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一場軍備競賽_風聞

​下面是筆者2017年的一篇舊文，今天讀來似乎還能應應景……

近日白宮2018財年預算出爐，其中軍費開支計劃增加540億美元，較2017財年增長近10%。

眾所周知，由於90、00年代美國對冷戰後的國際格局走向及中俄戰略潛力產生嚴重誤判，戰略重心轉向在中東打擊恐怖主義及搞顏色革命，並從奧巴馬時期開始逐步削減國防預算，致使美軍主戰裝備換代項目被大面積砍掉，現役裝備日益老化，規模縮水，與中俄在主戰裝備上的領先代差總體已拉近至一代、甚至半代。長此以往，按中國目前的軍力發展速度，不出10年，美軍將喪失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

其實，從奧巴馬提出亞太再平衡開始，美國的戰略重心已重新轉向大國對抗，而川普的“以軍事優先來確保美國優先”的理念也表明，美國絕不會容忍中、俄擁有與其相當的軍事能力。通過維持與中俄總體一代、甚至兩代的軍事技術代差，仍被視為在與中俄的對抗中獲取優勢的最有效手段，一如冷戰時的美蘇。因此，此次白宮預算提案一經出爐，加之前段時間川普有關全面更新美核武庫、大幅擴充海軍規模的言論，立即引發美國是否有意重開軍備競賽的猜測。

不過依在下判斷，即便美國軍費開支就此轉入增長週期，也很難稱得上是軍備競賽：一是增長幅度不大，提案都不到10%，待到國會通過時肯定還得打個折扣；二是缺乏明確的、系統的概念武器研發計劃。這種規模的軍費增長，按川普的説法叫“再造”，中國的説法就是“補課”，因為美軍的相對優勢下降已經太久了。其實，當今美國無論財政實力還是技術儲備，都不足以支撐其再搞一次類似“星球大戰”的軍備競賽，反而是中國，恰恰可以利用近來美軍巡航南海、薩德入韓等等美軍的嚴重軍事挑釁、以及這次“美軍再造”運動的契機，名正言順地發起一場軍備競賽！

毫無疑問，在下“軍備競賽首發在我”的觀點必然招來詫異乃至嘲諷：因為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高端製造、創新能力，中國與美國相比仍有十分明顯的差距，和美國比燒錢，前蘇聯殷鑑不遠矣。但在下的邏輯是，如果考慮到中美不同的經濟模式、以及税收和金融制度差異等因素，軍備競賽不但不會拖垮中國，前述劣勢反而可在競賽過程中得到極大改觀。下面分別詳述之。

一，中國能承受多大規模的國防支出

中國2016年度國防預算9543.54億元，佔GDP的1.28%，中央預算收入的13.2%，中央預算本級支出的34.8%。從後兩個數字可以發現，中央本級支出僅佔收入的不足40%，大部分都以税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的方式補貼給地方了。由於這種補貼多是中央主動為之，因此可以調配的空間還是比較大的。筆者認為，轉移支付的形式和規模也到了有必要調整的時候了。一是可以借鑑世行經驗，全部採取項目制。即“地方申請、中央審核”，引入競爭機制，以利於全國範圍的優先排序、優中選優。二是逐步壓縮轉移支付規模，迫使地方改變“等靠要”的惰性，把心思轉向自我造血能力的提升。由於轉移支付總額在國防預算的5倍以上，前者的些許壓縮就會給後者提供巨大增量空間。

還有一個大頭是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制度在中國迄今已實行了三十多年，早期是為了解決進口多出口少的貿易失衡問題，但隨着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和順差大國，退税制度也帶來了不少問題。一是中國實行的是環節税，而國際上其它有出口退税制度的國家大多實行的是收入税，中國的退税制度本質上就是對出口企業的補貼，這就造成了內銷和外銷存在巨大的利潤差。企業為了5-13%的額外利潤（退税），更傾向於外銷並競相殺價甚至不惜賠本，退税實際上演變成了補貼國外進口商。二是每年上萬億元的退税給中央和地方財政造成巨大壓力，間接導致國內企業税負居高不下，這等於是對內徵税來補貼國外。如果這上萬億的財政支出用於國內投資或補貼科教，會是什麼效果？三是這種高額出口補貼、以及由此誘導的不計代價的出口行為也嚴重衝擊了世界市場，導致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對中國商品設限。長遠來看，這種攪局行為是否可以持續？因此，筆者認為是時候取消出口退税了，如果全部轉入國防預算，僅此一項即可實現翻番。

