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撕掉遮羞布，“自願放棄社保”從此無效_風聞

那張“自願放棄社保”的紙，從此成了廢紙。

“我自願放棄社保，公司每月補貼XXX元，如需補繳，費用自理。”

這句在小廠、便利店、快遞網點、餐飲、外賣平台流傳了二十多年的“共識性語句”，終於在9月1日這天，被法律正式宣佈作廢。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日前發佈的《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今後任何有關“員工自願放棄繳納社保”的協議，人民法院一律認定為無效。不僅如此，員工還可以據此解除勞動合同，並要求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幹滿一年賠一個月，十年賠十個月，用人單位還不得不掏錢補繳社保。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這被等同於“9月1日起全民強制交社保”，甚至成為“社保新規”。但事實並非如此。這不是一紙新規的突然落地，而是對一個早已存在但長期被“默許豁免”的制度漏洞，終於補上了補丁。

這不是開始，而是結束。結束的是一種灰色共識：員工願意多拿點現金，老闆樂意少交點社保，大家互不拆穿。

這種“放棄保障換現金”的時代，從今天起正式進入倒計時。

但問題隨之而來：那些月薪只有三四千的工人，扣完社保真的交得起房租嗎？那些靠壓縮人力成本活下來的小廠，又能否扛住這道制度拐點？

制度的歸制度，現實的歸現實。

撕掉那張“自願放棄社保”的協議，並不意味着制度自動進化到了“理想國”。相反，它可能是國家、企業與個體，在“不能再拖”的財政現實中，被迫走向的一次不完全共識。

01｜“不是不想交，是交不起”：這才是打工人與小企業的真實困境

在很多人眼裏，簽下那張“放棄社保”的協議，是員工貪圖眼前利益、老闆鑽法律空子。但事實遠比想象中複雜。

對打工人來説，這不是“選擇”，而是“沒得選”。

在中國廣大三線城市、製造業集聚的工業園區、城鄉結合部的家政服務、快遞分撥點，月薪三四千是常態。看起來工資還湊合，但一旦繳納五險一金，現實立馬吃緊：

算筆賬你就明白了。

比如你月薪5000，如果繳社保，個人部分要扣500多，到手就剩4500。如果不繳，公司再給你800塊補貼，到手就是5800。

4500和5800，選哪個？廢話，當然選5800啊！房租要交，孩子要養，老人要看病，每個月多1300塊，對月薪三五千的人來説，這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改善。

如果選擇繳納，那這對很多人來説，這不是“扣一筆錢”，是直接砍掉了一個孩子的奶粉錢、一個家庭的水電費、一次房租支付能力。

更別提很多人壓根不懂社保機制。對他們來説，“拿到手的錢”才是生存，“未來的保障”則是聽不懂的複雜名詞。長期主義，在這張吃飯賬單前根本站不住腳。

而站在小微企業角度，壓力同樣真實且尖鋭。

中國目前有超過1.5億户市場主體，其中90%以上是小微企業。一名月薪5000元的員工，企業端需要為其承擔的社保成本高達1000元以上，包括養老保險16%、醫療保險8%、失業保險0.5%、工傷、生育保險等各類支出。100人規模的中小製造企業，光社保每月就要多支出10萬~15萬元，年成本輕鬆破百萬。

在當前產業鏈外遷、訂單下滑、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這部分成本往往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除了有的企業真的交不起外，另一個現實是，如果鄰廠都不交、都讓員工籤“放棄社保”聲明，而自己堅持合規繳納，結果就是：成本更高，訂單更少，最終只能裁員或者出局。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誰先守法，誰先被淘汰”成了用工市場中赤裸裸的潛規則。

這一幕，在餐飲、家政、物流、服裝加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反覆上演。

這個遊戲的殘酷之處在於——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卻沒人能先退出。

甚至連政府部門有時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一些欠發達地區，為了招商引資、穩就業、保税收，當地往往對企業社保合規“不查不問”。因為一旦真的照章執行，很多企業當場就會死掉。與其逼死一家企業，不如“默許”它活着。

在這種結構性默契之下，“自願放棄社保”協議，從不合法，但卻從不缺席。

對打工人，它是生計通行證；

對老闆，它是生存緩衝帶；

對地方，它是財政穩定器；

對國家，它是一筆賬，早晚要補。

如今，補的日子到了。

但別誤會——打破“放棄社保”的潛規則，不等於這場困境有了解決方案。司法解釋只是撕掉了制度的遮羞布，至於後面怎麼活下去，國家、企業、個體，全都得重新想辦法。

02｜不是保護誰，而是“兜不住了”：國家為何突然“翻舊賬”？

很多人看到這次司法解釋的第一反應是：“國家終於站在了打工人這邊！”

