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為什麼會成為是湖南人的“第二省會”？_風聞

在湖南有句話，“湖南人的成年禮就是‘流放嶺南’。”

這句玩笑話背後，其實是湖南和廣東，尤其是深圳的關係實在太過密切。

連官媒都自我幽默一把，主持人在節目中説：

湖南省會在哪裏？很多人會説是長沙，但無數在深圳的湖南人卻會告訴你，深圳也是湖南“省會”，當然這裏的“省會”，咱們作為正經的新聞欄目得打個引號。

近日，湖南衞視主動提出了“第二省會”概念

要知道，這可是湖南官媒主動提到“深圳是湖南人第二省會”的概念。

新聞背景是“湘超”聯賽即將在今年9月開戰，許多在深圳的湖南人提出，想以“湖南人第二省會”之名出戰家鄉賽場。

根據深圳官方數據，1000個深圳人中各省一名比例，除了本省廣東外，排名第一就是湖南，高達118人，甚至比“兩廣”中的廣西（107人）還高。

圖片來源：深圳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

湖南人自我“流放嶺南”，又有哪些故事？

沒有來過深圳的人，或許很難想象湘菜在深圳究竟有多火爆。

漫步福田CBD等寫字樓密集區域，每隔短短5分鐘行程，便能邂逅一家湘菜館；踏入凌晨的科技園宵夜攤，剁椒魚頭、小炒黃牛肉等經典湘菜，穩穩佔據程序員們宵夜菜單的前排。

深圳街頭，湖南氣質隨處可見

根據深圳市烹飪協會數據，當下深圳的湘菜門店數量已突破7000家，在外來菜系中一騎絕塵，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長沙以外的任何一座湖南城市。

打開大眾點評網站，深圳的湘菜館與各類粵菜、川菜、日料等菜系同台競爭，客單價相差無幾，充分説明湘菜已成功突破“地域菜系”侷限，深度融入到當地的多元商業生態。

而美團發佈的《2023中國中式餐飲白皮書》，更有力印證了湘菜在深圳的火爆走勢：當地湘菜訂單量同比增長幅度高達65%，在所有菜系裏增速領跑，銷量同比增速也達到36%，同樣位居TOP10品類榜首，把川菜、粵菜等品類遠遠甩在身後。

湘菜館滿足了眾多在深圳的湖南人的口味需求

頭部湘菜品牌在深圳的擴張速度，尤為迅猛。

以主打辣椒炒肉的“費大廚”為例，2018年初入深圳時僅有1家門店，而截至2025年4月，其在深圳的直營門店數量已躥升至30餘家，用餐高峯時段，食客排隊等候兩小時成為常態。

從定位高端宴請的“湘園玖號”，到人均消費僅30元左右、走親民路線的各類湘菜館，湘菜在深圳早已打破地域限制，成為全民熱捧、老少皆宜的“深圳味道”。

走進福田區的皇庭廣場，或許能更直觀感受到湘菜的影響力。

整個商場約有21家中式正餐門店，其中湘菜館就佔了8家，“辣可可”“小辣椒”“費大廚”等5家湘菜館位於商場同一層，足見其受歡迎程度之高。

深圳的湘菜館分佈圖表 圖片來源：紅餐網

有人或許會好奇：深圳人如此偏愛辣味的湘菜？

一方面，數百萬在深圳打拼的湖南人對家鄉味的眷戀是重要根基，他們的味蕾需求為湘菜發展提供了天然土壤。

另一方面，這與深圳職場明顯的收入差異密切相關。

作為大灣區的經濟強市，這裏既有月入數萬的技術人員，也有月薪不足5000的底層打工者，但無論哪種勞動者，都繞不開“每天吃什麼”的日常糾結。

而相較於部分菜系人均消費動輒過百的情況，湘菜憑藉“好吃不貴”“口味濃郁下飯”“出菜速度快”等特點，精準契合了深圳打工者需求，迅速跑出了全國領先的淨增長率。

部分知名湘菜品牌在深圳崛起的時間線 圖片來源：紅餐網

這種消費認同的背後，既是湘菜與深圳飲食需求的深度融合，也帶動了湖南相關產業的升級迭代，讓更多湖南農產品走出了家鄉，闖入整個大灣區。

為滿足深圳等地市場對鮮辣口感的需求，湖南嶽陽建起5萬畝辣椒種植基地，憑藉標準化種植將辣度誤差控制在5%以內；郴州的臘味企業引入冷鏈技術，將產品保質期從30天延長至180天，成為專供深圳商超的“湘味特產”。

看着遍佈深圳大街小巷的湘菜館，不禁讓人好奇：深圳，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湖南人？

其實就一句話，彼此距離近，又緊挨着。

湖南部分地區與廣東接壤十分緊密

從地圖上看，湖南與廣東接壤邊界長達630公里，湘南地區與珠三角更是“山水相依”：郴州搭乘高鐵前往深圳，耗時僅2小時；藍山縣駕車前往廣東地市，車程不過3小時。

再從地緣上看，湘南的衡陽、郴州、永州等地，既是湖南的南大門，也是中部地區對接粵港澳的前沿，均擁有多條去往珠三角的高鐵和高速線路。

回溯改革開放初期，彼時湖南作為人口大省，製造業集羣發展程度有限，難以充分吸納本地勞動力就業，而飛速崛起的深圳，憑藉特區政策優勢與廣闊發展機遇，自然而然成為了湖南人外出闖蕩的熱門“目的地”。

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也是地理區位與歷史進程共同作用的結果。

財經作者徐明天在《春天的故事》一書中記錄：

“20世紀90年代，湖南近一半外貿商品經深圳出口，10萬湖南勞力每年從深圳賺回2億元工資。”

