸變成了“遲早的事”。

其實大帝在上台早期對烏克蘭還是以拉攏為主的。比如2001年兩國的陸上勘界協議再次明確了俄對烏既有領土的尊重，試圖打消烏克蘭人對俄野心的顧慮，而烏克蘭人也確實在05和08年兩次以大比例否決了加入北約的公投。但更重要的、烏克蘭的發展問題，是大帝無論如何也給不了的，因為俄羅斯自己就成了純粹的能源輸出國。更加令人難繃的是，在阻止烏克蘭“西向”本已不易的情況下，大帝打算對輸烏天然氣大幅提價了！這種短視行為直接導致之前本已脆弱的兄弟情誼迅速崩塌，在經濟上融入歐洲開始成為烏克蘭的主流意識。

其實事已至此，俄烏關係也並非註定走向敵對、已無轉圜餘地。2010年烏克蘭立法宣佈自己為不結盟國家，本已徹底斷了加入北約的念想，烏克蘭仍可做為俄、歐之間的緩衝。如果大帝能夠接受烏克蘭的自由發展權與中立國地位，説不定烏反而會成為加強俄歐間經濟聯繫的橋樑，因為這種情況對烏最為有利，何樂而不為呢？顯然，這並非大帝想要的結果——重新把三個羅斯攢成一個羅斯，重現沙俄昔日榮光才是大帝的終極目標！因此，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上，烏克蘭任何與俄的疏離行為都無法被容忍。大帝必須有所行動了，辦法就是——扶持、控制亞努科維奇本人。要説這種頗具克格勃色彩的干涉方式確實是最簡單高效的，但前提是這個國家的民眾對政治還處於麻木狀態。可惜烏克蘭並不是，拒籤烏歐聯繫國協議、重新把烏克蘭與俄羅斯綁定這種逆天操作直接導致了2014年的廣場革命，而亞努科維奇可恥的臨陣出逃也終結了大帝和平統一三韓的念想。

竊自以為，2014廣場革命後不久俄即佔領克里米亞應該是一種應激反應，再次暴露了大鵝“拼命佔便宜、寧死不吃虧”的民族秉性。然而，這顯然也是個短視行為。此時的大帝其實完全可以重演“布拉格之春”的故事，揮師直搗基輔，以恢復憲法秩序的名義軍事扶持亞努科維奇復辟。畢竟亞努科維奇不管怎麼説也算是個民選總統，而且與8年後的那次情形不同，此時的烏軍總兵力僅十多萬人，根本無力、也不會阻止。既然控制烏克蘭的野心已被看穿，那就乾脆扶持個傀儡大大方方地幹。而貪便宜搶地盤的結果，就是讓本來處於散裝狀態的烏克蘭人的國家意識驟然覺醒，大鵝從兄弟從此變成了死敵。

至於2022年開始的所謂特別軍事行動，我願稱之為大帝的一種“後悔反應”，即對2014年僅僅搶了克里米亞顯然是不滿意的，這離自己的宏大抱負實在差了太遠了。所以，在做了自認為充分的準備後，決心來一次徹底解決，就像大帝自己説的——烏克蘭做為一個國家本不該存在。但是結果就像本文的標題，烏克蘭成了堵在俄羅斯家門口的堅實堡壘，大帝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實力。

總而言之，俄烏關係走到今天這步田地還是挺讓人唏噓的。但問題是，有幾個與大鵝打過交道的國家沒走到這步田地？而且越是與大鵝在一個鍋裏吃過飯的越是讓人唏噓，這難道不能説明些什麼嗎？大帝完美詮釋了俄羅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性格、秉性，如何與俄打交道，研究大帝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