但如果你把視野拉遠一點，會發現這並不只是出於同理心或者正義感，而是出於一個更沉重的判斷：

中國社保系統，開始“兜不住”了。

回顧歷史，中國最早確立強制社保制度是在1995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二條明確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2011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針對五個險種，分別明確了職工和用人單位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

也就是説，今天我們討論的“強制參保”，早就是法律共識。

但問題是，在這之後的十幾年裏，這一制度從未真正“全面落實”。大量靈活就業、臨時用工、民營工廠、外賣、快遞、直播、勞務派遣……以各種方式“繞”過社保——有的是員工主動放棄，有的是企業不予設立賬户，有的則是根本就沒簽勞動合同。

數據是冰冷卻真實的：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末，全國就業人口為7.34億人，但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的人數僅為5.3億人，2024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10.7億，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覆蓋僅5.2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佔5.5億。

• 參加工傷保險的僅有3億人，也就是説，超過一半的勞動者，一旦受傷，可能連一分錢都拿不到。

• 與此同時，根據《2024 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截至2024年末，我國60週歲及以上人口達31031萬人，佔總人口的22.0%；65週歲及以上人口達22023萬人，佔總人口的15.6%。預計2035年左右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2050年前後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將達峯值。

換句話説，我們正身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倒金字塔”時代：繳費的人越來越少，領錢的人越來越多。

那麼養老金能扛得住嗎？

根據每日經濟新聞此前報道，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佈《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以下簡稱《報告》）。《報告》預測，未來30年我國的制度贍養率翻倍，2019年當期結餘總額為1062.9億元，不過到2028年，當期結餘可能會首次出現負數，為負1181.3億元。

對此，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王文靈在《報告》發佈式研討會上指出，針對精算報告顯示未來養老金存在支付缺口的情況，無論是現有結餘資金規模還是儲備基金累計規模，都不夠充足，應當採取多種措施，進一步推動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加快發展壯大基金儲備規模。

《報告》指出，僅從制度贍養率上看(不考慮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支付壓力正在不斷提升，簡單地説，2019年由接近2個繳費者贍養一個離退休者，到2050年前後幾乎是1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個離退休者。

《報告》預測，2019~2050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結餘在勉強維持幾年的正數後，將開始加速跳水，赤字規模越來越大。具體來看，2019年當期結餘為1062.9億元，並將短暫增長到2022年，然後從2023年開始下降，到2028年當期結餘會首次出現負數，達到負1181.3億元，最終到2050年，當期結餘可能達到負11.28萬億元。

更危險的是，“人口斷崖”即將到來。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此前接受採訪時表示：依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歷年出生率和總人口進行推算，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共有37個年份出生人口超過2000萬，這37年又構成了3個出生高峯。

第一個高峯是1950年-1958年，其間有6個年份出生人口數量超過2000萬。

第二個高峯是1962年-1975年，每年出生人口均超2000萬，其中1963年達到頂峯，接近3000萬人。

第三個高峯是1981年-1997年，每年出生人口均超2000萬。

而1962-1975年出生的人羣，正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嬰兒潮”。最大的有63歲，最小的也有50歲。

這些人將在未來數年集中退休，每年將新增大量退休人員，也就意味着，養老金的支出曲線還要持續陡升。

這不是隱患，這是確定性風險。

如果再讓“無保人羣”繼續遊離在制度之外，無論是養老金、醫保基金、還是工傷賠付池，都將面臨系統性失衡的邊界。

説到底，這不是“勸你交社保”，而是國家自己也到了必須“開源”的時候。

因此，這次最高法的出手看似在為打工人“撐腰”，但本質是國家在向所有主體釋放一個信號：

不能再縱容“社保繞行”了，制度紅利期結束了。

而選擇司法解釋而非行政命令，也説明一個現實：立法層面來不及等了，財政口子不能再拖。

這不是一場政策激進主義，而是一場制度性的債務清理。

也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從“灰色共識”走向“契約正義”的一次強制推送。

可這場“清算”，誰來埋單？

從財務上看，企業是第一買單人。尤其是那些原本通過“用工外包”“不設勞動關係”“簽名免責”等方式避開社保成本的僱主——他們將面臨來自員工、司法和財政三方面的合力擠壓。

