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早達到高峯之後就是下坡路！被父母雞進藤校後成了"優質綿羊",然後走向同質化平庸_風聞

“藤校錄取通知書”曾是無數家庭眼中的教育勳章，是父母耗盡心力、孩子拼盡全力換來的“勝利終點”。可當光環褪去，有人卻在頂尖校園裏陷入迷茫，在父母鋪設的“成功軌道”上越走越累。當“雞娃”的終點變成人生的困境，我們是否該追問：這場圍繞名校展開的教育追逐，究竟讓孩子收穫了成長，還是弄丟了自我？所謂的人生成功，又該由誰來定義？答案或許藏在今天的文章裏。

最近，社交媒體被“留學生求職難”的故事刷爆了：

W同學是斯坦福本科和碩士，花了7個月投了100多份求職申請，幾乎每份申請都認真寫求職信，詳細調研公司，投入大量時間準備面試……結果卻石沉大海；

另一位康奈爾畢業的女生Q，投了150份求職申請，同樣是一份全職工作都沒找到；

小某書上一位劍橋自然科學專業畢業的男生A，有新加坡公民身份，可他找了6個月數據科學崗位後，面試失敗率是100%……

■ 在美國，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一直是比較低的，可是最近，應屆畢業生的失業率卻超過了所有勞動者的失業率

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呢？哪怕有AI搶佔勞動力市場的不利因素，這樣的結果也太讓人震驚了吧？

當我就這個話題，和哥大博士、曾在耶魯大學英文系任教的《優秀的綿羊》作者威廉·德雷謝維奇對話時，他的觀點卻別具一格：

一直以來，美國頂尖大學都在把學生培養成“優秀的綿羊”，“藤校畢業月薪4000”的現狀，可能是“綿羊”們必然的命運。

■ 10年前，德雷謝維奇的文章《別送孩子上常青藤：美國的頂尖學府正在把你的孩子變成殭屍》，及其後續書籍《優秀的綿羊》曾在中美教育界引起巨震，10年後，他發現“優秀的綿羊”問題仍在，而且變得更嚴重了

提起在藤校或頂級文理學院就讀的“別人家的孩子”，你腦海中可能會浮現出這樣的形象：

學了兩個或三個專業，擅長體育運動，精通樂器，掌握幾門外語，此外還參加了為世界某個貧窮地區組織的援助項目，而且仍有精力發展很多個人愛好……簡而言之，這些孩子無一例外，都彷彿是能改變世界的“超人”。

然而大學畢業後，這些孩子中卻大多數都漸漸走向“同質化的平庸”。

2010年，近一半的哈佛畢業生選擇了金融和諮詢兩個行業，而超過一半的賓大畢業生、超過1/3的康奈爾、斯坦福和MIT畢業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0年後的今天，他們趨之若鶩的專業可能又多了一個：科技）。

耶魯選擇這兩個行業的算是少的，但也有25%。與之相對的是，有耶魯學生對大一學生進行了一次調研，結果發現“沒有一個人談到諮詢或者投行。”

這羣年輕人當然不是齊刷刷地在畢業時發現自己真正的夢想是金融或諮詢，他們之所以會做這樣的選擇，只是因為從小到大都在為了名校的炫目光環，為了“成功”而奮鬥，而在此過程中，他們的人生目標和內心的熱愛從未被給予足夠的尊重，從未被思考和探索。

因此，被名校錄取後，學生們陷入迷茫：下一步該做什麼？如果要選擇一條特別的道路——比如成為劇作家、企業家或做基礎科研，那可是沒有“標準答案”，而且有很大風險失敗的。

德雷謝維奇在耶魯的一名學生就告訴他：“你不可能告訴耶魯的學生‘去尋找你的熱愛’，大多數人不知道怎麼找，我們只對成功充滿熱情”。

還有位學生説：“耶魯或同等級學校畢業生總是覺得，如果第一份工作掙不到10萬美元的年薪，自己的文憑就等於被浪費了。”

於是，他們像一羣“綿羊”一樣，選擇相似而穩定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名牌大學生近年來流行的“考公”，背後是同樣的行為邏輯。

然而，當所有精英都湧向少數“安全”領域，必然導致競爭白熱化，回報率被無限攤薄。社交媒體上名校生“求職難”的哀鴻遍野，已是明證。

德雷謝維奇一針見血：“最安全的選擇，恰恰是不要‘求穩’”（the safest thing to do is not to play it safe）。 培養應對變化的核心能力、追尋真正熱情所在，或許才是真正的“穩定”。

更重要的是，“綿羊”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10年前，美國心理學會就曾經發布一份名為《大學校園的危機》的報告指出：

