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學者：抗戰在現代中國的形成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_風聞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八十週年。歐美一些長期專注於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認為，這場戰爭不只是一場反侵略的戰爭，它對現代中國的形成至關重要。

　　英國學者拉納·米特在其著作《中國，被遺忘的盟友 : 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中説：“中國與日本的戰爭不僅是軍事衝突；它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並在現代中國的形成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為什麼是抗日戰爭，而不是更早的外來入侵，催生了現代民族國家意識？

　　原因在於這場戰爭的全面性。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 ）指出：“對日作戰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戰爭國家’（warfare state）”。在總體戰壓力下，指揮、後勤與動員制度深入社會的各個層面。。

　　先前的衝擊，如鴉片戰爭、甲午戰敗、通商口岸的蠶食，常常在空間上或時間上是有限的。而日本的侵略對整個民族的生存構成威脅。它讓普通家庭與精英都切身感到：國家能力，即國防、資源動用與基層行政執行力，關乎每一箇中國人的生死存亡。

　　在此框架下，哈佛大學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的“衝擊—回應”範式揭示了外來侵略如何暴露了國家的軟弱，並促使人們認識到這個國家必須有一場深刻的改革。他認為，“外國侵略反覆暴露了中國國家的軟弱，並迫使其進行深遠的改革；對日戰爭使全國動員的需要變得不容忽視。”

　　簡言之，抗戰的極端性與廣度，使“強大國家”的要求成為大眾共識。

　　那麼，哪個政黨有能力領導民眾建成這樣的國家？

　　戰爭期間，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展現出不同的能力。但最終中國共產黨走上了領導地位。

　　多位西方學者將中共在抗戰中的崛起歸結為三類關鍵因素：其一，把民族主義與基層利益有效結合的政治動員；其二，戰時根據地的治理績效與組織紀律所形成的合法性；其三，相比之下國民黨在腐敗、財政與行政動員上的失靈所造成的民心流失。

　　美國政治學家查默斯·約翰遜 (Chalmers Ashby Johnson, 1931–2010)是“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 理論的開創者之一。他曾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崛起有深入研究。

　　約翰遜將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崛起視為其早期理論的核心，這與後來提出的“發展型國家”理論有內在關聯。他在早期著作中強調，中共通過抗日民族主義和農民動員（如減租減息、基層組織建設）構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與地方治理體系，這不僅解釋了中共的崛起，還預示了戰後中國作為“發展型國家”的組織基礎——即高效的國家干預、制度整合與執行力。

　　研究中國問題的挪威學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則在其著作《決定性較量：中國內戰，1946–1950》中，探討了20世紀中國如何通過戰爭、革命和國際互動塑造國家形態。他特別強調抗日戰爭期間的動員與治理經驗，形成了影響1945年後與1949年後國家形態的關鍵連續性。

　　米特強調，抗戰後期國民黨政權的腐敗、通脹與行政失靈削弱了其合法性，而中共在敵後展現出的組織紀律與清廉、兼顧民生的政策，轉化為戰時與戰後連續性的政治優勢與治理能力基礎。

　　亞洲研究領域享有國際聲譽的美國學者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指出，戰時中共鍛造了“延安道路”。它把羣眾動員、有限土地改革與地方治理結合起來，併為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奠定基礎。

　　他認為，這不是單一政策，而是一套綜合性的治理組合，包括羣眾路線、減租減息、村級行政、紀律嚴明的部隊與廉潔的聲譽，把戰時的合法性轉化為可預見的國家能力。

　　知識分子的選擇也受政治情感影響。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研究強調中共的“情感動員”。它把國家權力與共同體、犧牲與正義的理想緊密相連，由此吸引學生與城市知識分子投身一個以集體參與實現民族救亡的運動。

　　這些觀點共同認為，在總體戰情境下，誰能同時提供有效的民族動員、基層治理與組織紀律，誰就能累積決定性的政治合法性與國家能力，而中共正是在這三方面形成了系統優勢。

　　外國學者還注意到了戰時的政治形態具有長久的後效，抗戰的勝利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和新中國成立奠定羣眾基礎、組織基礎與軍事基礎。抗戰精神轉化為新中國成立的重要精神與政治資源。

　　文安立強調：“抗日戰爭期間的動員與治理經驗，形成了影響1945年後與1949年後國家形態的關鍵連續性。”

　　方德萬的研究和分析也顯示了總體戰的制度邏輯，即從指揮、供給與動員的角度來看，中共將戰時的軍事組織能力轉化為戰後治理能力。

　　戰爭中鑄就的“強大國家”觀念並未隨勝利而消退。它成為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並延續至今。

　　約翰遜基於對抗戰研究而形成的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在後發展國家（如東亞經濟體）中，強大的國家能力是推動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關鍵基礎，國家通過干預市場、制定產業政策並有效執行來實現“趕超”式增長。

　　從這些研究看，中國從1949年的國家建設，到改革時代的現代化，再到當代的規劃，“建設強大國家”始終是主旋律。

　　五年計劃和相關項目從“四個現代化”到更長週期的國家目標與產業戰略，以及現代的精準扶貧與共同富裕，均可回溯到一個歷史的教訓：軟弱的國家無法保護其人民。

　　國際知名哲學家、曾在清華大學任教的貝淡寧（Daniel A. Bell）及多位外國學者都把“脱貧—共同富裕”解釋為對社會主義平等訴求的現代性迴歸，或者説是再闡釋，並視為中共自抗戰以來“強國家—能動員—有績效”的治理連續性的當代體現，且與執政合法性緊密相連。

　　米特等學者還認為，抗戰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居於中心位置，並塑造了中國對國際秩序及其自身角色的理解，也解釋了當下以國家能力與民族實力為核心的現代化議程的延續。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