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程也能像醫療一樣“精準”？國家如何用好這把新工具？_風聞

2025年8月29日，在德國南部博登湖畔的林道島廳，第八屆林道諾貝爾經濟學大會第四天的議程正在進行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C. Merton發表了題為“運用金融工程與衍生工具管理國家風險並優化主權政策實施”的主旨演講。他強調，金融工程與衍生品工具不僅能為華爾街服務，更能成為國家層面實施公共政策、管理系統性風險的“精準工具”。

從“熊孩子炒股”到諾獎大咖

Robert C. Merton出生於1944年的紐約，是著名社會學家Robert K. Merton的兒子（“自我實現預言”一詞即由其父提出）。成長於紐約州哈斯廷斯小鎮的大家庭中，他從小對金融表現出濃厚興趣。在父親的引導下，11歲時便開始購買股票，投資於通用汽車。少年時期，他既喜歡數學和棒球，又痴迷於汽車，甚至親手拆裝並改造賽車，展現了工程師般的動手能力。1966年，他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工程數學學士學位，之後進入加州理工學院攻讀應用數學博士。很快，他發現自己更渴望用數學研究現實世界的金融問題，於是轉學至麻省理工學院，在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的指導下，於1970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

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商學院的教學生涯中，Merton創立了多項開創性研究，包括著名的“連續時間金融理論”（Continuous-Time Finance）和“個人投資組合問題”（Merton’s Portfolio Problem）。他被認為是將學術界嚴謹的數量金融方法引入華爾街的關鍵人物。他與Fischer Black、Myron Scholes合作，開發了劃時代的期權定價公式（Black-Scholes-Merton Model），徹底改變了金融市場對衍生品的估值方式。憑藉這一貢獻，他與Scholes於1997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Fischer Black已於1995年逝世，未能獲獎）。這一公式不僅成為銀行和投資機構的日常工具，也為整個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此外，Merton還曾在所羅門兄弟、摩根大通等華爾街機構擔任重要職位，並推動了養老金管理和主權基金投資的創新。可以説，他既是理論家，也是實幹家，真正實現了從課堂到市場的無縫連接。

比較優勢與風險分散的矛盾

在演講中，Merton首先指出了經濟學中的一個“老問題”：國家在發展戰略中，往往在比較優勢與風險分散之間陷入兩難。比較優勢理論告訴我們，國家應當集中資源發展最具競爭力的產業，以提升效率和產出。但這種產業集中必然導致高風險，一旦主導產業遭遇全球性衝擊，國家經濟也會受到嚴重拖累。另一方面，金融學則強調風險分散：要將投資分散到多個、彼此不相關的行業或地區，從而降低波動。然而，國家不可能“面面俱到”，這與比較優勢天然衝突。Merton用體育明星的例子解釋這一點：喬丹雖然是籃球傳奇，甚至也能打棒球，但他無法在所有運動中都成為頂尖選手。同樣，國家只會在少數領域具備優勢，而這些領域往往高度相關，導致風險集中。

互換合約的解法

那麼如何破解這種矛盾？Merton給出的答案是金融工程中的互換合約（Swap Contract）。他以虛擬國家“Countrywide”為例，假設該國因氣候優勢，林木生長速度遠超歐洲，因此造紙業在全球具有競爭力，同時也盛產銅礦。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理論，該國會集中發展林紙和銅產業，但這意味着經濟命運高度依賴全球紙漿和銅價。通過互換合約，Countrywide可以與其他國家或投資機構交換產業收益：它將自身集中產業的回報交換為全球多元化產業組合的回報。這樣一來，Countrywide保留了“比較優勢”帶來的超額回報（α），同時又消除了因產業集中而導致的風險損失。“這是一種幾乎零成本的安排，卻能顯著提升國家整體回報，減少風險，就像醫學中的精準治療一樣，可以避免副作用。”

資本管制的代價與替代方案

第二個案例更貼近現實，以中國2015年股市動盪為例，當時中國為防止資本外流，採取了嚴格的資本管制措施。然而，Merton指出，這種措施雖然短期穩定了市場，卻造成了長期收益的大幅損失。他通過數據測算，一個養老基金若只能投資國內市場，其年化回報率可能比全球分散投資低約3%。別小看這3%的差距：24年後，養老金規模可能會少一半。換句話説，資本管制的副作用極其巨大。於是，他提出了替代方案：即便在資本管制下，主權基金或養老基金依然可以通過互換合約，將國內資產的回報與全球資產組合的回報進行交換。這樣既符合資本管制的“形式要求”，又能享受全球分散帶來的穩定與超額收益。更有意思的是，這種互換機制還有“自動穩定”的功能：當中國經濟表現好於全球時，需要支付更多；當經濟低迷時，國際資金則會根據合約流入中國。這種逆週期特徵，比資本管制更能增強穩定性。

精準金融：減少政策“副作用”

Merton在演講中提出了一個新概念：“精準金融”（Precision Finance），他將其比喻為醫學中的精準醫療。傳統的政策工具（如資本管制、統一税收、普遍補貼）就像“廣譜抗生素”，雖然有效，卻往往副作用明顯。而金融工程提供了“定製化”的手段，能夠減少這些副作用，使政策效果更加高效和可控。通過精密的金融合約設計，國家可以：減少政策的意外成本（如養老金損失）、提升執行效率（在穩定與增長之間找到平衡）、擴展政策工具箱（不僅限於財政與貨幣政策）。Merton強調：“這些並非遙遠的未來，而是今天就可以實施的解決方案。”

從華爾街走向國策

Merton 的演講不僅是學術探討，更是對政策制定者的提醒：金融工程不是華爾街的“旁門左道”，而是主流工具，應當進入國家治理的核心視野。事實上，全球場外衍生品市場規模已達數百萬億美元，幾乎所有央行、主權基金和跨國機構都在使用這些工具來對沖風險、穩定市場。正如Merton所言，“沒有衍生品，中央銀行都無法正常運轉”。演講最後，他呼籲經濟學界與政策制定者打破壁壘，讓金融工程成為公共政策的新支柱：“金融經濟學的應用不應只侷限於企業融資或資產定價，而應服務於國家戰略。”

作為諾貝爾獎得主和數量金融學的奠基人，Robert C. Merton以理論創新聞名，更在實踐層面不斷探索如何讓金融工程惠及社會大眾。從養老金管理到國家政策執行，他始終致力於將複雜的數學工具轉化為解決現實問題的“精密儀器”。正如這次講授所展示的那樣，金融工程的真正價值，或許在於幫助國家化解困境、減少政策副作用，並最終提升公共福祉。

（圖源：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