但從結構上看，第二個埋單的，其實仍然是年輕的打工者。

他們是最容易被企業替換的；是“交不交都壓力大”的；是“剛起步、難維權、缺資源”的；是社保系統裏最脆弱的拼圖。

當企業開始轉嫁成本，社保費用可能會“吃掉”他們本來就不高的收入漲幅；而當制度紅線變得不可越界，他們又必須承擔這個體系中的“新增供養壓力”。

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是一場由“不可持續”所逼出來的全社會角色重組：每個人都要扛更多。

03｜一張紙的終結，一個時代的告別：灰色用工遊戲結束了，誰準備好了？

如果你是一個打工人，從9月1日起，那張曾經用來交換“現金補貼”的“自願放棄社保聲明”，正式成為廢紙一張。

但它也可能成為你的第一張“權益王牌”。

你可以用這張“廢紙”去證明你曾被不公平對待，可以要求賠償，可以申請補繳，甚至可以以此為由解除勞動合同、拿到經濟補償。

但這張紙的終結，遠不止於此。

它真正宣告的，是一個時代遊戲規則的終結：那個靠“壓縮人力成本”拼價格、靠“灰色合同”維繫利潤、靠“共識性違規”來活着的勞動市場，將被逐步清場。

這是中國製度建設的一次主動洗牌。從“你自願我默認”，到“你簽了也無效”；

從“願打願挨的灰色空間”，到“白紙黑字的合規契約”；

從“市場默契”向“制度強制”過渡；

這是一場用法律補丁結束野蠻生長的現代化進程。

誰會先倒下？

最先感到衝擊的，是一大批依賴勞動力密集型運營、現金流緊張、利潤率微薄的中小企業。尤其是那些靠“規避社保”攢下盈利能力的製造業工廠、服務業門店、零工經濟平台。

一旦被員工起訴，不僅要補繳所有社保，還要一次性支付數月甚至數年的經濟賠償金，對於一個本就掙扎求生的企業來説，這很可能是壓垮現金流的最後一根稻草。

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經容忍違規”的土壤，也開始收緊。

• 地方政府不敢再視而不見——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監管問責壓力驟增；

• 工會組織、公益律師、法律援助正在湧入藍領羣體；

• 連平台公司也開始悄悄整改用工結構，避免被“舊賬翻新”。

對於企業來説，這是一場必須面對的“合規轉型”倒計時。

可能的應對路徑包括：

• 收縮用工規模，轉向機器替代；

• 重塑用工結構，將全職員工外包為勞務派遣或靈活就業；

• 降低實際工資水平，用“社保合規”換取“人力成本不過線”；

• 遷移註冊地，尋找社保壓力更低的地區“緩衝”。

但無論怎麼繞，繞不過的，是法律框架已經變了。

裁判規則改變的那一刻，球場就不一樣了。

對打工人來説，這場變化表面看是“多交錢、少拿錢”的開始，但從長期看，也意味着：

• 一旦患病，有醫保作為支撐；

• 一旦工傷，不再裸賠；

• 一旦失業，至少還有幾個月緩衝；

• 一旦退休，不至於一無所有。

這不是福利，這是底線。

很多人不願交，是因為顧不上長期利益；很多企業不願交，是因為沒人逼。

現在，法律接過了那個“逼”的角色。

這其實也釋放出一個更深層的信號：中國不想再當“血汗世界工廠”了。

你可以繼續用“壓成本”拼價格，但那不是未來的發展邏輯。

真正想留下來的企業，必須學會靠“效率、技術、品牌、服務”提升價值，而不是靠“不給交社保”活下去。

這也是國家想要的——從“靠人吃飯”到“靠制度吃飯”，從“低成本製造”走向“高質量發展”。

因此我才説，這場司法解釋不是一場勞動仲裁規則的微調，而是一場底層經濟結構的更新換代。

有的人會倒下，有的人會轉型，有的人會跑得更快。

但無論如何，那個靠簽字放棄社保、靠工資補貼替代保障的時代，結束了。

尾聲｜每一次制度補丁，都是一次舊秩序的告別

這次，法律撕掉了那張流傳二十年的紙，社會將被迫進入一個重新談規則的時代：

員工需要更瞭解自身權利與維權路徑，企業需要重新規劃成本結構與用工方式，國家則需要在監管之外，提供更多制度緩衝與政策護欄。

不能只是補交，更要給路。

本質上，這次司法解釋的背後，是三方信任關係的重建：

·員工在享有社保權益的同時，也能感受到制度的確定性與可預期性；

·企業相信守法不會“自斷生路”；

·國家也在試圖通過剛性制度，換取市場主體的長期投入意願。

曾經，“自願放棄社保”是一個無奈選擇。今天，它被清理出局。

法律終結了這段模糊歷史，現在輪到我們用制度、誠意和時間，去構建下一階段更穩定的勞動社會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