接近一半大學生覺得自己“無望”；

近1/3大學生承認“過去12個月中由於心情過度低落而影響到正常生活”；

10年後，大學生抑鬱的發病比例自2010年以來上漲了106%，焦慮則上漲了134%……

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對現實生活的入侵、疫情帶來的兩年社交隔離，讓年輕人的心理危機愈發嚴重。

德雷謝維奇聽到一名康奈爾學生總結自己的生活：“我討厭自己參加的活動，討厭自己上的課，厭惡高中時所做的一切，而將來的工作也將是令人厭惡的。我將這樣度過餘生。”

中產家庭總是在擔心孩子將來“階層跌落”，但從數據看來，比起階層跌落的風險，你更應該擔心孩子是否會終身受到心理疾病折磨，甚至傷害自己。

“優秀的綿羊”自己過得痛苦，也沒有把世界變得更好。德雷謝維奇以自己為例（他在哥大從本科讀到博士，外加在耶魯任教，足足在藤校呆了24年）：

他35歲時，第一次作為房主找人來維修水管。

當水管工站在廚房裏準備工作時，他突然發現，自己完全不知道該跟水管工説什麼。水管工用的很多字眼對他來説都很神秘，他完全不知道這樣的人的價值觀是怎樣的。

於是，受過14年高等教育的他，傻愣愣地站在那兒，大腦一片空白。

你可能覺得這個故事無關痛癢：我只想成為精英拿高薪，能否和水管工溝通重要嗎？那麼請再想一想：接受精英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成為領導者，如果你根本無法跟你領導的人溝通，結果會怎麼樣呢？

**美國社會的現實已經回答了我們：撕裂。**精英們在自己的圈子裏“自嗨”，完全不知道普羅大眾在想什麼，而正是這羣普羅大眾，把精英們所不齒的特朗普送上了總統寶座。

特朗普的美國，就是常青藤大學失敗的最有力例證，也是“優秀的綿羊”們失敗的最有力例證。

一個國家最優秀的孩子們紛紛成為“綿羊”，當然不只是他們的問題。

德雷謝維奇認為，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美國大學已經忘記了“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也忘記了它們對大學生理應承擔的教育責任，也即幫助學生們找到自我，找到自己的使命。

美國的高等教育，其實從一開始就有點“精神分裂”，它源自兩個體系：

一個是傳統英式的高等教育體系，課程注重博雅教育，依託於經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的品格；

另一個源頭則是以學術研究為導向的德式高等教育體系，注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19世紀後期工業革命出現時，德式高等教育體系逐漸開始佔據優勢，當時成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都是這種典型的“研究型大學”，大學的功能也慢慢變成培養專業人才和專家。

但是，博雅教育的理念在大學內部保留了下來，許多美國大一學生入校後都要選修廣泛的人文和自然科學課程，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著名的“核心課程”，都是博雅教育的特徵。

美國高等教育的根本問題，就是試圖在一所“研究型大學”裏搞博雅教育，後者註定成為犧牲品。現在，大學教授要同時承擔授課和課題研究兩種責任，而後者往往會有更多的培訓資源，給出更多獎勵，因此研究型大學的價值觀在高等教育領域自然佔據優勢。

教授們在面對教學任務時，由於被賦予了無限的自由，因此教學內容往往來自自己的極其狹窄的研究領域，碎片化和專業化的課題主導了本科教育。

拿哈佛來説，其前系主任哈里·劉易斯就認為學校整體的課程設計是由一系列互不關聯的單個科目拼湊而成的，輔修課程也不過是各個院系為了避免衝突而妥協的結果。

事實上，大多數學校的教授和學生之間已經建立了一種“默契”：學生儘量少學習，教授儘量少教學，而是把精力放在回報更大的學術研究上。

為此，大學裏出現了“績點膨脹”，在1940年代，大學裏排名前15%的學生屬於A類學生，到了2008年，這個比例已經攀升到45%，頂尖大學裏，大三大四的學生只要好好上課，成績基本上都會在A-以上。

考慮到畢業率會影響學校的USNEWS排名，學校根本不敢讓學生掛科。

過去30多年，高校對學生的定位也發生了變化。二戰後的人口紅利在20世紀80年代逐漸衰退，政府也開始減少投入，於是學校不得不面對學生短缺的局面。與此同時，政策制定者開始通過貸款和助學金，向學生提供大量資金，將高等教育的運作模式轉型為消費者驅動的市場模式。

為了降低成本，高校減少了全職教授的授課工作量，聘請了大量兼職及臨時教學人員，教育質量直線下降，院系被視為“經濟產能中心”，不能貢獻產出的，如大部分的博雅教育，就被縮減甚至完全取消，商用性的科學技術則魅力無限，有些學校過於追求短期利益，甚至連與它們合作的公司都表示不滿意。