那些懷揣夢想的湖南人，紛紛湧入深圳的工地、工廠、餐館，化身深圳特區建設的初代“生力軍”。

廣東的經濟快速發展離不開無數湖南打工者的貢獻

從富士康的生產線，到華為的松山湖基地，數百萬湖南籍技術人員依舊奮戰在崗位上，為深圳的科技創新事業持續注入澎湃動力，他們或是流水線上專注作業的工人，或是寫字樓裏伏案鑽研的工程師，雖身份平凡，卻是推動這座城市不斷向前發展的“隱形脊樑”。

時至今日，在深圳奮鬥的湖南人，身份也早已實現多元轉變，遠不止“打工人”這麼簡單。

深圳市湖南商會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2月，湘籍會員企業數量攀升至1100多家，其中不乏11家實力強勁的上市企業，業務廣泛覆蓋製造、電子、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

他們中先後湧現出了被譽為“微信之父”的張小龍（湖南洞口）、華大基因創始人汪健（湖南沅江）、匯川技術創始人朱興明（湖南嶽陽）、金蝶國際創始人徐少春（湖南沅江）、朗科科技創始人鄧國順（湖南常德）等領軍人物，共同構築起深圳高新產業的“半壁江山”。

在更廣闊的社會圖景中，無數普通湖南人依然在平凡崗位發光發熱。

清晨街道上辛勤清掃的環衞工、寫字樓入口處值守的保安、熱鬧夜市裏忙碌的攤主……

他們或許無緣新聞報道，可日復一日的堅守，卻已深深融入深圳的城市肌理，化作城市平穩運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口流動與味蕾共鳴之外，深圳與湖南的深度綁定，更藏在“深圳研發+湖南製造”的“雙總部”模式裏。

這種協同不是偶然，而是政策前瞻性佈局與市場自發選擇的共同結果。

2020年，湖南省率先出台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實施方案，從交通互聯、產業承接、科技協同等維度構建“融灣”路徑，

這些年在香港、深圳不斷舉辦的“湘親會”（港洽周），不僅是項目簽約的重要載體，更通過“湘商迴歸”工程搭建起情感與資本的雙向通道，讓在大灣區成長的湘籍企業家帶着技術、經驗回鄉興業，為“雙總部”模式鋪平了道路。

比亞迪是這一模式最生動的註腳。

長沙比亞迪是比亞迪集團核心製造樞紐基地

深圳總部聚焦核心技術攻堅，以百億級研發投入突破刀片電池等關鍵技術，掌握新能源汽車產業的“話語權”；而位於長沙的製造基地則承擔規模化生產重任，2024年下線72.3萬輛新能源汽車，約佔比亞迪全國產量的27.1%，在湖南全省新能源汽車產量中佔比更是近九成，成為支撐湖南先進製造業的核心樞紐。

這種“深圳創新+湖南製造”的分工，讓比亞迪在技術迭代與成本控制間找到完美平衡，在新能源汽車市場競爭中持續領跑。

湖南傳統制造業的智能化轉型，同樣受益於這種協同。

三一重工集團將深圳研發中心作為技術“大腦”，主導開發的智能控制系統落地長沙工廠後，關鍵工序無人化率提升至66%，生產週期縮短12天，實現了“算法優化生產邏輯、工廠釋放製造效能”完美閉環。

三一重工集團得到深圳研發中心的技術加持，產能大幅提升

數字經濟領域的協同，更是可圈可點。

“紮根長沙，拿深圳薪酬”，這是專注AI智能的萬興科技招聘海報上的一句話，精準概括了其“深圳總部+長沙中心”的獨特模式。

根據分工，萬興科技的深圳灣總部聚焦產品定義、核心技術研發與資本運作，把握創新方向；長沙麓谷團隊則承擔編碼、測試、運營等落地環節，雖身處長沙，但薪酬統一按深圳標準結算，這種“雙總部”模式既保障了人才待遇，也降低了區域運營成本。

2024年，萬興科技長沙團隊貢獻了公司60%的新功能開發與產品設計，人力綜合成本卻比深圳本地節省30%；省下來的預算被投入核心技術領域，讓公司在深圳總部多招募了50位算法工程師，成功實現創新效率提升與成本優化的雙重收益。

如今，這套“深湘合作”模式已被數十家湘籍企業複製，帶動湖南各類經濟不斷躍升，並延伸到交通、農業等多個領域。

長沙磁浮快線效率提升的背後，是中車株洲所與華為深圳團隊共同努力 圖片來源：中新社

中車株洲所與華為深圳團隊聯合研發的自動駕駛系統在長沙磁浮快線的應用，實現了99.88%的準點率，單程運行時間縮短了約2分鐘。長沙磁浮快線的日平均客流從試運營初期的5338人次增長到9102人次，增長了70.5%；大疆無人機技術與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合作的農業植保機在農業領域的應用廣泛，其植保無人機相比傳統的人工植保方式，使得傳統作業效率得到了顯著提升。

從人口流動的雙向奔赴，到湘菜產業鏈的價值共振，再到“雙總部”模式的深度協同，深圳乃至大灣區與湖南的經濟聯繫早已超越了“依附與被依附”的淺層定義。

深圳的燈光秀和長沙天空劇院焰火 圖片來源：深圳發佈

深圳與湖南，也猶如湘菜裏的辣椒與豆豉，在高温淬鍊中不斷激發出1+1＞2的獨特風味，讓兩地在高質量發展的餐桌上，共同烹出一盤熱氣騰騰的“區域協同硬菜”。

而這，或許正是“深圳是湖南第二省會”這句戲言背後，最生動的區域經濟密碼。