其實，中國增加國防預算甚至完全不必靠擠佔財政的其他部分。例如，中國煙民佔全球的45%，年均消費2.5萬億支。目前執行的批發環節從量税率是0.005元/支，也就是一條一元，如果把這個税率提高10倍，即10元一條，那麼每年可新增2000億元來補充國防支出。這種税率漲幅對50元/條的低端捲煙消費多少會有影響，但對動輒百元、甚至幾百元的中高端捲煙基本影響不大，況且聯合國等國際控煙組織已多次對中國控煙不力、煙草税率過低表達過不滿，中國也該“從善如流”。推而廣之，高端酒、奢侈品是否也有文章可做呢？

由上可知，中國的國防預算仍有很大的提升潛力，目前不足萬億的規模完全是中國自我剋制的結果。

二、軍備競賽可成為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重要推手

當前我國的產業升級尚處於“由點到線”的初始階段，核心原材料、零部件以及集成裝備的對外依賴度仍然很高。雖然國內已有不少企業開始涉足中高端製造領域，但由於此類產品通常投入大、週期長，且行業對外依賴慣性使然，國內企業的爬升之路往往步履維艱。尤其是對資金實力難稱強大、也沒什麼背景的民營企業來説，市場開發可能比產品研發難度更大。

中國的國防工業近年來展現出了和民用工業不太一樣的態勢，即自主研發製造能力的提升速度更快，以至於進入了無論從廣度和高度上都能和美國等量齊觀的境界，從產業升級的角度看明顯領先民用工業一個身位。只所以如此，外部封鎖下的長期自力更生是一個因素，國家安全需求始終強勁以及永不吝於國防工業投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因此，以重大國防項目為牽引，動員中央、民間企業廣泛參與，更加深入推進軍民技術融合，無論從資金還是技術層面來講，基礎已經具備。當前需要向前更進一步的，是繼續擴大國防項目的廣度和高度，大幅提高國防項目向民間的開放程度，以重大國防項目為平台，在資金、技術上反哺國內製造業的提質、升級，形成規模化、滾動式發展的態勢。這條路子其實美國早已為我們做了示範：冷戰時期規模龐大的國防先導研究對其奠定軍事、科技霸主地位的作用，無論怎麼形容都不為過。

當年美蘇的軍備競賽以美國的完勝告終，實現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力似乎並未受鉅額國防支出的影響：即在國防支出螺旋式上升的同時，國民收入的上升速度更快：國防支出佔GDP的比例從50年代的10%以上，一路下降至80年代的5%左右，而80年代正是里根上台大搞星球大戰計劃的冷戰高峯期！

筆者認為，美國能夠贏得冷戰主要得益於兩點：一是美國當時首屈一指的製造業規模。50年代美國製造業佔全球及本國GDP的比重均在30%左右，雖然國防開支巨大，但與龐大的民用工業規模相比仍不值一提，廣泛、持續的軍事裝備研發、採購計劃反而進一步促進了製造業的繁榮。二是高效的市場環境使得軍事科技得以順暢地向民用部門轉移。整個冷戰時期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2%，並引領了全球幾乎所有重大技術突破與產業升級，其中軍事科研成果轉為民用、從而使得整個工業生產模式乃至社會形態發生重大變革的例子比比皆是。反觀蘇聯，其民用工業基礎本就孱弱，與軍事部門不成比例。但更大的問題是，計劃經濟的僵化、部門及企業間的條塊分割使得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相互隔離，無法形成互相促進的良性關係。軍事工業不但未能在技術上反哺民用，反而因軍備競賽擠佔了過多資源，使得民用工業愈發虛弱。而幾十年一貫制、極度落後的民用工業最終也使蘇聯失去了軍備競賽的基礎。