在耶魯工作時，德雷謝維奇發現，很多學生進入這樣一所世界名校，是為了“尋找意義”而非獲得技能（如果想獲得技能，進入一所專業性院校就夠了），是為了發現世界上更多的可能性。

然而學校為他們提供的教育既不能幫助他們靠近理想，也不能引導他們追求理想，他們感覺自己被拋棄、被欺騙了。當然也有學生在大學中找到理想，但他們必須排除萬難、非常努力地去尋找，甚至同學校博弈。

當你付了高昂的學費，承擔了巨大的壓力脱穎而出進入名校，卻要努力爭取才能獲得“真正的教育”，這難道不是一種不公平嗎？

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不想讓孩子成為“優秀的綿羊”，國際化教育的出路究竟在何方？美國高等教育還值得我們投入巨資去追求嗎？

德雷謝維奇雖然承認美國精英大學教育弊病滿滿，但他同時也指出，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留學生家庭就應該全盤將其拋棄。

他堅信：“美國教育的創新精神並沒有死，只是減弱了，即使如此，它依然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強。創新和創造力深深植根於美國人的個性和體制中，我們仍然持續不斷地在硅谷、在科研、藝術、娛樂業和知識生活中看到創新性。對於中國留學生而言，美國大學仍然可能是學習這種創新性的最佳機會。”

關鍵在於，如何在當下的美國教育生態中，為孩子找到“優秀的綿羊”之外的路徑？

0****1 重估“博雅教育”的真正價值

那些反對博雅教育的人説“離開大學之後，沒有人在意你讀沒讀過亞里士多德”，然而，社會可能不在意你是否讀過亞里士多德，但社會確實在意你會不會思考和表達。

有位接受博雅教育的學生説自己每天的經歷就是“被迫去思考人類歷史上最難的問題”，學習和了解人類歷史上的巨人，精讀他們的藝術、文學及哲學作品，是你能給自己提供的關於如何表達和思考的最好訓練。

具體的專業反而沒那麼重要。《哈佛商業評論》上發過一篇名為《想要創新思維？僱用人文專業學生》的文章，坦言：

“學習莎士比亞詩歌或塞尚繪畫作品的學生已經學會了如何運用大概念，往往更容易以新穎的角度解決一些傳統方法無法處理的問題。”

《華爾街日報》曾有一篇報道調查了318個公司的老闆，發現他們有一個共識——大學專業是次要問題。93%的公司僱主認為，“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及問題解決能力比求職者的本科專業背景更重要”，部分原因是他們招聘的職位需要承擔“更廣泛的職責”和接受“更復雜的挑戰”。

因此，不妨鼓勵孩子多選擇那些需要深度閲讀、大量寫作、激烈辯論的課程，支持他探索真正熱愛的專業領域，即使是冷門人文社科。

0****2 多給“二梯隊文理學院”一些機會

很多人都覺得，綜合性大U吸引的是野心勃勃的學生，而文理學院則是為那些真正對思想感興趣的人準備的，但其實最近這些年，由於USNEWS的大學排行榜影響力不斷擴大，大學招生錄取機制導致學生背景同質化，那些最頂尖的文理學院已經變得越來越接近藤校。比如，經濟學已成為Top20文理學院裏最受歡迎的專業。

因此德雷謝維奇認為，那些最具“性價比”的大學，也許是排名上屬於“二梯隊”的文理學院，比如裏德、凱尼恩、維斯理安、曼荷蓮等等。這些大學的質量絕非二流，而只是更注重教育真正的價值，沒有興趣在排行榜上與哈佛耶魯進行競爭罷了。

在比較學校的時候，比起USNEWS的高度商業化榜單，可以關注下其他榜單，如“改變人生的大學排行榜”、“隱藏的常青藤”、《華盛頓月刊》以大學為社會所做的貢獻為依據的大學指南與排名。

■ 截圖自裏德學院官網

0****3 相信孩子、允許探索

父母看孩子的時候，哪怕孩子已經18歲了，在我們眼裏也還是6個月大的嬰兒。可我們自己當年也曾是18歲，不也照樣走過來了？我們的父母當年可能也覺得我們什麼都做不了，什麼都得他們來安排。因此，年輕人要比現在更信任自己，而家長更加信任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那些有能力考進美國頂尖大學或者中國一流高校的學生，他們本身很可能已經處在最頂尖的1%或3%的行列——無論是天賦、資源，還是努力程度。所以，請放輕鬆一點。

“允許探索”則意味着： 接納孩子的“非主流”選擇，Gap Year（間隔年）、冷門專業、非盈利組織實習、創業嘗試……

這些經歷，都可能成為孩子認識自我、發現熱情的寶貴契機。

爸爸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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