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親歷：美國學術“鐵飯碗”為何偏愛平庸者？天才反被淘汰的內幕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外學術研究”

在哈佛執教多年後，我終於看清了美國學術界最不願承認的秘密…

當我在2009年初次踏進哈佛大學的辦公室時，從未想過這個被全世界羨慕的"學術天堂"，竟然隱藏着如此殘酷而又荒誕的遊戲規則。

十五年過去了，我從哈佛到賓州州立大學，親歷了美國高校"終身教授"制度的全過程，也見證了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在這個體系中的掙扎與沉浮。今天，我想把這個被神話了太久的制度，真實地呈現給你。

一個世紀的學術"鐵飯碗"實驗故事要從一百年前説起。那時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位叫約翰·杜威的哲學教授。這位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激進的想法：給優秀的大學教師"鐵飯碗"。

他的邏輯很簡單：只有讓學者們不用為生計發愁，才能讓他們專心致志地追求真理，做出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這個想法在1940年代開始被美國高校逐步接受，到1970年代已經廣泛推行。有趣的是，伴隨着"終身教授"制度的普及，美國的學術研究確實迎來了黃金時代（1945-1975），無數改變世界的重大發現都誕生在這個時期。

看起來，杜威的設想獲得了巨大成功。

但真相，往往比表面更復雜。

“非升即走”：一場持續六年的生死角逐在美國，想要獲得"終身教授"這個學術界的"聖盃"，你必須先成為一名"預聘軌教授"——這個聽起來就充滿不確定性的職位。

想象一下，你剛剛從頂尖大學拿到博士學位，躊躇滿志地進入心儀的高校擔任助理教授。此時，學校會給你一個看似慷慨的承諾：六年時間，證明你的價值。如果成功，你將獲得終身教職；如果失敗，請另謀出路。

這就是美國學術界著名的"非升即走"制度。

六年，2190天，這是你證明自己學術價值的全部時間。在這六年裏，你需要在三個完全不同的戰場上同時作戰：科研、教學、社會服務。任何一個方面的失敗，都可能讓你前功盡棄。

更殘酷的是，這場考核的評委不是別人，而是來自5到10所外校的匿名專家，他們將決定你是否配得上"美國某研究領域冉冉升起的明星"這個標準。

平庸者的勝利：木桶理論的學術版在我參與的無數次評審中，我發現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那些在某個領域有着突出貢獻但在其他方面稍有不足的學者，往往比那些各方面都"還不錯"的平庸之輩更容易被淘汰。

這讓我想起了那個著名的木桶理論：一個木桶能裝多少水，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而不是最長的那塊。在"終身教授"的評審中，這個理論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一位在權威期刊發表了多篇高質量論文的年輕學者，可能因為學生給他的教學評分偏低而被拒之門外。而另一位研究成果平平、但在教學和社會服務方面表現均衡的申請者，反而能夠順利通過評審。

以美國排名前50的大學為例，這些大學的金融系每年平均最多隻有一個教職招聘名額。這些名額大都是來自於老教授退休、過世，或是該院系需擴大規模等原因。但與這50個名額相對應的，是上千名來自各個頂尖大學的金融學博士、經濟學博士畢業生的角逐。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中，“全能"成了比"專精"更重要的品質。

學生評分的暴政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最讓我感到荒誕的是學生評分對"終身教授"評審的巨大影響。

想象這樣一個場景：一位教授在一門12人的選修課中，有3個學生因為作業抄襲被警告，憤怒之下給了1分（最低分）；另外3個認真學習的學生給了7分（最高分）。最終，這位教授的平均分只有4分，達到了"被淘汰的危險線”。

這種評分系統的問題顯而易見：通常只有特別喜歡或者特別不喜歡某位老師的學生，才會在準備期末考試的忙碌時刻抽出時間為老師打分。那些性格強烈、要求嚴格的優秀教師，往往在這種評分體系下吃虧。

更諷刺的是，為了獲得高分，一些教授開始有意討好學生，降低課程難度。學術的嚴謹性和挑戰性，在"生存"面前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影響因子的新霸權近年來，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變化：越來越多的美國高校開始關注期刊的影響因子。在跨學科評審中，我經常看到評委們用手機搜索某個期刊的影響因子，以此作為評判學術價值的重要依據。

這種變化背後，是學科細分帶來的問題。每個教授都是特定領域的專家，對其他領域往往瞭解有限。當一位心理學家需要評審一位營養學家的申請時，期刊影響因子就成了最直觀的判斷標準。

雖然評審專家們會根據不同學科的特點進行調整，但這種量化的評價方式，無疑進一步推動了學術研究向"熱門"和"安全"方向傾斜。

那些被制度"誤殺"的天才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九十年代前期曾在美國從事博士後工作。在他證明"靈魂猜想"後，一些美國頂級大學給了他tenure track的職位。但佩雷爾曼拒絕接受任何沒有直接tenure的職位，於是他回到俄國，潛心研究龐加萊猜想。

佩雷爾曼後來因為證明龐加萊猜想而獲得2006年菲爾茲獎，但他拒絕接受這一榮譽，並退出了數學界。

還有張益唐的例子。他從博士期間就只關注大問題。導師莫宗堅評論説張益唐不能在"tenure track"、“tenure"和"promotion”（晉升）的生活裏生存下來。

這些故事告訴我們，“終身教授"制度雖然為學術自由提供了保障，但也可能成為創新的桎梏。那些專注於重大問題、不願意按部就班發表論文的學者，往往被這個體系所排斥。

鐵飯碗也不是真的"鐵"即使獲得了終身教職，也並非高枕無憂。在美國約2%的終身教授因為各種原因被校方開除。校方常用的理由包括能力不足以完成其本職工作、大量缺勤、道德墮落和嚴重失職。

歷史學家黃仁宇的遭遇更是讓人唏噓。他在61歲時被學校以"人事縮編"為由終止教職，儘管當時他已經是終身教授。在《黃河青山》中，他詳細記錄了這段痛苦的經歷。

當學校面臨財務危機時，“終身"二字也顯得如此脆弱。

制度的反思與未來經歷了這麼多年的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美國的"終身教授"制度既是學術界的創新，也是一個不完美的實驗。

它的優勢顯而易見：為學者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環境，讓他們能夠專注於長期研究。“The common good depends upon the free search for truth and its free exposition”（共同利益取決於對真理的自由探索和自由闡述），這正是1940年《學術自由與終身教授制原則聲明》所強調的核心理念。

但它的缺陷也同樣明顯：過分強調平衡發展，可能會抑制真正的創新和突破；學生評分的引入，可能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對"安全"研究領域的偏好，可能會阻礙科學前沿的探索。

寫在最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學術評價作為一個在這個體系中摸爬滾打了十幾年的人，我想説的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不斷完善它。

對於那些在"終身教授"評審中失敗的學者，我們不應該簡單地認為他們"不善"或者能力不足。很可能，這種需要"全能選手"的職位本來就不適合他們。

真正的學術評價，應該既能保護學術自由，又能鼓勵創新；既要有一定的穩定性，又不能成為平庸的温牀。這需要我們在制度設計上更加精細和人性化。

在中國高校紛紛引入"非升即走"制度的今天，我們更應該深入理解這個制度的優缺點，避免簡單的照搬，而是要結合我們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現實條件，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學術發展的道路。

畢竟，制度是為人服務的，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