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特朗普關税案法律進展的深度解析_風聞

對特朗普關税案法律進展的深度解析

撰文：雅禮學人

2025年8月31日星期日

特朗普關税案在再次法律失利後邁向最高法院，特朗普又發帖子了**:**

所有關税仍然有效！今天，一個高度黨派的上訴法院錯誤地表示，我們的關税應該被取消，但他們知道美利堅合眾國最終會勝利。如果這些關税真的消失了，對國家來説將是一場災難。這將使我們在經濟上變得虛弱，而我們必須要強大。美利堅合眾國將不再容忍其他國家（無論他們是朋友還是敵人）施加的巨大的貿易逆差和不公平的關税及非關税貿易壁壘，這些都損害了我們的製造商、農民和其他所有人。如果這個判決被允許生效，它將直接摧毀美利堅合眾國。在勞動節週末的開始，我們都應該記住，關税是幫助我們的工人並支持生產優秀“美國製造”產品的公司的最佳工具。多年來，關税被我們冷漠和不明智的政治家用來對付我們。現在，在美國最高法院的幫助下，我們將利用關税為我們的國家謀取利益，讓美國再次變得富有、強大和繁榮！感謝您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一、特朗普的上訴邏輯：權力博弈與政治姿態的雙重驅動

特朗普明確表示將上訴至最高法院，這一決定既是其“永不認錯”政治風格的延續，也暗含深刻的權力博弈邏輯。從法律層面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7-4裁決直指核心——關税權屬於國會，而特朗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徵收關税的行為缺乏明確授權。這一裁決不僅否定了其政策的合法性，更觸及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邊界問題。對特朗普而言，上訴至最高法院的本質，是試圖通過司法途徑重新定義總統在貿易政策中的權限，而非單純為關税政策辯護。

從政治姿態看，特朗普在真實社交的發言將法律爭議轉化為“國家利益”敍事，通過“關税保護工人”“對抗不公平貿易”等話術鞏固選民基礎。這種“危機化”表達（如“判決生效將摧毀美國”）雖缺乏事實支撐，卻精準契合其民粹主義動員策略——將司法裁決塑造為“精英階層對民眾利益的背叛”，進而轉移對關税負面影響的關注。

二、特朗普社交媒體言論的矛盾性：法律規避與邏輯缺陷

特朗普在真實社交的表態存在三重矛盾：

1. 法律依據的模糊性：其反覆強調“關税是最佳工具”，卻始終迴避法院指出的核心問題——**《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是否授權總統徵收具有貿易保護性質的關税。該法案的立法初衷是應對“國家安全緊急狀態”（如恐怖主義、軍事威脅），而非調整常規貿易政策。法院的裁決並非否定關税本身，而是否定總統越權行使國會專屬權力。

2. 因果關係的斷裂：“判決生效將摧毀美國”的論斷缺乏基本邏輯支撐。美國曆史上多次調整關税政策（如20世紀30年代《斯穆特-霍利關税法》的廢除），均未導致“國家崩潰”；相反，當前關税的負面影響（如推高通脹、引發貿易摩擦）已被多項經濟數據證實（如90%美國人認為食品價格壓力大、製造商成本上升）。

3. 權力認知的錯位：特朗普將關税政策視為“個人工具”（“我們將利用關税為國家謀利”），忽視了美國三權分立體制下“政策合法性源於程序正義”的基本原則。即便關税政策存在合理性，也需通過國會立法程序確立，而非由總統以“緊急狀態”為名單方面推行。

三、關税政策的負面影響：從經濟成本到社會分化

“關税負面影響已出現”具有充分的實證支持，且可從三個維度深化：

1. 消費者負擔加重：Accountable.US的報告顯示，關税成本通過供應鏈傳導至終端消費，食品、學校用品等民生必需品價格上漲，直接衝擊中低收入家庭。90%美國人對食品價格的焦慮，與特朗普政府“關税保護消費者”的承諾形成鮮明反差。

2. 產業連鎖反應：參議院民主黨報告指出，關税導致原材料成本上升，製造業企業（尤其是依賴進口中間品的行業）利潤壓縮，部分企業被迫裁員或外遷。所謂“保護製造業”的目標，實際演變為“少數行業受益、多數行業受損”的零和博弈。

3. 國際貿易環境惡化：關税戰引發貿易伙伴報復，美國農業、能源等出口行業首當其衝。據美國農業部數據，2018-2020年特朗普關税期間，美國大豆對中國出口下降70%，農民收入損失需政府補貼數百億美元彌補，最終仍由納税人承擔成本。

四、關税政策調整的正當路徑：迴歸國會立法程序

“關税調整應由國會制定新法案”，這一觀點觸及美國憲政體制的核心原則——權力制衡與代議制民主。根據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國會有權“規定和徵收關税、進口税、消費税”，總統僅擁有簽署或否決法案的權力。特朗普試圖繞過國會，通過行政命令單方面調整關税，本質上是對分權制衡原則的挑戰。

退一步講，即便美國確實需要調整關税政策應對貿易不平衡，也應通過以下合法路徑：

1. 國會立法：由參眾兩院通過新的關税法案，明確税率調整範圍、適用對象及期限，經總統簽署後生效；

2. 國際貿易談判：通過WTO框架或雙邊協定解決貿易壁壘問題，而非單方面加徵關税引發對抗；

3. 國內產業政策：通過補貼、税收優惠、技術研發支持等方式提升本土產業競爭力，而非依賴貿易保護主義。

五、司法裁決的深層意義：權力邊界的再校準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不僅是對個案的判斷，更具有憲政層面的警示意義：

 行政權的謙抑性：在“緊急狀態”條款被頻繁濫用的當下（如疫情期間的邊境管控、移民政策），法院重申“國會專屬權力不可讓渡”，有助於遏制總統以“國家安全”為名擴張權力的傾向。

法治對民粹的約束：特朗普試圖將法律爭議政治化、情緒化，但司法系統通過嚴格的條文解釋（如“明確授權原則”），避免了貿易政策淪為個人意志的產物。這種“去政治化”裁決，是美國三權分立體制自我糾錯能力的體現。

總結

特朗普關税案的法律進展，本質是權力合法性之爭與政策合理性之爭的交織。其上訴至最高法院的決定，既是為挽救政策的“法律續命”，也是2026年中期選舉前的政治表演。無論最高法院最終裁決如何，該案已揭示兩大核心問題：

1. 貿易政策的合法性必須植根於國會授權與民主程序，而非總統的個人決斷；

2. 關税作為工具的侷限性——短期保護可能掩蓋產業競爭力不足的根本問題，長期則會通過成本轉嫁、貿易摩擦損害整體經濟利益。

歷史經驗表明，健康的貿易政策應兼顧保護與開放、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並始終在法治框架內運行。特朗普關税案的爭議，恰是對這一原則的深刻檢驗。

 注：本文參考了美國主流媒體的一些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