三、中美進行軍備競賽的條件已經互易

當今中國製造業的規模與全球份額，基本和美國50年代相當，而軍事科研與裝備的投入則低得多，即使成倍增長，也有足夠的財政支撐和工業基礎。但美國卻已今非昔比。筆者認為，在事關軍備競賽的3個主要因素上，美國均已處於頹勢，已無法支撐其與中國打一場高強度的軍備競賽。

首先是軍費支出增速的比拼。在剛剛公佈的川普上任後第一份預算案中，國防支出5840億美元，同比大增10%，為多年來所未見。但同時應該注意到，聯邦政府預算中包括強制性支出（主要是各項福利）和債務利息的剛性支出總額達26700美元，佔了聯邦政府收入的80%，如果減去剛性支出，聯邦收入還剩6300億美元，剛剛裹住國防開支。也就是説，假如我們把國防開支也定義為剛性支出，那麼聯邦政府的所有可選擇性支出，如教育、交通、政府運行、公共事務等就都要靠赤字來維持了。因此，美國聯邦政府的收支無法像中國中央政府一樣，有巨大的騰挪空間，如果不想通過增發國債來搞軍備競賽，其軍費增速就是有天花板的——即名義GDP增速。美國的長期平均名義GDP增速大致在6.1%，也就是説其可以承受年均6%左右的軍費增長而不致財政惡化。前文已述，中國軍費即使短期倍增也無壓力，如果按10%/年勻速增長，則可以保持很多年。因此，在維持軍費支出增長的比拼中，美國是難以跟上中國節奏的，除非繼續提高財政赤字門檻。

其次是投入/產出效率的比拼。自90年代“知識經濟革命”以來，美國的資源日益向研發、設計等知識密集型部門集中。這一方面實現了超高的勞動生產率（也意味着人力成本飆升），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生產率偏低的製造業的轉移。幾十年後的今天，局面頗有些魔幻：理論上美國能夠製造世界上任何一種東西，因為早期概念、初始設計這些通常最早出現在美國人的專利申請或PPT上，但現實中卻沒多少東西在美國製造，因為太貴、太慢。美國的軍工企業經過多輪整合，目前基本形成了類似分工壟斷的局面，各有各的自留地，別無分店，這倒是和中國的央企有點像了。根據各自國內產業規模及競爭程度差異，中美各個軍種採購成本的差距也有較大不同。比如當前一艘伯克級驅逐艦的造價在18億美元以上，與4艘052D的造價相當，這和美國造船業僅剩幾家軍品廠家，行業規模過小有關。而美國航空產業在全球還是霸主地位，規模龐大、配套齊全，因此一架F35A的造價可以降至1億美元以下，已經比一架殲20還要低了。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隨着中國製造整體向中高端的演進，過去國內配套困難的不少“高大上”產品的規模效應將越來越明顯，相關軍品的成本是呈下降趨勢的；而美國正相反，隨着越來越多中低端基礎產業的出清或轉移，相關配套將越來越困難，軍品生產成本持續攀升的態勢難以遏制。總體來看，隨着時間推移，中美在軍工研發、生產領域的成本差距將越拉越大，這種優勢是美國通過其它手段難以彌合的。

再次是可持續性的比拼。當前美國的優勢產業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高端領域：軟件、芯片、生物製藥、航空航天。美國的芯片產業主要以IP設計為主，芯片製造的大頭已轉移至台、韓，因此上述四大產業與傳統制造聯繫緊密的只剩航空航天、包括軍機導彈這類軍品了。這種局面和當年的蘇聯有點像了，就是無論國防投入增長多少，都進了寡頭軍工複合體的腰包，對民用製造業的反哺很少。而中國在中高端製造領域還處於百舸爭流的狀態，軍、民融合互補的空間仍然很大。因此，對美國來講，軍備競賽可能更多地意味着軍工部門對其它行業的吸血，可持續性存疑；而中國的軍備競賽卻可能造就一批新的產業龍頭，助力中國製造的提質、升級，更具可持續性。

2016年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已達30.9%，接近美、日之和，與50年代美國的地位相當。可以預料，這仍不是中國製造的終點，這個數字仍將不斷被刷新。同樣可以預料的是，美國絕不會坐等中國的崛起，一定會動用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試圖打斷中國的上升勢頭。在此情況下，通過一場軍備競賽而不是熱戰對抗來達到和平崛起的目的，也許反而是對這個世界最大的善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